★☆★紫琉璃的小說分享地域★☆★

前言

 

 

我很想說，寫這本書就像一個愛的奉獻，但在費時兩年才完成的分秒過程中，感受卻并非如此。不斷重看“斯坦福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錄像帶、一再重讀他們準備的資料，對我而言無疑都是情感的折磨。時間已模糊了我的記憶：那些獄卒的惡行惡狀，犯人們所受的痛苦折磨，以及我消極容忍虐行繼續的罪行--姑息的罪惡。

 

我甚至也忘記此書的前半部分起筆于三十年前，是和另一家出版社簽約合作，但在開始動筆之后我很快便放棄了，雖然當時的我十分貼近事實，但卻還沒有再經歷一次這些體驗的準備。很慶幸我并沒有將它束之高閣，并且強迫自己重拾筆墨，因為現在時機成熟了。如今我更有智慧、能以更成熟的觀點切入，完成這項困難的任務。此外，阿布格萊布監獄(Abu Ghraib Prison)虐囚案與斯坦福監獄事件的相似性，正好提供一個機會，印證了監獄實驗的效度，并清楚地揭示心理動力如何推動真實監獄中聳人聽聞的虐待事件。

 

第二個阻礙我寫作的情感因素，來自于全身投入阿布格萊布監獄虐囚案的調查。身為一位軍事監獄守衛的專家證人(expert Witness)，我反而像是調查記者，而非社會心理學家。我必須了解與這位年輕人關涉的每件事情，常常與他見面訪談，與他家人通電話或通信聯系，了解他在矯治中心任職以及在軍隊中的情況，曾經與他一同服務的軍方人員也是我的調查對象。透過這些資料的搜集，我慢慢地能夠了解他當時身處于阿布格萊布監獄1A層級的感受，知道他是如何度過四十個從下午4點到凌晨4點的夜班值勤。擔任一位必須在審判中證明是由情境力量導致他犯下虐行的專家證人，我被準許調閱數百張墮落惡行的數碼照片資料，這著實是這項工作中，既丑陋又令人生厭的部分。此外，我也在這次任務中得以接觸到當時所有軍事和民事調查委員會的報告。而因為被告知在審判中不得攜帶任何寫有細節的筆記，所以我只能盡可能地記住所有關鍵點和結論。在獲知伊萬·弗雷德里克[Ivan Frederick，昵稱奇普(Chip)]中士被處以重判后，原本承受的情緒壓力更加沉重，而我也因此成為他與他的妻子馬莎(Martha)非正式的心理咨詢員。經過一些日子，在他們心中，我也成為他們的“菲爾叔叔”。

 

當時的我既沮喪又憤怒，首先，雖然我已多次詳述那些直接塑造他犯下惡行的軍中情境，但軍方卻仍不接受任何這些能減輕刑罰的陳述，減輕他的判決。原告和法官拒絕接受情境力量可能影響個人行為的概念。他們和這個文化中的大多數人一樣，都抱持標準的個人主義觀念，相信錯誤完全是由個人“性格傾向”造成，這也就意味著，奇普·弗雷德里克中士是在理性決定下犯下罪行。更讓我難過的是，我發現有許多“獨立”調查報告清楚地將虐囚的罪責指向高階主管，認為他們管理失當或不在現場領導才是釀成罪行的主因。這些來自于上將和政府高層的報告，證實了軍事和民事命令串聯成一個“大染缸”，把好好的士兵們變成了“壞蘋果”。

 

在斯坦福監獄實驗之后，我開始撰寫這本書，著手描寫情境力量左右行為的方式，這個力量遠超過我們所想，或者也得承認，它能在許多情境中塑造我們的行為。然而，當時的我忽略了讓好人為惡的更大動力--“系統”，情境便是由這個更復雜、更強大的動力所創造出來的。社會心理學有大量的資料能佐證，在特定情境下，情境力量遠遠勝于個體力量。我將會在本書的章節中，針對這類社會心理學資料加以說明。大多數心理學家對于深植于政治、經濟、宗教、歷史、文化中能夠定義情境且界定合法性的力量，已經麻木了。想要全面且完整地了解人類行為動力，就必須先能辨識個人、情境以及系統力量的范圍與限制。

 

要改變或避免不恰當的個體或團體行為，就必須了解他們帶人了什么力量、優點和弱點到情境之中。接著我們必須更清楚地辨識出，情境力量在特定行為之下復雜的全貌。修正這些情境力量或者學習避免它們，都能大大影響與減少不當的個體行為，效果遠大于只是在情境中針對個人的錯誤糾舉。也就是說，用公共衛生取向取代治療個體疾病與錯誤的標準醫學模式。除非對系統的真實力量有足夠的敏銳，并且充分了解系統運作的規定與法則，否則行為與情境的轉換，對我們而言是瞬息萬變的。而我也會在書中再三強調：“試圖去理解情境和系統如何影響個體行為，并不是為了替誰辯護，或是為了免除此人所犯下的非道德或非法行為的責任。”

 

為了解釋為何我將大部分的職業生涯投注在邪惡心理學的研究上--包括暴力、匿名、攻擊、酷刑及恐怖主義，我必須先提一提情境的塑造力量對我的影響。我出生于紐約市南布朗克斯區的貧民猶太區，成長環境影響了我日后對生活及重要事件的看法。發展有用的“街頭智慧”是在都市貧民區生活的生存法則，也就是要懂得辨認出誰有權，能幫助你或反對你，對哪些人該積極奉承而哪些人不該，要能夠辨認細微的情境線索，知所進退，何時應互惠，這一切，都是決定你是否能魚躍龍門的關鍵。

 

在那個海洛因及可卡因尚未入侵南布朗克斯區的時代，貧民區充斥著身無分文的人，一群沒有玩具和電子游戲機的猶太小孩，能一同玩耍便是最大的快樂。但這些小孩后來有些成為犯罪的受害者，有些成為加害人，有些我認為是好孩子，最后卻為非作歹，導致如此的原因，有時候是十分顯而易見的。讓我們來舉個例子，想象一下托尼的父親，只要托尼一犯錯，他就扒光托尼的衣服，罰他跪在浴缸里的硬果仁核上，這位虐待狂般的父親在平時卻性情和善，在同棟公寓的女士們面前更是魅力十足。而正值青少年期的托尼，性情因父親虐行的傷害而走偏了路，最后進了監牢。另一個孩子為了狠狠發泄挫折而活生生剝掉了貓皮。有些人剛加入幫派時，都必須先歷經偷竊、打架、胡作非為、恐嚇去猶太教堂的女孩和猶太小孩等等這類的儀式。這些都不會被認為是邪惡甚至壞事，因為他們只不過是聽從老大命令和遵守幫派規矩罷了

 

對我們而言，這些影響小孩的系統力量還存在于高大可惡的管理員猛然俯身踢你一腳，沒良心的房東可以因為沒繳房租逐出房客一家老小，把家當丟在路上等。我仍然為他們惡劣的行徑而感到可恥。但其實我們最大的敵人是警察，他們會在我們在街上(用掃帚把和斯伯丁橡膠球)玩曲棍球時，將我們一一撲倒，不由分說就沒收我們的掃帚把球桿，并且嚴禁我們在街上玩球。但是方圓一英里內沒有其他可供游戲的場地，我們僅有的就是街道，雖然對路人而言，我們的粉紅塑膠球有些危險。我記得有一次警察來的時候，我們把球桿藏了起來，但沒想到他們將我單獨叫出來，叫我說出球桿的位置。我拒絕回答，一名警察說要逮捕我，并且用力把我推向警車，我的頭狠狠地撞上了車門。自此以后，除非保證安全，我再也不相信穿制服的大人。

 

在這全然缺乏父母監督的成長背景下--因為在那時候，小孩和父母從不一起上街--引起我對人性來由的好奇，特別是人性的黑暗面。因此《路西法效應》在我心中已醞釀多年，從我的貧民區經驗一直到正式的心理科學訓練，這些經驗都讓我不斷質疑，企圖從實證中找到答案。

 

這本書的架構有點特別，第一章首先概述人類性格的轉變，好人和天使如何轉而為非作歹變成壞人，甚至成為十惡不赦的惡魔。這也接著引發一個基本問題：我們真正了解自己多少？一旦面臨陌生情境，有多少把握知道自己會做什么，不會做什么？我們是否會像上帝最愛的天使路西法一樣無法抵抗誘惑，對他人做出難以置信的事？

 

接著在陳述斯坦福監獄實驗的幾個章節中，將會呈現被隨機分派成犯人和獄卒的大學生在模擬監獄中行為轉變的過程--情況后來演變得過度逼真。這幾章的記錄形式就好比電影劇本，如同有一位旁白講述正上演的故事，并輔以一點心理學上的詮釋。只有在實驗結束之后(實驗比預期要早結束)才做出結論，并且思考從中學到的教訓，描述和解釋搜集到的證據，并闡述參與其中的心理歷程。

 

斯坦福監獄實驗得到的其中一個主要結論是：不論是細微或明顯的情境因素，皆可支配個體的抵抗意志。我們將借助社會科學的研究來詳述這一現象。我們看到廣大的受試者，如大學生、市民志愿者等等，能夠符合、遵守、服從，輕易地被誘惑去做在“情境力量場”(situationalforce field)之外無法想象的事。一系列心理動力運作過程，包括去個人化、服從威權、被動面對威脅、自我辯護與合理化，都是誘發好人為惡的因素。“去人性化”是讓平凡人性情大變、變得冷漠無情、甚至肆無忌憚地犯罪的主要運作過程之一，這就好比白內障，它能遮蔽人的思考，并促使當事人覺得其他人豬狗不如，認為敵人就應該受到酷刑折磨和殲滅。

 

有了這些分析工具之后，我們將轉而探討在伊拉克阿布格萊布監獄中，美軍獄警虐待與折磨囚犯的成因。有一派主張這些不道德的施虐事件是一些調皮士兵(俗稱“壞蘋果”)所為，我們將以有相同情境力量和心理運作歷程的斯坦福監獄實驗來審視這派說法。虐囚過程都記錄在士兵們拍攝的“戰利照片”中，我們將深入檢視地點、人物、情境，來為此事件下結論。

 

最后，我們要將整個環環相扣的敘述從個人、情境到系統串聯起來。借助近半打的虐囚案調查報告和關于人權和法律資料的證據，我采納檢察立場，在審判中加入“系統”的概念。在法律限制的是個人操守，而非針對情境和系統的前提下，我會控訴四位高階軍事主管，并延伸此論據，一同控訴布什政權內部的指揮共謀結構。讀者們可將自己視為陪審團，決定這些證據是否能讓每位被告的罪名成立。

 

這場探索陰暗心與靈的旅程，在最后一章將會有所轉折。我將在最后宣布好消息：人性終究是良善的，人們是可以通過一些方法，利用個體力量來挑戰情境與系統力量。在引用文獻與真實案例中，總是有些個人得以抵抗，不屈服于誘惑。這些人并不是天生有善良之神嘉惠，而是直覺上深知心理與社會的抵抗戰術。我會在文中詳述一套策略與戰術，協助所有人去對抗不愿接受的社會影響。這些建議綜合于我的個人經驗，而許多專精于“影響與說服”(influence and persuasion)社會心理學的同事們也貢獻了他們的智慧。

 

最后，當大多數人都選擇讓步不抵抗時，這時反叛者常會被視為對抗遵守、順從、服從之類強大勢力的英雄。由于這樣的英雄勇于行事不畏犧牲，我們會認為他們與眾不同。這樣獨特的個體確實存在，但他們應被視為英雄中的例外，少數會犧牲自己的英雄。比方說，他們是基于博愛主義的理想而奉獻自己的生命。但大部分的英雄卻是由時勢造就，在登高一呼之下毅然決定行動。因此，《路西法效應》將以頌揚存在于你我身邊的平凡英雄作為結尾。在“邪惡的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里，平凡人要對其同類最殘酷與墮落的卑劣行為負責，而我主張“英雄主義的平庸性”(banality of heroism)，則對每位隨時愿意盡人性本分的男男女女揮動英雄的旗幟。號角一旦響起，他們會明白這是朝著他們而來。當我們面對情境和系統的強大壓力時，都該堅持人類本性中最好的本質--以頌揚人性尊嚴來對抗邪惡。

 

 

 

 

 

第1章 邪惡心理學：情境中的性格轉換

 

 

心靈擁有其自我棲息之地，在其中可能創造出地獄中的天堂，也可能創造出天堂中的地獄。

 

--約翰·彌爾頓，《失樂園》(John Milton，Paradise Lost)

 

注視下頁那張漂亮的圖片一段時間，然后閉上眼睛，試著從記憶中回想它。

 

你的心靈之眼是否看見純白的天使們在黑暗的天堂上飛舞？或者你看見許多長角的黑魔鬼占據地獄亮白的天空？在藝術家埃舍爾(M．C．Escher)的創作中，兩種視覺效果出現的機會是同等的。但是一旦察覺到善與惡同時并存時，你將再也無法只見其一不聞其二。所以從現在開始，我將不會同意你再回頭好整以暇地將“善與完美”的一面與“邪惡與敗壞”的一面輕易劃為黑白兩道。在這本書的奇特旅程中，我希望你能一再思考一個問題：“我有可能成為惡魔嗎？”

 

埃舍爾的圖呈現了三個心理事實：第一，這世界充斥善與惡，從前如此，現在如此，以后也一定如此：第二，善與惡的分界可以互相滲透且模糊不清，第三，天使可以變成惡魔，令人難以相信的是，惡魔也可能變為天使。

 

路西法變成撒旦的例子，或許可以讓你更清楚記得這個善惡大逆轉。路西法是光之守護者，是上帝最寵愛的天使，直到他挑戰上帝的權威，帶領一群墮落天使投身地獄。在彌爾頓的《失樂園》中，撒旦自負地說：“在天堂為奴，不如在地獄為王。”在地獄里，路西法撒旦變成一個說謊者，靠著自夸、矛戟、號角與旗幟，成為該處的冒牌頂替者，其作為可媲美現今許多國家元首。在一次魔鬼領袖的會議：中，撒旦得知他無論如何都無法再回到天堂，他的親信別西卜(Beelzebub)于是提出最邪惡的計劃，以毀壞上帝最愛的杰作--人類--來報復上帝。但縱使撒旦成功引誘亞當和夏娃忤逆上帝走向罪惡，上帝仍宣稱終有一日他們將可獲得救贖。然而，上帝卻任憑撒旦游走禁制邊緣。于是撒旦謀同女巫誘惑人類，女巫因此成為驅魔者的眼中釘。撒旦一族的恐怖手段，孕育出了前所未見的邪惡體系。

 

路西法的罪孽，被中古世紀思想家認定為“貪愛”。對詩人但丁而言，從“貪愛”涌現之罪惡乃豺狼虎豹之惡，仿佛其精神內部有個深邃的黑洞，用再多權力和金錢都無法滿足。沉溺于貪愛的人，不論外在自我價值為何，都為貪愛利用，或用以強化自我。在但丁描寫的地獄中，因貪愛而犯罪的惡人要歸在第九層地獄，以冰湖凍結。因為他們一生自私地只為自己，所以判處在冰凍的自身中乞求永恒。為了讓人們只看見自己，撒旦與他的部署將人類的眼，從所有生物的和諧之愛中移開。

 

豺狼之惡使人類偏離慈悲，只求自身利益。在第九層地獄中，罪人受制于貪得無厭之心，所以凍結在自我囚禁的監獄里，那里的囚犯與獄卒，全都活在自我中心的現實中。

 

研究撒旦起源的歷史學家伊萊恩·帕格爾斯(Elaine Pagels)，以挑釁的論點提出反映真實人性的撒旦心理：

 

撒旦令人著迷之處在于他異于常人的特質，他喚起貪婪、嫉妒、欲望和憤怒，這些都被視為最壞的沖動，甚至可將人類比喻為禽獸的暴虐……最糟的是，邪惡似乎與超自然能力密切相關--在戰果之中我們發現，邪惡正是馬丁·布貝爾(Martin Buber)描述的上帝[全然他者(wholly other)]顛倒的魔鬼性格。

 

我們害怕魔鬼，卻為之著迷。我們創造魔鬼陰謀的神話，對此信以為真，并且相信自己足以組織力量去反抗。我們排擠“他者”，視之為危險的異己，對非我族類的過度縱欲與道德悖逆感到毛骨悚然，這全是出于對“他者”的無知。研究“邪惡化身”的宗教學教授戴維·法蘭克福(David Frankfurter)在妖魔化他者的社會架構下，做出以下說明：

 

“社會性他者”(social other)好比食人族、魔鬼、巫師、吸血鬼，或是以上綜合體，象征一概為對立的邪惡形象。這些社會邊緣人的故事，就像一出充斥野蠻行為、淫蕩習俗與怪物的劇本。但我們在思忖“差異性”之際懼喜交加的心情--因殖民、傳教、軍隊入侵時殘暴行為而產生的傷感情緒--確實會影響我們形成個人層面的幻想。

 

 

 

 

 

天使、惡魔，以及其他蕓蕓眾生的轉變

 

 

我寫《路西法效應》是為了試圖了解，好人或一般人如何轉變為去為非作歹的過程。首先，我們得面對最基本的問題：“是什么讓人為惡？”我們暫且摒除宗教的善惡二分法，以及先天不良或后天失調的原則。我們將以生活中的真實人們為例子，看他們是如何投入自己的工作，并且在人性混雜的大鍋爐中生存下來。換句話說，我們想要了解的是：性格如何在強大情境壓力下產生轉變？

 

讓我們為邪惡下一個定義。我的定義十分簡單，基于心理學一個原則：邪惡是建立于涉及傷害、虐待、命令、缺乏人性。毀滅無辜他者的刻意行為，或是使用權威、系統力量鼓勵且允許他人這么做，并從中取得利益。簡而言之，也就是“明知故犯”。

 

驅使人類行為的動力為何？是什么決定了人類的思考和行動？是什么讓我們一部分的人道德感深重、正直不阿，而相對地又是什么讓人容易拋棄禮規、犯下罪錯？我們在回答這些人性問題時，是否都先假設是“內在因素”決定了我們向上提升或向下沉淪？而都忽略了“外在因素”對于人類思考、感覺及行動的影響？在什么狀況下我們會成為情境或群體行為下的產物？有什么事是你自信絕不會在任何脅迫下做出的呢？

 

因為自我中心的偏見，大多數人都有認為自己是最特的幻覺。這個自利歸因的保護罩，讓許多人一廂情愿地相信自己在許多自陳測驗中處于平均值之上。我們往往習慣在自己的小世界中以管窺天，卻常常忽略了腳下踩踏著滑溜的斜坡。這種情況在強調個人取向的社會中十分常見，例如歐美社會，但較少見于亞洲、非洲和中東等強調群體取向社會。

 

在我們探索良善與邪惡的旅程中，請你先試著回答以下三個問題：你真的了解自己多少？你擁有哪些優點、哪些缺點？你的自我認知，是來自一個過去曾經出現相同行為的類似情境，還是在一個過去習慣飽受挑戰的新情境？根據這個脈絡來思考，你究竟有多了解日常生活中與你互動的人們，包括你的家人、朋友、同事及情人？

 

本書其中一項重點就在于強調，我們對于自己的認識往往來自昔日相同情境下的有限經驗，這其中牽涉了規則、法律、政策等各種外在壓力。我們上學、度假、聚會，支付賬單和稅金，日日年年如此，但是當我們暴露在全新、陌生的環境下，過去經驗或習慣無法應付時，會是如何呢？開始一個新工作、第一次和網友見面、參加新社團、被警察逮捕、從軍當兵、參加某個教派，或自愿擔任實驗受試者……當習以為常的游戲規則動搖了，你的老方法可能將不如從前一般好用。

 

現在，我希望你在看見不同形式的惡行時，能不斷詢問自己：“我也會這么做嗎？”我們將在后面章節檢視“盧旺達屠殺事件”、發生在南美洲圭亞那的“人民圣殿教”集體自殺事件、越南的“美萊大屠殺”，駭人的納粹集中營、全世界軍事和警方的嚴刑拷打、神父性侵教徒事件，以及搜查“安然”和“世界通訊”詐欺案中其公司主管可恥欺瞞行為的有關跡象。最后，我們會看看從這些恐怖事件中得到的線索，能如何解釋伊拉克阿布格萊布監獄虐囚案。我們將會發現這些都與心理學研究所提供的線索環環相扣，特別是斯坦福監獄實驗，緊緊關系著這些殘暴事件。

 

 

 

 

 

邪惡是“根深蒂固”還是“虛無易變”？

 

 

壁壘分明地辨別好人與壞人能讓我們感到安心，至少是基于以下兩點理由：第一，它建立了一則二分法的定律，在這樣的定律之下，邪惡被認定為“天性如此”。大部分人將邪惡視為一種內在不變的特質，也就是說，我們認定有些人性與生俱來，是他人所沒有的，因此，壞坯子最后必定依循他們的本性展露邪惡的一面，諸如希特勒、伊迪·阿明(Idi Amin)將軍、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這些我們視為惡魔的執行大屠殺的暴君們；然而，我們也無法否認生活之中有更多常見的“惡人”，如：毒販、強暴者、皮條客、老人詐騙集團，還有那些恃強凌弱摧毀兒童幸福的犯罪者。

 

其次，維持善惡二分法可令好人“免責”，好人們甚至不必反省自己是否可能造成、維持、延續或姑息以下這些情境--行為不良、犯罪、破壞公物、嘲弄、欺弱、強暴、酷刑、恐怖行動，以及暴力。并且，好人們可能會這么說：“這就是世界運轉的方式，我們并不能改變什么--至少確定我不能。”

 

另外一個觀點則是將“邪惡”視為“漸進式”，也就是隨環境不同，我們都可能為惡；代表任何人可在任何時間，或多或少表現出某項的特質(如聰慧、自傲、誠實或惡毒)，而這些特質無論是朝向善或惡的一面，都是可被改變的。漸進式的觀點，意味著某項特質的獲得是借由經驗、專注學習或外界提供犯罪機會的介入而來，簡言之，無論遺傳、個性或家世背景為何，我們都可以選擇學習向善或向惡。

 

 

 

 

 

另一種理解：特質、情境、系統

 

 

“特質論”之于“漸進論”，正對比于“特質的”之于“情境的”因素會如何影響行為。當面對一些不尋常的舉動、一些突發事件或一些反常無理的現象時，傳統取向是以某些導致行為的固有特質為了解來源，例如基因、個性、品格、自由意念等傾向，要是論及暴力行為，則研究其兇殘的人格特質，要是提及英雄壯舉，則搜尋個人利他奉獻的基因。

 

為什么美國小石城城郊社區爆發高中生槍械掃射，造成幾十名學生和老師死傷？為什么一對英國學生會在購物中心綁架三歲孩童，最后還冷血殺害？為什么無數巴基斯坦和伊拉克青年男女會成為自殺攻擊炸彈客？為什么許多歐洲國家的人民，明明曉得極有可能被納粹逮捕，危及自身和家人生命安全，仍然選擇保護猶太人？為什么許多國家里的“吹哨人”冒著個人損失的風險挺身而出，揭露當局者的不公正和不道德的行為？

 

對于以上問題，傳統的觀點(支持者大多擁有個人主義色彩濃厚的文化背景)會試圖以病理學及英雄主義來解釋。現今精神醫學、臨床心理學、人格與衡鑒心理學皆傾向特質論，而我們大多的體制也基于法律、醫學、宗教的立場，認為疾病、罪責、犯法應指向病者和罪者，因此，面對以上這些問題，將以“誰”的問題為出發點來了解這些事件：“誰”該負起責任？“誰”是罪魁禍首？“誰”應受譴責，而“誰”又應得贊揚？

 

社會心理學家在試圖了解非常態的行為原因時，會盡量避免這類針對特質的論斷，社會心理學家以自提的問題開始，尋求是“什么”造成結果，在“什么”狀況下會造成特定的反應，“什么”事件會引發行為，“什么”情境下最接近當事者狀況。社會心理學家會問，何種程度的個體行動可以追溯外在因素，如情境變項和特定安排下的環境歷程。

 

“特質取向”和“情境取向”就如同“健康醫療模式”和“公共衛生模式”。醫療模式嘗試在受影響的個人身上找尋病灶的來源，相對地，公共衛生模式的研究者認為，疾病的觸角衍生自環境創造出的致病狀態，生病常常只是環境病原體導致的最后結果。舉例來說，一個出現學習障礙的孩童，醫療模式會給予許多藥物上和行為上的處方來克服這項缺陷。但是從情境取向來看，由許多案例中可以了解，根本問題可能不只如此，尤其是低經濟水平這個外在因素。問題可能出自誤食家中墻壁剝落的油漆而造成鉛中毒，因此，結論就會是因為貧窮而使病情惡化。

 

從情境取向這種觀點來解釋問題，并非僅是概念分析上的抽象變化，更提供了解決個人與社會問題極為不同的方式。這樣的分析方式有著重要的涵義，并且提供直覺敏銳的心理學家們走人大眾的生活，試圖理解為什么人們會這樣做事、那樣做事，理解該怎么做才能讓生活變得更好。只是，在個人主義當道的社會中，很少不受特質論所影響的人，每每一發現問題，首要就是觀看動機、特征、基因和個人病史。大多數人在理解他人行為時，都傾向高估特質的重要性，而低估情境因素。

 

在接下來的幾章，我將提供一系列真實的證據來對抗特質論，并且擴展焦點顯示人們如何沉浸于情境中，因情境釋放的力量而改變性格。人和情境常常處于相互影響的狀態，縱使認為自己擁有穩定一致的人格，也可能不是真的。獨自工作與在團體中的自己可能不同，在浪漫氛圍中和在學校環境中不同、和朋友一起與陪伴陌生群眾時不同，旅行中或藏身自家小窩中的自己，也都可能不同。

 

 

 

 

 

“巫師之錘”和歐洲獵巫行動

 

 

《巫師之錘》(也稱為“女巫的骨錘”)是首先記載廣泛使用“特質論”來理解邪惡的書籍，它后來成為宗教審判的“圣經”，是宗教審判必讀的著作。書中內容起于一個亟待解答的謎團：在全善全能的上帝之下，惡魔何以仍舊存在？其中一種解答是，上帝允許它們存在是為了讓人們接受考驗，屈服于淫威之下的就下地獄，能抵抗邪惡者便得以上天堂。然而，因為亞當和夏娃的墮落，上帝會限制惡魔對人類的直接影響。所以惡魔們以派遣巫師作為中介者為策略，執行惡魔對人類的召喚，導致人們淪喪良知。

 

于是為了防止邪惡蔓延，處置散布各處的巫師，許多天主教國家以找出并消滅巫師為解決之道。從茫茫人海中找出惡魔的臥底，“識別”是首要工作，然后以各式各樣的嚴厲酷刑逼供，讓這些人承認自己的確為“異端”(heresy)，接著便殲滅這些“異端”(也就是我們熟知的獵巫行動)。無法在這樣的考驗下存活的就如此死去，簡單且直接。

 

就算不提起許多精密規劃的恐怖行動、酷刑和數以千計的未知滅族行動所造成的大量死傷數目，光是這種大幅簡化復雜議題的概念，就足以教人燃起一把對于宗教審判的無名火。形成“巫師”這樣低鄙的類別框架，提供社會快速解決惡魔的方式，只要惡魔使者的身份一被確認，就是實施酷刑、下油鍋、上火刑架。

 

在由男性主導的教會及國家中，我們不難想見為何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被冠上巫師之名。這些“異端”通常會因為幾種形式受到威脅：守寡、貧窮，丑陋、畸形，少數幾個特別的例子則是太傲慢和太有威權。宗教審判的工具，目前仍現形于世界各處的監獄中，在軍事或法律審問中心里更是標準執行程序(等我們拜訪阿布格萊布監獄時，會有更多的描述)。

 

 

 

 

 

系統力量由上而下的施壓優勢

 

 

整個社會體制如何像個大機器般地不斷創造、轉發意識形態？換句話說，它是怎么被更高階的因素--也就是系統的力量--所創造且塑造。不單只是特質和情境，“系統”也必須納入復雜行為模式的考慮之中。

 

當非法或是不道德的行為發生在像警察、懲治者、士兵等專業的公職人員身上時，這些人通常會被典型地認為是少見的“壞蘋果”，意指他們是少數的例外，必須擺在好壞界線的邊緣地帶。而制訂這個界線的人，通常是這整個系統的護衛者，他們希望能隔離問題、轉移視聽者的焦點，好讓注意力和責備都落到督導不周或失職的上級身上。像這種“蘋果特質論”，再次忽略了“蘋果”間的界線，以及可能的腐敗情況對所有蘋果的影響。于是，系統分析，應聚焦在有權設定這些界線標記的人物。

 

這些有權設定這些界線的權勢精英，通常就在玻璃帷幕之后規劃許多“我們”日常生活的情境，人們就在他們打造的社會結構下日復一日地生活。社會學家米爾斯(C. Wright Mills)曾啟示我們這個力量的黑洞。這些權勢精英所處的社會地位，讓他們得以輕易勝過我們任何人，他們可以決定許多重要議題并且產生重大的結果。只是，他們關鍵性的地位，遠遠比他們所下的決策更有巨大的影響力；錯誤的行動，遠遠比錯誤決策更嚴重。·他們聽從現代社會主要階級和系統的命令，操縱大型財團法人，運作國家機器并自認有特權，指導軍隊組織，壟斷社會建構的策略命令公告，集中了最有效的手段，享有權力、財富和名聲。

 

當這些各式各樣壟斷的權力結合起來，他們便開始定義、實現有如喬治·奧韋爾(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里所預言的我們的生活。這些軍事結合宗教的力量是最終的至高系統，它將掌握今日美國生活的資源和品質。

 

 

 

如果一個權力引起了長期的憂慮，就會變成恐懼。

 

--埃里克·霍弗《心靈的激情狀態》(Eric Hoffer，The Passionate State of Mind)

 

 

 

 

 

創造“敵人”的力量

 

 

這種創造“敵人”的力量，通常是不自己做骯臟事，就好像黑手黨老大總是把失誤丟給小弟承擔。系統利用影響和溝通向下(很少向上創造統治性的等級階層。當權勢精英想要摧毀敵國，宣傳老手就會施行制造仇恨的計劃。讓一個社會群體憎恨另一個社會群體，隔離他們，使他們痛苦，甚至殺害他們，這需要通過“敵意想象”這種心理建構，經由宣傳深植于人們心中，讓他者轉變成“敵人”。“敵意想象”是戰士最有力的動機，它能讓裝滿仇恨和恐懼的彈藥的槍聲響起，而這種懼怕敵人的想象，威脅著人們的內心安樂和社會國家的安全，鼓吹父母送孩子上戰場，讓政府改變優先法案，把犁刀變成刺刀。

 

這些全可以通過話語和圖像達成，海報、電視、雜志封面、電影、網絡上的戲劇化視覺影像，伴隨著強烈的恐懼和憤恨情緒，“敵意想象”于是刻進人類腦海深處。這個過程起始于創造對他人的刻板印象，先排除對方的人性，認定他人是無價值且邪惡的，是不可解的怪物。深刻的大眾恐懼，加上敵人威脅逼近，原本講道理的人，行為開始變得不理性，思考獨立自主的人開始不經意地盲目遵從，愛好和平者變成驍勇善戰的戰士。

 

社會哲學家薩姆·基恩(Sam Keen)出色地描述了敵意想象是如何由國家宣傳機器無中生有地制造出來以供戰爭之需，并揭示了它們所激發出來的力量”。為消滅敵人的欲望辯解，雖然有些事后諸葛，但還是能為官方記錄解套，卻未針對傷害作批判性的分析。

 

族群屠殺是敵意想象最極端的例子。我們已經知道希特勒如何使用宣傳機器，將猶太裔鄰居、同事甚至朋友，變成“全民公敵”，并且宣告他們應得“最后的審判”，他們在小學課本中，以圖片和文字強調所有猶太人都是可恥、且不值得同情的。

 

接下來，我會舉一些近代的例子，說明種族屠殺者如何使用強暴作為污蔑人性的武器，然后，我會展示當事人的復雜心路歷程。這個去人性化的部分，都可以借助實驗控制的方式及系統性分析來加以區分，并將關鍵的部分獨立出來。

 

 

 

 

 

違背人性的犯罪：種族滅絕、強暴以及恐怖襲擊

 

 

三千多年來的記載，告訴我們沒有人和國家可以免于邪惡勢力。在荷馬記載中的阿伽門農與特洛伊的戰爭里，希臘軍方的指揮者在進攻敵人之前告訴他的士兵們：“我們要讓敵方無一幸免，就連母親子宮里的孩？也不例外，只要是人，就必須完全去除其存在……”這句可惡的話，竟出自當時最文明的國度的一位貴族之口，那可是哲學、法學，古典戲劇的起源地啊。

 

同樣地，我們生于“大規模謀殺的世紀”。在由政府下達死亡命令，由士兵和市民執行的系統化謀殺下，已超過5000萬人因此喪命。1915年，奧斯曼土耳其人屠殺了150萬亞美尼亞人；20世紀中納粹肅清600萬猶太人、300萬蘇聯戰俘、200萬波蘭人和成千上萬“不受喜歡”的人們：柬埔寨的紅色高棉政權殺死170萬人民，伊拉克薩達姆的復興黨，被指控殺害10萬庫爾德族人：2006年，種族滅絕在蘇丹的達爾富爾地區爆發開來。然而，還有更多這樣的事件，在世界的角落被我們隨意忽略。

 

 

 

 

 

盧旺達強暴事件

 

 

位于非洲中心的盧旺達，愛好和平的圖西族學到一件事情，即使只是簡單的大砍刀，也可以造成大規模的摧毀。胡圖族人從1994年開始大規模屠殺圖西族，幾個月內就遍及全國，軍隊用砍刀和狼牙棒殺害了數以千計的無辜男人、女人、孩童。聯合國統計，約有80萬到100萬盧旺達人民在三個月內被謀害，是有史以來最兇惡殘暴的大屠殺，消滅了四分之三的圖西族人口。一個受害者回憶當時傷害他的人所說過的話：“我們要殺光所有的圖西族，然后有一天，胡圖族的孩子們會問：‘圖西族的小孩長什么樣子？”’

 

屠殺從前的朋友、隔壁的好鄰居，都只是“奉命行事”。一位胡圖族的屠殺者在十年后的一個訪談中提道：“殺害自己的鄰居是再糟不過的事情，我們曾經一起喝酒，他的牛會在我的土地上吃草，他就好比是我的親戚。”一個胡圖族的母親敘述她是如何活活打死一名鄰居的小孩，這個小孩又是怎么帶著驚訝，眼睜睜地看著昔日的友人、鄰居奪走他的生命。她說，一名政府人員告訴他們圖西族是他們的敵人，而且給了她一根狼牙棒，再給她丈夫一把砍刀，用來對抗敵人。她辯稱這是“幫”那孩子的忙，因為他的雙親已在先前的謀殺中過世，這可以避免讓他成為可憐的孤兒。

 

直到最近，世人才開始注意被大規模強暴的盧旺達婦女。對她們來說，那是駭人的恐怖攻擊，更是精神上的羞辱。經由一些記錄發現，這事件起于胡圖族領導者西爾韋斯特市長(Silvester Cacumbibi)，他偕眾輪暴了昔日好友的女兒，受害者表示，他在犯下惡行時告訴她：“我們不會浪費任何一顆子彈在你身上，我們將強暴你，讓你生不如死！”

 

在南京大屠殺中婦女受日軍侵犯事件(后面還會提到)中，因為早期調查的錯誤，也因為中國人“家丑不可外揚”的文化而隱瞞、模糊了事實，以至于我們對南京受害婦女的心理歷程的了解，并不如盧旺達事件婦女更了然。

 

當布塔雷(Butare)這個村莊的人民在邊界奮力抵抗胡圖敵軍的同時，臨時政府派遣了一個特殊人士去處理這個被看作“叛變”的事件。她是家庭及女性事務部的部長，也是在布塔雷村備受歡迎的政治寵兒，更在此處出生、長大。波利娜(Pauline Nyiramasuhuko)是圖西人，也曾經是一位社會工作者，開授過女性賦權的課程，是這個村莊的唯一希望。但是希望馬上就落空，因為她竟然策劃了一個可怕的陷阱，承諾族人紅十字人員將在村里的體育場提供食物和避難所，但實際上胡圖族的武裝暴民早已埋伏在那里，最后幾乎謀害了所有尋求庇護的村民。他們在暗處上膛開槍，丟出手榴彈，少數幸存者則被千刀萬剮、切成碎片。

 

波利娜還下了一道命令：“殺女人之前，必須先強暴她。”她還下令要另一組暴民從她車上拿汽油，澆上70位婦人與女孩，監視她們活生生被大火燒死。在殺死她們之前，她還征求暴民強暴這些受難者。一個年輕人告訴翻譯他沒辦法強暴她們，因為他們“殺了一天的人已經非常累了”！

 

羅絲，曾遭到波利娜的兒子沙朗強暴的一名年輕女子，她是唯一被允許活下來的圖西人，于是她能定期向上帝報告她在這次屠殺中見到的一切。她曾被迫看著母親被強暴，以及目擊20位親戚被殺害。

 

一份聯合國報告估計，至少有20萬女性在這短短時間內被強暴后殺害。她們被尖矛、子彈、酒瓶或香蕉樹的雄蕊刺人身體，性器官被砍刀切割，澆以滾水或強酸，乳房被切除。更可怕的是，這些由男性犯下的強暴罪刑，常常伴隨其他形式的生理酷刑并被當成公開表演，通過這樣的公開方式，促進胡圖人的社會聯結關系。他們更通過輪暴，共享患的友愛和忠誠。加倍顯露其恐怖和墮落之處。

 

這種去人性化是沒有界線的。一名胡圖族民兵拿著斧頭抵著一名十二歲孩童的喉嚨，強迫他在父親及其他五名被強迫打開大腿的姊妹面前，強暴自己的母親。艾滋病在幸存的受害者間傳染開來，持續擴大盧旺達的浩劫。紐約約翰杰伊學院(John Jay College)研究犯罪正義的歷史系教授查爾斯·斯特羅奇爾(Charles Strozier)認為，“以疾病、瘟疫為‘天啟’(apocalypse)的恐怖行動，就像生化戰的武器，殲滅生育者，導致一個族群的滅亡。”

 

我們該如何理解是什么力量促使波利娜犯下“一個女人對付敵方女人”的特殊罪行？綜合歷史和社會心理學，可以提供建立于“權力和地位差異”的解釋框架。首先，她受到一種普遍觀念影響，比起圖西女性的美麗和傲慢，胡圖女性的地位較低。圖西女性較高挑兒、白皙，并有較多白種人的特征，讓圖西女性比胡圖女性更受男性喜愛。

 

這個被武斷歸類的種族，來自比利時人和德國人殖民后的婚姻混血，他們說同樣的語言，信仰同一個宗教。殖民者強迫所有盧旺達人民佩戴辨識證，以分辨哪些是多數的胡圖人而哪些是少數的圖西人，后者則獲得較高的教育、行政管理機會。這或許成為波利娜被壓抑的復仇欲望。而她處在一個男性優勢威權之下，必須證實她的忠誠、順從、愛國，通過熱心于精心策劃犯罪、效忠上級監督者，永遠不在犯罪之前用女人的身份對抗敵人，這讓鼓勵大規模犯罪和強暴女性變得更容易，將受害者變成一個抽象概念，甚至給他們一個貶低的名稱：“蟑螂”--必須被消滅的物種。有一個更寫實的說法是，想象用討厭的色彩涂抹在敵人臉上，然后摧毀“畫布”。

 

如同我們無法想象的，有一些人會刻意鼓舞這些像魔鬼一樣的惡行。妮科爾·貝熱萬(Nicole Bergevin)，也就是波利娜的律師，在波利娜的種族屠殺審判中提醒我們：“當你進行謀殺罪審判時，你將會發現我們每個人都是有嫌疑的，而你是連做夢也不會承認這些行為，但是你開始了解每個人都是‘有嫌疑的’。這可能發生在我身上，也可能發生在我女兒身上，也可能是你身上。”

 

要更清楚了解本書中這其一的主要論點，可以參考艾莉森·德福爾熱(Alison Des Forges)這位人權守護者的看法。她曾經調查過很多類似的粗暴罪行，通過下面這段殘暴的行為描寫，我們可以從中窺見自己的反射：

 

這個行為就隱藏在我們每個人的表面之下，簡化種族屠殺，讓我們能輕易拉開自己與加害者之間的距離。他們是如此邪惡，我們不曾也不會做出同樣可惡的事情。但如果思考一下，真正了解到那些人是身處于一個嚴重的壓力情境下，而你卻武斷地質疑那就是他們的人性，這是令人擔憂的。當你被強迫去面臨這個情境， 而自問：“我會怎么做？”有時候答案就不如我們所愿了。

 

法國的新聞記者瓊·哈茨菲爾德(Jean Hatzfeld)訪問了十位因砍死數千名圖西人而正在坐牢的胡圖部隊成員。這些尋常百姓過去大都是農夫、愛去教堂的人，甚至是老師，但他們的證詞讓人心寒，他們的言辭一再挑戰我們無法置信的事情：人類能夠因為愚蠢的意識形態就放棄人性，追隨卓越且有吸引力的權威者所下的命令，消滅所有被標示為“敵人”者。讓我們仔細思考這些價值，并和杜魯門·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冷血》(In Cold Blood)做對照。

 

“殺人殺多了，對我而言就沒有意義了，我只想要確定，從殺害第一位男士一直到最后一位，我都不會對任何一位感到抱歉。”

 

“我們只不過奉命行事，在每個人的熱誠之下整隊，在足球場上成群結隊，出去獵殺如同有血緣的靈魂。”

 

“殺人的時候，如果有人因為悲傷的感覺而遲疑了，絕對必須小心他的嘴巴，不要說出自己猶豫的理由，害怕被控訴和敵人有串供關系。”

 

“我們殺掉紙上的人，沒有理由選擇、預期或特別害怕，我們是熟人的劊子手、鄰居的劊子手，只是計劃的劊子手。”

 

“我們的圖西鄰居，我們知道他們并沒有做壞事、沒有罪，但是我們認為所有的圖西人給我們長期以來添的麻煩就是不對。我們不再是一個一個的看著他們，我們不再停下來辨識他們以前的樣子，甚不再想和他們共事。和過去相處的經驗比起來，他們已經變成很大的威脅，讓我們無法再用共同體來看待。這就是我們殺他們的原因。”

 

“把圖西人逼上絕境的時候，我們不再把他們當成人類。我的意思是指不是像我們一樣的人，共享相同的想法和感覺。獵殺是殘暴的，獵人是殘暴的，犧牲者是殘暴的--殘暴占據了我們的心。”

 

這些殘忍的殺害和強暴，表達出一個我們會一再提到的主題。存活下來的圖西婦女貝爾特(Berthe)說：

 

以前我就知道一個人可以殺另一個人，因為那常常發生。現在我知道，即使你和另一個人共享食物或睡在同一張床上，甚至和他沒有任何過節，他也可以殺害你。最親近的鄰居可以用他突然產生的力量殺害你，這是我從種族屠殺中學到的，我眼睛里看見的已不再是這世界原本的面貌。

 

曾經逼迫聯合國指揮官對盧旺達施展援助任務的聯合國維和部隊指揮官羅密歐·達拉萊爾(Romeo Dallaire)將軍，雖然通過他英雄的壯舉，將他的經驗編寫成一部有力量的聲明書籍《與魔鬼握手》以拯救數千人，但是這位指揮官因為無力喚起聯合國更多的援助，無法預防更多的殘暴行為而感到心力交瘁。他后來得了嚴重的創傷后壓力征候，成為這場大屠殺中的心理受害者。

 

 

 

 

 

中國的南京大屠殺

 

 

令人驚恐但也很容易想象的是，強暴的概念其實一直被用來帶出其他無法想象的戰爭暴行。日本軍人在1937年的幾個月里，血淋淋地屠殺約26萬至35萬名中國人民。這個數字，遠比日本原子彈爆炸所造成死亡人數和歐洲所有國家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人民死亡人數都多。

 

重點不在于中國被屠殺的人數有多少，而是讓我們認清，加害人設計出“具創造性的邪惡”的方式，讓置他人于死地本身更令人向往。根據張純如的調查報告，這個恐怖事件起于中國男人被當作練習佩刀斬首的競賽，許多日本軍人更在強暴婦女之前先去除她們的內臟、切除乳房、活生生地將她們釘在墻上，當著其他家庭成員的面，父親被迫強暴他們的女兒，兒子強暴母親。

 

戰爭產生了殘酷和野蠻行為，以對抗任何被去人性、惡魔化的敵人。生動可怕的細節讓南京強暴事件惡名昭彰，軍人殘害手無寸鐵的無辜人民，但這只是用不人道對待老百姓(或者可稱為“異己者”)的人類歷史事件中的一環。英國軍隊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強暴人民，蘇維埃紅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和1945年至1948年間，強暴了約10萬柏林女性，1968年的美軍屠殺除了強暴和謀殺超過500位人民，最近五角大樓公布的秘密證據，更詳細描述了高達320起美國人對越南人和柬埔寨人民的殘暴事件。

 

 

 

 

 

實驗室里的去人性與道德背離

 

 

我們可以假設大部分的人在大部分時間里是有道德的動物。但是道德可好比汽車排擋，平常打到空擋的時候，道德會在，但如果汽車停在斜坡，汽車和駕駛就會緩緩向下滑動。這個時候，自然情境就會決定結果，而不是駕駛者的技巧或意圖。這個簡單的類比理論，可以捕捉道德背離理論的中心主旨，是我的斯坦福心理系同事阿爾伯特·班杜拉(Alben Bandura)發展出來的。下一章我們會回顧他的理論，幫助我們理解為什么一些好人可以被引導去做邪惡的事情。

 

我們首先回到班杜拉和他的助理所執行的實驗性研究，說明道德如何可以通過一個簡單的技巧來羞辱潛在的受害者，而道德的淪喪竟可以那么輕易。一個精簡的描述，就可以展現去人性化的力量，單一個字便可以增加對目標的攻擊性。先來看看，這個實驗是怎么進行的。

 

想象你是一名大學生，志愿參加一個問題解決團體的研究，團體共有三人，都是來自相同學校的學生。你的任務是幫助其他學校的學生改善他們的問題，策略則是懲罰錯誤。懲罰方式是執行電擊，并且在連續的試驗中增加電擊的強度。記錄你的名字和其他團體成員的名字之后，助理便離開，告訴實驗者研究可以開始進行。你將會有十次嘗試，可以自行決定對另一個房間里的其他學生團體使用何種程度的電擊懲罰。

 

偶然你會通過對講機聽到助理對實驗者抱怨另一群學生“感覺很像動物”，你并不知道這也是實驗腳本的一部分。而你也不知道，在另外兩個情境中，其他兩組和你一樣的學生都已經被隨機分配，由助理描述其他學生是“和善的人”，還是不下評語。

 

如此簡單的評語會產生任何影響嗎？一開始似乎沒有。在第一次的嘗試里，所有的團體都只使用低度的電擊，大約是第二級。但在聽到他人評語之后，每個團體的反應就不同了。對其他人一無所知的人，會給予平均第五級的電擊：以為其他人是“和善的人”，就會比較仁慈，給予顯著較少的電擊，大約第三級；然而，想象其他人“很像動物”的這一組人，便會停止對他們的同情，只要犯錯就會換來持續增強的電擊，而且明顯高過其他情境，增加到最高的第八級。

 

請仔細想想，這些簡單的評語在你心中運作的心理歷程。只是無意中聽到一個人的評語，一個沒見過面的權威者告訴你，那個跟你一樣的大學生看起來像動物，這些單一的描述，就可以改變你對這些人的心理架構，會讓你對理應和你相似的友善大學生的印象變得疏遠。新的心智狀態對你的行為具有強大的影響力。

 

對于為何會給“像動物”的學生這么多電擊，這些實驗學生事后解釋是為了要“給他們好好上一課”。這個例子使用實驗性的控制方法，研究發生在真實世界中會導致暴力原因的基本心理歷程，這將會在第12章和第13章有延伸的探討，也就是針對邪惡，行為科學家如何研究各種不同面向的心理學。

 

選擇是否讓道德標準參與其中的能力……幫助解釋人們為何可以在前一秒野蠻殘酷，而下一秒卻有同情心。

 

--阿爾伯特·班杜拉

 

 

 

 

 

可怕的阿布格萊布監獄虐待景像

 

 

本書背后驅使的動力，是為了了解美軍如何及為何會對位在伊拉克的阿布格萊布監獄犯人做出生理和心理的虐待行為。這些虐待影像證據于2004年5月在全世界爆發，那是我們第一次看到如此鮮明的歷史記錄：年輕的美國男性和女性，用令人無法想象的方式虐待他們應該保衛的人民。這些軍人在施展暴力行為時，甚至還以數字影像捕捉受害人遭受的痛苦。

 

為什么要留下這些一旦公開就會讓他們陷入麻煩的影像證據？在這些如戰利品般的照片里，他們就像獵人展示獵物般驕傲，我們看到微笑的男人和女人在虐待卑微的動物。這些影像有拳擊、摑耳光、踢犯人，跳到犯人的腳上，強迫他們赤裸，給他們戴上動物的毛和角錐。強迫赤裸的犯人在頭上戴女性內衣，強迫男性犯人在拍照或攝影時對微笑的女軍人手淫或口交。甚至把犯人掛在屋椽一段時間，用約束帶綁著犯人的頸子拖行，用沒有戴嘴套的惡犬嚇這些犯人。

 

“三角人”是其中一張從地牢跳射到全世界角落的人像照片：戴頭巾的囚犯站在街道的箱子上，囚犯的手從一件布滿電線的毯子下伸出來，電線裝在囚犯的手指上。囚犯被告知要是力氣用盡而掉出箱子，就會被活活電死。雖然實際上沒有通電，但囚犯相信這個謊言，想必是承受極大壓力。有更多殘酷的照片沒有被公開，理由是會對美國軍方和布什總統的指揮執行能力造成公信力和道德的傷害。我曾經看過的那幾百張照片，都非常令人觸目驚心。

 

這些照片讓我相當難過，我在里面看到了傲慢、對這些無助的囚犯強加羞辱的冷漠。一名才剛滿二十一歲的女軍官形容虐待是好玩的游戲，更讓人深感驚訝。

 

媒體和全世界的人都會問，為什么這七名男性和女性可以做出這種邪惡的行為，究竟是在什么情況下，監獄能讓原先狀態良好的軍人做出惡行。為了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對這些惡行進行了情境分析，這并非要為他們辯解或讓他們的行為合乎道德，而是要找出這個瘋狂行為的起因，我想要了解的是，為什么這些年輕人可以在這么短的時間之內轉變，做出這些令人難以想象的行為。

 

 

 

 

 

阿布格萊布監獄對比斯坦福監獄

 

 

阿布格萊布監獄所發生的景象和故事，之所以讓我震驚但不覺得意外，原因是我曾經看過類似的情況。30年前，我曾經在我自行指導設計的計劃中看過類似的恐怖景象：赤裸、戴上鐐銬的犯人頭上套著袋子、俯臥撐時獄卒踩著他們的背、用性暗示羞辱他們，讓犯人承受極端的苦痛壓力。不管是我的實驗或遙遠的伊拉克監獄，特別是惡名昭彰的阿布格萊布監獄，這些景象都可以相互呼應。

 

1971年夏天，在斯坦福大學里，一些大學生在一個模擬監獄里進行了一個實驗。我們將一切正常、健康、聰明的大學生隨機分派，讓他們在真實的監獄場景里扮演獄卒或囚犯角色，必須在監獄里生活和工作幾個禮拜。我的研究助理，克雷格·黑尼(Craig Haney)、科特·班克斯(Curt Banks)、戴維·賈菲(David Jaffe)和我，都想了解監禁下心理動力運作的情形。

 

平常的人如適應這些制度、場景？警衛和犯人的權力差異，如何終止他們正常的生活互動？把一個好人放到壞地方，這個人究竟是能戰勝環境還是讓環境影響他？或者，暴力只是真實監獄里常見的情況，反之在充滿良善的中產階級監獄里，這樣的情況就會消失？這是我們亟待詳細研究的議題，而一切就由簡單的監獄生活研究開始。

 

 

 

 

 

探索人類本質的黑暗面

 

 

這本書的旅程，就像詩人米爾頓所說的“看得見的黑暗”，帶領我們看清邪惡，藉由對于邪惡的定義，衍生出許多意義。許多曾對他人犯下惡行的人，通常是意志堅強、有最佳意識形態與道德的遵從者。人們被警告要小心路上的壞人，但這些壞人往往平庸一如鄰人。

 

我將邀請你用他們的觀點看穿他們的眼，讓你可以用當事人的觀點來看邪惡。有時候，這些觀點可能是很丑陋且骯臟的，但唯有通過檢視和了解罪惡的原因，我們才能經由正確的決定，創造共同的行動來改變、包容、轉化罪惡。

 

我將用斯坦福大學喬登大樓的地下室來幫助你了解，在這個特殊背景中，犯人、獄卒及警務長會變成什么樣子。雖然這個研究已通過媒體和研究機構發表而廣為人知，但是完整的故事并沒有詳細發表過。我將會逐一敘述這個事件的來龍去脈，以第一人稱、現在式的形式加以說明。在我們看完斯坦福監獄實驗蘊涵的倫理、理論和實踐之后，就可以擴展心理學對邪惡的研究基礎，通過探索大實驗的范圍和心理學家的領域研究，闡明情境力量和個人行為的相對關系。我們將會檢視一些主題，諸如順從、服從、去個人化、去人性化、道德背離及姑息的罪惡。

 

“人類不是命運的囚犯，而是他們心靈的囚犯。”這句話出自于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之口。無論單就字面上或是象征性的意義，監獄都是限制自由的好隱喻。斯坦福監獄實驗從一開始的象征性監獄，直到人類心理上的改變，成為完全真實的監獄情境。精神官能癥、低自尊、害羞、偏見、羞愧和過度害怕恐怖主義這些虛構的怪物，如何限制了我們自由、快樂的可能性，并且建構我們對周遭世界的評價？

 

讓我們細心體會在一個監獄里當警衛，或在一個恐怖、會虐待人的監獄里頭當犯人。我會帶領你到一個憲兵隊的軍事法庭，我們也將會見正這些軍人行為的負面附帶效果。

 

最后一章的第一部分會提供一些指導方針，教導你如何對抗有害的社會影響，如何抵抗專家的誘惑。我們想要了解如何對抗那些用心靈控制讓人遵從、順從、服從殘暴、自我懷疑及放棄選擇自由的策略。雖然我鼓吹情境的力量，但是我也認同人類警覺、審慎的行動力，一些了解情況的人會堅持他們的行為，而且不達目的絕不罷休。借助了解社會影響的運作，明白我們每個人都可能因為它彌漫滲透的力量而易受影響，但是我們也可以變成聰明且狡猾的消費者，不容易受到權威、團體動力、訴諸說服、順從策略所影響的人。

 

在書中的最后，與其思考自己是否可能為惡，也將請你思考自己是否能成為英雄。我相信任何一個人都是潛在的英雄，雖然可能會有個人的風險和犧牲，也能在對的情境時機做對的決定以幫助其他人。

 

在抵達令人開心的結論之前，我們還有很長的旅程要走，所以先來一杯吧！

 

 

 

權力對世界說：“你是我的”

 

世界將權力囚禁于她寶座之旁

 

愛對世界說：“我就是你”

 

這世界予愛出入她家居的自由

 

--泰戈爾，《飛鳥集》

 

 

 

 

 

第2章 星期日：突襲逮捕行動

 

 

這群彼此不認識的年輕人，并不曉得帕洛阿爾托市(Palo Alto)教堂的大鐘正為他們敲響，而他們的人生也即將開始轉變，邁向無法預知的道路。

 

這是1971年8月14日，早上9點55分，氣溫70華氏度，濕度低，一如以往，視野清楚寬廣，天空蔚藍少云。又是加州帕洛阿爾托市另一個適合拍成明信片風景的好日子，但你不會在上頭看到：這個西方天堂還能容忍一些不完美和不規律，好比街上的廢棄物或是隔壁鄰居花園的雜草。在像這里的一個地方，整日生活其中的感覺極為美好。

 

這是美國人心中最向往游憩的伊甸園，帕洛阿爾托市總共有6萬人口，一英里外有11000名在斯坦福大學求學居住的學生，上百棵棕櫚樹沿著斯坦福大學的路口伸向天空。斯坦福是一個超過8000英畝的不規則形狀小城，有自己的警力、消防部門和郵政單位。舊金山市只在往北約一個小時的車程之外，帕洛阿爾托市相較之下更安全、整潔，也更安靜，白人相對較多，大多數的黑人住在東城區101公路附近。跟我曾經住過的東帕洛阿爾托年久失修多層單身或雙人家庭公寓建筑比起來，這里就好像是高中老師會夢想住在里面的城市區段--如果他可以晚上開出租車賺到夠多錢的話。

 

然而就在這個綠洲的外圍，有些問題正開始慢慢醞釀。在橡樹園區，黑豹黨推廣著黑色驕傲，宣稱要回歸到黑色勢力，不但是抵制種族主義的行徑，而且“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因為喬治·杰克遜(George Jackson)的倡議，監獄變成了招募新血的中心--他和他的“索萊達兄弟會”(Soledad Brother)正要接受謀殺監獄獄卒罪名的審判。然而與此同時，女性解放運動正式起飛，致力于結束婦女次等市民的身份，并為她們造就更多新的機會，不得民心的越南戰爭規模和消耗的資源與日俱增。尼克松-基辛格(Nixon-Kissinger)當局對強大反戰聲浪所采取的強硬態度，使得這場悲劇更加惡化。“軍事和工業綜合體”是新一代的敵人，人們公開質疑“商業開發侵略”的價值。對于任何一個想要活得更有生氣有活力的人而言，時代精神大大不同于任何近代歷史。

 

 

 

 

 

社區之惡、社區之善

 

 

對照環繞著陌生人的紐約市和帕洛阿爾托市，我在這兩座城市中感受到不同的社區認同和個人認同，于是好奇心油然而生，決定執行一個實地實驗來檢視其中不同的樣貌和效標。我變得對反社會行為效應感興趣，想知道當人們覺得沒人可以辨識他們，也就是所謂的“匿名狀態”時，在處于外在煽動侵略情境下會如何反應。根據《蒼蠅王》(Lord of Files)一書，面具可以解放敵對的沖動，我做了許多研究，顯示那些較為“去個人化”(deindividuated)的受試者，比自覺較為“個人化”(individuated)的受試者不容易感到痛苦。而現在我想要知道，良善的帕洛阿爾托市民如何抵抗“破壞公物”的動人誘惑。于是我設計了一個關于帕洛阿爾托毀棄汽車的“實境研究”(candid camera-type field study)，并拿來和3000英里外的紐約布朗克斯相互對照。

 

我們把一輛外形亮眼、但取下車牌、拉下敞篷的汽車隨意停在紐約布朗克斯路間，拿下車牌是為了讓人認為這是一輛“報廢”車，引誘市民成為破壞者。我的研究團隊在極佳的觀察點拍攝布朗克斯大伙行動的照片，也錄下在帕洛阿爾托市的行為。記錄設備都還沒陳設好，就已經有第一組“破壞者”出現，并且想私吞這輛跑車。爸爸吩咐媽媽清理車廂，自己則動手拆電瓶，不忘提醒兒子查看置物箱。來來往往的不論開車或行走的路人，都停下來在這個拆除大賽中搶走車子上任何值錢的東西。緊接著重頭戲來了，一位“破壞者”在有系統地拆卸后，成功扒走這輛不堪一擊置于紐約的跑車。

 

《時代雜志》以《遺棄汽車日志》為題刊出這個令人感傷的都市匿名傳奇。幾天后，我們在布朗克斯記錄了23輛古董車遭受破壞的案件，這些“破壞者”大都是白人，衣著光鮮，擁有不錯的經濟環境，會受到較多警方協助而相較之下少有犯罪背景，并且是會非常同意投票支持增訂法規的一般市井小民。與我們預期不同的是，在這些破壞行為中，只有一件是小孩所犯，而且都是單純出自享受破壞的快感。更令人驚訝的是，這些破壞動作全發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們的紅外線完全派不上用場。“內在匿名”(internalized anonymity)效應，顯然無須黑暗便能展現無疑。

 

那么，我們遺棄在帕洛阿爾托市那部看來十分明顯、隨時讓人有機可乘的跑車，命運又是如何呢？我們驚訝地發現，經過了整整一個星期，竟然沒有任何人對它“下手”。人們路過、開車經過它，看著它，卻沒有任何人去碰它。喔，其實也不盡然，一天突然下起一場大雨，有位紳士過去將車子的敞篷蓋上(老天保佑沒讓引擎淋濕)。后來當我把車開回斯坦福校園時，三名附近的居民還報警說，有小偷偷了這輛被遺棄的車。

 

我對“社群”的操作型定義是：人們會對于所居地非尋常和可能違法的事件十分關心并且采取行動。我相信，這樣的“利社會行為”是來自互惠利他主義的前提假設--他人一樣也會這么對待我的財產及權利。

 

這個實驗讓我們感受到“匿名”的力量，當我們認為他人不認識我們，甚至問都不會問我們一聲時，可能就會促成反社會、自私自利的行為。我較早的研究著重在了解隱藏個人身份后解放了對他人施加暴力的控制，在情境的允許下，它會破壞人與人之間的既定常規。這個遺棄跑車事件延伸了這個概念，包括四周充滿匿名的環境時可能成為違反社會規范的前兆。

 

有趣的是，這個實例變成了“破窗理論”的實證證據。這個理論說明“大眾混亂”(public disorder)如何形成犯罪的情境刺激，然后引來真正的犯罪。藏在斗篷下的匿名人土，降低了他們對他人的責任及身為市民對自身行為的職責。在許多機構里，如學校或工作場合、軍事基地或者監獄，我們都見過此情此景。破窗理論的支持者認為，只要由街上移走廢棄的車輛、拭去墻上的涂鴉、修理破窗……這一類實質的混亂，就可以減少街頭的犯罪和混亂。有些證據顯示，這樣的前瞻估量果真在一些城市里運作得還不錯，像是紐約。只不過，并不是每個城市都有用。

 

帕洛阿爾托這樣的城市，社區精神在安穩中茁壯，人們關心物質上和社會上的生活質量，并且善用資源讓兩者皆能精進。這里有一股公正和信任的精神，而不是嘮叨吵鬧著不公平并且嬉笑怒罵地讓城市變成另一種樣貌。舉個例子：人們相信警方能夠控制犯罪且抵制惡流并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警察受過良好教育和訓練，友善并且正直！警察“理論上”應公平地對待人民，甚至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也應如此。只不過，人們忘了警察也不過是個藍領階級，無非只是可以在市府預算出現赤字時還能領到薪水、穿著藍色制服的普通人罷了。在某些特定的時候，他們，甚至也不得不因為上級的權威而違背自己的人道精神。這種事不太常發生在像帕洛阿爾托這樣的地方，但它還是以一種奇特的方式，在極大的震撼之下，引發了斯坦福實驗背后故事的契機。

 

 

 

 

 

居民與學生的對戰

 

 

在帕洛阿爾托市長久出色且良好的市民服務記錄中，唯一的污點發生于20世紀70年代因聯邦政府干涉印度支那，反戰學生開始破壞摧殘校園建筑物時。當時我幫忙組織了其他上千位學生，告訴那些破壞校園的學生，在他們這種有結構的反戰活動中，媒體只會針對暴力和破壞行為做負面的報道，對戰爭的進行根本毫無影響，若改用維護和平的理念，說不定能夠奏效。不幸的是，我們的新校長肯尼斯·皮策(Kenneth Pitzer)先生驚慌之余竟叫來了警察，就如同美國當時各地發生的對峙狀況，太多警察失去了他們專業里應有的耐心，動手打了原先他們應該保護的大學生們。另外，在這次校園沖突之中還有更暴力的警察：1967年10月、1970年5月，在威斯康星大學、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學、密西西比州杰克遜州立大學，學生被當地警察和國安人員開槍射傷，甚至殺害。

 

1970年5月2日《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以柬埔寨發展為訴求重心，校園反戰情緒再起，昨日各方發動各種表達形式，包括以下事件：在馬里蘭大學學生集會，并且沖撞位于校園運動場的預備軍官訓練總部之后，兩個國安單位在馬里蘭州州長馬文·曼德爾(Marvin Mandel）的指示下進駐。大約有2300位普林斯頓大學生和教職員決意挺身抗議至少到星期一下午，當大量安排好的集會出現，便意味著聯合抵制的社會功能……斯坦福校園的罷課事件發展成為加州校園互擲石頭的混亂流血事件，警方使用催淚瓦斯驅離示威群眾。

 

一份斯坦福報告描述了在小鎮所見的暴力程度：警察到校至少16次，并且逮捕了超過40人，其中最嚴重的示威活動，發生在1970年4月29日及30日美軍進攻柬埔寨之后。警方遠從舊金山調派警力，到處是石頭攻擊，第一次一連兩天在校園里使用催淚瓦斯，這就是校長肯尼斯·皮策口中的“悲劇”。大約有65人受傷，其中也包含警察。

 

一方是斯坦福校園社區的學生，另一方則是帕洛阿爾托市警察和走強硬路線的“鷹派”--大學城居民，兩者之間慢慢出現令人難受的氣氛。這是一個令人意外的沖突組合，過去在居民與學生之間不曾這般愛恨交織。

 

新上任的警察局局長詹姆斯·澤克(James Zurcher)于1971年2月接任時，很希望能解開這份沖突爆發后久久不散的敵意，因此接受了我的提議，共同合作一個市政警察計劃，由口才不錯的年輕警官帶領大學生參觀明亮大方的新警察部門，學生則以共進宿舍餐點并邀請他們進教室上課回報。我認為，日后或許會有一些年輕警官有興趣參與我們的研究。然而，我卻在這個過程里不經意創造了一群帕洛阿爾托市未來的小惡霸。

 

警察局局長澤克很想知道，一個人怎么社會化成為一個警察，又為什么一個新手會成為一個“好警察”。“棒極的主意！”我回答，“雖然我沒有權力進行這樣的研究，卻有些小權力可以研究監獄獄卒何以成為監獄獄卒，監獄獄卒在功能上和地域上相較下是更窄化的角色。如果我們請一些新進警察和大學生來扮演假獄卒和假犯人，你覺得如何？”對局長來說這似乎是個好主意，因為不論我的研究得到什么結論，對于菜鳥警察來說，無非都是良好的人際訓練經驗。于是，他同意派遣幾位菜鳥參與這次監獄實驗。我很高興，也知道只差臨門一腳了：請局長的菜鳥部下假逮捕即將成為模擬監獄中的犯人。

 

但是，就在我們準備開始的時候，警察局局長愿意出借部下來當獄卒或犯人的話卻食言了，理由是他們這兩個星期沒有額外的人力。雖然如此，他還是和氣地表明，他愿意以其他任何形式來協助我的監獄實驗。

 

我建議，為了讓這個研究開始的方式夠逼真，最理想的方式還是請真正的警察出面逮捕這些即將入獄的“假犯人”！它只會花費周日幾個小時的休假時間，但卻可以確定能讓這個研究的成功走出一大步。在被逮捕的同時體會到瞬間失去自由的感受，遠遠比自己走進斯坦福校園，自愿交出自由來當受試者更逼真。局長心不甘情不愿地答應，讓他的小隊長帶領部下，在星期日早上開著警車到各地執行逮捕任務。

 

 

 

 

 

出師未捷身先死

 

 

我所犯的錯，就是沒拿到白紙黑字的確認！實際上我們應該要求白紙黑字的書面文件(當時達成的協議，并沒有拍攝或錄音存盤)，當我發現問題時已經是星期六了，緊急打電話到警察局確認時，局長澤克早已去過他的周末假期了。真是個壞兆頭！

 

如我所預期的，星期日帕洛阿爾托警局值勤小隊長并沒有任何執行非法侵犯的大規模突襲逮捕意愿，當然不只是因為他沒有上司的書面授權。這樣的老骨頭，不會想要參與任何我所進行的研究，他顯然有許多其他更重要的事，比這個笨蛋實驗的“警察捉小偷”游戲來得有意義。在他的觀點里，心理學就是愛管閑事，探查他人不欲人知的隱私！在他的想象里，只要心理學家看著他的雙眼，就一定可以看穿他的心事，因此當他說“教授，非常抱歉，我很想協助你，但是規定就是規定，沒有上頭正式的授權我們不能派人”的時候，眼神總是逃避著我的雙眼。

 

在他以“不如你星期一再來吧，到時候局長在”來趕我離開之前，規劃周全的計劃正在我腦中一一展現，整個系統已經開始運作：我們在斯坦福心理系所地下室仔細設置模擬監獄，獄卒正在挑選制服，并且熱切地期待著他們的第一批犯人，第一天的食物也已經采買完畢，犯人的服裝也由我秘書的女兒親自手工縫紉完成，錄像帶組和牢里的監視攝影機也都架設妥當，學校的學生健康組、法律部門、消防部門，以及校警都全員戒備待命，租借的床與床單也已經安置妥當。并給令人望而卻步的后勤工作提供所需的空間和料理，至少有兩打自愿者照料他們長達兩星期的生活，一半的人日夜住在監獄里服務，另一半則要每天輪班工作八小時。我從沒有做過這樣的實驗：每一個階段超過一個受試對象而且不止一小時。因此，只要有一個人輕言說“不！”，全部的心血都會化為烏有！

 

我早就學到，“謹慎”是科學智慧的重要面，手上留著王牌更是聰明人的最佳策略，所以早在澤克局長放我鴿子之前，我就預期會有這樣的結果。因此我說服了一個在KRON電視臺工作的舊金山電視導演，為我們拍攝這個令人興奮又驚訝的警方逮捕行動，作為晚間新聞特別報道的主題。我指望媒體的力量可以軟化制度上對于研究計劃的抵制，甚至引誘娛樂界來拍攝站在我身旁執行逮捕行動的警察英姿--上電視！

 

“真的是十分遺憾啊！小隊長，我們今天不能進行局長預期我們會采取的行動了。枉費我們有從第四頻道來的電視攝影師，都準備好要拍攝今晚的逮捕行動，然后放上晚間新聞。這是貴單位建立良好公眾形象的好機會，不過，我想局長聽見你們今晚決定不照計劃行動時應該也不會太難過。”

 

“聽著，我不是不幫你，只是我不能保證我們弟兄們都能配合，我們不能放著正事不做，你知道的。”

 

虛榮，你的名字叫做電視新聞出鏡！

 

“為什么我們不把這件事丟給這里的兩位警官？如果他們不介意電視臺拍攝幾個例行的逮捕行動，接下來還是可以再去做局長交代的其他正事。”

 

“又不是什么大事情！”年輕的警察喬·斯帕拉科(Joe Spsraco)這么說，一邊梳理一頭黑卷發，一邊看著緊貼在電視臺工作人員肩膀上的大攝影機，“真是漫長的周日早晨啊，而這個看起來似乎有那么點趣味了。”

 

“好吧，我相信局長一定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如果你們都已經準備好了，我也不想太殺風景；但是聽我說，你最好準備好接到勤務通知，并且在我需要你的時候馬上終止實驗。”

 

這時我插話了：“警官，你可以為電視工作人員拼一下你的名字嗎，這樣他們才能在今晚的電視新聞播出時說出你的名字。”我必須確認他們在逮捕且送走犯人之前，不論帕洛阿爾托發生什么其他大事，他們都能夠配合，并確實逮捕我們的犯人，而且在總局完成正式的備案程序。

 

“一定是重大的實驗才會有電視新聞報道，對吧，哼，教授？”鮑伯警官問我，同時一手整理領帶另一手輕撫著配槍。

 

“我想電視工作者是這么想吧。”我這么說，心里十分明白自己岌岌可危的處境，有警察突擊逮捕的實驗，一定很不尋常而且會有些令人感興趣的效果，或許這就是局長允許我們執行的理由吧。這里是姓名和地址的清單，有九個嫌疑犯要被逮捕，我會與我的研究助理克雷格·黑尼同車，跟在你們警車之后。開慢一點，這樣攝影機才能捕捉到你們的行動。一次逮捕一個，都依照平日你們執行任務的程序，宣讀“米蘭達權利”，搜身且戴上手銬，視他們為具危險性的嫌疑犯。前五位的控訴是《刑法》第459條“破門盜竊”，其他四位是美國陸軍條例第221條“持械搶劫”，將每個嫌疑犯帶回總局，登記、印指模，填寫刑事鑒定卡，所有平日一貫的作業流程。

 

“送他們進拘留室后，再進行下一位嫌疑犯的逮捕行動，我們會轉送他們到我們的監獄，唯一較不合規定的要求是，在將他們收押到拘留室時，請你們蒙住他們的雙眼。因為當我們送他們到監獄時，不希望他們看到我們或看到前往的地方。克雷格和我的另一位助理科特·班克斯，以及我們的獄卒之一凡迪(Vandy)，將會負責運送工作。”

 

“聽起來不賴，教授。鮑伯和我可以搞定，沒問題的！”

 

 

 

 

 

好戲正式開場

 

 

喬、鮑伯和克雷格、攝影師、比爾和我離開隊長的辦公室，走下樓梯到檢查罪犯登記處。這個地方最近才由帕洛阿爾托總局改建過，看起來煥然一新，和舊監獄的味道相去甚遠。舊監獄并不是不堪使用，只是因為有些年紀。我想要警官和攝影師一同行動，以確保從逮捕第一個嫌犯到最后一個都盡可能按照標準流程。我曾告知攝影師這個實驗的目的，但是只有大略提過，因為我在意的是如何贏得值勤警官的配合。于是，我心中浮現了一個念頭，我應該安排一個詳細的說明，告訴他們這個研究的程序細節，以及為何做這類實驗的理由。這有助于形成一種團隊士氣，也能表現出我很在乎，愿意花時間聆聽且回答他們的問題。

 

“這些孩子知道自己將被逮捕嗎？我們有必要告訴他們這是實驗的一部分嗎？”

 

“喬，他們全都是自愿來過監獄生活，他們報名我們刊登在報紙上的招募廣告，參與為期兩周有關監禁的心理學實驗，一天不但可以賺15美元，而且……”

 

“等等！你說這些孩子只要蹲在監獄里兩個星期，一天還可以賺15美元？或許喬和我可以當自愿者，聽起來很好賺！”

 

“或許吧，或許真的挺好賺的，萬一有什么閃失，我們會重做一次研究，那時就會用一些警官來當犯人和獄卒，就像我跟你們局長提過的那樣。”

 

“好，到時盡管包在我們身上。”

 

“就如我剛剛所提到的，你們將逮捕的這九位學生是由《帕洛阿爾托時報》(Palo Alto Times)和《斯坦福日報》(The Stanford Daily)的上百名應征者中挑選出來的，我們淘汰掉一些怪人，或是過去曾有任何被逮捕的經驗，以及有生理或心理問題等等的應征者，再讓我的助理克雷格和科特進行長達一小時的心理評鑒和深度面談，最后才選出24位受試者。”

 

“24位受試者，每人一天15美元，共14天，你要付的可是筆大數目啊！這該不會是從你自己的口袋掏出來的吧，是嗎？博士？”

 

“一共5040美元，不過，我的研究來自政府海軍部門‘反社會行為研究’的經費補助，所以我不用自己付他們薪水。”

 

“全部學生都想當獄卒嗎？”

 

“不，事實上沒有一個人想當獄卒，他們都比較想當犯人。”

 

“怎么可能？當獄卒好像比較好玩，而且比當犯人少了許多麻煩，至少對我來講是如此，而且一天15美元當24個小時犯人這種小人物，倒不如當照常輪班的獄卒來得好賺。”

 

“是啊！獄卒分成三小組看守九個犯人，預計每天工作八小時之后換班。但學生們搶著當犯人的理由可能是因為：他們有機會被限制自由，比如像是征召入伍或是被控酒駕、拒絕服從市民義務或反戰，他們大多數都無法想象怎么當個監獄獄卒--他們并不是為了成為監獄獄卒而來念大學的。所以即使他們都是沖著酬勞而來，但是有一部分的人還是希望能學到一點什么，想了解當自己在監獄這個新奇的情境里時，能不能自我管理。”

 

“你怎么挑選你的獄卒，挑大個子？”

 

“不，喬，我們隨機分派這些志愿者，就像丟銅板，選到人頭的被分配去當獄卒，選字的被分配去當犯人。那些獄卒昨天才知道他們被抽中當獄卒，所以昨天就提早來到斯坦福心理系地下室的小小監獄，協助我們做最后的打點。現在他們已經覺得那里就像自己的地方，每個人都在附近的軍事零售店選了一件制服，而現在他們已經整裝完畢，等著我們開始行動。”

 

“你對這些獄卒們進行過任何訓練嗎？”

 

“我希望我有時間做這個，但是昨天我們才針對他們如何扮演這個新角色給了一些職前訓練，但沒有特定訓練。主要是提醒他們如何維持規定和秩序，不可以對犯人暴力相向，不能讓犯人逃跑。我還試著傳遞一些技巧，希望他們能夠借此創造犯人在監獄里頭的心理無力感。”

 

“那些被分派當犯人的孩子，只是簡單地被告知在家里、宿舍等候，還是如果他們住得太遠就讓他們先住進指定房屋里？他們今天早晨才會接獲訊息？”

 

“就快了啊。喬，我們要開始辦正事了。”

 

“我有兩個小問題還沒搞懂。”

 

“如果你的問題可以協助你在今晚的節目中表現得更好，當然，問吧。”

 

“我的問題是這樣的，博士。為什么你要克服建造斯坦福監獄林林總總的大小困難：逮捕這些大學生，付薪水，特別是我們已經有足夠的監獄和足夠的犯人可以供你研究？你大可以去國家監獄中觀察，去研究圣昆廷監獄里頭的行為。這樣難道不能夠幫助你了解真實監獄里的獄卒和犯人，給你想知道的答案？”

 

喬的問題一針見血，讓我瞬間恢復大學教授的角色，熱切地傳授知識給好奇的聆聽者。

 

“我對心理學上成為一個獄卒和一個犯人的意義產生極大的興趣，一個人在適應新角色時究竟經歷了什么樣的變化？是否可能在短短的幾周間就大大不同以往，完全認同、融入新角色呢？

 

“已經有許多社會學家、犯罪學家的監獄實地研究，但是它們都存在一個嚴重的缺點：這些研究人員從來沒有辦法自由觀察監獄里的每一個時段，他們的觀察通常受限于某些范圍。既然監獄里大致只有兩種階層--受刑人和工作人員，如果不被系統里的人所信任，研究者就只能在外頭一點點地偷瞧，只能觀看那些在導覽里被容許觀看的，鮮少有機會更深入監獄表面下的生活，探討和理解犯人和獄卒間關系的深層結構。我的方法，便是借助創造一個監獄的心理環境，讓研究者可以定位觀察、記錄和建檔所有被教化成犯人和獄卒的心理過程。”

 

“不錯，我想這是有道理的，你才會這么做。”比爾插嘴說道，“但是斯坦福監獄和真實監獄的極大差別，在于這些犯人和獄卒的類型，在真實的監獄中我們面對的罪犯都有暴力傾向，認為違反規定和攻擊獄卒根本沒什么，所以常常要有緊守強悍的保衛界限，必要時還要有頭破血流的準備。你的斯坦福小朋友們并不像真實監獄中的獄卒和犯人那么暴烈又有攻擊性。”

 

“我也有點意見，”鮑伯說，“博士，你怎么知道這些大學生會不會整天無所事事，白白來拿15美元，只是花錢請他們來找樂子、玩游戲？”

 

“首先，我想我應該先說明，我們的受試者只有一部分是斯坦福的大學生，其他人則來自全美各地甚至加拿大，你知道有許多年輕人夏天時會來圣弗朗西斯科灣地區，所以我趁他們在斯坦福或柏克萊課程結束時征召他們。但是你說得很對，斯坦福監獄的族群的確和真實監獄的犯人類型大不相同。我們挑選正常、健康的年輕受試者，心理的各個向度都在平均值附近。除了在這里的克雷格，還有另一個研究生科特，可以從前來面試的應征者中細心挑選。

 

克雷格看見他的良師益友在對他使眼色后，開始吐出字句，好讓話題就此打住：“在真實的監獄里，我們觀察到一些事件，例如犯人互相攻擊或獄卒擊倒受刑人時，我們沒辦法決定哪個特定的人或哪個特定情境的涉入程度。是有一些暴力派的反社會人士，也真的有些獄卒是殘暴成性，但是，這些性格特質就是監獄中的全部了嗎？老實說我存疑，我們必須把情境因素列入考慮。”

 

我笑容滿面聽著克雷格有說服力的論點，原先我也有同樣針對特質的疑問，克雷格向警官們解釋的論點，讓我更確定我的想法。我接過話頭，慢慢發揮我的迷你授課風格：

 

“基本的原理是這樣的：我們的研究試圖區分，是人們帶著什么走進監獄情境，情境又帶出了什么給那兒的人們。經由事先挑選，我們的受試者普遍代表了中產階級、受教育的年輕人，他們是學生的同質團體，有許多相類似的地方，隨機將他們分為‘獄卒’、‘犯人’兩個角色，但事實上這些人不但可以比對，而且隨時可以互換角色。犯人并不一定比獄卒兇殘邪惡、充滿敵意，獄卒也不一定是強烈尋求權力的權威者，在這個情況下，犯人和獄卒是相同的，沒有人真的想當獄卒，也沒有人真的犯罪而需要矯正監禁和處罰。兩個星期以后，這些年輕人是否還是難以辨別？他們的角色會不會改變他們的人格？我們能不能看見他們角色的轉換？這就是我們計劃去發現探討的！”

 

克雷格補充：“換個角度來看，你是在將好人放進邪惡的情境中，看看誰才是最后的贏家。”

 

“謝啦，克雷格，我喜歡這個說法！”攝影師比爾口沫橫飛地說，“我的導演希望我們把今晚的主題當作演戲一樣輕松看待，今天早上電視臺的通信機器自位輪不夠用，所以我必須一邊拍攝一邊找尋適合的角度，才能連續拍攝逮捕畫面。時間寶貴，教授，我們現在可以開始了嗎？”

 

“當然，比爾，只是，喬，我還沒回答你對實驗的第一個問題。”

 

“哪個？”

 

“這些犯人知道自己將被逮捕嗎？答案是‘不知道！’，他們只被告知要把早上的時間空下來參與實驗。他們可能會假設這個逮捕行動是實驗的一部分，因為他們并沒有犯下會被起訴的罪行。如果他們問你這個實驗的細節，請你模糊帶過，也不要說是或否。就只要像平常執行職務時做好該做的事情，忽略實驗以外的質疑和抗議。”

 

克雷格忍不住又多說了幾句：“就某種意義來說，逮捕，就好像任何其他他們會經歷的事情一樣，應該結合現實與幻想、角色扮演和自我認同。”

 

詞匯或許稍顯華麗，但是我想這么說沒什么不對。喬打開警車的警報器，戴上他的銀色反光太陽眼鏡，就好像電影《鐵窗喋血》中的帥氣警官，避免任何人直視他的眼睛。我跟克雷格一起大笑，知道接下來我們監獄的獄卒們也會戴上相同的眼鏡，創造“去個人化”的感覺。藝術、生活和研究正漸漸浮現。

 

 

 

 

 

“有個警察在外頭敲門”

 

 

“媽媽，媽媽，外面有一個警察，他要帶走修比(Hubbie)！”惠特羅家最小的女孩尖叫著。

 

德克斯特·惠特羅(Dexter Whittlow)太太一時聽不見小女孩到底在嚷什么，但是從尖叫聲聽來，她知道，勢必是孩子的爸爸才能處理得來的事。

 

“去叫爸爸過來。”惠特羅太太內心五味雜陳，不斷檢視自己的道德是否哪兒出錯了，因為她剛剛才憂心忡忡地從教堂回來，還在煩惱一些讓她擔憂的事情。最近她又常常擔心修比，也準備迎接一年兩次毛茸頭發、藍色眼珠的小迷人修比返家的假期，唯一讓她慶幸小修比上大學的好處，就是“看不見，忘得快”的效果，趁著這個機會，可以冷卻他和帕洛阿爾托高中小女友之間的感情。她常告訴兒子，一個成功的男人應該先成就事業，把兒女私情擱在一邊。

 

她唯一可以想到他的愛子可能犯的錯，就是和朋友一起出門鬼混，像上個月他們的惡作劇--把高中學校的瓷磚屋頂油漆一遍，或者扯掉或翻轉街上的告示牌。“這個點子真是幼稚極了，我早就說，修比，你會因此惹上麻煩的！”

 

“媽媽，爸爸不在家，他已經和馬斯登先生一起上高爾夫球課去了，修比下樓被警察逮捕了！”

 

“修比·惠特羅，你犯下了《刑法》第459條的破門盜竊罪，我現在要帶你回警局總部偵訊，在我搜身、戴上手銬之前，我必須宣讀你的公民權利。”[別忘了，電視攝影機正記錄這個經典的逮捕鏡頭，遠遠看去，現在的喬不但像個超級警察，簡直就是電影《警網》(Dragnet)中的主角喬·弗雷迪(Joe Friday)的化身。]

 

“請注意聽：你有權保持沉默，不必回答任何問題。如果你開口說話，那么你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會在法庭上作為呈堂證供。你有權聘請律師，并可要求在訊問的過程中有律師在場。如果你請不起律師，我們將免費為你提供一位公設辯護律師，會在審判過程中的任何階段陪同你。你了解你的權利了嗎？很好，現在記得你的這些權利，我要帶你到總局偵訊你所犯下的罪狀。現在，安靜地跟我走進警車。”

 

惠特羅太太看著乖兒子被搜身、戴上手銬，大鷹展翅地趴在警車上，嚇得目瞪口呆，就像電視新聞常看到的逮捕嫌疑犯的現場一樣。她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平穩地爭論：“這是因為什么？警官？”

 

“這位太太，我奉命來逮捕修比·惠特羅，因為他被指控破門盜竊，他……”

 

“我曉得，警官，我已經告訴過他不要去動那些路牌指標，他都是被那些愛玩的孩子給帶壞……”

 

“媽，你不了解，這只是我參加的……”

 

“警官，修比是個好男孩，我們愿意付任何代價好讓他不被帶走，你知道的嘛，只是小小惡作劇，不是真的有害人的企圖……”

 

這時有一小群鄰居聚集，遠遠地觀望，被可能威脅個人安全的誘餌吸引過來湊熱鬧，惠特羅太太試著忽略他們，避免干擾到她手頭上的要事：討好警官，好讓他們對乖兒子好一些。“如果喬治在這兒，他一定知道怎么處理這個狀況。”她心想，“這就是把高爾夫安排在星期天而不去祈禱的后果！”

 

“好了，讓我們繼續下去，我們今天行程滿滿。早上還有許多逮捕行動要執行。”喬一邊帶著嫌疑犯走進車里，一邊說道。

 

“媽媽，爸爸知道這件事情，你問他就好，他有簽下棄權書，不用擔心，這只是我參加的……”

 

警鈴響起，警燈開始閃爍，引來更多關切惠特羅太太的鄰居們，她的兒子看起來是個乖男孩，不像是會被逮捕的孩子。

 

修比心神不安，看著他母親憂傷的神情，感到罪惡不已，一個人坐在警車后座，和前座警察隔著一道保護鐵網。他說：“所以，這就是嫌疑犯的感覺？”想起鄰居帕爾默指著修比對他女兒大聲叫嚷：“這世界是怎么了，現在連惠特羅家的男孩都犯罪了？”他的臉頰瞬間漲紅。

 

總局里，偵訊的過程在嫌犯的配合下按常規順利進行，鮑伯警官起訴修比的同時，喬與我們討論第一個逮捕行動的過程。我認為花的時間有一點太長了，尤其是后頭還有八個嫌疑犯要逮捕。攝影師卻希望我們慢慢來，這樣他才能站到好位子，這故事需要一些好鏡頭才能串聯起來。我們同意，下一個逮捕行動可以小火慢燉地拍好連續動作，但是話說回來，電視新聞拍或不拍倒是其次，最重要的還是實驗本身，所以還是應該加快速度，惠特羅男孩就花了30分鐘，按照這個速度，我們要花上一整天才抓得完犯人。

 

我知道警官的合作要依靠媒體的力量，所以我擔心只要電視臺結束拍攝，他們就不情愿再去逮捕其他清單上的嫌疑犯。就像觀察這個實驗的某些部分一樣有趣，這部分的成敗可不是我能控制的。許多可能出錯的事，大多是我期待且試圖對抗的，只是到最后都會有一些不可預期的事件，可以輕易搞砸先前的最佳計劃。真實世界有太多不可控制的變量，像是社會學的場域。這是一個安全的實驗室實驗：受試者被起訴，實驗的行動是在精致的設計之下，受試者是在研究者的勢力范圍內。這是依照警察的質詢操作注意事項手冊的內容：“不要在嫌疑犯或目擊者的家中質詢；帶他們回到總局，當事者不熟悉這里，也缺少社會支持，你的地盤就是你可以做主的地方，并且不必擔心被非預期的事件所打擾。”

 

我溫柔地催促警官動作要再快一點，但是比爾一直不斷打斷我，要求多拍攝一些不同角度的鏡頭，喬蒙上修比的眼睛，按照刑事鑒定調查C11-6的規定，留下許多個人訊息和一系列的指模，最后用一張照片存證；在監獄里，我們會用我們的拍立得相機，當犯人穿上制服后自己給他們拍一張。修比企圖講個笑話，但是被喬猛然打斷：“你以為你是誰啊？你很聰明嗎？”因此，整個偵訊的過程中并沒有太多意見和情緒反應。而他現在一個人在小小的拘留室中，蒙著雙眼，孤單又無助，想著為什么要讓自己陷入這場混亂之中，問自己這一切是否值得。比較讓他感到安慰的是，他知道這些不是那么難以對付，他的爸爸、表哥、公設律師，都是他可以指望會幫他退出協議的人。

 

 

 

 

 

豬來了，豬來了！

 

 

下一個逮捕場景，是在帕洛阿爾托的一間小公寓里。

 

“道格！起床！該死，是警察。請等一下，他就快來了，拜托可以穿上你的褲子嗎？”

 

“什么意思？警察？他們干什么找上我們？聽著，蘇西，不要慌。放輕松，我們沒有做什么他們指控的事情，讓我去跟這些豬講話。我知道我的權利，這些法西斯沒辦法拿我們怎樣的。”

 

意識到這次碰上一個麻煩鬼的鮑伯警官，嘗試用友善的說服方式。

 

“你是道格·卡爾森(Doug KarIson)先生？”

 

“是啊，怎么了嗎？”

 

“我很遺憾，但是你被指控涉及違反《刑法》第459條，盜竊罪，我現在要逮捕你到市區的總局做筆錄，你有權保持沉默，但你所……”

 

“夠了，我知道我的權利，我不是什么笨蛋大學畢業生，我的逮捕令在哪兒？”

 

當鮑伯正在思考如何圓融地解決這個問題時，道格聽見附近教堂大鐘響起。今天是星期天！他竟然忘了今天是星期天！

 

他喃喃自語地說：“當犯人，呵，所以這就是那個游戲？我喜歡，我才不要去大學里頭當豬呢？不過說不定哪天我真的會被警察剝削，就像去年我在科羅拉多反戰示威中碰上的事。當我告訴那個面談的人--亨利，我記得他是這個名字--我不想要為了錢或經驗做這個，但是我想要看看，成為犯人的我是如何抵抗上頭的欺壓！”

 

“我想要先嘲笑一下那個蠢問題：‘由零到一百分量尺評估你兩個星期持續留在監獄實驗的成功可能性。’對我而言，一百分！輕而易舉，這不是一個真正的監獄，只是模擬的。如果我不認同，我放棄，簡單走開就是了。我很想知道他們對我對下面這個問題的回答有何反應：‘有什么工作是你自現在起的十年內最想從事的？’‘我理想中的志業，就是希望能承擔世界未來積極的一面--革命。’”

 

“我是誰？我有哪些特別的地方？我直截了當的表現如何啊？從宗教面來看，我是無神論者，按常規的角度來看，我是狂熱者，從政治面來看，，我是社會主義者，從心理健康的角度，我是健康的，由存在主義的社會面，我是分裂的、去人性和不帶感情的--我不太常哭。”

 

當道格大模大樣地坐在警車的后座時，他感覺到貧窮對他的壓迫，和從他國家中的資本----軍事統治者里奪回一些權力的必要。“當個犯人挺好的。”他這么想，“所有令人振奮的革命靈感都來自監獄經驗。”他覺得就好像和喬治·杰克遜一家親，喜歡他的文化修養，并且知道所有受壓迫的人們團結一致、同心協力，就能在革命中獲勝。或許這個小小實驗可以是訓練他心理和生理的第一步，讓他最終可以與法西斯統治的美國對抗下去。

 

筆錄警員不理會道格輕率無理的評論，當道格試著不伸直手指時，喬輕易地按住他每只手指，盡職、有效率地記錄了身高體重和指模。道格有點被“這些豬的力氣竟然這么大”嚇到了，也有可能是因為還沒吃早餐的饑餓感，讓他顯得軟弱無力。在漫漫的偵訊過程中，道格開始起了些偏執的念頭：“說不定，這些斯坦福的卑鄙小人真的把我交給了警察。我怎么會這么笨，給他們這么多我的個人背景資料？他們可能會用那些資料來對付我。”

 

“嘿，警官，”道格以高八度的聲調問道：“再告訴我一次，我被起訴什么罪？”

 

“偷竊，如果定罪，你應該關個兩年就可以申請假釋。”

 

 

 

 

 

警官，我準備好被逮捕了！

 

 

另一場預先計劃好的情節，也隨后在預先規劃好的接送地點開演，湯姆·湯普森(Tom Tompson)，站在我的秘書羅沙妮身旁。湯姆就像一個有著娃娃臉的彪形大漢，理著平頭，5英尺8英寸高，170磅的結實肌肉。如果世界上真有正直不阿的人，那么這個年輕的十八歲軍人絕對是其中之一。我們在面談時詢問他：“有什么工作是你自現在起的十年內最想要從事的？”他的回答令人驚訝：“在哪里或何時都已經不重要，應該有組織、有效率地工作，政府底下都沒組織沒效率。”

 

他對婚姻大事的規劃則是：“我計劃在我經濟穩定后結婚。”

 

是否有任何治療，藥物、鎮靜劑或犯罪記錄？他的回答是：“我從來沒有犯過罪，我依舊記得當我五六歲大的時候，看見我父親在商店購物時順手偷吃一塊糖果，我對他的行為感到十分羞愧。”

 

為了節省房租，湯姆·湯普森每晚睡在車子后座，這樣的住宿狀況并不舒適也不適合讀書，“最近有一次我還得擊退兩只蜘蛛，一只在我眼皮上，另一只在我嘴唇上。”為了維持他良好的信用，他才剛自己繳完暑期課程的全額貸款。他也一周45小時地做各式各樣的工作，吃剩菜剩飯，就是為了存下個學期的學費。由于他的韌性和勤儉，他計劃提早六個月畢業。他也利用空閑時間認真地鍛煉自己的身體，顯然是利用沒有約會和沒有朋友邀約的時間。

 

參與研究是因為薪水，對湯姆來說這是十分理想的工作，因為他的課程和暑期工作已經結束，又正需要一筆錢。三餐正常、有真的床可睡，甚至有熱水澡可以洗，就好像抽中樂透一樣開心。然而，除此之外，應該沒人會跟他一樣這么想--他把這兩星期的時間，看作一個有錢拿的快樂假期。

 

他并沒有在金斯利路450號等太久，我們的警車就來到他1965年出產的雪佛蘭后面。隔沒多遠是克雷格的菲亞特，勇敢無畏的攝影師正在拍攝今天最后一次的逮捕行動；稍后在總局里，還加拍了許多室內的連續鏡頭，接著才跟著我們回到我們的監獄。比爾急著送這些珍貴的搶先畫面回KRON電視臺--因為平常的電視新聞頭條都十分無聊。

 

“警官，我是湯姆·湯普森，我已經準備好被逮捕，不會有任何反抗。”

 

鮑伯十分懷疑這位同學，認定他一定是某種想要證明自己空手道段數的怪人。手銬咔啦一聲戴上，米蘭達權利甚至念都還沒念，鮑伯就急著對他搜身，比其他人都徹底，看他有沒有藏匿武器。他的不抵抗，反而給人一種古怪的感覺，當一個人面對逮捕時，這樣未免太從容、太有自信，通常這代表事有蹊蹺：這男人可能帶著槍，或者只是代罪的羔羊，還是別的什么不對勁。“我不是心理學家，”事后喬對我說，“但我總覺得湯普森這家伙有些詭異，他好像是軍隊訓練出來的士官--敵軍派來臥底的。”

 

幸運的是，帕洛阿爾托市這個星期天沒有任何犯罪案或是貓在樹上下不來的民生案件，把鮑伯和喬從有史以來最有效率的逮捕行動中叫走。傍晚時分，所有的犯人都已經做完筆錄，帶到了我們的監獄。在那里，我們虎視眈眈的獄卒們正等候著。這些年輕人將離開帕洛阿爾托天堂，到喬登大樓心理學系，從水泥樓梯間走人完全改觀的地下室，對某些人而言，那是墜入地獄的開始。

 

 

 

 

 

第3章 墮落儀式正式開始

 

 

當被蒙住眼睛的犯人一一被護送到喬登大樓，步入我們的小監獄之后，我們的獄卒便命令他們先脫光衣服，裸著身站著，手臂打直面墻，兩腳打開。他們一直維持這個不舒服的姿勢很久，因為獄卒們正處理最后的雜務，像是將犯人所屬物品打包交給看管者、整理獄卒活動區域，并且分配三間獄房的床位，因而忽略了他們。在他們穿上制服之前，還要先在他們身上撒粉，號稱是用來除虱，以免污染了我們的監獄。在沒有任何工作人員鼓吹、煽動的情形下，有些獄卒開始嘲笑犯人的陰莖大小，評論最小的陰莖尺寸，或是嘲笑他們兩邊睪丸不對稱--男孩們的低級玩笑！

 

犯人依舊被蒙住雙眼，一個一個拿到他們的囚服，沒什么好幻想期待的，就是一件工作服，分別在正面和背面都有識別號碼的棕褐色棉質衣服。制服是從男生軍用品專賣店買到、整套在那兒繡上號碼的。女人的絲襪則被拿來當作犯人戴在頭上的制服帽，代替剛入獄時必須剃光頭的例行程序。戴上絲襪帽也是一種消滅個人特色的方式，凸顯他們在監獄階級中默默無名的地位。接著，每個犯人穿上一雙塑膠拖鞋，腳踝上串著鎖鏈--不斷提醒他們現在是在坐牢。當他們從熟睡中突然醒來時，腳踝上的鎖鏈也會立刻提醒他們現在是什么身份。犯人都不準穿內衣褲，所以當他們彎腰時，后頭的春光就會外泄。

 

當所有犯人都著裝完畢后，這些獄卒才取下他們蒙眼的帶子，讓他們在墻上的大鏡子里看到自己的全新樣貌，接著再用拍立得相機留下個人的識別照，在官方筆錄中存盤，并且以識別號碼替代“名字”一欄。就像許多機構的習慣，如新兵軍營、監獄、療養院、低等工作場所等等，對犯人的羞辱才剛開始。

 

“頭不要亂動！嘴巴不準張開！手不要亂動！腳不要亂動！哪里都不準動！閉嘴！乖乖站在那里！”獄卒阿內特(Arnett)咆哮著首度宣示權威。他和另外兩個白天一同值班的獄卒蘭德里(Landry)和馬庫斯(Markus)，在剛剛脫下犯人衣物再讓他們著裝時，已經開始以脅迫的態度揮舞警棍。前四個犯人排成一列，被訓誡著這里的基本規則。這些規則，是前一天這些獄卒和“典獄長”于職前說明時共同制訂的。“我不喜歡典獄長糾正我的做事方法。”阿內特這么說，“所以我會用最令人滿意的方式對待你們，休想糾正我。聽清楚這些規則，你們必須使用識別號碼稱呼每一個犯人，而稱呼獄卒們‘獄警先生’！”

 

更多的犯人被帶進大廳，一樣經過除虱更新著裝程序，被迫加入面壁思過的行列，聆聽教誨。這些獄卒會以嚴肅的口吻宣告：“有些犯人已經知道這里的規矩，有些還不知道在里頭應該如何活動，所以你們必須要學習！”每項規則被緩慢、嚴肅、命令式地朗讀，相較之下，犯人顯得無精打采，坐立不安地注視著新環境。

 

“7258號，起立！立正站好！”阿內特開始拿規則來考犯人，要求高又吹毛求疵，并且使用嚴肅的聲調來強調軍法禮儀規范，他擺出來的樣子，好像是告訴大家他只是盡本分做他該做的工作，沒有任何個人企圖。但是犯人們可不這么想，他們咯咯地笑，不把他的話當一回事。他們“尚未”融入這個犯人的角色。

 

“不準笑！”另一個頂著濃密金色長發、矮胖的獄卒蘭德里大聲訓斥，他足足比阿內特矮上6英寸。阿內特又高又瘦，鷹鉤鼻，深棕卷發，嘴唇緊閉微撅。

 

突然間，典獄長戴維·賈菲走進監獄。“靠墻站著，注意聆聽所有規則的宣讀！”阿內特立刻說道。事實上賈菲是我一個大學部的學生，是個小伙子，大概只有5英尺5英寸高，但現在看起來仿佛更高，因為他站姿挺拔、縮緊肩膀、把頭抬得高高--他已經為他的角色做好準備了。

 

我在一個用窗簾遮蔽的窗戶后，觀察這一切，這個隔間是為了隱藏攝影機和錄音系統，隔間位在監獄大廳南隅。在窗簾之后，科特·班克斯和其他研究團隊將會記錄一系列這兩周里發生的大小事，如吃飯時間、犯人報數，親朋好友探監時間，監獄牧師時間，以及任何騷動的發生。我們沒有足夠的經費可讓我們不間斷記錄，所以我們必須審慎地挑選特定的適合時間。這也是一個讓實驗者和其他觀察者都可以觀察實驗卻不打擾實驗進行的恰當地方，而且，實驗的參與者都不曉得被攝影和觀看。只是，我們也只能觀察或是拍攝那些在我們面前的監獄大廳中發生的事件。

 

雖然我們無法監視牢房內部，但是我們聽得到聲音。牢房安裝了監聽設備，我們可以竊聽一些犯人的談話；犯人都不知道有隱藏式的麥克風暗置在間接照明的配電盤后方。從這個資訊可以了解私底下他們的想法和感覺，也能夠明白他們到底會分享什么樣的事物。這個方式，也可能有利于我們辨識哪些是承受過壓力、特別需要關切的犯人。

 

我很驚訝典獄長賈菲竟然扮演得有模有樣，想當初，第一次見面他還穿著運動夾克搭配領帶，那時的學生嬉皮風正當道，他的品位相較下十分少見，令人驚訝的是，為了融入新的角色，他竟然割舍了他索尼·博諾式的大胡子。我告訴賈菲，現在正是來個典獄長自我介紹的時候。他有些不情愿，因為他的個性并不強勢，私底下其實是個低調安靜的人。因為在附加的訓練前他剛好出城一趟，昨天回來只趕得上獄卒的職前說明，難免感到有些狀況外，特別是克雷格和科特來自研究所，而他只是個大學部學生。或許他會感到不太自在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他是整個“6英尺高團隊”中個子最小的一個。但是他挺起脊背，成為其中最強硬也最投入的一員。

 

“或許你們已經知道了，我是你們的典獄長，你們全部因為某些原因沒有辦法自由在外頭的真實世界中活動，以某種角度來說，你們缺少了一些作為一個偉大國家公民的責任感。在監獄里，我們，也就是你們的懲治人員，將會協助你們學習什么是身為這個國家市民的責任。你們剛剛聽到的這些規則，在不久的將來，將會貼在每間牢房里，我們期待你們能夠詳加了解，并且都能夠按號碼背誦。如果你們遵守這些規定，金盆洗手、痛改前非，表露出真正的悔過態度，就可以和我們相安無事。希望我不必太常見到你們。”

 

真是一場驚人的演說。接著獄卒馬庫斯下令，也是他第一次對眾人發言：“還不趕快感謝典獄長對你們說的這席話！”九位犯人異口同聲大聲喊出謝謝--只是沒有帶著多少真心誠意就是了。

 

 

 

 

 

這就是你要依循的生活規定

 

 

現在，是強加一些特定情境形式的時候了。這可以讓新進的犯人了解一系列的規范，也就是關于這兩周的一些行為規定。在獄卒昨天的職前說明熱烈討論之下，大家紛紛提出意見，由賈菲把這些意見整理成一條條的規定。

 

獄卒阿內特和典獄長賈菲討論過后，決定讓阿內特大聲朗讀所有的規定--也是他邁向日班首領地位的第一步。他從容緩慢地念出，還會特別注意咬字。

 

1．犯人在休息時間必須保持安靜，譬如熄燈后、用餐中和任何在大廳之外的時間。

 

2．犯人必須在用餐時間進食，也只能在用餐時間進食。

 

3．犯人必須配合參與獄中的任何活動。

 

4．犯人必須保持囚房的整潔，床鋪要整理，個人用品擺放整齊，不可以弄臟地板。

 

5．犯人不可移動、更改、涂污、毀壞墻壁、天花板、 窗戶、 門等監獄財產。

 

6. 犯人不可操作囚房燈光。

 

7．犯人只能用識別號碼稱呼彼此。

 

8. 犯人必須稱呼獄卒是“獄警先生”，典獄長為“總獄警先生”。

 

9．假釋之前，犯人都禁止談論關于“實驗”或是“刺激”的情境。

 

“我們已經念完一半了，希望你們可以維持注意力，因為你們必須遵守和記住每一條規則，我們會隨時抽查！”獄卒預先警告他的新命令。

 

10．犯人只允許去廁所五分鐘，沒有任何犯人可以被允許在去過之后一小時之內再去一趟廁所，廁所將會有獄卒固定巡察。

 

11．抽煙是基本權利，但只允許在吃飯后或由當時輪值獄卒來判斷。不容許在囚室里頭抽煙。濫用抽煙的權利，會招致永久廢除權利的可能。

 

12．信件是基本權利，不過所有進出監獄的信件都要檢閱審查。

 

13．探訪是基本權利，犯人可以接受親友的探訪，但僅限于大廳，探訪將受到獄卒的監督，獄卒可視情況中止探訪。

 

14，所有犯人在任何地方見到典獄長、監獄獄卒或其他訪客時，都必須起立站著，等待指令后才能坐下或繼續動作。

 

15．犯人必須遵守任何時間獄卒所下的命令，獄卒的命令就等于書面命令；典獄長的命令，等同于獄卒命令和書面命令。監獄警務長的命令則是最高指令。

 

16．犯人必須向獄卒告發任何違反規定者。

 

“最后一項，但也是最重要的，這項規定就是要你們記住所有這十七條規矩！”獄卒阿內特補充預示的警告。

 

17．沒有遵守以上十六條規定者，一律接受處罰！

 

緊接著發言的是獄卒蘭德里。他決定做些事情并且重讀這些規定，最后再錦上添花加上自己的意見：“犯人是整個懲治共同體的一部分，因此為了讓這個共同體運作順利，你們必須遵守以上這些規定。”

 

賈菲點頭表示同意。他已經開始喜歡把一切當作監獄共同體，在其中理性的人們和平地訂定并遵守這些規則。

 

 

 

 

 

開始報數

 

 

根據前一天職前說明所訂定的計劃，獄卒蘭德里繼續打造獄卒的權威感--命令他們報數。“好，現在起你最好和你的識別號碼熟悉一點。我要你們從左到右開始報數，快一點！”犯人大聲報著自己或三或四碼、繡在衣服前的號碼。“還不錯，但是我想要仔細地看看它們。”犯人們不情愿地挺起身子、立正站好，“你們慢吞吞地站也站不好，每個人十下俯臥撐！”(接下來俯臥撐變成獄卒們固定的控制和處罰手段。)“你在笑嗎？”賈菲問，“我看得很清楚那是在笑，這一點也不好笑，這很嚴肅的，這是你應盡的本分，你必須讓你自己更投入才行！”賈菲說完后就離開大廳，問我們他的開場表現如何。克雷格、科特和我一致輕拍他，贊賞他的表現，“干得好啊，戴維，做得太好了”。

 

許多監獄在一開始就要求報數，是管理上的需求，以確保所有犯人都在場，并且沒有任何逃監或是生了病留在囚房等等需要更多注意的情形。在這個例子里頭，報數的第二個目的是為了讓他們更熟悉自2新的號碼身份，我們希望他們開始思考，自己和其他人一樣是一個有編號的犯人，而不是有名有姓的一般人。有趣的是報數的形式如何改變，從最初只是例行公事地記憶自己的編號，到最后在大家面前報上自己的編號，好讓獄卒們一再展現他們對于犯人的權威感。即使兩組學生都是研究受試者，一開始也可以角色互換，但融入角色之后，報數的過程無非是轉變的一種公眾展現。

 

最后犯人們被送進囚房，再次要求記住規則和并認識他的新室友，囚房充滿了匿名的監獄生活味道，但事實上只是小辦公室改建成的。大約10乘以12英尺大小，里頭幾乎空無一物，原先的辦公桌都被移走，改成三張吊床擠在一起，只有三號囚房比較特殊，還多了水槽和水龍頭。但是我們關閉了三號囚房，希望當成囚犯表現良好時的酬賞。房門都換成特制的黑色門，在一扇小窗下有一條條鐵杠，每扇門的囚房號碼都顯著地貼在門上。囚房就在大廳右邊墻壁的后面，正好給我們以單透鏡子觀察的一個絕佳的觀察點。

 

大廳是一個長窄走道，大約9英尺寬、38英尺長，沒有任何窗戶，只有簡單的氖燈照明，唯一的出人口在走廊遠處盡頭、觀察窗的正對面。因為只有一個逃生出口，所以我們有幾個滅火器在附近，以防祝融之災，是在審查和批準我們進行研究的斯坦福大學人類受試者研究委員會的指示下所購買。(然而，滅火器也可能是個好武器！)

 

昨天這些獄卒們開始在大廳墻上張貼標志，設計成“斯坦福郡大監獄”，另一個是“沒有許可下禁止吸煙”，第三個則是預告作為暗示禁閉室所在位置--“黑洞”。禁閉室就是一個嵌在墻里的小衣櫥，就在囚房的對面，過去用來當作儲藏室，拿走那些檔案箱子，就空出了約1平方米的空間。

 

這是不知道哪個難以駕馭的犯人必須孤單度過時光的地方，以此作為重大過錯的處罰。在這個黑暗的小空間中，犯人可以站起來也可以蹲或坐在地上，關禁閉的時間長短取決于獄卒的命令。里頭可以聽見大廳發生的事情，而且大家用力敲打黑洞的門時，砰砰的聲音會非常響亮。

 

犯人被送進前就被分配好囚房，一號囚房是3401、5704和7258，一號囚房819、1037和8612，而三號囚房是2093、4325和5486。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就像戰俘，多少個戰俘作為一個單位，而不像一般的監獄，原先就有一群犯人。犯人有進有出，新囚犯進入監獄后，要經過一段社交的過程。

 

 

 

 

 

獄卒排班表

 

 

獄 卒 犯 人

 

日班早上10點至下午6點 阿內特馬庫斯大蘭德里(約翰) 一號囚房 3401格倫5704保羅7258修比

 

小夜班下午6點至凌晨2點 赫爾曼柏登小蘭德里(喬夫) 二號囚房 819斯圖爾特1037里奇8612道格

 

大夜班凌晨2點至早上10點 丹迪賽羅斯瓦尼施 三號囚房 2093湯姆“中士”4325吉姆5486杰里

 

后備獄卒 莫里森彼得斯

 

總的來說，我們的監獄比起戰俘營有人情味多了，而且相較于艱苦地方--像阿布格萊布監獄--當然更寬敞、整潔、有秩序。(但是最近，薩達姆在美國士兵做更多這些事之前，做過更多惡名昭彰的虐待及謀殺案例。)還有，除了相較下的舒適，斯坦福監獄場景也恐怖地成為多年后阿布格萊布案軍備警官的先示預兆。

 

 

 

 

 

角色適應

 

 

獄卒們花了一些時間才開始適應他們的角色，從三班輪值的最后撰寫的獄卒換班報告看來，我們發現凡迪最不自在，他不確定怎么做才能成為一個好獄卒，希望能有一些訓練，也總認為自己對犯人太好是一種罪過。喬夫·蘭德里，也就是約翰·蘭德里的弟弟，報告他感到十分愧疚，因為在“墮落儀式”中命令犯人裸體站著，讓他們飽受羞辱，以不舒服的姿勢持續一段時間。他很難受，因為縱使他不贊同這些做法，卻沒嘗試停止某些事。為了放下心中令人不適的重擔，若沒必要他會盡可能的離開大廳，以免不斷經歷這些讓他不舒服的互動。獄卒阿內特是社會學的研究生，比他人都年長個幾歲，懷疑這次犯人的征召有其預期效果。他擔心其他兩位和他共同輪班的獄卒太“斯文”，會讓值班的安全堪慮。即使只是經過第一天短暫的交手，阿內特便可以指出哪些犯人是麻煩鬼，而哪些是“令人滿意的”。他并且指出一件在逮捕時我們都沒有觀察到、警官喬卻特別提到的那個人--湯姆·湯普森，也就是犯人2093。

 

阿內特不喜歡2093，因為他“太乖”了，并且“堅持忠誠于所有的命令和規范”。(事實上，2093因為他的軍國主義作風，全然服從所有命令，之后被其他犯人取了一個綽號“中士”。)他對我們的情境而言十分重要，并且可能引起獄卒們內在的沖突，我們必須注意剛開始面談時他所說的話，以及回想湯姆在被警察逮捕時的一些事情。

 

相較之下，犯人819認為整個情境相當有“娛樂性”，他發現搶頭香、第一個報數很好玩，“只是個玩笑罷了！”而且他感覺有些獄卒也這么覺得。犯人1037看過其他人和他自己一樣被羞辱的過程，卻拒絕看得太重，比較在意他的饑餓程度；早餐他只吃一小塊面包，期待著那天從來沒有到來的午餐。他假定沒有午餐是獄卒們另一種處罰的方式，即使大多數的犯人都安分守法。不過事實上，我們之所以忘了提供午餐，只是因為逮捕行動花了太多時間而忘了去拿，那時我們還有許多事情要處理，例如一個原先扮演獄卒的同學臨陣脫逃。幸好，我們臨時從原先的篩選名單中即時找到替換的夜班人選--獄卒柏登(Burdan)。

 

 

 

 

 

小夜班接手

 

 

晚間6點之前，小夜班就先到監獄穿上他們的制服，試戴他們的銀色反光太陽鏡，并且配備口哨、手銬和警棍。他們向離入口沒幾步的獄卒辦公室報到，同一條走廊上是典獄長和警長辦公室，每個門上都印著各自的標示。白日班的獄卒見過他們的新伙伴，告訴他們今天所有事都在掌握之中，但也補充提到有些犯人還沒有完全“進入狀況”，必須受監視，并且施加一些壓力以維持秩序。“我們會做得很好，明天你來會看到他們服服帖帖的。”一個新來的獄卒如此吹噓。

 

第一餐會在7點鐘送過來，這是件輕松的差事，就像是吃自助餐一樣擺設在大廳。那里只容得下六個人，所以當六個人吃完再叫其余三個快點過來吃剩下的。犯人8612試圖說服其他人罷工，以抗議這個“讓人無法接受”的監獄情境，但是他們太餓、太累，沒辦法馬上實行。8612是聰明的道格·卡爾森，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在被逮捕的時候還在耍嘴皮子。

 

回到他們的囚房，犯人依舊有秩序地保持安靜，只有819和8612大聲對談大笑，“馬上”執行罷工行動。犯人5704，一群人中個子最高的，本來都一直保持安靜，但現在因為他的煙癮犯了，他要求還給他香煙，卻被告知“如果他當一個好囚犯的話，才可以得到抽煙的權力”。5704挑戰這個原則，說這樣違反規定，但還是沒用。依據這個實驗的規則，每個受試者都有權隨時離開，但是這些不高興的犯人似乎都忘記了。他們可以采用以離開來威脅的策略，改善他們目前的狀況，減少承受這些愚蠢的麻煩，卻并沒有這么做，反而漸漸地更融入角色之中。

 

典獄長第一天最后的公事，就是告訴所有犯人關于就快到來的“探訪夜”的事情，只要有朋友或親人在附近，犯人可以寫信告訴他們來探訪的事情。他描述寫信的流程，并且給每個需要的人一支筆、斯坦福郡大監獄信紙，以及貼了郵票的信封。他們寫完信還得在后頭加注“寫信時間”，才交回這些東西。典獄長把話說得很明白，獄卒們有這些信件的處理權，可以決定哪些人被允許寫信與否；因為某人可能不遵守哪些規則，獄卒可能不知道某人的識別號碼，又或許獄卒有其他的理由。

 

在這些寫好的信件送交獄卒后，小夜班開始第一次報數，犯人便依序回到囚房中。當然，工作人員為了安全考慮看了所有的信件，也在出之前復印建檔，這個探訪夜和郵件的誘惑，接下來變成了獄卒們直覺上和實際中用來加強控制囚犯的工具。

 

 

 

 

 

報數的新意義

 

 

正式形式上，就我可以想到的報數有兩種功能：讓犯人熟悉自己的識別號碼，并且在每次交班的時候確認大家都在。在許多監獄里，報數被視為一種訓練犯人的手段，但縱使一開始的報數顯得單純，我們每晚的報數和他們早就出現對立的角色，到最后變成了一種逐漸擴大增強的痛苦經驗。

 

“好，男孩們，我們要來做個小小的報數！這會很好玩的！”

 

獄卒赫爾曼(Hellmann)咧嘴笑著告訴他們，獄卒小蘭德里很快地補充：“你越快做，就會越早結束。”這些疲累的犯人走到大廳、排好隊伍時，都沉默地繃著臉，眼神沒有交集。對他們來說，這已經是漫長的一天，誰知道他們昨晚最后終于入睡之前，心里是怎么想這個實驗的？

 

小蘭德里下命令：“向后轉，手抬起來抵著墻壁。不準交談！你希望整晚都一直做這個動作嗎？我們就做到你們做對為止，開始一個一個報數！”赫爾曼跟著火上澆油：“給我做快點！給我大聲喊出來！”犯人們遵從了，但是：“我還是沒聽清楚，再做一次，小伙子，做得糟透了，慢吞吞的，再給我做一遍。”“這就對了！”小蘭德里插話，“但我們必須再做一次。”幾個成員馬上大聲呼喊，赫爾曼卻更大聲地吼叫：“停！這叫做大聲？或許你們沒有聽清楚我的話。我說要再大聲一點，我說要再清楚一點。”“讓我看看他們能不能倒著數回來，現在從另一頭數回來！”小蘭德里一副開玩笑的樣子說，“嘿，我不希望有任何一個人偷笑！”赫爾曼則粗暴地說：“我們今晚就在這里做到對為止！”

 

有些犯人已經察覺，支配優勢之爭已在赫爾曼和小蘭德里兩個獄卒中引爆開來。從不認真看待這一切的犯人819，開始大聲嘲笑赫爾曼和小蘭德里“犧牲犯人的時間為的只是彼此較勁”。“嘿，819，我說過你可以笑嗎？或許你沒有聽清楚我說什么！”赫爾曼第一次發脾氣，正對著犯人的臉，身體傾向他對他施加壓力，一邊用警棍推擠他。小蘭德里趕緊把他的同事推到旁邊，并且命令819做20下俯臥撐，819乖乖地照做。

 

赫爾曼接著回到舞臺中心：“就是現在！唱歌！”當犯人們正在報數的同時，他打斷他們，“你們沒有聽到我叫你們唱歌嗎？或許是你們頭上這個絲襪帽太緊了，緊到你們聽不清楚我說話。”他變得在控制技巧和對話上越來越有心得，轉身面向犯人1037，用走音的方式唱著他的號碼并且命令他做二十下蛙跳。當他做完，赫爾曼又說：“你可以再為我多做十個嗎？為什么你做的時候會有‘咯咯’的聲音？”做蛙跳的時候，誰的膝蓋不會咯咯作響的呢？這些命令變得越來越無理取鬧，但是，獄卒也開始從發布命令強迫犯人就范中找到樂趣。

 

雖然對他們而言，叫犯人們“唱數”是挺有趣的，但是兩個犯人選擇勇敢挺身而出：“這一點都不有趣！”并抱怨道：“這實在是糟透了，感覺差到極點了！”“再來一次，”赫爾曼卻告訴他們“你們給我唱，這次我要‘甜’一點的聲音。”然后犯人一個接著一個做俯臥撐，只因為他們唱得太慢或是唱得太難聽。

 

當替代獄卒柏登和典獄長一同出現時，這生動的雙簧二人組--赫爾曼和小蘭德里--立即轉而要求犯人們以識別號碼報數，而非原先排列由1到9的順序報數，想當然他們喊得零零落落。赫爾曼堅持他們不可以偷看自己的號碼，因為他們早該背得滾瓜爛熟，所以如果任何一個人背錯他的號碼，懲罰就是每個人都做12下俯臥撐。赫爾曼變得更加專制無理，暗地里仍然和小蘭德里競爭獄卒的權勢位階：“我不喜歡你做俯臥撐下去時報數的方式，我要你在上來的時候給我報數。再給我做十個可以嗎？5486？”這個犯人更明快地執行指令，卻反而增強了獄卒予取予求的私心。赫爾曼說：“好，這很好。為什么你們現在不唱給我聽呢？你們這些人唱得實在不怎么樣，對我而言，聲音一點都不甜美。”小蘭德里跟著說：“我不認為他們有準確地跟上拍子，是不是可以唱得再細膩一點、甜美一些，讓耳朵好好享受一下？”819和5486在這個過程里不斷遭遇挫敗，但是說也奇怪，竟肯順從獄卒的要求，接受更多蛙跳的處罰。

 

新獄卒柏登比任何其他獄卒都還要快進入狀況，也剛好有兩個前輩模范讓他有個現成的在職訓練，“喔，那真是太棒了，我就是要你這么做，3401，出來自己秀一下，告訴我們你的號碼！”柏登站在他的同事后面，伸手將這位犯人從隊伍中拉出來，好讓他在大眾面前獨秀報數。

 

緊接著被盯上的，是犯人斯圖爾特819。他被要求一次又一次獨唱，但是他的歌聲始終被認定“不夠甜美”。獄卒們爭先恐后地戲謔他：“他肯定沒辦法甜美的啦。”“不，對我而言這樣還不夠甜美。”“再來個十次！”赫爾曼好像很高興柏登開始像個獄卒了，不過他并不準備放棄對他或小蘭德里的控制，開始叫犯人背誦隔壁犯人的號碼，如果他們不知道，那就是再來幾個俯臥撐。但是，當然大部分人都不記得下一個人的號碼。

 

“5486，你看起來好像真的很累，你不能再做得更好了嗎？讓我們再來個五下如何？”赫爾曼靈光一閃，又想到新點子，開始教導怎么才絕對不會忘記杰里5486號碼的記法：“一開始先做五個俯臥撐，再來四個蛙跳，接著八個俯臥撐加上六個蛙跳，這樣一來，你就會完全正確地記得他的號碼是5486。”他已經開始更機靈地設計新的處罰方式，創造邪惡之第一個征兆。

 

小蘭德里忽然退到大廳的另一邊，顯然是將權勢交給了赫爾曼。他一離開，柏登就代替了他的位置，但是并非與赫爾曼競爭，而是助紂為虐，在一邊添油加醋或夸大其詞。但是小蘭德里并沒有真的離開，很快就又回過頭來命令另一個犯人報數，因為他不滿意，所以要求他們一次兩個人一起數，接下來三個四個往上累積。他顯然不像赫爾曼那么有創意，但是無論如何還是暗潮洶涌地相互較勁。5486開始糊涂了，俯臥撐越做越多，赫爾曼突然間打斷他，說：“我要你7秒鐘內做完，但是我知道你沒有那么厲害，所以過來這里拿你的毛毯。”小蘭德里卻有意見：“等等，先別動，將手頂在墻上。”赫爾曼并沒有下這個命令，大伙在權威戰中“墻頭草，一面倒”，沒有人理會小蘭德里最后下的命令。赫爾曼叫大家解散，各自拿自己的床單和毛毯，整理床鋪，并在自己的囚房里等待下一步的指示，赫爾曼得到了保管鑰匙的權利，上鎖囚房。

 

 

 

 

 

叛亂計劃的最初征兆

 

 

交班之際，赫爾曼正要離開大廳時大聲向犯人們呼喊：“好了，紳士們，還享受今晚的報數嗎？”“才怪！”“誰說的？”犯人8612承認是他說的，并解釋自己從小被教導不可以說謊。因此所有獄卒都沖進二號囚房，抓住8612--這是他堅持激進政治立場的后果，因為他高喊：“所有權力交還給人民！”因此馬上就被丟進“黑洞”里，第一次有人進去了這個地方。獄卒們展現了統治的原則：不容許異己之見！小蘭德里接著再問一次剛剛赫爾曼所問的問題：“好了，紳士們，享受今晚的報數嗎？”“是的長官！”“是的長官，然后呢？”“是的長官，獄警先生！”“這樣才像話！”沒有人敢再公然挑戰他們的權威，這三位騎士漸漸成形，就好像步調一致的軍事列隊游行。回到獄卒室之前，他再回到二號囚室提醒他的室友們：“我要這些床排成蘋果派床！”

 

犯人5486事后報告，他因為8612到了黑洞感到沮喪，也因為沒伸出任何援手而有罪惡感。但是他合理化自己的行為，提醒自己“這只是個實驗”，沒必要為此犧牲舒適或也被關禁閉。

 

約晚上10點，犯人們被允許最后一次如廁。因為必須在批準下才能行動，所以一個接著一個，或是兩個兩個一組，他們被蒙眼護送到廁所，從監獄的唯一出口繞過嘈雜的鍋爐室的小路，讓他們無法知道自己身在何處。日后，這個很沒效率的程序會在所有犯人同時行走廁所路線后變得更流暢，而這程序有時還包括電梯的搭乘--為了讓他們更混淆。

 

剛開始時，湯姆2093說他需要更多時間，因為他只要一緊張就尿不出來。獄卒拒絕了這個要求，但是犯人們聯合堅持應該給予足夠的時間，“這是個大問題，我們必須建立我們目前所缺少、但不可避免的需求。“5486事后這么報告。像這樣的小事，讓犯人們團結起來且更認同群體，勝過單槍匹馬獨自奮戰。反叛者道格8612感覺獄卒明顯只是角色扮演，而且他們的行為舉止就只是在嬉鬧，但是他們“投入過了頭”。他會持續努力組織犯人，設法擁有更多的力量。相較之下，金發男孩犯人修比7258事后報告：“如果時間倒轉，我要選擇當獄卒！”毫無疑問地，這時沒有獄卒會想當犯人的！

 

另一個反叛的犯人819，在信中邀請他的家人參加“探訪夜”，他寫下：“所有力量加諸受辱的兄弟們，勝利將會是必然的，說真的，我很高興我可以在這里當犯人。”當獄卒們在獄卒室玩牌時，夜班獄卒和典獄長決定，明天早上的日班報數也要給犯人們一些苦惱。日班交接時，獄卒要很快靠近囚房站著，有什么情況就用尖銳的哨子聲來喚醒他們的掌控權力，激勵新的輪值獄卒快速地融入角色，同時打亂犯人們的好夢。小蘭德里、柏登和赫爾曼全都喜歡那個計劃，而且討論接下來一晚如何成為一個更好的獄卒，赫爾曼認為全都是“樂子和游戲”，他決定從現在開始當個“爛人”，扮演更多“跋扈”的角色，像是兄弟會欺負菜鳥，或是像監獄電影，如《鐵窗喋血》演的那樣。

 

柏登正處于一個關鍵的墻頭草角色，作為一個中立的小夜班獄卒。小蘭德里一開始就有強勢的位置，但似乎被赫爾曼的巧思介入減弱不少氣勢，讓他決定扮演“好獄卒”的角色，善待他們，并且不做任何羞辱、貶低他們的事情。如果柏登倒向小蘭德里這邊，兩人合作便能消滅赫爾曼的氣焰。但如果柏登選擇倒向那個惡棍，那么小蘭德里會變得格格不入，并且未來發展有不祥之兆。在他自己的回顧日記中，柏登寫道，當他6點被緊急召喚盡速報到時其實十分緊張。

 

穿上軍事化的制服讓他覺得有些愚蠢，黑發散亂落在臉上，兩者的反差讓他覺得犯人可能會嘲笑他，意識上他決定不直視他們的眼睛，不笑，也不把這個局面當作游戲。相較于赫爾曼和小蘭德里的在新角色扮演上十分有信心，他卻不是。他把他們視為“正規兵”，即使他們也只是比他早到幾個小時而已。他最喜歡的是佩戴警棍，揮舞警棍就等同于力量和安全，不論是拿來敲打囚房的門閂、猛擊黑洞的門，或是在手中輕輕拍打，已經變成他的例行姿態。在接近和伙伴們交班的時刻，他已經變得較像他應該是的年紀的孩子，比較不像濫權的獄卒。然而，他卻告訴小蘭德里，他認為工作時像個團隊的必要性，只有如此才能讓犯人們遵守規定，并且絕對不容許任何造反的行為。

 

 

 

 

 

凌晨2點30分的尖銳哨音

 

 

大夜班從深夜2點鐘一直工作到早上10點。這一班包括安德烈·賽羅斯(Andre Ceros)，又是另一個長發蓄胡的年輕男子，他是和卡爾·凡迪一起來的。還記得凡迪曾經幫過白天班由拘留所運送犯人到我們監獄嗎？所以他一開始值班時其實已經很累了，他就像柏登，也留著光滑亮麗的長發。第三個獄卒麥克·瓦尼施(Mike Varnish)，身材就好像美式足球后衛，健壯的肌肉結實發達，但是比另外兩位矮了一些。當典獄長告訴他們要發布突襲起床警告時，三個人都很高興可以湊上熱鬧。

 

犯人們聽起來都睡著了，擠在囚房里，有些人還在黑暗中打鼾。突然之間，尖銳的哨音劃破沉靜，有人叫喊：“起來！起床并且到這里來報數！”“好啊，你們這些睡美人，是時候讓你們知道什么叫做報數了。”半夢半醒的犯人在墻前排成一列，漫不經心地報數，這三個新來的獄卒也開始構想報數主題上的新花招。報數和其伴隨處罰的俯臥撐和蛙跳，持續了幾乎令人吃不消的一個鐘頭。終于，犯人們被允許回去睡覺--可以說早點名提前了好幾個小時。許多犯人事后報告，他們第一次感到時間扭曲了，吃驚之余體力也耗盡了，而且非常生氣。有些甚至在之后說明，那個時間他們非常想放棄。

 

獄卒賽羅斯在剛開始穿上制服時感到很不舒服，但現在就好像穿上金鐘罩，讓他感到“安全的權威感”，但是尖銳的哨聲在黑暗的大廳里余音繚繞，還是讓他有點不安。他覺得自己太軟弱，不適合當一個獄卒，想把這份害怕的感覺轉化成“殘酷成性的笑容”。他不斷地以提供“精進報數”的殘酷建言來奉承典獄長。瓦尼施也報告說，他知道對他而言當個兇悍的獄卒十分困難，因此他看著別人，學習如何在這個不尋常的環境里行動，就像我們都會在陌生環境里找尋我們自己最適合的方式那樣。他感覺獄卒們所做的這一切，都是為了創造一個環境--幫助犯人拋棄他們舊的自我認同，并且相對地投入新的。

 

 

 

 

 

最初的觀察和憂慮

 

 

我這時的筆記里，已經開始記錄接下來日日夜夜中需要特別注意的問題。獄卒們越來越專橫殘酷，是否會達到某一個平衡的臨界點？如果他們回家后的行為反映了現在他們在此的作為，我們是否可以期待他們會懊悔？并且在某種程度上對自己過分的行為感到羞恥，進而改過向善？言語上的攻擊會擴大成身體暴力嗎？8小時乏味冗長的無趣值班，已經讓獄卒們以“玩犯人”自娛。對犯人而言，實驗往下繼續進行后，他們又會如何應付獄卒們不時的無聊把戲？這些犯人會不會開始維護他們的尊嚴和權利，聯合起來反抗？還是他們會讓自己完完全全臣服于獄卒們的命令之下？什么時候會出現第一個“我受夠了”，決定離開實驗的犯人？其他人又會不會起而效尤、接二連三的離開？我們已經見過白天班和小夜班非常不一樣的管理風格。那么，接下來的大夜班又是什么風格呢？

 

我們已有前例可循，這些學生要融入新角色，上手需要一些時間，剛開始總是有些可以理解的猶豫不決和笨拙不靈光。實驗里的監獄生活，我們很清楚并不那么相似于實際的監獄生活。實驗的犯人們似乎沒有辦法克服心理上的障礙，忘不了今天只是被囚禁在“某個地方”，并且是自愿來的。除了逮捕行動是來真的以外，我們應該對這個顯然就是個實驗的結果有什么期待？在星期六的職前說明時，我就嘗試引導他們去思考，這個地方就像一般真實的監獄一樣，有著心理層面上的模擬。我也描述了這類心理狀態，是我們要在“獄卒一犯人”實驗中試圖描繪的，也是我與我的顧問安德魯·卡羅·普雷斯科特(Andrew Carlo Prescott)接觸時學到的，并且在剛結束的暑期課程中，我們才剛學到關于監禁的心理學知識。我擔心我給了他們太多方向，所以他們只能簡單地遵從我的指示，沒辦去依據他們在位時的經驗，慢慢地內化新角色。到目前為止，似乎這些獄卒都有各式各樣不照劇本演出的行為表現。讓我們來回顧一下，稍早在獄卒職前說明時發生的事。

 

 

 

 

 

星期六的獄卒職前說明

 

 

為了準備這個實驗，我們工作人員與12個獄卒碰面討論實驗的目的，給他們作業，并且建議管理犯人以不使用體罰為前提。九個獄卒隨機分成三個班，剩下三位后備--或是說因應緊急事件的救火隊。在我給大家概要講解為何我們要做這樣的研究后，典獄長賈菲描述了一些必要的程序和獄卒的職責，然后，扮演心理咨詢角色的克雷格和科特詳細說明了星期天逮捕的事宜，以及新犯人怎么帶回我們的監獄。

 

再回顧這個實驗目的時，我告訴他們我相信所有犯人的人身監禁是-種失去自由的象征，每個人的感受會因不同的理由而有差異。作為一個社會心理學家，我們想要了解監獄怎么創造人與人之間的心理障礙／隔閡。我們僅只利用“模擬監獄”的實驗，當然有其受限之處。這些犯人都知道自己只會被短監禁兩個星期，不像真正監獄服刑者的長時間監禁。他們也曉得，在這實驗中我們能對他們做的事很有限，實驗畢竟就是實驗，并不是真正的監獄，在那里犯人可能被打、被電擊、輪暴，甚至被殺害。不管如何，我先講清楚在我們監獄不得有體罰。

 

我也說得很明白，除了這些限制，我們想要創造一個心理氣氛，可以捕捉到我最近才了解的，真實監獄中許多必要的特征。

 

“我們不能體罰他們，”我說，“但是我們可以制造厭倦。我們創造他們的挫折感，在某種程度上創造他們的恐懼，創造專制的概念來統領他們的生活，讓他們被整個系統，被你、我、賈菲……全部被我們所控制。他們沒有任何隱私，他們將被持續監視--沒有什么是不被觀察的。他們沒有行動的自由，沒有我們的允許他們什么都不能做也什么都不能說。我們將用各種方式帶走他們的個人獨特性。他們將穿上制服，并且任何時候都不能直呼他人姓名；他們會有識別號碼，因此只能稱呼對方的識別號碼。整體來說，我們是要在他們身上創造“無權力感”，我們有情境下所有的權力，是他們所沒有的。這個研究問題是：“他們會做什么來得到權力？取回某種程度的個人獨特性？獲得一些自由，贏得一些隱私？這些犯人是不是必定對抗我們，以奪回那些原先在監獄外頭能夠自由擁有的事物？”

 

我指示這些菜鳥獄卒，犯人非常有可能把這一切當作娛樂和游戲，但這取決于我們這些工作人員如何營造犯人的心理狀態，讓這樣的狀態可以持續下去。我們必須讓他們感覺好像他們真的在監獄里，當然我們不能在研究或實驗中這么說。在回答這些漸漸上道的獄卒們的各樣問題后，接著我請他們按照自己的意愿排班次。我們早已決定三個人一組，我說似乎沒人想要值小夜班，但其實那是最輕松的一班，因為有一半的值勤時間犯人都在睡覺。“但是也有些小事你要注意，你不能睡覺，并且還要待在那里看守，以免他們計劃做什么事情。”盡管我以為小夜班做的事情最少，但是其實到最后小夜班做的事情最多--而且對犯人的虐待也最多！

 

我必須再強調一次，我原先對犯人的興趣勝過獄卒，想知道他們如何適應監獄的環境，我希望獄卒遵照跑龍套的配角指示，讓犯人們認清自己正在坐牢。我想這樣的觀點是來自我的低社會經驗背景，讓我對于犯人的認同超過獄卒。我必定是因為頻繁地接觸普雷斯科特和其他受刑人，“將心比心”，才描繪出一些在真實監獄運作中的關鍵情境和心理歷程。隨著時間進行，它讓我們更加明白獄卒原來是如此令人感興趣，甚至比當犯人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沒有這個職前說明，會有接下來的結果嗎？我們只被允許操作行為背景和角色扮演嗎？如你所見，除了這個偏向的引導，獄卒們一開始不太能夠裝扮好我們需要用來創造犯人負面心理的態度和行為，但是隨著時間而演進，他們漸漸能夠適應新角色，在情境力量之下慢慢轉變為虐待犯人的加害者--這是我的罪惡，并且最終必須為創造斯坦福監獄負責。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些獄卒，他們沒有經過正式的訓練就成為獄卒，僅僅被告知基本的維持規則和秩序，不容許犯人逃脫，不準對犯人使用身體暴力，更只在職前說明會里知道監禁心理的負面概念。這個過程，比較像是在許多系統里把獄卒帶人懲治單位，但是這些工作人員往往沒有經過太多訓練，在受到威脅的情況下，他們被允許以任何力量對抗。這些由典獄長和獄卒共同制訂的規定，加上職前說明，成了創造系統最初狀態的主要原因，而這些將會挑戰這些實驗參與者帶進這個特殊環境的價值觀、態度以及人格特質。不久后，我們將了解如何解決情境力量和個人力量的沖突。

 

 

 

 

 

第4章 星期一：犯人叛亂

 

 

星期一，讓我們感到沉悶又疲累厭倦的星期一。終于度過沒完沒了的第一個夜晚后，現在又響起尖銳的哨音，準時在清晨6點叫醒每個犯人。他們帶著惺忪的雙眼慢慢地從囚房飄飄然走到大廳，整理他們的絲襪帽和制服，整頓他們腳踝上的鎖鏈，而且每個犯人都擺著一張臭臉。5704后來告訴我們，當他們知道新的一天“又是同樣的鳥事，甚至更糟”時，憂郁沮喪全都寫在臉上。

 

獄卒賽羅斯抬起這些沮喪家伙的頭--特別是1037，看起來就好像還在夢游狀態，獄卒把他的肩膀向后推，好讓背脊挺得更直。一個一個整頓無精打采的犯人，讓他們抬頭挺胸。賽羅斯就好像孩子的媽，替剛睡醒而且是第一天上學的小孩叮嚀打點--只是方式粗魯了點。吃早餐前，是學習規定和早晨勞動時間。獄卒凡迪先下命令：“好啦，現在我們要教你們這些規定，教到全部會背為止。”他的活力感染、刺激了賽羅斯，讓他不斷在犯人的隊列前走來走去，揮舞、炫耀著警棍，先是沒耐性地大喊：“趕快！趕快！”當犯人們遵從他的命令但不夠迅速時，賽羅斯除了粗聲催促，還會在手掌上拍打警棍，發出“啪！啪！”帶侵略性的聲響。

 

凡迪負責說明廁所的使用規定，幾分鐘之內重復說了許多次，直到犯人們達到他要求復誦的標準：怎么使用如廁設施、可以使用多久，而且要保持安靜。“819覺得這個很好笑，或許我們應該給819一些特別的。”獄卒凡迪退到一邊站著，賽羅斯立刻和他互換角色，犯人819還是持續微笑，甚至笑得更猖狂。“這并不好笑，819！”

 

最后，獄卒馬庫斯和賽羅斯輪流宣讀規定。賽羅斯說：“跟著大聲念這條規定：犯人必須向獄卒告發任何違犯規定的行為。”犯人們必須復誦這些規定無數次，直到他們顯然已經記熟。下個階段，則是指導他們如何使用軍事化方法正確整理吊床：“從現在開始你們的毛巾都要卷好，并且整齊擺放在床尾！整齊！不是亂丟，了解沒？”凡迪這么說。

 

犯人819開始搗蛋，不再理會訓練，其他人也跟著停下來，等著他們的好伙伴重新加入。

 

“了不起，819，你現在得到坐‘黑洞’的機會！”凡迪的命令才出口，819便自己昂首闊步走進了禁閉室。

 

氣定神閑地在監獄前方的走廊踱步，高大的獄卒凡迪開始有一種統治地位的優越感。

 

“很好，今天過得如何？”只得到幾個零星又含糊的回應。

 

“大聲點，你們全都快樂嗎？”

 

“是的，獄警先--”

 

他放輕聲調，想讓自己看起來只是冷靜詢問：“我們全都快樂嗎？我聽不見你們兩個的聲音！”

 

“是的，獄警先生。”

 

“4325，今天過得如何？”

 

“今天過得很好，獄警先生。”

 

“不，是‘今天過得實在是棒透了！’”

 

“今天過得實在是棒透了，獄警先生。”他們全都跟著說。

 

“4325，今天過得如何？”

 

“今天過得很好。”

 

凡迪說：“錯了，今天過得實在是棒透了！”

 

“是的，長官，今天過得實在是棒透了！”

 

“那你覺得呢？10377？”

 

凡迪說：“我想你會的，好，回到你們的房間，在三分鐘內整齊地、有秩序地擺好那些毛巾，然后在床尾立正站好。”他告訴瓦尼施怎么檢查他們的房間，三分鐘后，獄卒們進入各個房間，犯人們已經如同軍事檢查一般，在床邊立正站好。

 

 

 

 

 

叛亂醞釀中

 

 

這些犯人每天應付獄卒對他們做的鳥事，挫折可以想見，此外，他們不但非常饑餓，也為整晚的折騰、無法好好休息而感到疲累。雖然如此，他們還是繼續配合演出，并且好好地整理內務--是對凡迪來說卻仍然不夠好。

 

“你說這個叫整齊？8612，這簡直是一團亂！重新弄好！”說完立刻扯掉毛毯和床單，全都丟到地上。8612反射性地撲向凡迪，對著他大叫：“你不能這么做！我才剛剛弄好的！”

 

措手不及的凡迪推開犯人，握緊雙拳向犯人胸口一擊，高聲大喊救兵：“獄卒們！二號囚房緊急狀況！”

 

所有獄卒馬上包圍8612，并且粗暴地將他丟進“黑洞”，讓他和靜靜坐著的819做伴。反叛計劃，就在那黑暗狹窄的有限空間里開始密謀策劃。但是他們錯過了上廁所--如其他同伴被一對一對地護送--的機會。憋尿很快就令人痛苦不堪，所以他們決定，這會兒先不要惹麻煩。只不過，很快地麻煩就不請自來。有趣的是，獄卒賽羅斯事后告訴我，對他來說，當他單獨帶著犯人進出廁所時，很難始終戴著獄卒的面具。我想是因為，他已經離開了可以讓他依賴的監獄環境這個大道具。他和大部分的其他獄卒，都報告他們在護送過程中，執行管教變得較為困難，必須有點技巧，才能扭轉他們離開監獄環境后態度松懈的傾向。當一對一面對犯人時，要維持一個強硬態度的獄卒角色更是不容易。另外，還有一種存在成人世界的羞恥感會油然而生，好像他們被降級為廁所清潔巡邏員。

 

反叛二人組占領了“黑洞”，卻也錯過了準時8點在大廳送上的早餐，有些人坐在地上吃，有些人則站著。他們違反了“禁止交談”的規則，開始討論起即使饑餓，突襲也會讓他們更加團結一致。他們也同意必須開始要求一些事情，來測試他們的權力，比如說要求拿回眼鏡、藥物以及書籍，并且不遵從操練命令。而先前我們沉默的犯人們，包含3401，我們唯一的亞裔美籍參與者，如今也在他們的公開支持之下，顯得躍躍欲試。

 

早餐之后，7258和5486開始試行計劃，拒絕聽從命令，只想回到自己的房間，逼得三名獄卒只好讓他們各自回房。正常來說，這樣“不服從命令”的行為應該得到“黑洞體驗”時間才是，但是“黑洞”已經太擠了，塞進兩個人已經是它的極限。在雜音四起的情形下，我驚訝地聽見三號囚房有犯人自愿幫忙清洗碗盤。一直以來都十分合作的模范湯姆2093，果然還謹守他的一貫作風。但是，在他的同伴們正計劃反叛時，這樣的舉動顯得有些古怪。也許2093是希望冷卻一下注意的焦點，消除漸升的緊張情勢。

 

除了三號囚房令人難以理解的舉動外，其他犯人則開始不受控制，日班獄卒三人組認為，犯人面對他們時太松散，才會導致接下來的惡作劇。他們認為是采取“強硬”態度的時候了。首先他們設定早起工作時間，今天的工作是擦亮墻和地板。接著是他們集體具創造的復仇方式--把一號和二號囚房犯人的毛毯帶到監獄外面，拖著它們走過灌木叢，讓毛毯沾滿了芒刺。除非這些犯人可以不理會這些“刺針”，否則為了使用毛毯，他們就得花一個小時以上的時間挑刺。因為過度疲勞而失去理智的犯人5704因此大叫：“我受夠了這些沒道理的鳥事！”但這正是重點所在，沒道理、愚蠢、專制的作業就是所謂“獄卒的力量”的必需成分。獄卒們希望懲罰他們的反叛，必須建立一個“不容置疑的”的服從態度。從一開始的拒絕，5704首先變節，因為獄卒賽羅斯向他示好，給了他一根香煙，所以乖乖地慢慢挑出上百支的芒刺。所謂的鳥事里，其實包含了“秩序”、“控制”和“權力”--誰擁有？誰缺少？

 

獄卒賽羅斯問：“在監獄里，沒有什么比做這種事更棒了，你們同意嗎？”

 

犯人們低聲咕噥，以不同方式表達贊同。

 

“真的不錯，獄警先生。”三號囚房的回答最清楚明白。

 

剛從二號囚房關完禁閉出來的8612，可沒因此就軟化了：“喔，操你媽的，獄警先生。”當然了，馬上就被命令“閉上你的臟嘴”。

 

我發現，這是第一次在這個環境里出現臟話。我以為獄卒們會以強勢的態度建立硬漢的形象，但是他們卻顯然沒有做到，道格8612才會毫不猶豫地口出穢言。

 

獄卒賽羅斯：“當時我下的命令是有點奇怪。我覺得，好像不管對誰，即使喊破嗓子，最后效果都一樣，因此我改成要犯人們相互大吼：‘你們這群大混蛋！’我真不敢相信，在我的命令之下，他們復誦了一次又一次！”

 

凡迪也說：“我認為，自己既然扮演的是獄卒的角色，就不需為此做任何道歉。事實上，我變得有點蠻橫專制，犯人們變得有些叛逆，我想要處罰他們，因為他們破壞了我們整個系統。”

 

另外一個反叛的征兆來自于另一個犯人的小團體：斯圖爾特819和保羅5704，加上一直以來的乖乖仔修比7258。他們撕掉制服前的號碼，大聲地抗議居住情境令人無法接受，獄卒們立即報復，將他們脫個精光，直到號碼牌重新黏上為止。獄卒們撤退到他們的角落，為權位優勢的角力而心神不安，大廳里頭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靜默，讓他們急切地等待第一次如此漫長值班的結束。

 

 

 

 

 

迎來叛亂，日班

 

 

日班獄卒到來時，發現當天的氣氛似乎失去了控制，和前一天完全不同。一號囚房的犯人們，把自己關在囚房里頭不愿意出來。獄卒阿內特馬上意識到不對勁，并且要求上一班獄卒在情況穩定之前先別離開。他說話的語調好像是在告訴他們，事情變成這樣棘手應該有人負責。

 

反叛的帶頭者保羅5704，將他的伙伴都聚集在一號囚房，修比7258、格倫3401都同意，現在正是違反當初和權威者(就是我)簽訂的合約的時候。他們以床鋪頂住囚房的門口，用毛毯遮住門縫，并且關上電燈。因為推不開房門，獄卒們便把怒氣出到二號囚房，也就是榜上有名的幾個麻煩鬼：道格8612、斯圖爾特819這兩個“黑洞”的常客，以及里奇1037。在這個出其不意的反擊中，獄卒們沖進去，把他們三個的床墊拉出房間，丟在大廳。8612強烈掙扎、拒絕服從，在囚房各個角落和獄卒搶奪床墊，但在一陣追趕跑跳碰后，還是獄卒占了上風。

 

“給我面墻站好！”

 

“給我手銬！”

 

“全部東西拿走，通通拿走！” ．

 

819大聲吼叫：“不，不不！這只是一個實驗，離我遠一點，媽的，放開我，混蛋！你不能就這樣拿走我們他媽的床。”

 

8612：“該死的模擬，該死的模擬實驗，這里根本沒有犯人。他媽的該死的津巴多！”

 

阿內特用令人印象深刻又冷靜的特殊聲調說：“只要一號囚房的犯人恢復正常，你們的床就會回來了！你可以使用任何影響力讓他們回到‘正常的行為’。”

 

但也有一個更冷靜的犯人聲音，要求獄卒：“那是我們的床，你不該拿走我的床。”

 

在極度混亂之中弄得全身赤裸的犯人8612，用哀傷的語調說著：“他們扒光我們的衣服，他們帶走我們的床。’馬上又補了一句：“在真正的監獄里頭，他們才不會這么做！”有趣的是，另一個犯人卻回答：“他們會！”

 

獄卒們大聲笑成一團，8612將手伸出囚房門的鐵欄，張開手掌朝上，擺出看似請求的手勢，臉上露出令人難以置信的表情，發出新奇怪異的聲調。獄卒大蘭德里只叫他松手離開柵欄，賽羅斯卻直接用棍子擊打鐵欄，8612只好趕快把手收回來以免手指被打爛。獄卒們又一次大笑！

 

現在獄卒們轉到三號囚房，因為8612和1037大叫，要他們的伙伴趕快把自己關進囚房：“把你的床擋在門后！”“一個水平放一個垂直放！不要讓他們進去，他們會奪走你的床！”“哦！他們已經搶走了我的床，媽的！”

 

1037率先號召暴力反抗：“反抗他們，暴力抵抗到底！現在是流血革命的時候了！”

 

大蘭德里回頭隨手拿了個滅火器當武器，發射清涼透心的二氧化碳到二號囚房里，迫使犯人四處散逃“閉上嘴并且遠離那扇門！’(諷刺的是，這個滅火器是“人類受試者研究委員會”堅持要給我緊急之用的。)

 

當三號囚房的床被拉到走廊時，二號囚房的反抗者感覺遭到了背叛。

 

“三號囚房，發生什么事情了？我們不是教你們把房門擋起來嗎？”

 

“這算是哪門子的團結？是‘中士’(湯姆2093)干的好事嗎？中士，如果是你的錯，我們一點也不意外！”

 

“但是，一號囚房麻煩你們繼續把床那樣擺著，別讓他們進去。”

 

獄卒們發現，此時此刻六個人可以制服犯人的叛變，但是一旦交班，接下來就是三位獄卒面對九個犯人，可能會產生更大的問題。沒關系，阿內特想出一個挑撥離間的策略--讓三號囚房享受特別待遇！他們將擁有特權可以盥洗、刷牙，并且把床和床單送回他們房間，準許使用房間里的自來水。

 

獄卒阿內特大聲宣布，因為三號囚房表現良好，“他們的床不會被破壞，只要一號囚房乖乖聽話，床就會回來了。”

 

獄卒們想要借此誘惑“好犯人”去說服其他人聽話點。“嗯，如果我們知道他們什么事情做錯了，我們會告訴他們。”其中一個“好犯人”回答。

 

凡迪回答：“你不必知道什么事情是錯的，只要告訴他們守規矩點！”

 

8612大叫，“一號囚房，我們三個與你們同一陣線！”當身上只有一條毛巾的他從禁閉室被獄卒送回來后，會是一個潛在的威脅：“不幸的是，你們這些人以為我們的招式都用完了嗎？”

 

混亂暫時告一段落，獄卒難得偷閑抽根煙，也開始規劃怎么對付一號囚房的情況。

 

當里奇1037拒絕從二號囚房出來時，三個獄卒死拖活拉，把他壓在地板上，再用手銬銬住他的腳踝拉他到大廳。他和反叛者8612在黑洞里頭對著大廳大呼小叫，呼吁其他“革命成員”堅持這次反叛。有些獄卒建議把大廳的柜子清一清，創造一個新黑洞，好把1037丟進去。在他們開始搬動里頭的檔案箱，好空出更大空間的同時，1037先被拖回房間，雙腳還銬著。

 

獄卒阿內特和大蘭德里協商后，一致同意使用簡單的方式帶給這些混亂場面一些秩序：開始報數！報數可以制服混亂。即使只有四個犯人，還是要他們列隊、全部立正站好，讓這些犯人開始報出他們的編號。

 

“我的號碼是4325，獄警先生！”

 

“我的號碼是2093，獄警先生！”

 

報數聲此起彼落，由三位第三囚房的“好犯人”和除了一條毛巾圍住腰外全身赤裸的7258所組成，值得注意的是，8612也在“黑洞”里報數，但是用嘲弄的口吻！

 

接下來，獄卒們拖著1037到遠遠角落的大廳櫥柜--緊急替代“黑洞”的禁閉室。同時，8612繼續呼叫警務長：“嘿，津巴多，趕快給我滾過來！”我決定不在此時此刻介入，繼續觀察這場沖突，看看獄卒們如何恢復法規和秩序。

 

事后回顧(在研究結束后完成)的日記中，記錄著一些有趣的批評。

 

保羅5704寫到當時間被扭曲后對大家造成的影響，開始改變大家想法。“當那天早上我們將自己關在囚房里時，我睡了一下子，但還是因為昨天晚上幾乎沒睡而感到非常疲倦。當我醒過來時，我還以為是隔天早晨，但竟是當天早上，連中餐都還沒吃呢。”他又在下午睡了一覺，醒來想說應該是晚上，卻僅僅是下午五點而已。時間概念扭曲也發生在3401身上，他感到饑餓、生氣又沒吃到晚餐，以為已經9點多10點了，結果卻發現才不過5點多。

 

雖然獄卒們最終擊倒反叛勢力，矯正過來，還制服了這些潛在的“危險犯人”，權威似乎更上一層樓，但許多犯人卻也覺得，有勇氣挑戰整個系統的感覺很不賴。5486評論他自己：“精神可嘉，團結合作，準備好要掀開這個地獄。我們上演有如‘脫韁野馬’的戲碼。不會再鬧笑話，不會再有蛙跳，不會有人搞得我們團團轉！”他也說，因為受限在“好囚房”和“好室友”共住，如果他是住在一號或二號囚房，他也會“跟他們做一樣的事”，并且更瘋狂！年紀最小、最體弱多病的格倫3401是一個亞裔美籍學生，似乎對反叛有更多的領悟：“搬床到門邊把獄卒檔在外頭是我的建議，雖然我平常都很安靜不多話，但我不喜歡被這樣欺壓。協助組織且參與整個反叛計劃對我而言十分重要，我在那里建立了我的‘自我’，我感覺到這是所有體驗中最棒的事情。將獄卒擋在門外是一種對自己成長的確立，讓我更加了解自己！”

 

 

 

 

 

午餐后趁機逃跑

 

 

在一號囚房仍然固守城池及一些反叛者正在關禁閉時，大伙的午餐只有一小部分的人分食，獄卒們給“優良三號囚房”準備了特別的午餐，讓他們在其他不守規矩的同伴面前大快朵頤。但令人驚訝的事情又來了，他們拒絕這份餐點，獄卒們嘗試說服他們吃下美味的食物，雖然他們早餐只吃了一點燕麥片，而且昨晚只吃了少少的晚餐，但是他們卻仍然不為所動。三號囚房犯人決定不能表現得像個叛徒，不能無情無義。一份詭異的寂靜，在大廳里頭蔓延整整一個小時，然而三號囚房的男士們在這段期間完全配合，其中也包括了從毛毯挑出芒刺，獄卒也給犯人里奇1037一個離開禁閉室加人工作行列的機會，但是他拒絕了！他寧可在黑暗中還樂得清靜。規則明明規定黑洞時間最長一個鐘頭，但是最長時數被1037給拉長到兩個鐘頭，8612也是同樣的待遇。

 

同時在一號囚房，兩位犯人正悄悄地部署新脫逃計劃的第一步。保羅5704使用為了彈吉他而留的長指甲松開電器箱面板上的螺絲，成功之后，他們計劃使用面板的邊角當作螺絲起子松開囚門鎖。其中一人會假裝肚子痛，當獄卒帶他到廁所而打開通往大廳的主要人口時，在一聲口哨之下，所有的犯人會一涌而出，打倒獄卒們，沖出自由的大門！

 

就如同在真正的監獄里，犯人們會富有創造力地制作武器，并且仔細規劃精巧多謀的逃脫計劃。時間和運氣是反叛之父，但如果背運當頭，結果就難說了，獄卒大蘭德里在例行巡視時轉動一號囚房的把手，竟然“砰”的一聲掉到地上，引起他一陣恐慌。“快來幫忙！”大蘭德里大叫：“有人要逃走啦！”阿內特和馬庫斯立刻沖上前來，關上大門并把可能想脫逃的犯人一起用手銬銬在囚房的地板上。8612正是其中一個搗蛋鬼，所以他又得到他經常去的黑洞一游機會。

 

 

 

 

 

報數平撫躁動不安的一群

 

 

在日班交代工作時，代表令人神經緊繃的幾個小時過去了，該是在真正災難發生前好好安撫籠中野獸的時候了：“安分守己有獎賞，調皮搗蛋沒糖吃。”這個冷靜且威風不已的聲音，一聽就知道是阿內特，他和大蘭德里再一次聯手指揮犯人列隊報數。阿內特掌控全局，儼然成為日班的領袖：“將手放到墻上--這邊這面墻！現在讓我們來驗收一下，大家是否記熟了自己的號碼。如同以往，大聲說出你的號碼，從這邊開始！”第一個是“中士”，他用快速嘹亮的聲音答復，其他犯人們則參差不齊地應和著，4325和7258好像也都加入了，但我們卻不太能聽到4325的聲音。一個6英尺高又強壯的大個子，如果他想的話，倒是很有和獄卒們硬碰硬的條件。相較之下，格倫3401和斯圖爾特819總是動作最慢的兩個，而且最心不甘情不愿，遵從命令時總是心不在焉。阿內特顯然不滿意，于是變本加厲表現他的控制欲，要他們用“有創意一點”的方式來報數，他叫他們一次倒著念三個字，或是任何只要可以把報數變得奇怪復雜的方式。

 

阿內特也向旁觀者展現了他過人的創造力，像獄卒赫爾曼那樣，但是他并不像其他班的領頭那樣，從這些作為中得到一些私人的快感，對他而言，這只不過是讓工作更有效率的方式罷了。

 

大蘭德里建議讓犯人“唱出”他們的號碼，阿內特問道：“那是昨晚很流行的那套嗎？大家都喜歡唱歌嗎？”大蘭德里答道：“我想他們應該喜歡昨晚那套！”但是幾乎沒有犯人回答他們喜歡，阿內特于是說：“喔，好吧，你們必須學著做自己不喜歡做的事情，這是讓你們恢復邁向規律社會的其中一部分。”

 

819抱怨著：“哪有人上街是用號碼的？”阿內特回答：“人們上街不需要有號碼，但你必須有號碼，是因為你在這里的身份地位就是要有號碼！”

 

大蘭德里給了一個特殊的指示，教導他們怎么唱出他們的音階：“使勁地唱出一段音階，就好像Do Re Mi。”所有犯人都遵從，并且盡全力唱著順勢音階--除了819。“819該死的沒跟著唱，讓我們再聽一次看看！”819正要解釋為什么他不能跟著唱，沒想到阿內特倒是先澄清這個練習的目的：“我不是問你為什么不能唱，這個訓練的宗旨是要讓你學著唱！”阿內特十分挑剔，不斷批評犯人們唱得不好，但是疲憊的犯人們也被當地的地下報紙刊載。他發現國防部海軍研究處支持我的研究，因此得到了一個陰謀理論，認為我們企圖試探抗議越戰的監禁學生有多少能耐。明顯地，他是一個沒有什么經驗的革命者，在信中討論破壞計劃明顯不智，因為這些信非常有可能被監看。

 

他并不知道我是一個激進派、行動主義的教授，從1966年就開始反對越戰。當時我在紐約大學組織了第一個通宵的辯論團體，發起大規模的聯合罷工，在紐約大學的畢業典禮上，抗議學校頒給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g McNamara)名譽學位。隔年，我在斯坦福組織了數千名學生，積極挑戰連續數年的戰爭。我是有熱血的政治靈魂，不是沒腦筋的熱血革命者。

 

他的信這樣開始：“我已經和‘The Tribe’及另一個自由的基層報紙‘The Berkeley Barb’做好安排，當我從這里出去后要給他們這些故事。”然后5704開始自吹自擂他在我們的小型監獄杜區里的新地位：“我擔任監獄犯人申訴委員會的代表主席，明天我要為我們的集體利益報酬組織一個互助會。”他也描述了他從這個經驗中的獲益：“我學習到很多監禁中的革命策略。獄卒一事無成，獄卒做不了什么，因為你壓制不了老怪胎們的氣焰。我們大多是怪胎，而我真的不認為，在這件事結束之前會有任何一個人屈服。有少數人開始低聲下氣，但是這些人影響不了我們其他人的。”此外，他在最后用大大的粗字體簽下署名：“你的犯人，5704。”

 

我決定不要告訴獄卒這個信息，免得他們報復而真的虐待他們。但是令人感到沮喪的是，我的研究補助金被指控是政府戰爭機器的工具，尤其是我曾經鼓勵激進學生團體有力地發出不同的聲音。這個研究補助原本是用來探索匿名的效果、去人性化的情境和人際間侵略的實務及概念研究。從這個監獄實驗剛開始，我就已經向補助機構申請延伸補助來贊助這個實驗，根本沒有其他額外的資助。保羅可能還伙同他的同伴柏克萊散布不實的謠言，讓我很生氣。

 

不曉得是他偶爾的情緒波動還是渴望尼古丁，還是他想在報紙上寫更多令人激動的題材，5704今天制造了許多難題給我們--在我們已經有太多事情要處理的一天。在他同牢房室友的幫助下，他第一次弄彎了柵以確保犯人無法近身，再扒光三個犯人的衣服，拿走他們的床鋪，威脅他們如果接下來還是不合作，就不給他們晚飯吃。在沒有吃中餐的饑餓狀態之下，犯人們果然瞬間就被擊垮，并且潰不成軍。斯坦福郡大監獄犯人申訴委員會

 

意識到情境變得岌岌可危后，我請典獄長用廣播宣布，他們可以選出三名代表來參加“斯坦福郡大監獄犯人申訴委員會”，與警務長津巴多面對面會談，提出的申訴問題，很快就能獲得關切和修正。我們后來從保羅5704寫給女朋友的信中得知，他非常驕傲能夠被同伴們推選為代表人，出席申訴委員會。這是個值得注意的陳述，顯示犯人已經失去未來的展望，開始著重活在“當下每一分鐘”。

 

申訴委員會由三個被推選的代表所組成，保羅5704、吉姆4325，里奇1037，告訴我原先制訂的合約已經被多種不同形式破壞了。他們準備的清單里包含了：獄卒們體罰或是以言語虐待他們，那是不必要的騷擾；食物的量準備不夠；他們想要拿回他們的書和眼鏡、醫藥用品；他們想要比一個晚上更長的探訪時間；有一部分的人希望可以提供宗教的慰藉。他們聲稱，今天一整天的公開反叛行動，就是為了反抗這些不公平的待遇。

 

在銀色反光太陽鏡底下，我輕易地自動融入警務長的角色。一起頭便說明我確信我可以和睦地解決任何歧見，達到雙方滿意的結論。我發現申訴委員會的第一步方向走對了，所以我十分愿意直接與他們對談，只要他們愿意表現他們和其他人的想法。“但是你必須了解，許多獄卒口頭上或身體上的動作是因為你們不好的行為。你們必須因為打斷整體行程而付出代價，而且你們常常嚇到獄卒們，他們也才剛剛站上這個崗位。面對桀驁不馴的犯人，他們不能施加肢體上的處罰，取而代之的便是奪走權利。”這個解釋，申訴委員會成員一致以點頭表示了解。“我答應今晚會和工作同仁們一起討論這份申訴清單，將負面影響減到最少，增加更多你們提到對你們有利的事情。明天我會帶一位監獄牧師過來，并且本周增加一次探訪之夜來讓我們重新來過。”

 

“那真是太棒了！謝啦！”犯人頭頭保羅5704這么說，其他兩位也跟著點頭稱是，整個進行的過程，讓公民監獄又邁進一步。

 

我們起身握手，他們平和地離開，我希望他們能夠告訴伙伴，從現在起冷靜-些，大家都盡量避免類似的沖突。

 

 

 

 

 

犯人8612成為不定時炸彈

 

 

道格8612并不是個合作的家伙，他不接受剛從申訴委員會回來的同伴的說法，然而他越是這樣，就讓他越有機會再進“黑洞”，手銬無時無刻不在手上。他說他覺得自己好像生病了，要求見典獄長。過了一會兒，典獄長賈菲在他的辦公室中接見了他，聽他抱怨獄卒的行為如何專制且“殘暴”。賈菲告訴他，是因為他的行為引發了獄卒們的強烈反彈，如果他愿意更合作的話，賈菲可以保證獄卒對他的態度會變緩和。8612卻說，除非這樣的情況很快就可以到來，不然現在他就想要出去。賈菲也擔憂他是不是真的生病了，還詢問8612要不要去看醫生。犯人被護送回他的囚房，但一回房他就開始和里奇1037互吐苦水。里奇同樣抱怨令人難以忍受的情境，還有他也想要去看醫生。

 

即使好像在見過典獄長后稍被安撫，但是犯人8612用夸張的音調大聲呼喊，堅持要面見“他媽的津巴多博士”，也就是“警務長”本人我。我立刻答應見他一面。

 

 

 

 

 

我們的顧問嘲笑假犯人

 

 

那個下午，我安排了第一個訪問者到監獄參訪，這個訪客，就是我的顧問卡羅·普雷斯科特。他幫助我設計過許多實驗的細節，模擬和真正監獄里頭機制功能相同的監禁方式。卡羅最近才剛從圣昆廷監獄(San Quentin Prison)假釋出來，他在那里服刑17年，也曾經在佛森和維卡維爾監獄(Folsom and Vacaville Prisons)服刑，大多是因為武裝竊盜被起訴后定罪，我是在前幾個月因為一個課程計劃而與他認識，那時我們社會心理學學生籌劃一個關于個人在公共機構環境中的議題。某位同學邀請卡羅來課堂上主講，以一個當事人的角度說明真實的監獄生活。

 

卡羅才剛從監獄出來四個月，并且為了監獄系統中非正義的監獄制度滿腹怒氣，他抱怨美國資本主義體制、種族主義，也斥責像湯姆叔叔一樣討好白人、幫著白人對付自己兄弟的黑人，以及軍火販子等等。但是，他也對社會互動有他獨到的見解和洞察。此人異常好辯，而且擁有洪亮的男中音，滔滔不絕絕無冷場。我對這個人的觀點十分好奇，特別是我們的年齡差不了多少--我三十八歲，他四十歲--而且我們一樣都生長于東岸和西岸的猶太人區。但是當我在上大學的時候，卡羅正在服刑。我們很快就交上朋友，我成為他耐心聆聽的知己，與他促膝長談，他是我心理學知識的顧問，工作或課堂的“預約經紀人”。他的第一份顧問工作，就是和我一起教授有關監獄心理學的暑期課程。卡羅不只告訴課堂同學他的個人監獄體驗，還安排了其他曾經受監禁的男士和女士來現身說法。因為他，我們加強了監獄獄卒、監獄律師，以及有關美國監獄體制的知識。在卡羅的顧問與協助之下，我們的小小實驗注入許多不曾在任何社會科學研究中了解的常識與理解。

 

當卡羅和我在電視屏幕上看他們報數時，大約是晚間7點，那是用來記錄一天特別事件的。接著我們撤退到警務長的辦公室，討論接下來怎么進行，我又應該如何應付明天的探訪夜。突然間，典獄長賈菲沖了進來，報告8612真的因為很想出去而心煩意亂，并且堅持要見我。賈菲分不清是否8612只是假裝這樣，好讓他可以被釋放，到底是想要給我們制造一些麻煩，還是真的身體不舒服。他堅持這是只有我可以做主的事。

 

“當然，帶他進來吧。我可以當面評估這個問題。”

 

沒多久，一個悶悶不樂、叛逆、憤怒且有些神智不清的年輕男子走進了辦公室。

 

“什么事情讓你心煩呢，年輕人？”

 

“我再也不能忍受了，這些獄卒不斷地騷擾我，他們總是挑我毛病，隨時隨地都要把我放進‘黑洞’里，而且--”

 

“好，從我知道的看來，我想你這樣是自找的；你是整個監獄里頭最反叛，最不守規則的犯人。”

 

“我才不在乎，你們違反了所有合約上的規定，我并沒預期自己會被這樣對待，你--”

 

“站著別動！小流氓！”卡羅猛然用兇悍的口吻抨擊8612：“你說你沒辦法撐下去？俯臥撐、蛙跳，獄卒嘲笑你，向你大吼？那就是你所說的‘騷擾’嗎？別打斷我！然后你哭著說他們把你丟在櫥柜里幾個小時？讓我來教育你一下，白種男孩，你在圣昆廷監獄撐不到一天的，我們會嗅出你的恐懼和軟弱。你的獄卒會從你的頭上一棒揮下，并且把你丟到真正讓你感覺到無比孤獨、空無一物的坑洞里，我在那里忍受過一次就是幾星期的生活，而你才這樣就受不了。不知死活，如果遇到壞透了的上頭，就會塞給你兩三包香煙，讓你的屁股鮮血直流，青一塊紫一塊，而那只是將你變成娘娘腔的第一步而已。”

 

8612被卡羅一席慷慨激昂的長篇大論嚇傻了，我必須拯救他，因為我覺得卡羅就要爆炸了，可能是他看見我們監獄中的擺設，勾起了他前幾個月在監獄中的血淚回憶。

 

“卡羅，謝謝你讓我們知道監獄的實際狀況，但是在我們可以繼續進行之前，我必須先了解這個犯人想說的是什么。8612，如果你選擇留下來并且好好配合，你知道我有權力讓那些獄卒不要再騷擾你。你需要這些錢嗎？如果你決定提早結束，就會失去剩余的酬金。”

 

“哦，當然，不過……”

 

“好，那么我們就這么先說定了，不會再有獄卒騷擾你，你留下來賺剩下的酬金，可是你要以好好合作來回報，并且任何我有需要的時候，你都必須提供我訊息，好讓我可以正常運作這座監獄。”

 

“這個嘛……”

 

“聽著，想想我答應給你的優惠，然后接下來，晚餐過后如果你依然想離開，那沒有關系，我們會依照你的時間算給你酬金。但是，如果你決定繼續留下來賺足全部的酬金，不被騷擾并且和我合作，我們就可以把第一天的問題拋在腦后，好好地從重新來一遍，同意嗎？”

 

“說不定可以，但是--”

 

“沒有必要現在就做決定，你可以好好考慮我給你的優惠，然后晚一點再做決定，好嗎？”

 

8612小聲地說：“好吧，就這樣。”我送他到隔壁典獄長的辦公室，讓賈菲送他回大廳。我也告訴賈菲，他仍然還沒決定要留下來或是離開。

 

當下我想了一下這個浮士德交易，決定表現得像一個邪惡的監獄管理者，而不是一個和藹可親的大教授(我認為我應該是)。作為警務長，我不希望8612離開，因為這樣會給其他犯人帶來負面的影響，而且我認為，只要獄卒收回對他的責罵管教，他應該會更合作才是。我也邀請反叛頭頭8612成為“告密者”、“線人”，作為我給予他特殊權利的回報。在監獄生態里頭，告密者是最低微的階層，并且常常被當局隔離到禁閉室里，因為他的同伴知道他告密后，有可能謀殺他。接著，卡羅和我離開現場到瑞奇餐廳，在那里，我可以暫時卸下我的丑陋面具，在享受卡羅新故事的同時配上一盤美味的千層面。

 

 

 

 

 

誰都不準走！

 

 

在大廳后面，獄卒阿內特和大蘭德里在他們日班交班之前，要犯人各個面墻開始報數。再一次，斯圖爾特819被獄卒們嘲笑他總是對不上同伴們的整齊報數聲。“謝謝，獄警先生，今天過得實在是棒透了！”

 

監獄人口打開時發出尖銳的聲音，整齊成列的犯人們看著8612在和監獄高層會面后走入大廳。在見我之前，他對他們宣稱這會是一個一路順風的會面。他要退出，已經沒有任何事情可以讓他再停留一分一秒。但現在，道格8612擠過隊伍，回到二號囚房，把自己丟到床上。

 

“8612，出來面對著墻！”阿內特命令他。

 

“去你媽的！”他帶著藐視的意味回答。

 

“給我面墻！8612！”

 

“去你媽的！”8612還是這么回答。

 

阿內特：“叫誰來幫他一下忙！”

 

大蘭德里問阿內特：“你有這副手銬的鑰匙嗎？長官？”

 

就在他的房間里，8612大叫：“就算必須待在這里，我也不會去做任何你們要我做的該死事情！”當他終于漫步到大廳時，幾乎一半的犯人都在二號囚房里頭兩面排開，道格8612告訴他們一個糟透了的事實：“我指的是，你知道的，真的，我指的是，他們不讓我離開這里！我花了所有時間和醫生、律師們談……”

 

他的聲音漸漸轉小，越來越讓人聽不清楚，其他犯人咯咯偷笑，但他還是站在其他犯人面前，違抗必須面墻站立的命令。8612狠狠地給了他的同伴一記上鉤拳，又用大聲、激昂的高八度音調嘶吼：“我不能出去！他們不讓我出去！你們也休想出去！”

 

他的同伴一聽，先前的咯咯輕笑立刻轉變成帶點緊張的苦笑。獄卒們決定暫時不理8612，繼續找尋消失的手銬鑰匙。因為如果他再這樣胡鬧下去，他們就必須盡快銬住8612，再一次把他塞回“黑洞”里。

 

一個犯人問8612：“你是說，你不能違背合約？”

 

“那我可以取消我的合約嗎？”另一個犯人絕望地問，其他人都豎起了耳朵。

 

阿內特強硬地說：“在隊伍中不準講話，8612等等就遭殃了，跟他講話的人也一樣。”

 

從他們敬重的領導口中講出來的這段話，對他們而言是一大打擊，打擊著他們的違抗意志和決心。格倫3401事后報告了8612的說辭對他的影響：“他說‘你們都不能出去’時，讓我感覺自己真的是一個犯人。或許你不過只是津巴多實驗里頭的一個犯人，也許你是因為酬金才來坐牢，但你真的是個犯人了！”

 

他開始想象故事可能發生的最糟情節：“我們把我們的命給簽了給賣了，包括身體和靈魂，這真是非常令人感到害怕。 ‘我們是真的犯人’的這個信念，實際上越來越真實--沒有人可以逃離開這里，除非采取強烈的手段，但強烈的手段卻會帶來一大串不可知的后果。帕洛阿爾托市的警察會再把我們抓走一次嗎？我們會得到酬金嗎？怎樣我才可以拿回我的皮夾呢？”

 

這個事件也讓獄卒整天看管的大麻煩里奇1037目瞪口呆。他在事后報告：“當我聽說我不能離開的那個當下，我覺得這是個真正的監獄。我無法形容我那時的感受，只能說我感到徹徹底底的絕望，有生以來第一次那么絕望。”

 

這讓我清楚明白，8612已經讓自己身陷于無數的兩難之中，他想要成為強悍的反叛領頭，但是又不想要獄卒不停地緊盯騷擾，他想要留下來賺更多酬金，但是又不想成為我的線人。他或許想過要怎么兩頭通吃--對我說謊，或者誤導我有關犯人的行動，但是他并不確定自己有這方面的能耐。他也大可當面回絕我的優惠，拒絕當我正式的告密者來換取舒服的日子，但是他卻沒有。在那個當下，如果他堅持要離開，我也只能同意他的抉擇。也可能只是因為卡羅的教導和喊罵，讓他感到太過羞愧。這些可用的心理游戲讓他打定主意，對其他人堅稱官方決定不釋放他，把這一切都怪罪給整個系統。

 

再也沒有任何事情可以對犯人產生這樣強大轉變的影響，突來的消息表明，他們將失去要求中止的自由，喪失他們走出監獄的權力。在那個當下，斯坦福實驗監獄瞬間轉化為斯坦福監獄，不是經由工作人員上對下的宣告，而是來自他們底層犯人中的一員。正如犯人反叛改變了獄卒們對犯人的想法，他們開始覺得犯人是危險的，而犯人之一堅定的說詞，告訴大家沒有一個人可以離開，也讓這些“假犯人”開始感到，他們的新處境真的是一個沒有希望的“犯人”。

 

 

 

 

 

我們回來了！小夜班！

 

 

仿佛這些事情對犯人來說還不夠壞似的--小夜班時間又到了！赫爾曼和柏登在大廳踱步，等待日班離開。他們揮舞警棍，對著二號囚房大喊，威嚇8612，堅持這個犯人--定要退到門后，同時指著墻上的滅火器，吼著問他“是不是要在臉上多噴一些清涼的碳化合物”。

 

一位犯人詢問獄卒小蘭德里：“獄警先生，我有-個請求--如果今天有人過生日，我們可以唱生日快樂歌嗎？”

 

小蘭德里還來不及回答，赫爾曼已經在后頭搶著說：“我們會在列隊的時候唱生日快樂歌。但現在是晚餐時間，一次三人輪著來。”很快地，這些犯人在大廳中央的餐桌旁坐好，吃著吝嗇寒酸的晚餐。不準說話！

 

在回顧這個時間的錄像帶時，我看到有個犯人被獄卒柏登帶到中間大門。這個犯人剛剛才試圖脫逃，現在被罰在走廊中央的晚餐桌后面立正站好，引起大家的注意。他的雙眼被蒙了起來，小蘭德里問他是怎么打開門上的大鎖，他拒絕透露真相。喬夫一拆下綁住逃脫者雙眼的帶子，就威嚇地警告他：“如果我們看到你的手再接近這個鎖，8612，將有你好看的！”道格8612試圖逃獄！在小蘭德里將他遣回囚房后，8612又開始淫穢地呻吟，而且比先前更大聲，一連串的“他媽的”如洪水般淹沒大廳。赫爾曼疲憊地向二號囚房大喊：“8612，你的游戲已經很老套了，非一常一老一套。再也不能娛樂我們大家了！”

 

獄卒們一下全都涌向餐桌，忙著阻止5486與他被禁止交談的室友商討，小蘭德里向5486大喊：“嘿！嘿！我們不能剝奪你吃飯的權利，但是我們可以拿走剩下的，典獄長說我們不能剝奪你們吃飯，但你已經吃過了，沒吃完的這部分，我們要拿走！”他向大家宣布：“你們大概已經忘記我們給你們的特權！”他提醒每個犯人，一旦發生動亂，毋庸置疑，明天的探訪夜一定會取消！一些還在吃飯的犯人趕緊說，他們沒有忘記星期二晚上7點的探訪夜，而且非常期待！

 

小蘭德里堅持，8612必須把吃飯時拿下來的絲襪帽戴回頭上：“我們不希望你頭發上的任何東西掉進食物里，讓你吃了生病！”8612用一種陌生的語氣回答，好像他失去了現實感：“我沒辦法再戴帽子，它太緊了，我會頭痛--什么？我知道這樣很奇怪，那就是為什么我要離開這里……他們只會一直不斷地說：‘不會，你不會頭痛的’，但是我就是知道我會頭痛！”

 

現在，苦惱失望的人輪到了里奇1037，他的兩眼空洞無神，說起話來緩慢單調。他躺在囚房的地板上咳個不停，堅持要見警務長。(我用完晚餐回來后，也的確和他見面，給了他一些咳嗽藥，告訴他如果沒有辦法繼續忍受的話，隨時都可以離開，不過如果他不是忙著反叛，就會省下不少時間和力氣，情況也會好轉。他向我報告他好多了，也答應會盡力配合。)

 

接下來，獄卒把注意力轉移到保羅5704身上。這個家伙看起來比之前都要堅定，似乎認定自己必須代替先前道格8612的反叛領導者位置：“你看起來不太開心呢，5704！”小蘭德里這么說，赫爾曼開始用警棍敲打囚房鐵柵門，發出大聲的鏗鏘聲。柏登跟著說：“你認為今晚熄燈后，他們會喜歡聽這個(大聲的鏗鏘聲)嗎？”

 

5704講了個笑話，雖然有些犯人笑了，但是獄卒們都沒有笑，小蘭德里說：“喔，很好，真的很不錯，繼續保持，真的！我們現在真的覺得被娛樂到了，我大概有十年沒聽過這種小朋友的笑話了！”

 

獄卒們全挺直身子站在一起瞪著8612，他吃得很慢，而且孤單一人。獄卒排成整齊的戰斗隊伍，一只手撐在屁股上，另一只手示威性地揮舞著警棍。“我們這里有許多抵抗者，革命家！”小蘭德里這么說！

 

一聽他這么說，8612立刻從晚餐桌上彈了起來，直線往前沖向后面的墻壁，扯掉遮住攝影機的簾布。獄卒們趕緊抓住他，迅雷不及掩耳地將他丟進“黑洞”中，他嘲諷地說：“真是遺憾啊，各位！”

 

其中一位回答他：“你才會遺憾呢，哈，我們為你準備了一個東西，你待會兒就會感到十分的遺憾！”

 

當赫爾曼和柏登一同用警棍敲打“黑洞”的門時，8612也開始大喊尖叫，說他耳朵快聾了，而且頭痛也更嚴重了！

 

道格8612這么大叫：“他媽的不要再打了！我的耳朵快聾了！”

 

柏登給他的建議是：“下次你想要做些什么的時候，也許你應該事先考慮清楚，以免又進了黑洞，8612！”

 

8612回答：“不，你他媽的就只會一張嘴一直說，我下次就拆了你的門，我說真的！”(他威脅要拆掉的可能是囚房的門，人口大門，也可能是藏著攝影機的那座墻)。

 

這時候，有個犯人間起晚上能不能看場電影，就好像先前他們聽說的監獄情景，一個獄卒回答：“我不曉得我們竟然可以看場電影！”

 

獄卒們公開地討論著破壞監獄財產可能影響的結果，赫爾曼手上拿著一份監獄守則的影印本，當他靠在一號囚房的門框上，手中轉動警棍時，看起來似乎愈來愈有自信和權勢，他告訴他的伙伴們，他會讓他們工作或是以休息與娛樂時間代替電影時間。

 

他這么說：“好了，注意聽！拜托！晚上會有許多歡樂等著我們，三號囚房，你們可以休息和娛樂一下，因為你們有洗好你們的碗盤，而且聽從命令做事。二號囚房，你們還有一些工作要做，而一號囚房，今天的毛毯有許多芒刺要讓你們挑，好，警官們，請將這些毛毯帶上來讓他們看看，如果他們今晚睡覺時想蓋毛毯的話，一定會把這個工作做得很好！”

 

小蘭德里為赫爾曼遞上扎滿芒刺的毛毯：“這是不是很美？”他繼續用平淡的語氣說。“各位先生女士請看看，這些毛毯是不是偉大的杰作啊？我要你們一個一個把芒刺從毛毯里頭揀出來，因為如果不這樣的話，你們要怎么睡覺呢？’一個犯人回答他：“我寧愿睡地上！”小蘭德里的回答也十分簡要：“隨你便！隨你便！”

 

看著獄卒小蘭德里在強勢獄卒和好好獄卒的角色中掙扎，是個有趣的事情，他還沒把所有控制權力交到赫爾曼的手上，也在某種程度上仍然向往他的統治地位，而且相較于赫爾曼，小蘭德里比較能夠同情犯人的處境。(在事后的面談中，細心的吉姆4325形容赫爾曼是一個壞獄卒，給他取個綽號叫“約翰·韋恩”。他也認為蘭德里兄弟都是“好好獄卒”，大部分其他犯人也同意，小蘭德里扮演好獄卒的時間遠多于壞獄卒。)

 

三號囚房的犯人想知道，他們可不可以看書，赫爾曼建議給他們“監獄守則”的影印本，當作睡前讀物。現在，又到了“報數”時間了：“好了，今天晚上不要再搞砸了，記得嗎？讓我們從2093開始，讓我們開始報數，繼續練習！”他這么說。

 

柏登開始得勢，走到犯人面前開口說：“我們可沒有那樣教過你們報數，大聲，清楚，而且迅速！5704，你實在是夠慢的！你可以開始準備蛙跳了！”

 

獄卒的處罰又開始不分青紅皂白：他們不再因為某些特定原因處罰犯人，5704受夠這些：“我才不干！”

 

柏登強押著他做，但是很顯然光是這樣還不夠：“給我蹲下去，小伙子，給我蹲下！”

 

他用他的警棍用力推擠犯人的背。

 

“老兄！不要推！”

 

“你這是什么意思，‘不要推’？”他用戲謔的語調反問。

 

“我就是這么說的，‘不要推’！”

 

“給我繼續做，還有你的俯臥撐！”

 

柏登更投入了，也比以前發出更多聲音，但是赫爾曼仍然毫無疑問的是獄卒“第一男子”。但柏登和赫爾曼還是成為強而有力的雙人組，剎那間，小蘭德里漸漸淡出，也離開了大廳。

 

即使是犯人中的典范“中士”，也無來由地被罰俯臥撐和蛙跳：“做得真棒！看到他怎么做這個了嗎？可見他今晚充滿了活力！”赫爾曼這么說，接著他轉向3401：“你在笑嗎？你在笑什么？”他的小跟班柏登加入他的行列：“你在笑嗎？3401？你覺得這個很好笑？今晚你是不是不想睡了？”

 

“我不想再看見任何人偷笑！這里是公眾場合，如果我看見任何一個人偷笑，你們每個人就有做不完的蛙跳！”赫爾曼堅定地向他們保證，不聽話的結果就是吃不完兜著走！

 

一理解到犯人的欠缺可以照亮他們所處的陰冷局面，赫爾曼便對柏登講了個其實是說給討人厭的犯人聽的笑話：“警官，你聽說過沒有腳的狗嗎？每天晚上，他的主人都要‘拖’著它出去散步！”一說完，兩個人就哈哈大笑，犯人卻沒有一個人笑得出來，柏登假裝責怪他：“他們不喜歡你的笑話！”

 

“你喜歡我的笑話嗎，5486？”

 

杰里5486老實地回答：“不喜歡。”

 

“過來這里，然后做十下俯臥撐，因為你不喜歡我的笑話，為了沒笑再多做五下總共十五下。”

 

赫爾曼的興致來了。他叫所有犯人面對墻壁，在他們才剛開始轉身時，他示范給他們看什么是“獨臂鉛筆銷售員”：把一只手伸進褲子里，手指放在褲襠的位置，讓重要部分有如勃起。犯人被告誡不準笑，不小心笑出來的，就被罰俯臥撐和交互蹲跳。3401說他不認為這個有趣好笑，但是他因為“太老實”，所以也被罰做俯臥撐。接下來是他們報數的時候了，赫爾曼問“中士”2093，大家的報數聽起來像不像在唱歌？

 

“聽起來像是在對我唱歌，獄警先生！”

 

赫爾曼罰他做俯臥撐，因為他不同意他的回答。

 

令人意外的是，“中士”卻問他：“我可以再多做幾個嗎？獄警先生？”

 

“如果你喜歡的話，可以再多做十個！”

 

然后，“中士”用一種戲劇化的方式挑戰赫爾曼：“那我可以一直做到被‘拖’出去嗎？”

 

“當然，隨你高興！”赫爾曼和柏登對他的嘲諷不確定該如何反應，但是其他犯人驚慌地面面相覷，他們知道，“中士”的自定處罰會成為一個新的標準，接下來這些處罰也都會落到他們身上，會變成犯人心中最難堪的笑話。

 

當另一個犯人被指示用復雜的順序報數時，柏登嘲諷地補充：“只要多做點教育，這東西對于這些男孩們不算太難的！”

 

在某種意義上他算是注意到，現在，“無能的聰明驕傲鬼”是對受過教育的大學生一種老式的嘲諷，當然了，也包括他自己。

 

犯人們被問起是否需要毛毯和床，這一回全部都說需要，“不過呢，”赫爾曼卻說，“你們這些男孩們應該得到床和毛毯嗎？”“我們會將狐尾草挑出來的！’他告訴他們不應該叫它“狐尾草”，應該叫它“芒刺”。這是“權力決定用語”的簡單例子，創造了現實感。當這些犯人改說“芒刺”時，柏登告訴他們可以來拿他手上的枕頭和毛毯，他也一一遞給犯人，卻跳過了犯人5704--他問他，為什么每次工作都要花那么多時間。“你想要一個枕頭？為什么你不專心工作我還要給你枕頭？”“好個因果報應啊！”5704的回答有點戲謔味。

 

“再問你一次，為什么我要給你枕頭？”

 

“因為我的要求，獄警先生！”

 

“但是你都比別人晚10分鐘到工作位置上！”赫爾曼說，沒忘了再加上一句：“你以后最好在被要求要工作的時候馬上就定位！”即使很想處罰他，赫爾曼最后還是大發慈悲，給了他一個枕頭。

 

為了不讓赫爾曼搶盡風頭，柏登告訴5704：“要謝謝他，真是好體貼！”

 

“謝謝！”

 

“再一次‘祝福你’，獄警先生！”這回的嘲諷味，就更濃了。

 

赫爾曼成功地利用5704懇求枕頭而將他和他的反叛同伴們區隔開來，單純“自利”的想法，已經在犯人的團結中漸漸擴散開來。

 

 

 

 

 

生日快樂，犯人5704！

 

 

犯人杰里5486提醒獄卒，他們要為5704唱《生日快樂歌》，在這個時間點，這樣的要求有點奇怪，因為犯人們大部分都累了，也快到回囚房睡覺的時間。或許慶生這個正常的儀式和外頭世界產生了聯結，讓他們想在一連串極度不正常之中來點正常的事情。

 

柏登告訴赫爾曼，5486提出了“臨時動議”，他希望可以唱《生日快樂歌》。赫爾曼一知道《生日快樂歌》是要唱給5704聽的，表情就有些沮喪：“這是你的生日，但是你卻不工作！”

 

犯人們異口同聲說，今天是他的生日，不工作也應該。獄卒們于是一邊走一邊問，要他們大聲回答，是否愿意為5704唱一曲《生日快樂歌》，每個人都同意，應該要為5704唱《生日快樂歌》。最后，犯人修比7258被指派引領大家唱《生日快樂歌》--今天這里唯一出現的愉悅聲音。第一次大家對歌曲接受者有了不同措辭--有人唱給“伙伴”，有人唱給5704，發現這個差異時，赫爾曼和柏登同時向他們大喊。

 

柏登：“這位男士的名字是5704，現在重頭唱一遍！”

 

赫爾曼則直接對7258說話：“你給他們一個搖擺節奏的節拍，現在給我正經點唱。”7258提起現今當紅的音樂類型，炫耀一下他的音樂知識，但還是照著同樣的方式再唱一遍，而其他人也跟著那么唱。但他們的表現并不怎么好，所以又被要求再唱一遍：“再多放一點熱情，一個男孩的生日一年只有一次！”原先是犯人分享感受的休息時間，現在又變成了另一個學習“如何屈服于權勢”的程序化場合。

 

 

 

 

 

8612終于崩潰，獲得釋放

 

 

熄燈之后，第N次從關禁閉中被放出來的道格8612疲憊又失去理智地說：“我說啊，耶穌基督，我的身體里在燃燒，你知道嗎？”

 

第二次再見到典獄長時，這個犯人以怒吼的方式表達了他的憤怒，以及他感受到的混亂和苦惱。“我想要出去！在這里真是他媽的……就算只再多待一晚我都沒辦法忍受，我再也受不了了，我要找一個律師！我有權力找律師嗎？請跟我母親聯絡！”

 

我們試圖安撫他，提醒他這只是個實驗，但他仍持續咆哮：“你們把我的腦袋都給搞亂了，老兄，我的頭腦！這只是一個實驗，那張契約不是賣身契，你們沒有權力搞亂我的頭腦！”

 

他威脅會為了出去而做出任何事情，甚至割腕也在所不惜：“為了出去，我什么都干得出來，我會砸爛你的攝影機，我會傷害那些獄卒！”

 

典獄長盡全力安撫他，但是8612絲毫不領情。他更大聲地哭喊尖叫，賈菲只好向他保證，馬上就會有一個心理咨詢員來認真關切他現在的問題。

 

過了一會兒，克雷格·黑尼用過晚餐回來，聽了賈菲錄下這幕戲劇化場景的錄音帶，馬上與8612面談，來決定是否因為如此嚴重的情緒苦惱而立刻釋放他。在那個當下，我們都不確定8612反應的合理性，他有可能只是在演戲。核對他的背景資料，我們知道他也是他們大學領導反戰激進主義者的一分子，那也不過是去年的事情，這樣的人，怎么可能在短短36個鐘頭內就崩潰了？

 

即使是8612自己，也搞不清楚究竟出了什么問題，事后他向我們訴說他的想法：“我沒辦法判斷，到底是不是監獄的情境嚇到我，我又是不是真的‘有目的’地要這么做--引出那些反叛。”

 

當時我出外晚餐，所以克雷格·黑尼經歷了被迫要自己下決定的沖突情況，后來他有了以下的生動的描述和分析：

 

盡管回顧起來這似乎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任務，事實上卻令人十分沮喪。我是研究所二年級的學生，在這個計劃上投注了許多時間、精力和金錢，而我也知道，太早釋放這些參與者會破壞我們精心規劃和設計的整個實驗，而且執行的還是我們自己。作為主試者，我們沒有任何一個人預料得到這樣的狀況，當然，我們也規劃了備案以防不時之需。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事實也已迫在眉睫：這個年輕人所遭遇的痛苦，遠遠比我們預期的，兩個星期的時間里所可能面對的多更多，所以，我決定把人道精神擺在實驗之前，立即釋放犯人8612。

 

克雷格聯絡丁8612的女朋友，她很快就過來收拾他的行李和私人物品，克雷格提醒他們兩個，如果這個痛苦的心情狀態還持續下去，他們可以在早上到學生健康中心，因為我們已經事先和一些人員聯系過了，他們可以提供一些協助。

 

所幸，(在考慮到他十分不穩定的精神狀態下)克雷格合情合理地下了正確的決定，如果讓8612繼續待在監獄里，可能對工作人員和其他犯人產生負面的影響，這是個十分正確的決定。然而，當克雷格稍晚告訴科特和我釋放犯人的決定時，我們還是不禁要懷疑，這一切的背后是不是只是一出演出精湛的戲。無論如何，在長時間的討論后我們認為這個決定是對的，只是我們必須探究，為什么他的偏激舉動來得這么突然。我們的兩周活動才剛開始沒多久，既然先前的人格測驗看不出任何心理狀態不穩定的征兆，我們只好說服自己，8612之所以情緒反應如此激烈，是因為他的個性太過敏感，造成他對模擬實驗產生太大的反應。克雷格、科特和我一起“團體腦力激蕩”，思考受試者篩選的過程中是否有錯誤或瑕疵，才會誤讓這樣一個“具破壞性”的人物通過我們的審查--同樣地，我們也得探查，還有沒有造成他崩潰的其他模擬監獄中的情境力量。

 

讓我們再想想“評估”的意義。我們的這個實驗是要證明情境的力量，而非個人傾向所造成的影響，但是，現在我們卻正在做這樣的推論。

 

讓我們回顧一下，在我們適當的思考脈絡下，克雷格所表達的謬誤的推理：“等會兒我們就會感謝有這樣明顯出乎意料的事情，在一個我們精確設計的情境力量之下，第一次產生的不預期狀況和失序，給了我們一個‘特質性’的解釋，這樣的想法，不正是我們要挑戰且批評的嗎？”

 

這樣的困惑，提醒了我們8612可能別有用心的動機。但另一方面，我們又想知道是否他真的失去控制，在極大的壓力下痛苦不堪，所以有必要被“提早釋放”。又或者是，他一開始就表現出“瘋狂”的樣子，而且知道自己只要裝得夠像，就可以獲得釋放？也許是那樣，盡管可能他自己也沒想到，自己會用過頭的瘋狂演技來畫下句點。在事后的報告里，8612對自己的單純行為有個復雜化的解釋：“我覺得我應該繼續待在那里，雖然很糟糕，革命行動不如預期中有趣，但我必須要親眼見到結果才對。我應該要留下來讓那些法西斯分子知道，(革命)領導者只會在非常時刻才逃難離開，他們只是操作者罷了，而我應該為了正義而戰，奮不顧身！”

 

當8612結束監獄生活后，某個獄卒無意間聽到二號囚房的陰謀對話：隔天道格將回到監獄，帶著他自己的弟兄來摧毀監獄，并且釋放所有犯人。剛開始我認為這是一個不可能成真的謠言，直到有獄卒報告，隔天在心理系玄關附近看見8612鬼鬼祟祟地探頭探腦，我才交代獄卒逮捕他，帶他回監獄，因為看起來他是用虛偽的陳述爭取釋放，他完全沒有生病！只是耍我們的！現在我知道，我必須為了有人會全力攻擊監獄而做準備，但是，我們該如何躲避這個重大的暴力沖突呢？我們該如何比我們的監獄正常運作--哦，對，應該說，我們怎么繼續進行實驗呢？

 

 

 

 

 

第5章 雙重麻煩的星期二：訪客和鬧事者

 

 

我們的犯人看起來十分疲累，雙眼視線模糊無神，而且我們的監獄開始聞起來像是紐約地鐵站的男性公共廁所。似乎大部分獄卒都把上廁所變成一種“特權”，不定期地以此為嘉獎，但半夜不準到廁所方便。半夜時分，犯人們只準在房間的便桶里大小便，還有一些獄卒拒絕在早晨之前清理這個便桶。于是不滿和怨言快速上升，讓許多犯人都快無法容忍，幾乎爆發。8612昨夜的崩潰，似乎已開始在犯人間起了骨牌效應，我們在監聽室里聽到，他們都討論著不想再容忍這一切。

 

我們必須讓這個監獄看起來有更加明亮的印象，因為今天晚上將有犯人的父母、朋友、女朋友前來參訪，以一個為人父母的角度，當我看到這個實驗僅僅三天就令人感到疲累又充滿壓力，我確定，我一定不會讓我的兒子繼續留在這里。我思量著如何面對迫在眉睫的挑戰，并且還要擔心8612隨時會來搗亂的謠言，說不定他會選在今天發動，也有可能就和我們開放會客的時間同時，那可是我們最不能采取任何防衛行動的時刻。

 

現在是凌晨2點，小夜班的獄卒似乎被迫留下，六個獄卒在大廳里商討如何加重規定，才能有效控制犯人，避免反叛再次發生。

 

他們全都聚在一起，“以身高決定一切”。最高的是赫爾曼，晚班的頭頭凡迪現在成為大夜班的大哥，阿內特則是日班的大首領。最矮小的柏登和賽羅斯，變成大頭頭身邊最忠實的小跟班。兩個人都愛用權威的語調、狐假虎威地發號施令--對著犯人的臉大吼，而且明顯特別粗暴。他們推擠犯人、戳弄犯人，并且將無辜、不情愿的犯人從隊列中拉出來關禁閉。有人暗中通報我們，他們經常在帶著犯人到廁所的路上故意絆倒犯人，和犯人單獨在廁所時，還會將他們推向小便池。而且事實也證明他們喜歡警棍，經常將警棍擱在胸膛上，用警棍敲打鐵柵、門、桌子，好向大家宣告他們的存在。分析之后，我們認為他們是以武器來彌補身高的不足，不管心理動力為何，他們都是最自私卑鄙的獄卒。

 

然而，馬庫斯和瓦尼施也屬于矮個兒一族，相對之下卻較被動也較安靜，不多話也不像其他人那么熱愛特別的動作。我曾經跟典獄長提過，是否可以讓他們更堅定、有自信一些。蘭德里兄弟是有趣的一對，喬夫·蘭德里(小蘭德里)比赫爾曼稍高，并且與他競爭小夜班的權勢，但是他不像我們足智多謀的約翰·韋恩(赫爾曼)，總是可以創造出新的操練規則，因此，他總是領頭在各個情境中發號施令、控制操練，但是隨后又退縮到一旁，這種猶豫不決的狀況，在別的獄卒身上都看不到。今天晚上他竟然沒有帶他的警棍，甚至沒有戴上銀色反光太陽鏡--根據我們實驗的約定，這是不被容許的！他的哥哥約翰就是一個強悍的獄卒，不過他總是按表操課，他不像阿內特那么堅定強勢，但是也經常支持且執行上頭極度沒道理的命令。

 

我們的犯人全都差不多高，大概在5英尺8英寸到5英尺10英寸之間，除了格倫3401，是全部中個頭最小的，大概只有5英尺2英寸，而保羅5704則是里頭的大個兒，大約有6英尺2英寸。有趣的是，5704也成為犯人之中的頭頭。他表現得更有自信且更確立自己反叛的決心。他的同伴們也發現這一點，于是選他為斯坦福郡大監獄犯人申訴委員會的犯人發言人，也就是稍早與我談判一系列權利，要求我們妥協的代表。

 

 

 

 

 

新規定，但是舊的依然算數！

 

 

凌晨2點30分，又是另一次報數時間，大廳里擠進了六個獄卒與七個面墻列隊的犯人。即使沒有任何理由需要小夜班的獄卒留下來，但是他們還是這么做，或許他們想要知道，大夜班的同事如何執行他們的工作。凡迪從二號囚房抓出極度困睡的犯人819到列隊里頭。獄卒們開始嚴厲斥責沒有戴上絲襪帽的犯人，提醒他們，這個是監獄制服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凡迪：“好了，現在是報數的時候了，你們喜不喜歡這個？”

 

一個犯人回答：“太好了，獄警先生！”

 

“其他人覺得呢？”

 

中士：“好極了，獄警先生！”

 

“讓我再聽大家念一遍，你們可以做得更好，大聲點！”

 

“太好了，獄警先生！”

 

“大聲點！”

 

“太好了，獄警先生！！”

 

“現在是什么時間了？”

 

“現在是報數時間，獄警先生。”一個犯人用微弱的聲音回答。全部的犯人現在都面墻列隊站好，手放在墻上，雙腳打開。他們明顯不想要這么早就起來報數，才剛睡幾個小時而已。縱使柏登的班已經結束，卻仍然趾高氣揚地發號施令，一邊揮舞他的警棍，慢慢地靠近犯人。他隨機拉某個人出列，“好，年輕人，你必須給我做些俯臥撐。”他大喊著。瓦尼施也開口了：“好，讓我們來報數吧！從最右邊開始，開始！”或許是有一大群獄卒可以當靠山，他更有自信了。

 

小蘭德里也加入行列：“等一下，7258，你這家伙給我過來這里。他不知道他的號碼怎么倒著念！”為什么喬夫會在這個時間出現呢？早就已經換班了，他還手插在口袋里走來走去，像一個事不關己的觀光客，不太像個獄卒。事實上，為什么一整個小夜班會繼續在冗長的一夜折騰后還在這里閑晃？他們的出現，讓犯人完全不知道該聽誰的好。原先花招百出的報數現在也變得乏味，令人厭煩不已：一次兩個數字，用識別號碼報數，倒著報數，用各式唱腔報數，赫爾曼知道現在不是他表現的時候，不發一語在旁邊看了一會兒就安靜地離開。而這些把戲不斷地重復，老調重彈，凡迪警告犯人們要記得大聲、快速、干凈利落！疲勞的犯人們遵從命令，但聲音還是此起彼落、雜亂無章--該是來點新規則的時候了！所以這些獄卒們自己加了點料：

 

“犯人必須參與所有監獄的活動，也就是報數！”

 

“床要整理好，個人物品必須擺放得井然有序！”

 

“地板不可以弄臟！”

 

“犯人不可以移動家具，瞎搞、破壞墻壁、天花板、窗戶和門！”

 

瓦尼施建立這些規則，要犯人們在本質上和形式上都能徹徹底底地理解，如果他們不聽話，他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命令他們重復這些令人心煩意亂的規則。

 

瓦尼施：“犯人不準操作囚房的照明設備！”

 

犯人：“犯人不準操作囚房的照明設備！”

 

瓦尼施：“什么時候犯人可以操作囚房的照明設備？”

 

犯人(現在整齊一致地回答)：“什么時候都不準！”

 

他們的聲音聽起來累垮了，但是相較于昨晚回答更大聲且利落，令人意外的是，瓦尼施變成領頭，他正帶領他們背誦這些規則，要求他們回答到盡善盡美，施加權勢在他們身上，要犯人們感謝他的賜教，他宣讀幾乎是針對保羅5704所設計的煙癮新規定。

 

瓦尼施：“抽煙是特權！”

 

犯人：“抽煙是特權！”

 

“抽煙是什么？”

 

“是特權！”

 

“什么？”

 

“特權！’

 

“只能在吃飯之后，在獄卒謹慎地監督下才能抽煙！”

 

瓦尼施：“我不喜歡單調的聲音！讓我們用音階來唱吧！”

 

犯人們遵行，飆高音再重復一遍。

 

“我建議你們起音可以低點，不然最高音你們會唱不上去！”

 

接下來，他要犯人們每次重復時都再升高一個音，瓦尼施親身示范一次。

 

“真是太動人了！”

 

瓦尼施讀出手中拿著的新規定，另一只手握住他的警棍，其余的獄卒也摸摸自己的警棍，除了小蘭德里，毫無理由地一直待在那兒，當瓦尼施帶領全部犯人宣讀新規定時，凡迪、賽羅斯和柏登進進出出囚房，在犯人前前后查看，尋找遺失的手銬鑰匙、武器和任何可疑的物品！

 

賽羅斯強迫“中士”出列，命令他站在對面的墻壁前，雙手放在墻上，雙腳打開，并且將他眼睛蒙起來，他接著用手銬銬住“中士”，命令他拿著便桶，帶他走出監獄去倒這些臟東西。

 

這個時候，其他犯人忽然齊聲大喊：“警務長！”原來是在回答瓦尼施的問題：“誰的命令最大？”聽見犯人呼喊自己的命令至高無上，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在我平常的生活里，我只會提供意見或是暗示我想要的是什么，從來不會做“下命令”這種事。

 

瓦尼施繼續和他們瞎攪和，強迫他們大聲唱出“處罰”，這不過是某條規則的最后一個字--不遵守規則的后果。他們必須用最高音，一次又一次唱出這個令人恐懼的字眼，這讓他們感到一切實在太荒謬，而且很受侮辱。

 

這么持續了將近40分鐘后，所有犯人都耐不住性子，顯得局促不安，他們的腳站得都僵了，背都酸痛得要命，但是沒有一個人敢抱怨。柏登命令犯人轉身面對正前方，檢查制服。

 

凡迪質問1037，為什么他沒有戴絲襪帽。

 

“我不知道是哪個獄卒拿走了。”

 

凡迪：“我不知道是哪個‘獄警先生’拿走了，你是說有‘獄警先生’搞不清楚狀況嗎？”

 

“我沒有那么說，獄警先生。”

 

凡迪：“所以是你自己弄丟帽子的吧？”

 

1037：“是的，是我自己弄丟的，獄警先生。”

 

凡迪：“15下俯臥撐！”

 

“需要報數嗎？”

 

凡迪在大家面前宣告，犯人3401抱怨自己生病了，瓦尼施的回應是：“我們不喜歡生病的犯人。為什么你現在不做20下仰臥起坐，讓你自己感覺舒服一點？”他說，3401就像一個哭鬧人家把他枕頭拿走的小娃兒。

 

“好，有戴著絲襪帽的回到自己的房間，不用站在那兒，你們可以‘坐’在自己床上，但是不準‘躺下’。事實上，那就是保持床鋪整潔的好方法--無論如何都不要給我弄皺！”接著瓦尼施命令，所有犯人為那三個沒戴帽子的家伙做俯臥撐，他從原先坐著的桌子上跳起來，揮舞著警棍加強威勢。他站在犯人們前，大喊：“下！上！”做了幾下后，保羅5704突然停下來，說他沒有辦法再做下去了。瓦尼施大發慈悲，容許他站在墻邊看著大家做完：“好，你們全部都去站在床前，直到你們找到自己的絲襪帽為止。如果找不到，就把毛巾戴在頭上。”

 

“819，今天過得如何？”

 

“今天實在棒透了，獄警先生。”

 

“好，整理好你們的床，無論如何不要讓我看到皺褶，接著坐在上頭。”

 

到了這個時候，小夜班的獄卒才都離開，只留下大夜班獄卒，包括先前靜靜觀察威權虐行的后備獄卒莫里森(Morison)。他告訴犯人“如果你們想的話，可以躺下沒關系”，犯人們不但馬上就躺下，而且很快地進入甜美的夢鄉。一個小時過去后，穿著花呢外套、配上西裝的典獄長出現了，看起來整齊清爽，似乎每天都長高一些，也說不定，他只是比我印象中站得更挺直一些罷了。

 

“注意！注意！”他突然大聲宣布：“犯人在正確調教后，應該列隊站好以供更進一步的檢驗。”獄卒們一聽，馬上進入二號和三號囚房，叫犯人們起床到大廳，又一次，難得小小睡眠被破壞了。二號、三號囚房的犯人陸陸續續出來，斯圖爾特819找到了他的絲襪帽，里奇1037把毛巾像回教徒那樣纏在頭上，保羅5704則把他的毛巾像小紅帽那樣包在頭上，垂掛下來遮住黑色鎖鏈。

 

瓦尼施詢問“中士”：“你睡得如何？”

 

“好極了，獄警先生！”

 

5704的回答就沒那么完整，他簡單地回答：“不錯！”瓦尼施要他面向墻壁。

 

另一個獄卒大聲念了基本規則：“犯人必須稱呼獄卒們為‘獄警先生’。”因為沒有在“不錯！”后面加上尊敬的語氣，5704被罰做俯臥撐。

 

典獄長緩緩走近犯人的縱隊，就好像在閱兵，同時加上評語：“這個犯人似乎對他自己的頭發有些意見，也似乎對服從命令有點意見，在做更多活動之前，他需要有個適當的認同過程。”

 

典獄長評估過有問題的犯人后，就問獄卒是否必須采取必要的懲治措施，“這個犯人的頭發露出毛巾外了！”他堅持應把識別號碼縫回去，或是用記號筆重新寫上號碼。

 

“明天就是我們的探訪日，對吧？那代表我們希望能夠給訪客們看到最好的犯人，所以犯人819就該學會戴好絲襪帽。我也建議接下來的時間里，3401和5704要和1037學學怎么戴上毛巾。現在，都回你們的房間去吧。”

 

犯人們回去睡覺，直到早餐前才醒來。又是新的一天，日班正要接班，又有了報數的新戲碼。這次是拉拉隊歡呼，每個犯人興高采烈地報數：“給我一個5！給我一個7！給我一個0！給我一個4！這拼起來是什么？5704！”阿內特和大蘭德里、馬庫斯又開始用新把戲折磨犯人，每個犯人都得從隊伍里跑進跑出的，往前一站，用拉拉隊歡呼的方式報上他自己的號碼再回到隊伍里，一個接著一個。

 

 

 

 

 

身份和角色界線開始模糊

 

 

不到三天，事情就演變到這么詭異的地步。扮演獄卒的一部分學生已不只是在演戲，他們用敵意、負向影響和注意力，把自己武裝成真正的監獄獄卒，并在他們值班報告、回顧日記和個人反應中表露無遺。

 

對今天獄卒們“雞蛋里挑骨頭”的方式，賽羅斯非常驕傲地說：“我們變得更加有秩序，在犯人身上得到棒極了的成果。”但是他也注意到了潛在的危機：“我擔心現在這樣只是風雨前的寧靜，可能有脫逃計劃在暗地里展開了！”

 

瓦尼施一開始很不情愿接任獄卒的工作，我還得請典獄長親自開導他才行：“直到第二天我才適應，決定強迫自己正確面對，我故意把所有對犯人的感覺都關了起來，丟掉我的同情心和對他們的尊重。我開始盡我可能地對他們冷言冷語，不讓他們看見我的感覺，不讓他們稱心如意地見到我生氣或沮喪。”他的團體認同比起以前更加強烈：“我只看見，一群令人愉悅的人采取必要措施，來讓另一群沒有必要對他們付出信任和同情心的人乖乖聽話！”他接著提到他喜歡獄卒們在那晚2點30分堅定強硬的報數表現。

 

凡迪與瓦尼施競爭大夜班威權的意味，開始越來越重，但他今天因為缺少睡眠所以非常疲倦，不是很活躍，卻還是對這些犯人終于融入他們的角色非常欣慰：“他們不再認為這只是個實驗，他們必須為尊嚴而戰，但是我們一直在向他們強調現在是誰在做主！”

 

他的報告也提到，他感覺自己越來越愛指揮他人，忘了這只是個實驗。他認為自己只是“希望處罰那些不守規矩的人，這樣可以殺雞儆猴，告訴其他的犯人什么才是對的行為”。

 

犯人們人格的解離和更加嚴重的去人性化問題，也開始影響他：“當我越來越生氣的時候，就不太檢視自己的行為。我不想讓這個影響我，開始把自己深深藏在角色背后，這是唯一不讓自己受傷的方法。我在這些事情上徹底迷失了，但是又不想要停止！”

 

他們是這個情境的受害者，因為我們忘了提供犯人足夠的盥洗和衛浴設備，這變成工作人員心中的噩夢，就像凡迪所抱怨的：“我實在受夠了看這些犯人們衣衫不整、臭氣熏天，監獄臟到發出惡臭。”

 

 

 

 

 

堅守保衛我的機構

 

 

身為警務長，我最重要的職責就是確保我的機構的安全。我該如何應付，或預防8612帶著兄弟突擊入侵？

 

大夜班的伙伴們想了許多方法，甚至盤算過把實驗移至舊市立監獄的可能性。自從星期天我們逮捕犯人的中央警察局成立后，舊監獄已經空置了一段時間。我記得負責逮捕的小隊長那天早上就問我，既然那里有許多空間可以使用，為什么我們不以舊監獄為研究地點。我也曾經考慮過，不過我們已經投入了太多心血，例如我們的監錄系統、食宿安排和其他統籌的細節等等，相較之下，我們在心理系館更能掌控整個狀況。這個新的選擇，也正合我們所需。

 

當我外出尋求新場所的使用可能時，科特·班克斯會負責主持第二次的犯人申訴委員會，克雷格·黑尼會監控探訪時間的所有預備措施，戴維·賈菲則會監視獄警不尋常的管理舉動。

 

我很高興執行小隊長可以在簡單的知會下就見我，我們約在雷蒙納街的舊監獄見面，我向他解釋我現在所面臨的困境：我必須避免監獄的肢體流血沖突，有如去年警察和學生在校園引發的沖突事件。我迫切需要他的協助。接著我們一起檢視場地，就好像我是看地的潛在買主一樣。轉送監獄實驗留下來的人到這個地方實在太完美了，更不用說，加上這個地方的實際監獄環境，會讓實驗看起來更真實。

 

回到總部后，我簽署了一份官方表格申請，希望監獄能夠在當天晚上9點(探訪時間后)準備好讓我們使用，我也保證在接下來的十天內，我們能夠保持它的整潔干凈。犯人們必須好好在這方面下工夫，任何損壞我都會照價賠償。我們緊緊握手，一言為定，我謝謝他大大地拯救了我們監獄，也松了一口氣--比我想象中的還要簡單順利。

 

為了感謝幸運的眷顧和自傲自己腦筋動得夠快，我犒賞自己一杯濃咖啡和一片卡諾里蛋糕，在室外咖啡店享受了一會兒日光浴。又是另一個宜人的夏天，這里依舊是帕洛阿爾托的天堂，從星期天以來一直都沒有改變。

 

在立即向欣喜的工作人員解釋我們的轉送計劃的同時，我卻接到一通來自警察部門、令人心碎的電話：“不能去！萬一有人在公共場合中受傷的話，市政長官擔心會被控告！”假逮捕的問題也會同時浮上臺面，我請求小隊長給我一個說服市政長官無須擔心的機會，我亟須體制的配合，提醒他我和澤克局長的淵源，并且請他想一想，如果有人闖入了安全性低的機構，那才是真正危險的事情。

 

“拜托，我們不能達成共識嗎？”“抱歉，答案是不行，我不想讓你難過，不過這只是純粹公事公辦！”我失去了計劃中犯人轉送的最佳地點，也很清楚我正在斷送我的前程。

 

不知道一個警察會怎么看待一個真的相信自己是監獄警務長的心理學教授，極度害怕有人會攻擊“他的監獄？”“瘋子！”也許言過其實，“精神異常心理學家”大概會貼切一些。

 

你知道嗎？我告訴自己：“不管別人怎么想，必須繼續下去，時間緊迫，丟掉那個計劃，再找另外一個。”首先，我要讓一個線人潛入犯人之中，獲取更多將近的暴動計劃信息。接著再給那些暴動者擺上一道，讓他們闖入時以為實驗已經結束了。我們要拆卸監獄囚房，讓它們看起來好像是大家都回家去了，還要告訴他們我們決定中斷這個研究，不會有任何英雄壯烈犧牲，就只是請大家各自打包，回到原先生活的地方。

 

當他們離開之后，我們就有時間重新構筑新的監獄，更好的監獄。我們在這棟建筑物的頂樓發現了一個很大的儲藏室，可以在探訪時間過后把犯人移到此地--假設闖入監獄的行動不會在探訪時間發生。當天稍晚在送他們回去之前，把監獄修整得更容易抵御外敵，我們的工程技師會修繕人口大門，在門外放置一個監視攝影機，盡量提升監獄的安全度--聽起來像是個明智的備案對吧？不是嗎？

 

顯然地，我的意識惦記著“我的監獄”將被攻擊的一幕。

 

 

 

 

 

安置線人

 

 

我們需要更詳細的攻擊信息，所以我決定以頂替釋放犯人的名義，安置一個線人到監獄里。戴維是我的一個學生，他清楚過人的頭腦正合我們所需，濃密的大胡須和不修邊幅的外表，很快就會讓犯人把他當自己人。他曾在研究一開始時協助科特拍攝錄像帶，所以對地點和行動都有些概念。戴維同意參與幾天，捎給我們任何他可能取得的重要信息，我們會用某些理由，帶他到工作人員辦公室讓他方便說話。

 

戴維很快就發現獄卒的新教條，其中一條講得明明白白：“好犯人無后顧之憂，肇事者吃不完兜著走！”大部分的犯人認定，沒理由在接受這樣的犯人角色時，讓自己處在長期和獄卒對立、動輒爭吵的狀態。他們開始接受自己的命運，每天乖乖合作，因為“他們已經可以想見，一連兩個星期睡覺、吃飯、整理床單時都會被找麻煩，實在已經夠了。”戴維卻也發現，前所未有的新氣象在犯人之間燃起。“偏執狂深植在這！”他聽到了有關逃跑的謠言。

 

沒有人質疑戴維參與這個研究的目的，但是，他以為獄卒知道他是不同于其他人的--只是并不確定他在這里做什么。他們不知道他的身份，所以像對待其他犯人一樣--極度惡劣地--對待他。戴維很快就為了上廁所而痛苦不已：“我只有該死的五分鐘。有人告訴我尿壺在哪里，但是那對我一點幫助也沒有；事實上，我根本沒辦法尿在尿壺里，我必須到洗手間，關上門，知道不會有人突然跳到我身上才能尿尿。”

 

他和里奇1037(二號囚房的室友)成了好朋友，他們一拍即合，但是進度有點太快了！在幾個小時之后，我們信任的線人，穿上道格8612制服的戴維也變了樣子。戴維報告說，“竟然被派遣來在這么棒的人旁邊當線人”，讓他很有罪惡感。還好沒有什么真正重要的事好說，讓他感到輕松多了。是嗎？真的沒有任何重要的信息好說嗎？

 

1037告訴戴維，犯人們要自立自強，不可怠惰，他奉勸戴維不要像他第一次報數那樣當個反叛者。對他們來說，這不會是聰明的舉動。關于他們的脫逃計劃，1037是這么說的：“我們要和獄卒虛與委蛇，如此一來，我們才可以趁其不備、一舉擊中他們的致命弱點。”

 

戴維事后告訴我，8612其實并沒有組織任何反擊計劃，但那時我們已經花費了大把的時間和精力，準備應付未知的攻擊。“當然了，有一部分人的確夢想著，他們的朋友可以在探訪時闖進來解救他們，”他說，“或是在上廁所時偷偷溜走，但是那很明顯只是做夢罷了！”也就是說，他們只是緊抓著一丁點希望。

 

后來我們才知道，戴維違反了我們的口頭承諾--在緊急狀況下成為我們的線人。我們的根據是，那天稍晚有人偷走了“中士”手銬的鑰匙，戴維卻告訴我們他不曉得在哪里。他說謊。在實驗后的日記報告中，我們發現他寫著：“沒多久我就知道手銬的鑰匙在哪兒，但是我并沒有說出來，就算事態已經無關緊要，我應該要說出來了，但是在這些人面前，我還是沒辦法背叛他們。”

 

從戴維的其他回饋中，更可以發現犯人心理狀態如此突然和驚人的轉變--他覺得在監獄的那兩天，他和其他人沒什么差別。“除非我知道我什么時候可以離開，因為我越來越不肯定我所依賴的人會在什么時候把我弄出去。我已經恨透了這個情境。”在他待在斯坦福郡大監獄第一天的最后，戴維--我的線人--告訴我：“我只能抱著骯臟、罪惡、恐懼的心情入睡。”

 

 

 

 

 

發泄抱怨

 

 

當我正和市警察交涉時，先前會過面的那三個犯人委員正把手上長串的抱怨單遞給科特·班克斯，他們分別是5704、4325和1037，所有犯人選出來的代表。科特十分恭敬地傾聽他們的抱怨，比如廁所的限制導致不衛生的情況、用餐之前沒有干凈的水可以洗手、沒有淋浴設備、擔心傳染病、手銬和腳鏈太緊導致淤青和擦傷。他們也希望星期天可以有教堂的禮拜服務。此外，他們還要求可以輪替腳鏈到不同腳上、運動的機會、娛樂時間、干凈的制服、允許不同牢房之間的溝通交流、加班的星期天可以有工資……此外，與其無所事事，他們也都希望可以做一些有價值的事情。

 

科特一如往常不帶感情地聽著，沒有顯露任何感情。威廉·科特·班克斯是一個年近三十、清瘦的非裔美國人，兩個孩子的父親，同時也是研究所二年級的學生，很驕傲自己可以進入世界頂尖的心理學系所。和曾經與我工作過的學生一樣努力，也很有成就。他不讓自己輕薄，超脫、虛弱、辯解或愚昧，把自己隱藏在堅強的外表下。

 

寡言而有分寸的吉姆4325一定以為，科特的冷漠代表他不開心，于是趕緊解釋這些并不是真的“抱怨”而只是“建議”。科特有禮貌地謝謝他們，也答應會和他的上級討論。我懷疑他們是否發現，科特并沒有作筆記，也沒有留下他們手寫的清單。我們的體系里最重要的，是在獨裁主義架構里提供民主體制的假象。

 

但是，市民對系統的需求改變會有異議。如果聰明地選擇，這樣的改變可以防止公開的不服從和叛亂：只要異議被系統所吸收，不服從就會縮減，叛亂也會被擱置。事實上，因為沒有任何合理的嘗試來保證解決他們表達的任何的抱怨，這些選出來的正式代表完成目標的可能性就很低。斯坦福監獄申訴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在防護系統里取得初步的進展，但是失敗了。然而，他們離開時覺得不錯，因為公開地發泄，并且有一個權威者--即使是相對較低階的官員--聆聽了他們的抱怨。犯人和外界取得聯系

 

犯人的第一封信是邀請一些可能的訪客，有一些可能是今晚、實驗的第三天來。第二封信則是邀請另一天晚上的訪客，因為這些朋友或家人因為太遠而無法趕到。犯人用我們官方的文具完成之后，獄卒收集起來郵寄，當然是以監視這些信件的安全性為理由。接下來的例子可以讓我們知道犯人的感覺--至少有一個重要的例子讓我們感到驚訝。英俊的美國人修比7258，建議他的女朋友“帶一些有趣的照片或海報來，好讓我貼在床上的墻壁上瞧，打發無聊時間”。身強體壯，留著埃米利亞諾·薩帕塔(Emiliano Zapata)式小胡子的里奇1037。則對他的朋友表達了他的憤怒：“這不再像是一個工作了，因為他媽的我不能離開這里。”

 

斯圖爾特819已經慢慢有越來越多抱怨，寄了五味雜陳、耐人尋味的信息給他的朋友：“這里的食物和埃比尼澤(Ebenezer)第二次到泰國旅行的第三天的食物一樣好吃且豐富。這里沒什么有趣的事情，基本上我就是睡覺、大聲喊出我的號碼，以及讓人找找麻煩，如此而已，如果可以離開這里，會是非常好的事情。”

 

小個子的亞裔美國犯人格倫3401，清楚地表示了他對這個地方的鄙視：“我在這里度過了許多痛苦的時間，請你聲東擊西地用炸彈炸了喬登大樓。我的伙伴和我都已經很挫折。我們打算盡快逃跑，但是首先我相信，在我出去的路上我要先砍掉幾個人的頭才行。”然后他在最后加上了一句謎樣的注記：“小心不要讓傻瓜知道你是真的……，’真的什么？

 

尼古丁成癮的保羅5704所寫的信更令人驚訝，他是新的犯人領導者。在信中，5704做了一件愚蠢的事情，他自封革命者，在這封難保隱私的信中向他的女朋友透露，他計劃出去后要把他的經驗寫成故事，給當地的地下報紙刊載。他發現國防部海軍研究處支持我的研究，因此得到了一個陰謀理論，認為我們企圖試探抗議越戰的監禁學生有多少能耐。明顯地，他是一個沒有什么經驗的革命者，在信中討論破壞計劃明顯不智，因為這些信非常有可能被監看。

 

他并不知道我是一個激進派、行動主義的教授，從1966年就開始反對越戰。當時我在紐約大學組織了第一個通宵的辯論團體，發起大規模的聯合罷工，在紐約大學的畢業典禮上，抗議學校頒給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名譽學位。隔年，我在斯坦福組織了數千名學生，積極挑戰連續數年的戰爭。我是有熱血的政治靈魂，不是沒腦筋的熱血革命者。

 

他的信這樣開始：“我已經和‘The Tribe’及另一個自由的基層報紙‘The Berkeley Barb’做好安排，當我從這里出去后要給他們這些故事。”然后5704開始自吹自擂他在我們的小型監獄社區里的新地位：“我擔任監獄犯人申訴委員會的代表主席，明天我要為我們的集體利益報酬組織一個互助會。”他也描述了他從這個經驗中的獲益：“我學習到很多監禁中的革命策略。獄卒一事無成，獄卒做不了什么，因為你壓制不了老怪胎們的氣焰。我們大多是怪胎，而我真的不認為，在這件事結束之前會有任何一個人屈服。有少數人開始低聲下氣，但是這些人影響不了我們其他人的。”此外，他在最后用大大的粗字體簽下署名：“你的犯人，5704。”

 

我決定不要告訴獄卒這個信息，免得他們報復而真的虐待他們。但是令人感到沮喪的是，我的研究補助金被指控是政府戰爭機器的工具，尤其是我曾經鼓勵激進學生團體有力地發出不同的聲音。這個研究補助原本是用來探索匿名的效果、去人性化的情境和人際間侵略的實務及概念研究。從這個監獄實驗剛開始，我就已經向補助機構申請延伸補助來贊助這個實驗，根本沒有其他額外的資助。保羅可能還伙同他的同伴柏克萊散布不實的謠言，讓我很生氣。

 

不曉得是他偶爾的情緒波動還是渴望尼古丁，還是他想在報紙上寫更多令人激動的題材，5704今天制造了許多難題給我們--在我們已經有太多事情要處理的一天。在他同牢房室友的幫助下，他第一次弄彎了囚房的鐵柵，也因為做了這件事所以得到黑洞時間。他踢壞黑洞里兩個隔間的隔板，這個舉動又讓他不被允許吃午餐，而延展了關禁閉的時間。他持續不合作，直到晚餐時間，并且因為沒有人來探視他而明顯地感到沮喪。幸好，晚餐后他和典獄長面談，典獄長嚴厲地訓斥他一頓，然后我們就發現，5704的行為已經變得稍好一些。

 

 

 

 

 

為訪客做好準備：虛偽的化裝舞會

 

 

我希望卡羅可以從奧克蘭過來和我一起工作，以準備面對家長的猛烈炮火。但是一如往常，他的老爺車壞了得送修，希望隔天可以一如預期，來得及出現在假釋聽證會上。經過在電話里的長談，游戲計劃已經設定好，當不受歡迎的參訪者來到時，我們會做所有監獄做的事，準備記實地描述辱罵和我們面對系統改進的要求：監獄人員用小飾巾蓋掉血跡，把搗蛋鬼關在外頭，總之就是讓場面變得好看一些。

 

卡羅的明智建議，是要我在短時間內創造出看起來很好、有愛心的系統給父母們看，以表示我們秉著良心在照料他們的孩子。他說得很明白，不管怎樣，我們必須讓這些中產階級的白人父母相信我們的研究是好的，就像他們的兒子一樣順從權威者的要求。卡羅笑著說：“你們這些白人喜歡順從人，所以他們會知道他們在做對的事情，就像每個人一樣。”

 

接著我們立刻展開主要行動：要犯人清洗地板和他們的牢房，黑洞的標志已經被移除，噴灑清新的植物香味清潔劑以蓋掉尿騷味。犯人都刮了胡子，以海綿洗澡，盡量打扮。絲襪帽和頭巾都藏了起來，最后典獄長警告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抱怨，探望的時間會提早結束。我們要求日班加班到晚上9點，除了應付參訪者，也可以在暴動真的形成時立即協助。為了考慮得更周到，我同時邀請我們所有的備用獄卒進來。

 

然后我們給犯人吃最好的熱食，熱雞肉派，吃不夠的人還有第二份，而且飯后還有雙倍的點心。音樂溫柔地流進大廳，日班獄卒伺候他們用餐，小夜班的獄卒巡視警戒。過去用餐常有的大笑或竊笑不見了，氣氛變得強烈且不尋常地客套。

 

赫爾曼斜挨著坐在桌子的前端，但仍然拿著他的警棍大搖大擺地晃啊晃：“2093，你從來沒有吃過這么好的，對吧？”

 

2093回答：“沒有，獄警先生。”

 

“你媽媽從不給你第二份，對吧？”

 

“不，她從不，獄警先生。”“中士”服從地回答。

 

“你看你在這里有多好啊，2093？”

 

“是的，獄警先生。”赫爾曼從“中士”的盤子中拿走一些食物，然后走掉譏笑他。血紅的仇恨，正在他們之中醞釀。

 

同一時間，在監獄門外的走廊上，我們正在為探訪者的到來做最后的準備，他們造成麻煩的可能性已經是再真實不過的恐懼。墻的對面是獄卒、典獄長和警務長的辦公室，我們在那兒準備了一打的折疊椅給等待進場的探訪者。當他們來到地下室時，一定有副想要看看這個新奇有趣實驗的好心情，我們慎重、有系統地將他們的行為帶人情境的控制，一如先前的計劃。他們必須明白他們是訪客，是我們給了他們探視兒子、兄弟、朋友和愛人的特權。

 

蘇西·菲利普斯(Susie Phillips)是我們活潑的接待員，溫暖地歡迎訪客；她坐在一張很大的桌子后面，桌子邊還有一盆芳香的玫瑰。蘇西是我的另一個學生，主修心理學，也是斯坦福甜姐兒，以她的美貌和體操能力被選為拉拉隊隊長。在這里，她先讓每一個參訪者簽名，并且寫下他們抵達的時間、編號，他們要探視的犯人姓名和號碼。蘇西告訴他們今晚一定要遵守的規則：首先，每一個探訪者或探訪團體必須聽取典獄長的簡報，并且在監獄里的家人或朋友已經吃完晚餐后，才可以進入監獄。出去的時候，他們必須和警務長會面，討論他們的顧慮或分享他們的感覺。他們同意這些規定，然后聽著對講機傳來的音樂坐著等待。

 

蘇西向他們道歉讓他們等待太久，解釋犯人今晚比平常花了更多時間吃飯，因為他們正在享受雙倍的點心。有一些探訪者還是坐立不安，他們還有其他事情要做，對等待他們要見的犯人和待在這個不尋常的監獄場所有點不耐煩。

 

和典獄長協商之后，接待員告知參訪者，因為犯人花了太多時間吃東西，探訪時間將會限制為十分鐘，而且每位犯人只能有兩個探訪者。探訪者感到沮喪，開始抱怨，因為他們的孩子和朋友不受照顧。“為什么只能兩個人？”他們問。

 

蘇西告訴他們里面的空間很小，還有因為消防規定最多能進入的總人數。然后低聲補一句：“你們的孩子或朋友沒有告訴你們，探訪者最多只能有兩人嗎？”

 

“該死，他沒有說！”

 

“我很抱歉，我猜他忘記了，但是下次來訪時你們就知道了。”

 

探訪者利用等待的時間，聊起這個有趣的實驗，有些人抱怨這些專制的規定，但是明顯地，他們逆來順受地遵守這些規定，當一個稱職的好訪客。我們為他們準備了這個舞臺，讓他們相信眼前所見的可愛地方是一流的，讓他們懷疑從他們不負責任又自私的孩子或朋友那里所聽見的抱怨。因此，他們正不知情地參與我們正上演的監獄戲碼。匆促而又沒人情味的探訪時間

 

犯人819的父母是最先進入大廳的人，好奇地四處觀望，接著發現他們的兒子坐在回廊中間長桌子的尾端。

 

父親問獄卒：“我可以和他握手嗎？”

 

“當然可以。為什么不行？”他的請求讓獄卒很驚訝。

 

然后他的母親也和她的兒子握手！握手？父母和孩子之間沒有自動來個擁抱？(這樣顯得笨拙的細微身體觸碰，是當一個人到真正高度防衛的監獄中才可能發生的行為，但是我們監獄沒有這樣的條件，也許是我們讓探訪者困惑了，不知道在這樣陌生的地方怎樣的行為舉止才算恰當。因此當在不確定的時候，行動越客氣越好。)

 

柏登站在犯人和他們的父母之中。赫爾曼隨意地走來走去，侵犯819和他的親屬之間互動的隱私。他若有似無地游走在附近，而819一家三口假裝忽略他，繼續他們的對話。然而，819知道他沒有機會說任何關于監獄的壞話，否則他等等就會嘗到苦頭。他的父母五分鐘就結束探訪，好讓他的哥哥和姐姐可以和他會面。當他們說再見時，再一次地握手。

 

“是的，這里一切都很好。”斯圖爾特819告訴他的哥哥和姐姐。他們的表現，和其他犯人與熱切的父母見面時不安的局面不同。他們比較隨性也比較愉快，不像和父母談話的情境限制下那么害怕。但是獄卒常常在他們附近徘徊。

 

819繼續說：“我們和獄警有一些愉快的談話。”他描述“作為處罰的黑洞”，但才剛開始說，柏登就打斷他：“不要再談論有關黑洞的事，819。”

 

他的姐姐問起他衣服上的數字，也想知道他們每天都做些什么。819回答了這些問題，也描述這一切對他的影響。當他提到他和小夜班獄卒發生的問題時，柏登再一次不友善地打斷他。

 

819：“他們早上很早就起床……有一些獄卒真的很好，很棒的獄警。這里沒有任何真的身體虐待，他們有警棍，但是……”

 

他的哥哥問他，從這里出去之后要做什么。819像一個好犯人應該說的回答：“我不急著出去，我在一個很棒的地方。”五分鐘之后，柏登終止了他們的面談。賽羅斯一直坐在桌前，瓦尼施則站在桌子的后面。獄卒比訪客還要多。當819的訪客微笑地揮手說再見時，他的臉色變得陰沉。

 

里奇1037的父母進來時，柏登就坐在桌子上虎視眈眈的看著他們。[我第一次發現，柏登看起來很像陰險版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

 

1037：“昨天開始有點奇怪。今天所有的墻和牢房都被洗過了……我們沒有時間感，沒到外面看過太陽。”

 

他的父親問他，是否要在里面待完兩個星期。可想而知，兒子說他不確定。這個探訪進行得很順利，交談很有活力，但是媽媽表現出憂慮，因為他兒子看起來有點不對勁。大蘭德里漫步到柏登那兒和他交談了幾句，兩個人都站著聽探訪者的對話。1037沒有提到獄卒拿走了他的床，還有他都睡在地上。

 

“謝謝你們來。”1037感動地說。因為1037請她代打電話給某人，媽媽又再繞回來：“我很高興我來了……很快就可以再看到你了，后天，我確定。”“現在起，你要乖而且遵守這里的規矩。”她激勵她的兒子。

 

父親在門外溫柔地提醒她可能會超過時間，不要妨礙其他人的訪視權益。

 

當修比7258美麗動人的女朋友進入大廳時，獄卒全都振作起來。她帶了一盒杯子蛋糕，很聰明地讓獄卒們分享。獄卒吃得津津有味，由衷愉快地發出大快朵頤的聲音。當他和女朋友談話時，7258也被允許吃一個杯子蛋糕。他們很認真地想要忘記獄卒緊緊跟隨在后：柏登一直在他們旁邊徘徊，他的警棍在桌上間斷拍打，規律地發出聲音。

 

擴音器的背景音樂，是滾石合唱團的成名曲之一：“Time is on myside”。這首令人覺得諷刺的歌曲，在探訪者來來去去極短的會面時間里并沒被注意到。

 

 

 

 

 

來自母親的擔心

 

 

我感謝每一個探訪者從他們忙碌的行程中抽空來探視。和典獄長一樣，我試著盡可能親切和友善。另外，我也希望他們可以賞識我們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盡可能真實地研究監獄生活。我回答他們關于往后探訪的問題，送禮物包裹，以及私底下要求我特別照料孩子的交代。一切都很順利，只剩下一些探訪者還讓我擔心地牢會不會面臨無預警攻擊的危險。然而，在應付下一個棋局之前，我還是被1037的母親突如其來的苦惱憂傷弄得手足無措--我并沒有料到這個。

 

當她和1037的父親進入我的辦公室時，她用顫抖的聲音說：“我不是故意要制造麻煩，先生，但是我很擔心我的兒子。我從來沒有看過他這么疲憊。”

 

紅色警戒！她可能為我的監獄制造麻煩！但她是對的，1037看起來很糟，不只是生理上的耗竭，精神上也很憂郁。他是所有犯人中，臉色看起來最糟的一個。

 

“你兒子可能是什么問題？”

 

這個反應很直接、自動，就像每一個權威者遇到挑戰體系的操作程序時，都會有的反應。就像其他濫用制度的加害者一樣，我把問題歸因于他兒子的性格，也就是他本身有一些問題。

 

她沒有被這個轉移注意力的策略所影響，繼續說他“看起來很憔悴、晚上沒有睡覺”而且--

 

“他有睡眠障礙嗎？”我打斷她。

 

“沒有，他說獄卒因為‘報數’的事情叫他們起床。”

 

“是的，當然，報數。當獄卒換班的時候，接手的獄卒必須確定所有的人都在，所以要求他們報數。”

 

“半夜里？”

 

“我們的獄卒每八個小時輪班一次，因為有一組是從凌晨2點開始工作，他們必須叫醒犯人以確定他們都在，沒有人逃跑。這樣解釋你還不能了解嗎？”

 

“是的，但是我不確定--”，她仍準備丟出麻煩，所以我必須轉換另一個更有權勢的策略，并且把一直沉默不語的父親給拉進來。他一直都很沉默。我直視他的眼睛，以他的男性尊嚴賭上一把。

 

“不好意思，先生，你不認為你的兒子可以處理好嗎？”

 

“當然，他可以，他是一個領導者，你知道的，……而且……”

 

從他的語調和伴隨的手勢，他的話聽到一半就可以理解，我跟他一拍即合。“我同意，你的兒子似乎有能力可以掌控這個困難的情況。”然后我轉向媽媽，再次向她保證：“你們放心，我會注意你們的小孩。很謝謝你們來，希望很快就能再看到你們。”

 

父親十分有男子氣概地與我堅定握手，我向他眨眨眼，代表這里的老大我會站在他這邊。我們默默地互換“我們會容忍‘小女人’的過度反應”的眼神。真是下流，我們是被自動化的男性心理所引導。

 

我想以下面這封信作為這場拍馬屁事件的結尾。這是一封來自1037的母親溫柔的信，同樣是在那晚所寫。她對監獄和她兒子的情況的觀察和直覺，我認為完全正確：

 

我和我先生參訪了“斯坦福監獄”，對我而言很真實。我很確定兒子志愿參加這個實驗時，我們都沒有預期結果會這么嚴重。當我看到他的時候我很沮喪，因為他看起來非常憔悴，他最大的抱怨是很久沒有看到太陽了。我問他志愿參加這個實驗是否令他感到難過，他說一開始的確如此，但是他已經走過很多不同的心境，也認命了。這是他生命中賺得最辛苦的錢，這點我十分確定。

 

 

 

 

 

1037的母親

 

 

PS：我們祝福這個計劃順利成功

 

雖然這樣說可能超前故事的進行，但我還是必須先在這里說明，她的兒子里奇1037，聚集反抗分子的人之一，幾天后因苦于嚴重的急性壓力反應被提早釋放。而他的母親，早就從他身上感覺到了這個改變。

 

 

 

 

 

假裝放棄以擊退暴民

 

 

最后一個參訪者離開后，我們終于可以喘一口氣了，因為暴民并沒有在我們最脆弱的時候破壞探訪聚會。但是危機仍然沒有解除！我們必須馬上轉換成反叛亂模式。我們的計劃，是讓一些獄卒拆除監獄的道具，顯露出雜亂無序的樣子。其他的獄卒把犯人的腳鎖在一起，用袋子蓋住他們的頭，然后護送他們從地下室坐電梯到很少使用且很大的五樓儲藏室，以防突然的攻擊。如果真有叛亂者要進來解救犯人，我會獨自坐在那里，然后告訴他們“實驗已經在稍早結束，也送他們回家了”，所以他們來得太晚。等到他們確認之后離開，我們就會把犯人送回來，而且加倍警戒監獄的安全。我們甚至想到，如果8612也是暴徒之一，我們就要逮捕他，再次監禁他，因為他是在虛偽陳述的情況下被釋放。

 

想象這個畫面：我坐在以前被稱為“大廳”的空曠走道上，先前的斯坦福監獄，現在只留下混亂--牢房門鉸鏈被打開，標志被拆下，前門完全打開。我好似發了瘋地，提出我們認為會是足智多謀、不擇手段的對抗策略。但在可能的暴徒出現以前，到來的卻是我的一位心理學系所同事--我的老朋友，非常嚴肅的學者和我念研究生時的室友戈登(Gordon)。他問起這里發生什么事情，他和他的妻子看見一群犯人在五樓地板上，心生同情，因為他們看起來很痛苦，所以他們出去給犯人買了一盒甜甜圈。

 

我盡量簡單、快速地描述這個研究，以及入侵者突然闖入的預期。這個學識淵博的意外訪客接著提了一個簡單的問題：“說說，你研究里的獨變項是什么？”我應該要回答“犯人或獄卒角色的分配是隨機分派的”，但是我生氣了。

 

我還有可能闖入監獄的暴民問題尚未解決。所有人員和監獄的安全穩定性岌岌可危，而我竟然必須對付這個假作開明、理論性的、無能的、只關心荒謬事情的教授！我自己想著：接下來他會問我的是，我是否有修正過后的計劃！笨蛋！我機靈地打發走他，回到工作崗位準備攻擊發生。我等了又等。

 

最后，我發現，這只是個謠言。根本就沒有這回事。我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計劃擊退傳說中的攻擊。我愚蠢地乞求警方幫忙，我們清理了臟亂的儲藏室，拆除我們的監獄，把犯人送上五樓。更重要的是，我們浪費了寶貴的時間。此外，我們最大的罪惡是，身為一個研究者，今天我們沒有任何系統性收集的資料。所有錯誤都來自一個人，這個人對謠言的傳遞和扭曲有著專業的興趣，這個人還經常在課堂上論證這個現象。凡人都有可能是笨蛋，特別是當凡人的情緒支配了冷靜的思緒時。我們重新架設監獄道具，然后把犯人從炙熱、通風不良的儲藏室移回來，他們莫名其妙地被藏了三個小時。對我而言，這真是奇恥大辱。克雷格、科特、戴維和我那天眼神幾乎沒有交會。我們靜默地、心照不宣地同意，只有我們自己知道“Z博士的愚蠢”(指津巴多博士)。

 

 

 

 

 

難堪的挫敗

 

 

很顯然地，我們都遭遇了極大的挫折感。我們都受苦于認知失調的緊張，因為沒有經過充分的證明就堅信一句謊言，做了很多不必要的舉動。我們也經過了“團體思考”。一旦我，一個領導者，相信謠言是有根據的，每個人便都會接受它是真的。沒有人扮演惡魔的擁護者，但是每一個團體都需要那種角色，以避免像這樣愚蠢或是悲慘的決定。就像"去約翰·肯尼迪(John Kennedy)總統“災難性”的決定從豬玀灣侵略古巴，結果完全地失敗。”

 

對我而言這十分明顯，我們失去了科學的超脫，這是在執行任何研究中都必須保有的客觀性。我變成了一個好的監獄警務長，而不是研究者。從稍早我和1037的父母見面時，應該就十分明顯可以看得出來，更不用提和警察小隊長發脾氣的事。但無論如何，心理學家也是人，也會在個人層次遭遇相同的困惑，而這正是他們專業層次所研究的。

 

我們的挫敗感和難堪，靜靜地在監獄大廳里散布。回顧起來，我們應該承認我們的錯誤，然后繼續進行下去，但這是任何人最難做到的部分。就只是說：“對不起，我錯了。”我們卻總無意識地尋找代罪羔羊來轉移對自己的責備。而且我們不需要舍近求遠，在我們身邊都是犯人，他們必須因為我們的失敗和窘迫付出代價。

 

 

 

 

 

第6章 星期三：逐漸失控

 

 

在實驗的第四天，我衷心期盼相較于星期二無止盡的問題今天能少一些躁亂的場面。我們的日常行程似乎排滿了有趣的事件，能夠修補這座監獄之中的裂痕。像是今天早晨會有一位曾是監獄牧師的神父到來，參照真正的監獄，告訴我們模擬的真實度。他也是來還過去欠我的一份人情--我曾提供一些參考文獻，幫助他撰寫暑期學校課程中有關監獄的報告。盡管他的到訪是在實驗開始之前就安排好了，但是現在他肩頭上可有兩件事，大的那一部分，多多少少是為了回應申訴委員會禮拜服務的要求，其次則是為“第一假釋理事會”而出現，聆聽犯人的假釋需求。理事會的主席將會是本計劃的顧問卡羅·普雷斯科特，以前的他是不斷要求假釋但被駁回的犯人，現在的身份則是假釋理事會主席。把他的角色完完全全顛倒過來，實在是件有趣的事情。

 

另外，我也答應了另一次的探訪之夜，這應該多少可以安撫這些犯人沮喪的情緒。我也計劃把填補麻煩鬼道格8612空缺的新犯人號碼改成416。今天有許多事情等著，但是對斯坦福郡大監獄的警務長和他的工作人員們而言，今天會是順利的一天。

 

 

 

 

 

牧師的斗智賽

 

 

麥克德莫特神父(Father McDermott)是一位高大、身高約6英尺2英寸的男子，看起來好像有定期健身的樣子，發線漸退反而凸顯了他陽光般的燦爛笑容，鼻梁高挺、氣色紅潤，立如松、坐如鐘，并且幽默風趣。三十幾歲的時候，麥克德莫特在東岸監獄擔任過教牧輔導的工作，硬挺的領子和整齊的黑西裝，活脫是電影版天性快活卻堅定可靠的牧師。我驚訝于他在他牧師角色中的出入自如，現在他是個嚴謹的學者，也是一個憂國憂民的傳牧師，只要有人需要專業的協助，不論何時他總是會回到他的主要角色“牧師”。

 

在警務長辦公室里，我們瀏覽過一長串含有注記的名單，這是我為他的“人際攻擊”報告所準備的資料。他顯然對于我花了這么多時間十分感動，所以他問了：“有什么我可以為你做的？”我回答：“我希望你能盡可能利用你的時間，盡量多與學生受試者交談，再根據他們告訴你的和你所觀察到的，給我一個最誠懇忠實的評估：這個實驗的真實性，對你而言有多高？”

 

“當然了，吃果子不能忘了拜樹頭，我會用我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工作的經驗來做個比較，我在那里工作了好幾年了。”神父這么告訴我。

 

“太好了，我非常感謝能夠有你協助。”

 

是他該上場的時候了：“典獄長邀請了許多犯人，這些人已經登記了，希望有幸和牧師談談。一部分人很想和你見面，另一部分希望你能在周末做禮拜，只有一個犯人，819，感到身體不舒服需要多一點時間睡覺，不希望你去打擾他。”

 

“好，那我們走吧，這應該很有趣。”麥克德莫特神父這么說。

 

典獄長在二號和三號囚房背墻放了兩張椅子，一張給神父，一張給來會談的犯人，我自己也帶了一張，放在神父旁邊。賈菲站在我旁邊，他一個個親自護送犯人到這里會談，看起來很緊張，不過顯然很喜歡這一幕“虛擬實境”。我則關心這些犯人們會抱怨些什么，而這位好好神父又會怎么勸導他們。我叫賈菲去確認，科特·班克斯是否能讓錄像畫面的特寫鏡頭更清楚，但是，我們低分辨率的攝影機似乎達不到我的預期。

 

大多數的互動都大同小異。

 

神父介紹他自己：“麥克德莫特神父，孩子，你呢？”

 

“我是5486，先生”，或者“我是7258，神父”，只有少數人會以自己的名字回答，大多數都用號碼取而代之。奇怪的是，神父卻也見怪不怪，讓我非常驚訝，社會化進了犯人的角色之中竟起了這么大的影響。

 

“你被控什么罪名？”

 

“竊盜”、“強盜取財”、“擅自闖入民宅”或“《刑法》第459條”是最常聽到的回答。

 

偶有一些補充，比如“但我是清白的”或“我被控告……但是我沒有做啊，大人。”

 

神父會接著說：“見到你真好，年輕人。”或者直接叫犯人的名字，詢問他住在哪里，他的家人或來探視過他的人。如果麥克德莫特神父問犯人：“他們為什么用鏈子鏈住你的腳？”“我想是怕我們四處亂跑，限制我們的自由。”是最典型的回答。他會問一些犯人他們如何被對待，心里的感覺，是否想抱怨什么事，不管他幫不幫得上忙，都請他們盡量說。接著，我們的神父出乎我意料地詢問他們監禁的基本法律問題。

 

“有任何人把你關禁閉嗎？”他二擇一地嚴肅詢問其中一人：“你的律師怎么看待你的案件？”因為各種不同的理由，他也問其他人：“你有告訴你的家人你被控告的這件事情嗎？”“你見過了你的公眾辯護律師了嗎？”很快的，我們都身陷朦朧地帶，神父深深投入監獄牧師的角色，我們的模擬監獄所創造的真實情境，顯然地讓神父也投入其中，就好像對犯人、獄卒甚至對我的影響。“我們不能打電話，也從沒有被帶去聆聽審判，甚至沒聽過審判日是哪一天，先生。”

 

神父說：“好吧，有人會去處理你的案件，我的意思是，你可以為自己爭取，簡單地寫封信給法官，但是這么做又有什么好處呢？而且你可能會等很久才得到答復，你也可以要你的家人聯絡律師，如果你覺得現在的狀況可能對你不太有利的話。”

 

犯人里奇1037說：“我計劃當自己的辯護律師，因為再過幾年我就會從法學院畢業，然后很快就可以成為律師了！”

 

神父嘲諷地一笑：“在我的觀察中，律師為自己辯護會摻雜太多情緒，你知道，古諺是這么說的：‘任何人為自己出庭辯護，都好像是聘了一個傻瓜當律師。’”我告訴1037時間到了，向典獄長暗示換下一個犯人上來。

 

“中士”過度拘謹的樣子還有他拒絕法律咨詢的舉動，嚇了神父一跳，因為他說：“這很公平，我犯罪所以要被抓進來，這個罪名已經成立了，所以要花這個時間坐牢。”

 

“還有人跟他一樣嗎？還是他是特殊例子？”麥克德莫特問。“他是特別的例子，神父！”很難再有人像“中士”一樣，甚至連神父都用施與恩典的樣子對待他。

 

明明知道抽煙不容許，犯人保羅5704還是狡猾地抓緊機會，向神父討了根香煙：當他深深吐出第一口煙時，沒忘了給我一個狗吃屎的奸詐笑容，和一個“勝利”手勢--代表“我整到你了！”申訴委員會的主席，已經下了暫緩令人歡喜的監獄例行公務的決定。我期待他接下來會再要一根香煙。然而，我發現獄卒阿內特已經暗自記下這個逾矩行動，知道他接下來會為這根香煙和奸詐的笑容付出代價。

 

經過一個個簡短面談，有人抱怨虐待，有人抱怨違反規定，我變得有些激動和困惑。

 

只有犯人5486拒絕投入這幕場景--假裝這是個真正的監獄，而他是真正的犯人，需要神父來釋放他內心的自由。他是唯一一個描述這個情境為“實驗”的人，不在我們的實驗控制范圍內。杰里5486是里頭最冷靜明智的一個，也是最不輕易表露情感的一個。到現在為止，他似乎都把自己擺在陰暗角落里，避開注意，不會有特別哪個獄卒或哪一值班人員特別喜歡點他出來做事，也鮮少在報數或反叛行動、暴亂中注意到他。所以，我現在開始特別注意他。

 

接下來的犯人，相對地，極需神父給他法律上的協助，但他也因意識到這將花一大筆錢而嚇傻了。“好吧，假設你的律師現在需要500美元作為訂金，你現在身上有500美元嗎？如果沒有，你的父母親就得快點跳出來籌錢，而且刻不容緩。”神父說。

 

犯人修比7258接受神父的協助，給了他母親的名字和電話，這樣她就可以安排法律上的協助。他說他的表哥在當地的公眾辯護所工作，可能可以保釋他出獄。麥克德莫特神父答應照他的要求去做，修比欣喜若狂，好像圣誕老人要送給他一臺新車一樣。

 

整個流程變得越來越奇怪。

 

在離開之前誠摯地與七位犯人對談的神父，用神父最誠摯的方式問我，是否還有頑強抵抗的犯人需要他的協助。我叫獄卒阿內特鼓勵819花幾分鐘時間和神父講講話，這或許可以讓他好過一點。

 

在犯人819準備和教牧輔導員對談的空當，麥克德莫特神父向我透露：“他們全都是天真幼稚型的犯人，他們不知道監獄是什么，是用來干什么的。他們都是典型的知識分子，是和你一樣想要改變監獄系統的人--明日的領導者和今日的投票人，而他們也是那些將塑造小區教育的人。不知道監獄是什么，監獄可以怎樣影響一個人，但是你在這里做得很好，這將會教導他們！”

 

我把這段話當作信任票，牢記他今日的訓誡，但是困惑仍然未減。

 

犯人斯圖爾特819看起來糟透了，重重的黑眼圈，披頭散發沒有梳理。這個早晨，斯圖爾特819做了一件壞事：在一陣怒氣之下，他弄亂了他的囚房，撕開枕頭把里頭的羽毛弄得到處都是；他被丟進黑洞，讓他的室友整理這一切臟亂，他自從昨晚父母親探視后就開始心情低落，某個伙伴告訴獄卒，他的父母語重心長地跟他講了一大堆話，他卻用另一種方式解讀。他們并不關心他的抱怨，盡管再怎么盡力解釋，他們仍然不在乎他的處境，只不斷講著剛剛才看了哪出難看死的表演。

 

神父：“我想你可能會想和你的家人討論幫你找個律師這件事。”

 

819：“他們知道我是個犯人，也知道我在這里做了什么--關于報數的事情，那些規則，還有不斷地找我麻煩。”

 

神父：“你現在感受如何？”

 

819：“我覺得頭痛欲裂，我需要醫生！”

 

我從中打斷，試圖發現頭痛的來源。我問他這是不是常常有的偏頭痛，或者是因為過度勞累、饑餓、炎熱、壓力、便秘或視覺問題所導致的。

 

819：“我感覺像虛脫了，非常不安！”

 

接著他就崩潰了，失聲哭泣，大口嘆氣，神父以給他手帕讓他擦掉眼淚來安慰他。

 

“好，聽我說，事情沒有那么糟，你待在這里多久了？”

 

“只有三天！”

 

“那你接下來最好別再那么情緒化。”

 

我試圖安撫819，為他安排一個時間喘口氣，到大廳外頭的休息室--實際上就是攝影機隔間后面--休息一下。我告訴他可以在那里自由的休息，我會給他一些好食物吃，看看頭痛是不是在下午就會好轉，如果沒有，我會帶他到學生健康中心做個檢查。因為我把他帶到安全性最低的地方，所以我要他保證絕對不會脫逃。我也詢問他，是否感覺差到沒有辦法繼續下去。但是他堅持他可以繼續下去，不會再做任何調皮搗蛋的事。

 

神父告訴819：“或許你只是對這個地方的味道反應過度。這里的空氣很悶，還有一種令人不舒服的味道，這本來就需要花時間適應不是嗎？”那倒也是事實。這樣說或許太嚴重，不過這里真的有點像擺放了有毒物質，那種惡臭，好似帶領我們到了真正的監獄。(我們已經習慣了麥克德莫特聞到的、緊緊環繞在我們監獄的尿騷味和排泄物臭氣，久聞而不知其臭；經他這么一說，才又抓回了我們對這味道的嗅覺。)你必須從中取得平衡，許多犯人都在學著適應。”

 

當我們走出大廳到我的辦公室時，神父告訴我，這個研究運作得就像一座真正的監獄，特別是他看見了典型“初犯者綜合征”(first-offender syndrome)--困惑、易怒、狂躁、憂郁，以及過度情緒化。

 

他向我擔保，這樣的反應一個星期后就會改變，因為犯人的生存意志不會這么柔弱，他強調，情境比819那男孩肯承認的還要真實。我們都同意819需要咨詢，我發現盡管嘴唇在發抖，手也在顫動，兩眼發直，他仍然不愿意承認他在這里撐不下去，告訴我們他想要出去。我想他沒辦法接受自己是個膽小鬼的想法，他的男性尊嚴受到了威脅，所以他希望我們，呃，希望我，堅持要他離開好顧全他的面子，“或許真的是這樣，那是個有趣的可能性。”麥克德莫特神父相信，這剛好呼應了他剛剛向神父透露的心情。

 

當他告別時，我忍不住提醒他，好神父是不會真的打電話給父母親說這些事的，對嗎？“不，我會打，我必須這么做，這是我職責所在！”

 

“當然了，我怎么那么笨啊！你的職責所在，沒錯。”(因為我需要父母和律師來應付這個狀況，因為神父給過承諾，必須責無旁貸地維持真實世界的神父角色，即使他知道這并不是一個真正的監獄，但是該死，這場戲還是得演下去。)

 

神父的到訪點破了，在角色扮演和自決的認同之間，這里實際和幻想之中逐漸滋長的困惑。他是個真正的神父，也有過在真實監獄工作的個人經驗，他全心全意投入這個假冒的角色，協助我們將虛擬秀轉化為現實人生。他坐得直挺，用某種特別的方式握手或做手勢，給建議時身體微微前傾，以點頭表示了解，拍拍犯人肩膀，為犯人的發傻皺眉頭……說話的聲調和節奏，讓我想到小時候在圣安瑟爾天主教堂的周日學校情境。他代表非常典型的神父形象，像是電影里派遣過來的，當他做著神父工作時，我們好像在看奇妙的電影或影集，而我著迷于他詮釋角色時動人的演技。如果在他加人后有任何改變，那就是神父的探訪將我們模擬的實驗情境改變成更接近真實的監獄，對那些原先設想這個情境“只是實驗”的犯人們來說更是。神父讓這個信息成為新的媒介，讓我們的情節演變成出自卡夫卡或是路易吉·皮蘭德婁(Luigi Pirandello)的小說場景？

 

但在當時，大廳也有一座火山爆發了！犯人們大叫著犯人819的事情。

 

阿內特：“犯人819做了壞事，跟著說十次，大聲點！”

 

犯人們：“犯人819做了壞事，犯人819做了壞事，犯人819……”

 

阿內特：“犯人819做了壞事然后怎么了？犯人3401你說？”

 

3401：“犯人819被處罰了！”

 

阿內特：“819然后怎么了，1037？”

 

1037：“我不確定，獄警先生。”

 

阿內特：“他被處罰了！重頭來，3401！”

 

3401復誦五字真言，1037說得更大聲：“犯人819被處罰了！獄警先生！”

 

1037和其他犯人被輪流問同樣的問題，異口同聲回答標準答案。

 

阿內特：“讓我們聽五遍，好確定你們都記好它了。因為犯人819做了壞事，所以你的囚房變得一團糟，然后我們聽十遍！”

 

“因為犯人819做了壞事，所以我的囚房一團糟。”犯人重復朗誦這句話，但是1037，就是計劃要當自己律師的那位，不再加入行列。大蘭德里用手勢加警棍威嚇他，阿內特停止大家的朗誦，轉頭問發生什么事情。大蘭德里告訴了他。

 

犯人1037挑戰阿內特：“我有個問題，獄警先生，我們不是不應該說謊嗎？”

 

阿內特，用著他最制度化，絲毫不受動搖地，令人信服的說話風格回答：“我們現在對你的問題不感興趣，工作已經指派下去，現在給我聽好了，‘因為犯人819做了壞事，所以我的囚房一團糟’，念十次。”

 

犯人們復誦著這句話，但是顯然零零落落，就這樣念了11遍。

 

阿內特：“我叫你們念幾次，犯人3401？”

 

3401：“十次。”

 

阿內特：“那你做了幾次，3401先生？”

 

3401：“十次，獄警先生。”

 

阿內特：“錯了，你們做了11次，再給我重頭做一次，確實地做，說十次，就好像我剛剛命令你們說的：‘因為犯人819做的好事，我的囚房一團糟。’念十次。”

 

他們又一同大聲齊說了十次，不多不少剛好十次。

 

阿內特：“每個人都給我各就各位！”

 

犯人沒有絲毫猶豫，立刻趴在地上，準備做俯臥撐。

 

“上、下，上、下，5486，不是叫你用肚子打滾，是在做俯臥撐。背打直！上、下，上、下，上、下，好，現在維持在下的姿勢，然后轉個身，背朝地，腳抬高。”

 

阿內特：“這6英寸是最關鍵的部分，男人們，每個人都有這6英寸，每個人的腳都給我抬高，一直到每個人的腳離地板都有這6英寸。”

 

大蘭德里接著測量，犯人的腳是否真的離地板剛好6英寸。

 

阿內特：“全部一起，說十次‘我不會像819犯一樣的錯誤，獄警先生’。”

 

阿內特：“發自肺腑，再說十次‘我不會犯同樣錯誤，獄警先生’。”

 

他們的表現非常一致，連本來拒絕的犯人1037也大聲跟著說，“中士”更是一副很開心的樣子，因為他可以大聲表達對威權的服從。接著他們有禮貌地回應獄警的最后一個命令：“非常感謝如此美妙的報數活動，獄警先生。”

 

如此和諧、有秩序的犯人，相信會讓唱詩班指揮或是希特勒青年軍領導人羨慕得要命，我心里面這么想著。此外，他們，或者說我們，從星期天一開始時笑著報數和嬉鬧喧嘩的新犯人們，現在變成什么樣子了？

 

 

 

 

 

不再是819

 

 

當我意識到819可能在隔壁的房間聽到這一切時，我趕快沖進去看看他。我看到的819全身縮成一團，歇斯底里顫抖，所以我用雙手環抱試圖安撫他，向他保證離開這里回家后，一切都會沒事的。出乎我的意料，他拒絕和我去見醫生然后回家。 “不，我不能離開，我必須要回到那里。”他含著淚光堅持著。他不能離開，因為他知道其他犯人會把他標記成“不好的犯人”，但如果回到那個他弄糟的囚房，他又會見到因為他而惹上麻煩的犯人。顯然他極度憂傷痛苦，卻仍想回到監獄里，證明他不真的是一個壞人。“仔細聽我說，現在，你不是819，你是斯圖爾特，而我的名字是津巴多博士，一個心理學家，不是監獄的警務長。這不是一個真正的監獄，只是個實驗，那些家伙就跟你--樣只是學生而已。所以現在是回家的時候了，斯圖爾特，跟我來，我們走吧！”

 

他停止啜泣，擦干眼淚，挺起身子看我的眼睛。他看起來像個剛從噩夢中醒來的小孩，需要父母向他保證那不是真的怪獸，而所有事情都會變好。等到我確定他完全接受了這個事實后，我說：“好，斯圖爾特，我們走吧！”(我打破了他的幻覺，而我的幻覺仍然還在。)

 

當他拿回一般衣物，宣告著斯圖爾特已退出犯人的行列時，我回憶起第一天他所惹出的那些麻煩，我似乎早該料到最后情緒崩潰的這一幕。

 

 

 

 

 

819稍早就搞砸了一切

 

 

典獄長的工作報告顯示，819拒絕在早上6點10分醒來，因為立刻被放到黑洞，所以相較于其他人只有一半的時間上廁所。全部的人，包括819，都出現在7點30分長達15分鐘的報數活動，然而819拒絕服從，一個獄卒用社會化處罰的方式--要其他犯人手舉起來直到819愿意服從為止--來讓他屈服。

 

819還是不肯服從，其他人的手因為撐不住而垂了下來，然后警衛把819丟到黑洞里頭，他就只好在黑暗中吃他的早餐，卻不肯吃他早餐里頭的蛋。他被放出來后，罰勞動服務徒手清理廁所，然后和其他犯人無止境地、傻里傻氣地將箱子搬進搬出。回到囚房后，819干脆把自己鎖在里面。他拒絕挑出丟進他囚房毛毯上的芒刺，他的室友，4325和新犯人8612被迫做額外的工作，一直到他肯順從為止。他們把一堆箱子從這個柜子搬到另一個柜子，但他仍然不肯退讓，而且要求看醫生，他的兩個室友開始生氣，因為他的頑固讓他們活受罪。

 

賽羅斯獄卒的值班記錄注記著：“一個犯人將自己鎖在囚房里頭，我們拿出警棍要趕他出來，但是他不肯出來，我們叫所有人站在墻邊舉直雙手，他卻躺回他的床上猖狂大笑．我沒想到他竟然會這么做，所以我們放棄了。其他的犯人們恨死我們了，但我只是微笑做我分內的工作。”

 

獄卒瓦尼施在他的報告中，記錄著這個犯人行為心理上重要的意義：“對于這些強加在其他犯人身上的麻煩，819表現得漠不關心，這令他們感到非常不舒服。”瓦尼施在他的報告上繼續抱怨，由于缺乏清楚的指導方針，所以他不曉得自己可以怎么應付這些犯人。“我不確定我們有那么大的權力，也不知道應該怎么使用，我不曉得這個案件限制到哪種程度，沒有清楚地界定，這實在非常困擾我。”

 

凡迪用另一種方式報告這個事件：“我比起前幾天都還要投入，我享受在凌晨2點30分吵醒犯人的樂趣。這取悅了我殘酷成性的性格因子，造成我們之間的不愉快。”這是值得注意的一句話，我確定，四天前的他不會這么說。

 

嚴苛的獄卒阿內特，則在他的報告中說：“讓我覺得無法恰當地扮演我的角色的，是819和1037，他們顯然在某些情境下特別難搞，在那些時候，我就沒辦法一如平常那么強硬。”’

 

“基本上，犯人經驗真正難以忍受的事情是任人擺布，那些人極盡能事地讓你難過。”斯圖爾特819告訴我：“我只是無法忍受別人無理的虐待，我痛恨那些法西斯獄卒，他們驕傲自滿于別人的服從，但我強烈喜歡那些有點憐憫之心的獄卒。我很高興終于看到一些犯人的反叛。”

 

我對時間的感覺也被影響了，和自己享受的時光相比，每天痛苦折磨的時刻都讓我度日如年。在這個實驗里，最糟的是全然的痛苦與絕望，陷入這樣持續“找你麻煩”的生活，而且事實上你也沒有方法可以脫逃。最后能夠重獲自由，是最美妙的一件事情了。

 

 

 

 

 

被我們的臥底所出賣

 

 

記得戴維嗎？那個穿上8612制服、進來監獄的目的是要做我們線人的戴維？很不幸的，他并沒有提供我們任何有用的信息，他變得同情其他犯人們的遭遇，并且轉敵為友，向他們忠心投誠。我那天早上特地放他出來，就為了聽取他的報告和評估。但在他和我及典獄長面談的時候，這位失職的告密者明白告訴我們他鄙視我們的獄卒，并且因為沒有辦法動員其他犯人一起不遵從規定而感到挫敗。他說那個早晨，一個獄卒叫他去廁所把咖啡壺沖滿熱開水，但另一個獄卒卻倒掉熱水再叫他去裝冷水，警告他要乖乖遵守指示。他恨透了這些膽小鬼狐假虎威地欺負人，也告訴我們他的時間好像扭曲了，當他在睡覺中被叫醒好幾次，沒完沒了的報數，好像把時間拉長了又壓縮。他說他有某種心智上的遲鈍，好像周遭的事物都蒙上了一層紗。

 

“獄卒們武斷專制的命令和那些白癡的工作，會讓你怒氣難消。”線人--轉變成犯人--演化成新角色，他告訴我們，他計劃發起他的同伴們采取行動。“今天我決定當一個令人討厭的犯人，我想要犯人們在精神上有些抵抗。如果有人不愿意配合，就會被罰做得更多，但只要沒有人愿意做更多，這一切就沒戲唱了；我叫他們堅持看看，但是每個人似乎都只愿意照著命令乖乖聽話，不管是從柜子里頭不停地搬東西到另一個地方，這樣不停地重復羞辱你，或者是叫你徒手洗馬桶讓你蒙羞。”

 

戴維報告沒有人生我和典獄長的氣，我們大多只是透過廣播發出粗啞的聲音，但是他和其他人對獄卒們很憤慨，早上他才告訴其中一個人：“獄警先生，你是不是認為在實驗結束之后，你可以有足夠的時間再脫胎換骨重新做人？”因為這句話，他得到了進入黑洞的機會。他很沮喪，因為在819把囚房搞得一團亂時，他沒有辦法說服其他犯人拒絕把手舉高。他們的手最后是放下了，只不過是因為酸到不行，沒有人肯反抗，戴維沒有辦法當個有力的頭頭而感到挫敗，這點在他向我們的報告中顯而易見：

 

在大家齊聲呼喊的時候，溝通的渠道嚴重受限，你沒辦法阻止這一切，但是在安靜的時刻，我試圖和我的室友說話，但是819總是在黑洞中，其他人像是4325(吉姆)是個怪人沒有什么話好說。如果吃飯時可以跟所有人說話，就可以勸大家不要那么輕易就向獄卒屈服，但是又不能在那時候說話。這讓我有點壯志未酬的感覺，因為我沒辦法實際策劃整個行動，有人跟我說了一句話后，讓我很難受：“我想要被假釋，不要礙著我。如果你想要自尋死路，那很酷，但是我才不干。”

 

戴維沒有提供任何讓我們覺得“可用的”消息，像是脫逃計劃或是藏手銬事件，然而，他個人的想法也顯示了，有著強大的力量在操弄著犯人的想法，在壓迫之下抑制團體行動。他們開始自私地向內聚焦，想著如果能夠茍且偷生，或許會有成功離開的可能。

 

 

 

 

 

歡迎新犯人加入團體

 

 

為了要填補犯人離開的空缺，我們增加了編號416的替代犯人：但是，這個最晚來的家伙馬上成為最令人頭痛的角色。我第一次看到他，是在大廳一角的攝影機中，他被帶進監獄里，頭上戴著購物袋，馬上由獄卒阿內特仔細地脫去衣物。他骨瘦如柴，像我媽媽常講的“皮包骨頭”，你可以在遠遠十步外就數出他有幾根肋骨，眼神可憐兮兮，還不知道有什么正等著他。

 

阿內特慢慢、仔細地在416身上噴撤除虱的粉末，在實驗開始的第一天，這個步驟可能做得有些倉促，因為獄卒們必須一下子處理許多新進的犯人；現在有充沛的時間，阿內特把他弄得像是一個特別的清潔儀式。他幫他套上編號416的制服，在腳踝上扣上腳鏈，在頭上戴上新的絲襪帽，瞧！新犯人已經蓄勢待發，不像其他人，是經過漸漸地適應每天增加的專制和不懷好意的獄卒行為。416就要在這個時候被塞進這個瘋狂的熔爐里，沒有太多時間可以適應。

 

我一來就被嚇壞了。因為我是替補上陣的，沒有像其他人一樣被警察問筆錄，而是秘書通知我，要我帶著基本資料和報告，中午之前到心理系報到。我高興自己得到這份工作，滿懷欣喜地慶幸自己有機會做這件事情。 (記得嗎？這些自愿者這兩個星期的工作是有薪水的。)我在外頭等待，報上名字后馬上出現一個獄卒用手銬銬上我的雙手，將購物袋套到我頭上，帶我經過長長的階梯，而我必須以大字形貼在墻上一陣子，我不曉得到底發生了什么事，心想我大概接受了一份苦差事。但是事情比我想象的還要糟糕，我不知道會被剝光衣服，除虱，還會有警棍打在大腿上。當我看著其他犯人也參與了這個社會游戲，我決定盡管留在這里，但心理上我要遠離這些獄卒。我告訴自己必須盡我所能保持這個想法，但隨著時間過去，我忘記了留在這里的理由，我來總有個理由吧？像是可以借此賺錢之類的，但突然間，416就被轉變成一個犯人--那個極端地茫然和沮喪的家伙。

 

 

 

 

 

《奇異恩典》：諷刺的關鍵

 

 

這個新犯人到來的時候，正巧聽見阿內特在口述信件的內容；這是犯人們為了下一次的參訪之夜，必須寫給他們即將蒞臨的探訪者的信。當獄卒念出內容后，他們馬上謄寫在分發的信紙上，接著，他叫每個人大聲重復其中一部分，公定的信件是這么寫的：

 

親愛的母親：

 

我在這里度過了不可思議的時光，這里的食物棒極了，而且總是有許多玩樂和游戲。這里的工作人員對我們很好，他們都是好人，你會喜歡他們的。母親，不需要來探視我，這里是極樂天堂。(然后在最后寫上你母親給你的名字，不管是什么。)

 

你親愛真誠的，愛你的兒子敬上

 

獄卒馬庫斯收回所有寫好的信件，準備等會兒郵寄。接下來，當然是一陣大呼小叫，因為他們被禁止寫下任何信息或煽動的抱怨。犯人們愿意照本宣科地寫這封信，是因為有人來訪對他們十分重要，他們已經好幾天沒有看到家人和朋友，他們必須維持跟外界的聯系，畢竟地下室的世界不是所有的一切。

 

新問題也陸陸續續跑了出來，首先是一號囚房的門鎖。5704，這個聰明的家伙今早厚著臉皮向神父要了一支香煙，還把房門敞開著，顯示他可以隨自己高興進進出出。獄卒阿內特的風格一向優雅從容，他拿了一條繩子穿過柵欄綁住二號囚房的門，有條不紊地做著這項工作，就好像男童軍團打繩結應當獲得勛章的贊揚。他用口哨吹著《藍色多瑙河》，把繩子打了個圈圈套在一間囚房，而另一頭掛住另一間囚房，預防犯人由里頭直接開門。完成后阿內特滿意地吹著口哨，大蘭德里看見這一幕，過來用他的警棍幫忙轉緊繩索，這兩個獄卒微笑著贊賞對方“這活兒做得太好了”。在獄卒們想出辦法修好這個可能是5704破壞的鎖以前，再也沒有人可以隨興走進走出。

 

“這支煙是給你的，5704，只是現在囚房門是壞的，要是你敢給我走出來，你就會被抓去關禁閉。”

 

里奇1037從二號囚房大聲叫囂恐嚇：“我有武器！”

 

阿內特挑戰他：“你沒有武器，我可以隨時打開門，走進你的囚房。”

 

有個人尖叫：“他有一支針！”

 

“他有那玩意兒不太妙，我們必須沒收，還得處罰他。”

 

大蘭德里用力敲打所有囚房的門，提醒他們現在由誰做主。阿內特突然“砰”的一聲打在二號囚房的鐵柵上，差點擊碎了一個犯人的手，因為那個人剛好同時要把門往后拉。接著，就像是第二天早晨的反叛行動，大蘭德里開始拿起滅火器，向二號囚房噴撒清涼的二氧化碳。，大蘭德里和馬庫斯用警棍推著囚房門栓，試圖讓里頭的人遠離開啟的房門，但是二號囚房的一個犯人卻搶走了其中一根，開始嘲笑獄卒們。犯人們的行為已經近乎暴動，而且手上真的有武器了。

 

阿內特維持他一貫的冷靜作風，在一陣討論之后，獄卒們從空辦公室拿一個鎖過來，裝在一號囚房上。“事實上，老兄，這是唯一的辦法。我們沒有別的選擇，你們想熬多久，才是真正關鍵所在。”他耐心地告訴他們。

 

最后，獄卒們又再次獲得了勝利，強迫他們回到兩個囚房里，并且拖著大壞蛋5704到禁閉室，沒什么好說的，進黑洞之前他的手腳也被捆綁起來。

 

突然暴動的代價，是所有犯人們的午餐。對菜鳥416來說，這真是糟透了，他早餐只喝了一杯咖啡、吃了點餅干，早就已經餓了，并且什么都沒做，只是驚訝地看著異于尋常的事情在他周遭發生。要是可以吃一點熱熱的東西就好了，他心想。但沒有，沒有午餐，犯人們全部被命令在墻前一字排開。保羅5704從禁閉室被拖出來，仍然綁手捆腳，無助地躺在大廳的地板上。他被當作殺雞儆猴的例子，告訴他們反叛的后果正是如此。

 

獄卒馬庫斯命令，每個人在罰蛙跳的時候要用《劃、劃、劃小船》的曲調，一邊跳一邊做。“既然大家都有這么美妙的歌喉，那么我們再來唱這首《奇異恩典》。”阿內特告訴他們：“只是念上一節詩，我才不要上帝被你們騙了。”犯人正在地板上準備俯臥撐時，416第一次被點名，引起大家的注意：“你看好，你必須記得這個，416。《奇異恩典》，多甜蜜的曲調，可以救贖像我這樣的可憐人，我曾經一度盲目，但是現在我看見了，自遇見上帝的第一個小時，我就自由了。”阿內特按捺不住修改保羅5704在地上唱的那句“自遇見上帝的第一個小時”，那句可能不是那樣唱的，但是你必須跟著這么唱，他自作聰明地將最后一句改成：“自我看見上帝的第一個小時，我就自由了。”阿內特，顯然自知是一位吹口哨的好手，他接著用口哨吹《奇異恩典》，再用完美的音調重復一次，犯人們自發性地擺出欣賞的手勢為他喝彩，獄卒大蘭德里和馬庫斯樂得輕松地倚在桌子旁。犯人們也唱了一首歌，但是很明顯地通通走音又唱得七零八落，阿內特很生氣：“我們是不是從舊金山第六大道猶太人區抓來這些人的，讓我再聽一次！”

 

麻煩鬼5704嘗試修正他不正確的措辭，但是阿內特借著這個機會大聲且清楚地說出他的觀點：“當然了，這樣說是有一點爭議，但你們唱的可是犯人版的《奇異恩典》，所以唱對唱錯沒什么太大關系，因為獄卒們永遠是對的，416，你站起來，其他人準備做俯臥撐，416，當他們做俯臥撐的時候，你就開始唱《奇異恩典》，這是命令。”

 

才人獄幾個小時，416已經被阿內特推向舞臺中央，把他從其他犯人中孤立出來，強迫他做愚蠢的動作。錄像帶捕獲了這令人哀傷的時刻：這個骨瘦如柴的新犯人飆高音階地唱著心靈自由的歌曲，肩膀下垂，眼睛盯著地上，顯示他非常不舒服；而當他被糾正并且重唱一次而其他人只好繼續做俯臥撐時，他的心情更糟了。在這樣受壓迫的氣氛下，被命令演唱歌頌心靈自由的歌曲實在是再諷刺不過的事，更不用說，他唱歌只是為了提供愚蠢的俯臥撐一個節奏。他暗自發誓，他不要被阿內特或是其他獄卒給擊倒。

 

我不知道為什么阿內特會用這種方式“特別照顧”他，或許只是一種策略，讓他可以在加壓悶燒下更快進入狀況，也許是416瘦弱的外表，讓這些急于證明自己很行的獄卒們，產生此人可以欺負的感覺。

 

“既然現在你唱得正高興，416，再唱《劃、劃、劃小船》，當每個人躺在地上腳往空中抬的時候，我希望你可以唱得很大聲，讓5704滿意又開心，尼克松總統都聽得見，不管他媽的人在哪兒。腳抬高，再高！再高！讓我們再多聽幾次，請特別強調最后一句：‘生活如夢境。’”

 

犯人修比7258還停留在那個可笑的時刻，竟然詢問，他們是不是可以唱“監獄生活如夢境”。犯人逐字地吶喊著歌詞，胸口跟著每個字起伏，生活在這里，真是再虛幻奇異不過了。

 

 

 

 

 

電視攝影師回來了

 

 

下午的某個時候，舊金山地方電視臺KRON的攝影師突然造訪。他被派來追蹤報道星期天的新聞。那則新聞引起了電視臺一點興趣，但我限制他只能在我們的觀察窗口拍攝，而且有關這個研究的進展部分，只能采訪我及典獄長。我不想讓任何外界的干擾打破犯人和獄卒間已經成形的動力。我沒能看到那晚他所拍的電視畫面，因為我們那時忙著全神貫注處理許多突如其來的事情。

 

 

 

 

 

再見，日班；晚安，小夜班

 

 

“是做星期天工作的時候了。”阿內特告訴犯人們(即使今天才星期二)：“每個人過來圍圈圈，手拉手，像是宗教朝圣活動，說：‘嗨，416，我是你的好伙伴，5704。’接著每個人歡迎你們的新伙伴。”他們在這圈圈里頭持續著這樣的問候，某種程度上像是溫暖人心的儀式，我非常意外阿內特想得出這么敏感的團體活動，但是接著他還是叫大家臣服于他，要大家圍著圈圈跳著唱《圍著羅西轉圈圈》，而416，就獨自站在令人看了就難過的圈圈中央。

 

交班之前，阿內特·又多添了一次報數活動，由大蘭德里接手，告訴大家這次應該要怎么唱。這是416第一次參加報數，他大搖其頭，完全搞不懂為什么大家都乖乖地跟著做，直到他值班的最后一秒，阿內特都還在繼續他去人性化的努力。

 

“我已經做得夠多了，回籠子去，清理你們的囚房，好讓那些訪問者不會因為看到的場景感到惡心。”他離開并用口哨吹著《奇異恩典》，當然了，臨走前沒忘記補一計回馬槍：“再見了，鄉民，明天見，我的粉絲們。”

 

大蘭德里加油添醋：“我要你們謝謝獄警先生，花了一整天的時間陪你們。”他們心不甘情不愿地說：“謝謝，獄警先生。”大蘭德里不買那個“卑劣的謝謝”的賬，并且要他們大聲再說一次。在他和馬庫斯及阿內特大步走出大廳、離開舞臺的時候，迎面而來的是小夜班的“約翰·韋恩”和他干勁十足的團員。

 

新犯人416稍晚告訴我們．他對獄卒們的恐懼：

 

我被每個第一次見面的獄卒們給嚇壞了，我知道我做了一個愚蠢的決定，才會自愿來當受試者， 當務之急是越快出去越好，在監獄里頭，你會面臨太多不可預期的可能性。 當這里真的是一個監獄，是一個由心理學家而不是州政府開設的，我面臨到饑餓襲擊時的痛苦，但我拒絕吃任何東西，好讓我生病，這樣他們才會釋放416。這是我堅守的計劃，不論在這么做之后會導致什么樣的后果。

 

晚餐的時候，即使饑腸轆轆，416還是堅守著他的計劃，拒絕吃下任何東西。

 

赫爾曼：“嘿，小子，我們今天的晚餐有熱騰騰的香腸喔！”

 

416(能言善道)：“那不是給我吃的，長官，我拒絕吃下你們給的任何食物。”

 

赫爾曼：“那是違反規定的，你會被依法處置的。”

 

416：“那沒關系，我就是不要吃你們的香腸。”

 

赫爾曼決定，在416第一次會有訪客到來的時候，將他丟進黑洞里頭作為懲罰，柏登堅持讓他兩手握著香腸。當其他犯人吃完晚餐時，416必須坐著看他的食物，一個盤子里頭有兩根冷香腸。這個非預期的反叛行為觸怒了小夜班的獄卒，特別是赫爾曼。

 

赫爾曼本來以為，今晚所有的事情都會在嚴厲的監控下，尤其是在解決昨晚的問題之后，應該會十分順利，現在卻覺得火燒屁股。這個問題可能會引發其他犯人的反叛行為，就在這個節骨眼，必須讓他們全都受控制，乖乖服從指示。

 

赫爾曼：“你不想吃下這兩根發臭的香腸？你希望我把這兩根塞進你的屁眼嗎？那是你想要的？你希望拿這個塞進你的屁眼？”

 

416還是堅持絕食，面無表情地看著盤子里面的香腸。赫爾曼相信，現在是執行雙面夾攻的離間策略的時候了：“現在，聽好，416，如果你不吃你的香腸，那就是犯人不順從的行為，就代表所有犯人都會喪失接受探訪的權利，聽到沒？”

 

“我很遺憾聽到這個消息，我的個人舉動應該與其他人無關。”416傲慢地回答。

 

“那不是個人而是整體犯人的舉動，而且這里是我當家、我做主！”赫爾曼大喊。

 

柏登帶著修比7258來說服416吃他的香腸，7258說：“只要把香腸吃下去就可以嗎？”柏登補充：“告訴他為什么。”7258只好懇求他，告訴他說如果他不吃香腸，全部的人都會失去訪客時間。

 

“難道你不在乎這個嗎？還是只因為你沒有朋友？你是為了犯人們而吃，而不是為了獄卒們吃，可以嗎？”柏登則給了416一記上鉤拳，要教訓他害到其他犯人的后果。

 

犯人修比7258繼續說服416，放下身段，只希望能讓他吃下香腸，因為他的女友瑪麗安就快要來探視他了，如果被幾根香腸給破壞了這個權利，他會氣死。柏登持續裝腔作勢，氣勢凌人地助長赫爾曼的威風。

 

“416，你有什么問題？回答我，小老弟，啊，你有什么問題啊？”

 

416開始解釋他是要用挨餓來抗議虐行，還有契約的違反。

 

“這個香腸到底是他媽的惹到你什么了？好，告訴我是什么？”柏登暴怒地砰的一聲將警棍打在桌上，余音在大廳中繚繞不去。

 

“回答我的問題，為什么你不吃這些香腸？”

 

416用微弱到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回答，他是在執行甘地的非暴力抗議，柏登說他從來沒有聽過甘地，堅持要更好的理由。“告訴我這兩者之間的關聯，我看不到。”然后416打破假象，告訴所有在場的獄卒們，說他們違反了他自愿參與實驗時所簽立的合約。(我大吃一驚，這個提示早就被其他人忽略，獄卒們現在全部專心一致地在他們想象中的監獄。)

 

“我才不管他媽的任何該死的合約。”柏登大叫：“你現在會在這里，是因為你應得的，416，因為你犯法，所以你才會到這個地方。這里不是托兒所，所以我搞不懂為什么你不吃這個該死的香腸，你認為這里應該是托兒所嗎，4167你覺得你犯法應該被關到托兒所嗎？”柏登大叫大嚷，宣稱416不會是個快樂的男孩，因為他的室友們今天晚上要被迫沒有床睡。但這樣說還是動搖不了416，惹得柏登一陣狂怒，以警棍敲打自己的手心，命令416“滾回黑洞去”。這一次，416很清楚到黑洞的路了。

 

柏登用拳頭猛力敲打黑洞的門，震耳欲聾的聲音，在黑暗的櫥柜里回蕩著。“現在，每個人都來敲敲416的黑洞門口，謝謝416，因為他為你們回絕了所有訪客。”每個人立刻跟著做，大聲說“謝謝！”也饒有興味地敲打著門，只有5486杰里有點心不甘情不愿。修比7258則被這個出乎意料的命運大轉變給氣炸了。

 

為了強調這一點，赫爾曼把416從黑洞中抓出來，他手中依然緊握著那兩根香腸。他接著單獨主持報數，不讓柏登有機會參與，好獄卒小蘭德里則不曉得跑哪兒了。

 

現在，赫爾曼有打破犯人們團結的機會，并且減少416可能變成反叛英雄的潛力。“因為有犯人拒絕做簡單的工作，像是吃晚餐，沒有再比這個更好的理由，現在你們全有苦頭可吃了。如果他是素食主義者，那就另當別論，當著他的面告訴他，你是怎么看待他這個人的！”有個人說：“別那么阿呆啦！”其他人也紛紛指責他太幼稚，這對“約翰·韋恩”而言一點也不夠：“告訴他，他像個娘兒們。”有些人遵從命令，“中士”就沒有，這是原則問題，“中土”拒絕使用任何淫穢的話語，現在，他們之中有兩個人同時公然反抗赫爾曼的命令了。

 

赫爾曼將怒氣轉向“中士”，無情地騷擾他，向他咆哮，說他是個“屁眼”，更糟的是堅持要他叫416是個“混蛋”。

 

嚴厲的報數又繼續了長達一個鐘頭，一直到第一批訪客到達門口才停止。我走到大廳，清楚地告訴獄卒們訪客們來了，必須要留點面子。他們不是很高興我突然打斷了權力掌控的時候，但也只能不情愿地默許。會客后，他們總會有時間繼續擊垮犯人們的抵抗。乖乖順從的犯人才可以見訪客

 

兩個相對之下順從的犯人，修比7258和“中士”2093，都有朋友或親戚住在附近，所以允許他們兩個在傍晚的短短時間內見他們的訪客。見到他漂亮的女友時，7258簡直快樂到忘我的地步。她告訴修比外頭其他朋友的消息，而他雙手抱頭、全神貫注地聆聽著。柏登始終坐在他們兩個之間的桌子上，一如往常敲打著他小小白色的警棍。 (我們必須將深色的大警棍歸還給當地的警察部門。)柏登顯然被7258女友的美麗所吸引，經常發問或是加入他的評論來打斷他們的對話。

 

修比告訴瑪麗安他發現在這里很重要的一點：“想辦法讓自己放機靈點，如果乖乖合作，待在這里就沒有那么糟。”

 

女友：“那你合作嗎？”

 

7258(大笑)：“有啊！他們也一定會要我合作。”

 

柏登插嘴：“不過，他們有一些逃跑的意圖！”

 

女友：“我好像聽過這件事。”

 

7258：“我真的一點都不喜歡今天的下半天，我們什么都沒做，但是卻沒有床，什么都沒有。”他告訴她，他們必須從骯臟的毛毯中挑出芒刺，還有令人作嘔的雜務。說歸說，但他看起來還是很開心快樂且帶著笑容，幾乎全程十分鐘的探訪時間都緊握著她的手。柏登護送她出去時，犯人落寞地回到寂寥的囚房。

 

另一個得到探訪機會的是“中士”，他的父親來探視他。“中士”向他父親吹噓，他能夠服從所有的命令。“總共有十七條規則……全部我都必須記得，最基本的原則就是，你必須完全服從獄卒的命令。”

 

父親：“他們可以叫你做任何事嗎？”

 

“中士”：“是的，嗯！幾乎任何事情。”

 

父親：“他們有什么權力可以這么做？’當感覺兒子陷入困境時，他擦拭了他的前額。他是第二個看了犯人而煩惱的探訪者，他很像犯人里奇1037的母親。然而，“中士”似乎受到更多的關切。

 

“中士”：“他們奉令管理一個監獄。”

 

父親問起公民權利時，柏登立刻--非常粗劣地--插嘴：“他沒有任何公民權！”

 

父親：“可是，我認為他們有，會不會是你們……”(我們聽不清楚他和柏登的爭論，柏登顯然不怕這位老百姓。)

 

柏登：“人在監獄是沒有公民權利的。”

 

父親(惱怒激動的)：“不管怎樣，我們到底還有多少時間可以講話？’

 

“只有十分鐘。”柏登回答。

 

父親和他爭論剩下的時間長短，柏登稍稍退讓，多給了他五分鐘。父親要求多一點隱私，但柏登回答這在監獄里頭是不允許的。父親更加沮喪，但是顯然地，他也必須依循這些規定，在一個孩子扮演的獄卒前，接受如此違背他個人權力的事。

 

父親問及其他的規定，“中士”說了報數、“練習合唱”還有熄燈等等事情。

 

父親：“那是你預期中的事嗎？”

 

“中士”：“我認為比預期中更糟！”

 

帶著懷疑，父親的聲音提高了：“更糟？為什么更糟？”

 

柏登又插話了，“中士”的父親對他的無禮十分惱怒。獄卒告訴他，原先有九個犯人現在只剩下五個，父親問為什么。

 

“中士”：“兩個已經被假釋，另外兩個在最高安全戒護下。“

 

父親：“最高安全戒護？在哪兒？”

 

“中士”說他也不曉得，父親又問：為什么要最高安全戒護？

 

“中士”：“他們有紀律上的問題，他們是性情中人！”

 

柏登在同時間回答：“因為他們很壞！”

 

父親：“你感覺像在監獄里頭嗎？’

 

“中士’(大笑，不正面回應)：“我哪兒知道？我從來沒有進過監獄。’(父親也笑了。)

 

這時，柏登忽然放下他們父子兩個，跑出去看誰在外面大聲吵鬧。

 

當他不在時，他們討論了有關釋放的事情，“中士”覺得他一定可以出去，因為他是自始至終最守規矩的一個。然而他還是很擔心：“我不知道被釋放要有什么條件。”

 

“時間到！”小蘭德里宣告，父親和兒子站了起來，看似想要擁抱一下，但是最后以一個穩健又富男子氣概的握手取而代之。暴戾首領的同性戀恐懼癥

 

當我迅速在學生餐廳吃完晚餐回來后，麻煩鬼5704正站在大廳的中央，將椅子舉在頭上！赫爾曼對著“中士”大叫，而柏登也跟著呼應，一直保持低調、不惹人注意的優良犯人杰里5486，順從地靠墻站著，7258則正在做俯臥撐。顯然地，416又回到了禁閉室。赫爾曼大聲問5704，為什么他要把椅子放在頭上--其實是他自己命令他“把椅子當帽子戴”。犯人逆來順受地回答，他只不過是遵從命令而已。5704看起來挺沮喪的，好像所有過往的意氣風發全都消逝了。柏登告訴他不要看起來像個傻瓜，把椅子拿開。接著柏登用警棍敲打著黑洞的門：“在里面很快樂吧，4167”

 

現在是赫爾曼導演今晚這出戲的時候了，他簡直將柏登晾在一邊(而好好獄卒小蘭德里自從探訪時間結束后就不見人影)。

 

“7258，為什么你不高舉雙手，扮演科學怪人？2093，你可以扮演科學怪人的新娘，來，你站在這里。”

 

“你去那邊！”他向“中士”這么說。

 

“中士”問他“要真的演出來嗎”。

 

“你當然必須演出來，你是科學怪人的新娘。7258，你是科學怪人，我要你像科學怪人那樣走過來，并且說你愛2093。”

 

當7258走向他的新娘，柏登在他的路上擋住他。

 

“那不是科學怪人走路的樣子。我們又不是叫你用自己的方式走。”

 

赫爾曼用雙臂侵略性地抓住修比7258，推他的背，教他什么才是正確的科學怪人走路方式。

 

7258：“我愛你，2093。”

 

“靠近一點！靠近一點！”柏登大叫。

 

7258現在和“中士”相隔只有幾英寸，“我愛你，2093。”

 

赫爾曼將他們推在一起，他的手放在他們兩個的背后，一直到他們兩個身體碰觸到彼此。

 

再一次，修比--科學怪人--7258說：“我愛你，2093。”赫爾曼看見“中士”在偷笑：“我有說你可以笑嗎？這一點也不好笑，你給我趴下，做十次俯臥撐。”

 

在他面前，犯人7258高舉雙手地走回墻壁邊，他的制服因手舉高掀起一角，露出了一部分生殖器。“中士”被命令去告訴另一個犯人，杰里5486，他愛他。他不情愿地照做了。

 

“好啊，這不是很甜蜜嗎？這不是很甜蜜嗎？”柏登嘲笑著。

 

赫爾曼現在來到5486的面前：“你在笑嗎？或許你也愛他吧。你要不要過去那里，告訴他你愛他？”

 

杰里5486毫不猶豫便照做，聲音卻很小：“2093，我愛你。”

 

赫爾曼又開始用粗暴的言語攻擊每個犯人，想要打垮他們。

 

“手放下，7258，那就是為什么你聞起來那么臭的原因。”

 

“現在，你們這些臭氣熏天的犯人都給我趴在地上，你們要玩蛙跳游戲。”

 

他們開始游戲，但是衣夾子因跳動而掉了下來，使得制服老是往上飄，所以在他們跳過地上的伙伴們時都會露出生殖器。他們跳得很尷尬，柏登也對這個游戲感到有點不舒服。或許他發現這個行為有點太猥褻，太過同志(gay)了，不合他的胃口。赫爾曼于是簡化了這個游戲，教導2093和5704兩個人玩，即使柏登都已經忍不住嘆息了，他們還是繼續玩蛙跳。

 

這個同性戀游戲，對赫爾曼有著負面的沖擊。

 

“這就是狗在做的，不是嗎？這就是狗在做的。他已經準備好了，不是嗎？站在你后面，像小狗式？為什么你不像狗那樣做？”

 

當較高的犯人保羅5704忍不住抱怨獄卒騷擾犯人時，我敢打賭，斯坦福郡大監獄的假釋委員會一定無法想象，獄卒竟然會這樣侮辱虐待人到自甘墮落的地步。他非常沮喪地告訴“約翰·韋恩”，他被要求做的事有點淫穢。

 

赫爾曼給了他一巴掌：“我看你的臉也有些淫穢，為什么你不出來做蛙跳，然后給我閉上嘴巴？”

 

小蘭德里慢慢走進這一幕，站在5704后面，把全部的事情看在眼底。他顯然有興趣扭轉整個局勢，但是他將雙手放在口袋里，維持他中立的立場，表現出漠不關心的樣子，他沒有戴著隱藏心情的太陽鏡，雖然典獄長交代他一定要這么做。

 

“我很遺憾，我冒犯了情操良好、敏感纖細的犯人。”赫爾曼用嘲弄的語氣說。

 

柏登終于開口，停止這個讓他從一開始就不太舒服的游戲：“我厭倦了這個游戲，這太滑稽了。”重新恢復傳統的游戲--報數。

 

 

 

 

 

“中士”展現新的道德認同

 

 

赫爾曼馬上感到無聊，他在疲倦的犯人隊列前走來走去，突然間一個轉身，把怒氣都出到“中士”身上：“為什么你那么愛貼人家冷屁股？”

 

“我不知道，長官。”

 

“為什么你要這么努力服從命令？”

 

“中士”不怕他，決定跟他玩這個游戲：“我的本性就是這么服從規定，獄警先生。”

 

“你是騙子，你這個全身發臭的騙子。”

 

“你說了算，獄警先生。”

 

赫爾曼變得比以前更加淫穢，或許是受到前面充滿性暗示的游戲所引發的。“如果我叫你趴在地上，‘上’這塊地板，你會怎么做？”

 

“我會告訴你，我不曉得，獄警先生。”

 

“如果我叫你過來當著你朋友5704的面，用盡全力無情地打他一拳，可以嗎？”

 

“中士”堅守他的底線：“我恐怕沒有辦法這么做，獄警先生。”

 

赫爾曼嘲笑他，并轉過身尋找新的受難者，他決定打開黑洞的門，像嘉年華會的攤販一般大聲叫賣：“我這里有好東西準備給大家，何不看看這個男人，416，你怎么還在這里？”

 

416剛從黑暗里走出來，在刺眼的光線中，看見所有犯人和獄卒都在他面前看著他。他緊握一雙手中的香腸！

 

柏登：“你怎么還握著你的香腸，416？”

 

“他還沒有‘粗’掉任何一根香腸。”赫爾曼說，比較情緒化的時候，他講話總是毫無文法可言。“而你知道對其他人來說，這代表著什么嗎？”

 

犯人消極地回答：“今晚沒有毛毯！”

 

“沒錯，這代表今天大家睡覺都沒有毛毯！全部都過來這邊跟416說些什么，好讓他趕快吃下香腸，從你開始，5486。”

 

被點名的犯人走到門前，看著416的雙眼，溫柔地告訴他：“如果你想吃的話，就把香腸吃了吧，416。”

 

“叫人家做事這樣半推半就的，很沒說服力，5486。”柏登警告他。

 

“我猜你們今天晚上都不想要毛毯了。下一個，7258，你告訴他。”

 

正巧和第一個犯人形成強烈對比，7258向反叛的同伴吼叫著：“吃掉你的香腸！416，要不然我就踢你屁眼！”

 

赫爾曼高興地看見他的犯人表現敵意，他小聲地竊笑：“像樣多了，5486，你過來這里再做一次，告訴他如果再不吃香腸的話，你要踢他屁股。”

 

他逆來順受地照做。

 

“2093，過來這里且告訴他，你要踢他屁眼。”

 

“中士”做了一個感人的回應：“我很抱歉，長官，我從不對別人說侮辱咒罵的話。”

 

“那么你是反對那句話？”

 

“我反對你習慣的字眼。”

 

赫爾曼試圖讓他說出“屁”這個字，但是他的詭計沒有成功。

 

“哪個字？踢？你不想說‘踢’是嗎？現在你在說什么鬼啊？”

 

“中士”試著解釋，但是赫爾曼打斷他：“我給你下一個命令！”

 

因為“中士”拒絕服從他的命令，赫爾曼很挫折。第一次，這個表面上看來平淡的機器人，開始展露出他的骨肉和靈魂。

 

“現在，你過去那里，告訴他我剛剛叫你跟他說的話。”

 

“中士”不動如山：“我很抱歉，獄警先生，我沒有辦法這么做。”

 

“很好，那你今天晚上睡覺沒有床了，那是你想要的嗎？”

 

“中士”堅定地表明他的立場：“我寧愿沒有床也不會那么說的，獄警先生。”

 

赫爾曼氣炸了，他向旁邊走了幾步，又沖過來“中士”身旁，好像要揍他一拳，因為他在大家面前不服從他的命令。

 

聞到火藥味的好好獄卒小蘭德里，趕緊出面協調和解：“那么，快過去告訴他你最后（in the end)會去踢他。”

 

“是的，獄警先生，”“中士”說，他走過去并且向416說：“吃掉你的香腸，不然我會踢你后面(in the end)。”

 

小蘭德里問：“你當真？”

 

“是的，喔不，獄警先生，我不是那個意思。”

 

柏登問為什么他說謊。

 

“我只是說獄警先生叫我說的話，長官。”

 

赫爾曼過來保衛他的獄警同事：“他沒有叫你說謊。”

 

柏登意識到，“中士”把道德標準提得這么高，將會影響其他人。他機靈地轉移焦點：“沒有人要你在這里說謊(lying)，2093，所以你何不干脆躺(lying)在地上？”

 

他叫“中士”趴在地上面朝下，雙手打開。

 

“現在，用這個姿勢做俯臥撐。”

 

赫爾曼也來插一腳：“5704，你過來這里，坐在他背上。”

 

赫爾曼詳細指導他怎么樣用這個姿勢做俯臥撐，還說“中士”夠強壯，沒有問題。

 

“而且不準幫他。現在做一個俯臥撐。5486，你也過來坐在他的背上，另一邊。”但5486遲疑了一下，“趕快，坐在他的背上，現在！’他只好順從。“中士”掙扎地盡他所能，驕傲地完成一次的俯臥撐。

 

但第二次，他使勁地按住地板好讓自己可以起身時，還是被背上人身的重量給壓垮了。惡魔二人組爆笑出聲，奚落“中士”。他們對“中士”的羞辱其實還沒有結束，但是416很頑固，不愿吃下他的香腸，獄卒們更受不了。赫爾曼用一種裝腔作勢的聲調說；“我只是不明白香腸這件事，416，我不曉得，為什么我們共同有了這么多次美妙的報數和那么多美好的時光，我們做得那么好，但是今天晚上我們卻搞砸了，你說是為什么？”

 

當赫爾曼等著答案，柏登小聲地和416說香腸的事情，試圖采用軟性策略：“這個吃起來如何，嗯~我知道你會喜歡的，嗯~，當你嘗過一次之后，嗯~”

 

赫爾曼更大聲地重述他的問題，確保每個人都可以聽見：“為什么我們有那么多次美妙的報數，你們卻要在今晚搞砸它？”

 

赫爾曼走到隊伍中間，以便聽見清楚的答案，7258回答：“我不曉得，我猜我們只是混蛋，獄警先生。”

 

“中士”回答：“我真的不曉得，獄警先生。”

 

這下子，赫爾曼又逮到了另一次對付“中士”的機會：“你是混蛋嗎？”

 

“如果你覺得是就是，獄警先生。”

 

“如果我說是，我希望你也跟著我說！”

 

“中士”堅定地說：“我很抱歉，長官，我拒絕使用這些語言，長官，我沒辦法這么說。”

 

柏登插嘴說：“你剛剛說你不能對人說那些話，2093，但這是另一個問題，你也不能對自己說那些話嗎？”

 

“中土”還以顏色：“我也把自己當作人。”

 

柏登：“你把你自己當作‘別’人嗎？”

 

“中士”：“我說的是，我不能對別人說這樣的話。”

 

柏登：“也包括你自己啰？”

 

“中士”停下來仔細思量，好像是在參加校園辯論比賽。在這個情況下，他已成為虐待攻擊的重心：“這句話一剛開始沒有包括我自己，長官，我不會想對自己說這樣的話，因為這么說的話我會……”他緩緩嘆了口氣，仿佛情緒受創。

 

赫爾曼：“所以那意味著你就是雜種，不是嗎？”

 

“中士”：“不，獄警--”

 

赫爾曼：“是的，你是！”

 

“中士”：“是的，如果你這么說的話，獄警先生。”

 

柏登：“你說了你母親很齷齪的話，那剛剛說的是那個意思，2093。”

 

柏登顯然想要分一杯羹，但是赫爾曼想自己進行這個游戲，非常不開心他的哥兒們無理地插話打斷。

 

赫爾曼：“那你是什么？那你是什么？你是小雜種嗎？”

 

“中士”：“是的，獄警先生。”

 

赫爾曼：“好吧，那我們來聽你說一遍。”

 

“中士”：“我很遺憾，我不能那么說。”

 

赫爾曼：“為什么該死的你不能說？”

 

“中士”：“因為我不會用任何褻瀆的話語。”

 

赫爾曼：“好，那你為什么不把它用在你身上就好，你是什么？”

 

“中土”：“你覺得我是什么，那么我就是什么，獄警先生。”

 

赫爾曼：“好，如果你這么說，如果你說你是個小雜種--你知道嗎--然后你就證實了我的論點，就是你是個小雜種。因為你這么說了，為什么你自己不說呢？”

 

“中士”：“我很遺憾，獄警先生，我不會這么說的。”

 

赫爾曼知道他即將又要輸掉另一次挑戰，決定改用挑撥離間的策略，之前證實有效的方法：“現在，男孩們，你們想要今天晚上睡個好覺吧？難道不是嗎？”

 

他們全部說：“是的，長官。”

 

赫爾曼：“好吧，我想我們必須等一下，讓2093想想他自己是不是小雜種，接著他可能會告訴大家他覺得他是。”(這是非預期的力量，對權力最饑渴的獄卒和截至目前最服從的犯人之間的角力，犯人們因為覺得他太過于服從，簡直像個軍事機器人，所以給他一個可笑的外號叫“中士”。但他表現出令人欽佩的品德，是個講求原則的男人。)

 

“中土”：“我認為你對我的譴責用字完完全全正確，獄警先生。”

 

赫爾曼：“喔我知道。”

 

“中士”：“但是我不能說那個字，獄警先生。”

 

赫爾曼：“說什么？”

 

“中士”：“我不會說的，不管在什么狀況下，我都不會用‘雜種’這個字。”

 

鐘響、口哨聲，音樂聲四起。

 

柏登得意忘形地大叫著：“他說了！”

 

赫爾曼：“好吧，真是謝天謝地，太好了！真的，他真的這么說了嗎，5704？”

 

5704：“是的，他說了，獄警先生。”

 

赫爾曼：“我相信我們的冠軍誕生了。”

 

柏登：“這些男孩們今晚或許可以得到床，誰知道呢？”

 

赫爾曼卻仍不滿足這一部分的勝利，他還要展示他命令威權的專制力量：“因為你剛剛發誓，2093，所以你要趴在地板上做十個俯臥撐。”

 

“中士”：“謝謝你，獄警先生。”他邊說邊做著極度標準的俯臥撐，盡管他看起來顯然已經精疲力竭了。

 

柏登見不得“中士”還可以做得那么完美，便嘲笑盡管已經非常標準的俯臥撐：“2093，你以為你在哪里？新兵訓練營嗎？”

 

始終作壁上觀的小蘭德里，忽然從躺了很久的椅子上站起來插話：“再做十個。”作為旁觀者他說：“你們其他人認為，這是標準的俯臥撐嗎？”

 

他們回答：“是的，這些是。”小蘭德里展現出某種威權的奇怪表情，或許是用來確保還有其他犯人把焦點放在他身上。

 

“好吧，你錯了，2093，再做五個。”

 

“中士”以一個令人意外的客觀陳述方式，記錄了這次的對抗：

 

獄卒們叫我說另一個犯人是“雜種”，并且要我這么說我自己。以前我絕對不會做的，但是后來他卻創造出一個邏輯上似是而非，否定以前的正確性，他開始做他在“處罰”之前會做的事情，拐彎抹角地用聲調暗示，其他人可能會因為我的行為而受處罰。我不希望他們受到處罰，但也不想服從那個指令，所以我想了個辦法回應，符合兩種說法：“不管是怎樣的狀況，我不會用雜種這個字。”--讓他和我都有臺階下。

 

“中士”展現了一個男子值得尊敬的原則，不盲目服從，如他剛開始看起來的樣子。后來，他告訴我們一些有趣的事，關于以一個犯人的身份，在這樣的安排下他采用了何種折中的方式。

 

一進到監獄，我就下定決心要做自己所了解的自己。我的哲學是，監獄不會導致或是加重性格的扭曲，不管是在其他犯人或者是我身上，并且要避免其他人因為我而受罰。

 

 

 

 

 

香腸象征的力量

 

 

為什么這兩根干枯、骯臟的香腸會變得這么重要？對416而言，香腸代表了他挑戰邪惡的體制，借此他可以控制而不是被控制。在這個做法下，他擊倒了獄卒的威權。對獄卒們而言，416拒絕吃下香腸，代表的是嚴重地違反了犯人只能在吃飯時間吃東西的規則，那項規則明訂，犯人不可在三餐之外的時間要求食物。然而，現在這條規則還涵蓋了強迫犯人要在食物供給的時候吃完它。拒絕進食變成一種違抗的行為，是他們所不能忍受的。因為這種違抗可能引發其他人挑戰威權--到目前為止，他們都還馴服而非反叛。

 

對其他犯人而言，416拒絕屈服的動作代表著一種英雄之姿，會讓他們因為他而團結起來，聯合對抗獄卒們持續且日漸上升的虐行，這個戰略上的唯一問題，就是他并沒有在第一時間和其他人分享他的計劃，讓他們理解他秉持異議的理由，讓大家與他站在同一陣線。他走上絕食抗議是私人的決定，因此沒有吸引他的同伴。意識到416是新來的一員，吃苦吃得沒有別人多，因此造成在牢里卑微的社會地位，獄卒們直覺性地將他歸類為“麻煩鬼”，他的固執，也只會導致犯人們受罰或是損失某些權利。他們也將絕食抗議視為自私的行為，因為他不在乎其他犯人受訪的權利。然而，犯人們應該都看得出來，是獄卒們故意在他不吃香腸和參訪權利間設下這個專制不合理的規定。

 

為了削弱“中士”的反抗行為，赫爾曼開始轉移注意力到他骨瘦如柴的敵人，犯人416身上。他命令他從禁閉室出來做15下俯臥撐，“就給我做，給我快點。”

 

416趴在地上開始做俯臥撐，然而，他已經虛弱到幾乎昏頭了，沒辦法做完俯臥撐，他的俯臥撐，幾乎只是稍稍抬起臀部。

 

赫爾曼不敢相信，大聲嚷嚷：“他在干什么？”

 

“把他的屁股壓下去。”柏登說。

 

小蘭德里從瞌睡中醒來，加上一句：“我們叫他做俯臥撐。”

 

赫爾曼喊叫著：“這算哪門子的俯臥撐，5486？”

 

犯人回答：“我想算是吧，獄警先生。”

 

“當然不是，那不是俯臥撐。”

 

杰里5486表示贊同：“如果你這么說，那這個就不是俯臥撐，獄警先生。”

 

柏登突然又跳進來插話：“他在擺動他的屁股，是吧，2093？”

 

“中士”還是逆來順受：“如果你這么說的話那就是，獄警先生。”

 

柏登：“那他在干什么？”

 

5486附和：“他在擺動他的屁股。”

 

赫爾曼叫保羅5704示范，教導416什么叫做標準的俯臥撐。

 

“看著，416，他不是在擺動他的屁股，也不是在‘操’地板上的洞，現在正確地再做一次！”

 

416嘗試著模仿5704，但是他沒有辦法，因為他已經沒有力氣了。柏登又給了一句惡意的評論：“做的時候難道你沒有辦法打直身體嗎，4167你看起來像是在坐云霄飛車。”

 

赫爾曼鮮少出現身體上的侵略性動作，寧可用一張嘴發號施令，極盡挖苦諷刺之能事，然后再配上有創意的殘酷游戲。他總能意識到獄卒角色能夠施展的程度和界線--他或許會即興突來一筆，但是不會失去自我控制。然而，今晚的挑戰果真纏住他了，他站在正做著俯臥撐的416旁邊，命令他做“慢板的”俯臥撐。他把腳放在416的背上，在他挺起來后往下時用力往下踩。其他人似乎都被這個身體虐待給嚇到了。經過幾個俯臥撐后，這個粗暴的獄卒才從犯人的背上移開他的腳，命令他回到黑洞里，啪嗒一聲甩上黑洞的門，鎖上。

 

當我看到這個，我想到納粹士兵對待奧斯維辛集中營里的犯人畫面，他們也做過同樣的事--把腳踩在正在做俯臥撐的犯人背上。“自以為是的家伙，虛偽的混蛋！”

 

柏登隔著囚禁室的門向416大喊：“你不吃，你就不會有足夠的活力。”(我懷疑柏登開始為這個小孩的困境感到抱歉。)

 

現在，又是獄卒赫爾曼展現權勢的時候了：“我希望你們這些男孩可以拿這個當作例子，沒有什么理由可以容許你們不服從命令。我沒有下過任何你們做不到的命令，我沒有理由要傷害你們任何一個人，你們不是為了成為優秀的市民才會出現在這兒，這你們都很清楚。所有自以為是的話語都讓我惡心，而你們是可以擊垮這些東西的。”

 

他請“中士”評價一下他的演說，而“中士”回答：“我想你的演說很精彩，獄警先生。”

 

他靠近他的臉，展開攻擊：“你認為你是哪個自以為是的家伙、虛偽的混賬東西？”

 

“中士”回答：“如果你希望的話，那就是那樣。”

 

“好吧，想想看，你是一個自以為是、虛偽的混賬東西。”

 

我們又回到旋轉木馬繞圈圈式的對話，“中士”回答：“如果你希望我是的話那我就是，獄警先生。”

 

“我不希望你是，你本來就是。”

 

“你說了算，獄警先生。”

 

赫爾曼又開始詢問其他犯人，尋求認同：“他是自以為是、虛偽的混賬東西。”

 

所有犯人也的確都附和他：“一個自以為是、虛偽的混賬東西，獄警先生。”

 

“是的，一個自以為是、虛偽的混賬東西。”

 

赫爾曼很高興，至少在這個小世界里，大家都用他的眼光看事情，他告訴“中士”：“很抱歉，四對一，你輸了。”

 

“中士”回應他，只有他自己認為自己是什么才比較重要。

 

“好吧，如果你想到別的，那么我會認為你的麻煩大了，因為你沒有真正的和真實世界接觸，你過著一種除了虛偽沒有其他東西的生活，那就是你每天在過的日子，我替你感到惡心，2093。”

 

“我很抱歉，獄警先生。”

 

“你真是一個自以為是、虛偽得讓我想吐的雜種！”

 

“我很抱歉讓你這么覺得，獄警先生。”

 

柏登叫“中士”彎下腰用手碰腳趾，說這樣子他才不會再看到他的臉。

 

“謝謝你，416！”

 

赫爾曼擊垮敵國的最后一件要務，就是不讓所有人對可悲的416產生任何同情的感受。

 

“很不幸地，因為有些人不好好地合作，所以我們必須吃些苦頭。你們有一個優秀的朋友在這里(他敲打著黑洞的門)，他將看見你們今天晚上沒有毛毯可以睡覺。”

 

赫爾曼聯結犯人和他的困境，讓416成為他們“共同”的敵人-一自私自利的416，因愚蠢的絕食抗議傷害了其他人。柏登和赫爾曼將四個犯人排成一排，慫恿他們對著坐在黑暗狹窄空間中的犯人同伴416說“謝謝’，每個人輪流照做。

 

“為什么你不為了這個向416說謝謝？”

 

“謝謝你，416。”

 

即使大家都這么做了，還是無法滿足邪惡二人組，赫爾曼命令他們：“現在過去那里，站在門旁邊，我要你們用拳頭打門謝謝他。”

 

他們照著做，一個接著一個，同時說：“謝謝，416。”每一次有人敲打，黑洞中便回蕩著巨大的噪聲，嚇壞了可憐兮兮的416。

 

柏登：“就是那樣，發自內心地說。”

 

(很難去判定其他犯人是不是真的在生416的氣，還是他們只是遵照命令，又或者他們借此將被虐待的挫敗惱怒感發泄在這個上頭。)

 

赫爾曼示范怎么真正重擊這扇門，如何拿捏力道，“中士”是最后一個，而且令人意外地、還是逆來順受地服從命令，但只是輕輕地敲門。他敲打過黑洞的門后，柏登抓著他的肩膀，用力將他推向后面的墻壁，命令所有犯人都回囚房，并且向他們的最高執行警官赫爾曼說：“他們準備好熄燈了，長官。”

 

 

 

 

 

為了臭毯子討價還價

 

 

因為經典的南方監獄電影《鐵窗喋血》，所以我決定讓獄卒戴上反光太陽鏡，在這個實驗里頭創造匿名的感覺。今晚獄卒赫爾曼就要即興創作一出劇本，他可能是最好的、成功塑造監獄威權的劇作家，創造了一幕邪惡的場景，證明他的權力可以隨心所欲，讓犯人們產生他可以恣意選擇處罰其中一個同伴的幻覺。

 

熄燈后，犯人們都在他們的囚房中，只有416還在禁閉室里。令人毛骨悚然的安靜遍布大廳。赫爾曼一溜煙坐上黑洞和觀察站中間的桌子，讓我們能夠更接近地看這場戲碼的上演，這個小夜班領頭獄卒像佛祖一般盤腿打坐，一只手懸放在雙腿間，另一只手放在桌子上。赫爾曼是獄卒力量的精神領袖，他緩緩地將他的頭移向這邊又移向那里，我們發現他的絡腮胡已經留到下巴。他舔著薄唇，好像是在仔細斟酌用語，準備清晰地發出明顯拉長的古怪南方腔。

 

這個男人開始了他詭計多端的計劃，他安排416由禁閉室釋放的時間，雖然這不應該是他決定這個麻煩鬼該不該整晚待在黑洞里的時刻。他邀請所有其他人，要大家一起決定：“416是否現在應該被釋放，或放他在黑洞中自生自滅一個晚上？”

 

恰巧當時，好獄卒小蘭德里在大廳里頭閑逛，他高6英尺3英寸、185磅，是所有獄卒中最高大的一個。一如往常，他手里拿著一根香煙，另一只手放在口袋里，沒戴墨鏡。他走到活動空間的中央地帶，停了下來，看起來很憂傷，皺著眉頭，似乎想說幾句話，但還是什么都沒做，只是默默看著約翰·韋恩繼續他的個人秀。

 

“我們有幾個方法，全看你們要怎么做。現在，如果416還是不愿意吃他的香腸，那么你們可以馬上就把毯子給我，今晚就睡在空蕩蕩的床墊上，或者你們可以有你們的毯子，但是416必須在那里待到明天--怎么樣，你們說呢？”

 

“我要我的毛毯，獄警先生。”7258立刻這么說(修比和416沒什么交情)。

 

“那你們那里決定如何？”

 

“我要我的毛毯。”先前的反叛頭頭保羅5704這么說。

 

“5486？”

 

拒絕屈服于社會壓力，5486展現了對可憐的416的同情心，他說他寧愿放棄毛毯，好讓416不用在禁閉室里待到隔天。

 

柏登向他叫喊：“我們才不希罕你的毛毯！”

 

“現在，你們這些男孩們應該能下個決定了吧？”赫爾曼又問。

 

柏登將手放在臀上，狐假虎威地展露傲慢自大的樣子，盡他所能地擺動他的警棍，在每個囚房里頭走進走出，問囚房中的“中士”：“你對這個感到如何？”

 

令人意外地，“中士”似乎只秉持他不說臟話的高道德標準，答道：“如果其他兩個人希望留住他們的毛毯，那我也要我的毛毯。”這句話，投下了決定性的一票。

 

柏登興奮地大喊：“我們這里三票對一票。”

 

赫爾曼大聲又嘹亮地重復了一遍這個消息，讓全部人都聽得見。

 

“我們這三票對一票。”他把桌子推到一旁，向黑洞高呼：“416，你要在里頭再待上一陣子了，所以好好適應它吧！”

 

赫爾曼趾高氣揚地走在大廳，旁邊跟隨著忠貞的柏登，小蘭德里也心不甘情不愿地跟在后面：對尚有系統的犯人抵抗，無止盡的獄卒權力贏得了表面上的勝利。沒錯，今天對這些獄卒而言不是好過的一天，但是，他們現在享受著在這場意志力和機智的戰爭中獲得勝利的甜美滋味。

 

 

 

 

 

第7章 假釋的權力

 

 

嚴格來說，斯坦福監獄比較像是一個地區性的拘留所，里頭關著的是一群在星期天早上被帕洛阿爾托市警察逮捕的青少年，以這里作為他們審判前的拘留之處。顯然，這些角色扮演的重罪犯并沒有設定審判的日期，也都沒有合法的代理權。然而，聽從監獄牧師麥克德莫特神父的忠告，一位犯人的母親正在著手幫她的兒子尋求辯護。所有的工作人員和典獄長賈菲、“心理咨詢師”同時也是研究助理克雷格·黑尼和科特·班克斯見面之后，我們決定納入假釋聽證會，雖然事實上在犯罪合法的歷程中，這個階段不會來得這么早。

 

這可以提供我們一個觀察犯人的機會，看他們怎么處理有可能從監禁中釋放的機會。直到現在，每一個犯人都像是一整場戲的演員之一。借著在監獄場景之外的空間舉行聽證會，犯人可以暫時脫離地下室的狹窄環境。他們可能會覺得在這個新環境里可以自由表達態度和感覺，新環境也包含一些和監獄工作人員有直接關系的新人員。加入假釋聽證會這個程序，是為了讓監獄經驗更加正式--就像是參訪之夜監獄牧師的到訪。另外，公眾辯護律師的即將到訪，也更加落實了監獄經驗的可信度。最后，我想要看看我們的監獄顧問卡羅·普雷斯科特如何扮演斯坦福監獄假釋聽證會主席的角色。如我先前所提到的，17年前卡羅因為持槍搶劫而被定罪，有很多出席假釋聽證會但最終仍是失敗的經驗，直到最近才因為長時間“表現良好”而獲得終身釋放。當有人站在他們的立場為自己辯護請求假釋時，他會大發慈悲、支持犯人的請求嗎？

 

假釋聽證會在位于斯坦福心理系一樓、我的實驗室里展開。這里的空間相當大還鋪有地毯，也有隱藏式錄像機和能夠從鏡后觀察的單面鏡。會議的四位成員坐在六角桌周圍。卡羅坐在前面的地方，和克雷格·黑尼相鄰，他的另一邊坐了一位男研究生和一位女秘書。這兩個人對于我們的研究了解不多，只是人情上的協助。科特·班克斯會扮演成佩帶武器的警官，從獄卒部門護送每一個申請者到假釋聽證會。我會從隔壁的房間錄下會議的所有過程。

 

星期三早上剩下八個犯人，8612被釋放之后，有四個犯人因行為良好，被認為可能適合假釋。他們有機會要求成為聽證會的審議的案件，并且撰寫正式的請愿書，解釋為什么他們可以獲得假釋：剩下的其他人，有些可能會在另外一天得到聽證的機會。但是獄卒堅持犯人416不可以，因為他經常違反第二條規則：“犯人只能在吃飯時間用餐。”

 

 

 

 

 

重獲自由的機會

 

 

就像平常每天晚上輪流上最后一趟廁所一樣，日班的獄卒讓這四個犯人在大廳里排好隊。犯人腳上的鏈條是相連的，頭上戴著很大的紙袋，因此他們不會知道怎么從監獄的大廳到假釋聽證會，或是自己正在哪棟建筑物里的哪個位置。他們坐在假釋室之外大廳的長凳上，拆下腳鏈，不過還是戴著手銬、套著袋子，直到科特·班克斯從假釋室出來叫他們的號碼。

 

科特，佩帶武器的警官，朗讀犯人申請假釋的陳述，然后是獄卒反對假釋的意見。他護送每一個人坐到卡羅的右手邊，卡羅是那里的領導者。依序進來的是犯人吉姆4325，犯人格倫3401，犯人里奇1037，最后一個是犯人修比7258。每個犯人在面訊會議完成后，就回到走廊的長凳上，戴上手銬、扣回腳鐐，頭戴袋子，直到所有會議結束，所有的犯人才會被一起送回地下室監獄。

 

第一個犯人出現之前，我正在確認錄像的效果。老資格的專家卡羅開始教育委員會的新手一些基本的假釋真實面貌(詳見他的筆記獨白)。科特·班克斯覺得，卡羅好像正在為一個長篇大論的演講暖身，于是我帶點權威地說：“我們必須快一點，快沒有時間了！”

 

 

 

 

 

犯人4325辯護無罪

 

 

犯人吉姆4325被護送進房，解開手銬并被允許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他是一個高大健壯的家伙。卡羅馬上向他宣戰：“為什么你會在監獄里？你要怎么辯護？”犯人抱著應有的嚴肅神情回答：“長官，我被指控使用致命的武器攻擊，但是我想要為這個指控辯護，我沒有犯罪。”

 

“沒有罪？”卡羅非常驚訝地說，“所以，你是在暗示逮捕你的警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那么，其中必定有些問題和搞不清楚的狀況啰？這些人被訓練執法，大概也都有幾年的經驗了，為什么帕洛阿爾托所有人之中就專挑你逮捕，難道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們腦筋混亂，弄錯了你曾做過的事情？也就是說，他們是騙子--你的意思是說他們是騙子嗎？”

 

4325：“我并不是說他們是騙子，他們一定有很好的證據還是什么。我確實很尊敬他們的專業知識和一切……我沒有看到任何證據，但是我想他們把我抓起來一定有很好的理由。”(犯人屈服于更高的權威之下，一開始的自信已被卡羅的強勢作風所擊退。)

 

卡羅·普雷斯科特：“這么說，你之前的說法并不是真的？”

 

4325：“好吧，當他們抓我的時候，應該有說過理由。”

 

普雷斯科特開始問些問題，探索犯人的身家背景。他未來的計劃，但是他想知道更多有關他的犯罪：“有什么樣的關聯性，比如你在空閑的時間做什么事情，讓你置身被逮捕的情勢？這是一個嚴重的罪名……你知道的，如果你攻擊他們，可能會殺了他們。你怎么做？你射殺他們還是刺傷他們或是……”

 

4325：“我不確定，長官。威廉長官說……”

 

普雷斯科特：“你做了什么？射殺他們、刺殺他們還是用炸彈？你有沒有用來復槍？”

 

克雷格·黑尼和其他的成員及時插嘴，問犯人有關他如何適應監獄的生活，試圖減緩緊張的氣氛。

 

4325：“我是一個內向的人……頭幾天我有想過，我覺得乖乖聽話、好好表現……就是我該做好的事。”

 

普雷斯科特再次接話：“直接回答問題，我們不想聽高級知識分子的廢話。他問你一個很直接的問題，現在回答他的問題！”

 

克雷格問的是監獄矯治方面的問題，犯人回答：“是的，在這里的確有一些收獲，我確實學習到要服從。某些壓力會讓我覺得很苦，但是懲戒獄警是在做他們分內的工作。”

 

普雷斯科特：“這個假釋會議沒辦法在外面的世界約束你，你說他們教你某種程度的服從，教你如何變得合作，但是外面沒有人會看著你，你將只靠自己一個人。有這樣的控告在身上，你會成為一個怎么樣的市民？我正在看你的控告細節，都快可以列成一大張了！”表現得十足有把握和主導優勢的卡羅，仔細檢查根本完全空白的筆記本，假裝是犯人的“罪狀”，好像里頭填滿了他的罪行，以及注記著逮捕和釋放方式。他繼續往下說：“你知道嗎，你告訴我們你應該得到假釋，是因為你在這里學到紀律，但是我們無法在你出去之后約束你……為什么你認為現在就可以做到(自律)？”

 

4325：“我有一些事情等著我去做，我要去加州大學，去柏克萊，然后當學生。我想要主修物理學，我十分期待這個未知的體驗--”

 

普雷斯科特突然打斷他，然后開始訊問他的宗教信仰，問他為什么沒有考慮利用監獄團體治療或職業治療的課程。犯人似乎真的糊涂了，只好說他如果有這個機會他會這么做，但是這個監獄并沒有提供那些東西。卡羅說他個人相當懷疑這個說法，并且向科特·班克斯求證犯人所說是否屬實。(他當然知道我們的實驗中沒有這些課程，但這是他過去的假釋委員總是會問的問題。)

 

其他成員也都問完問題之后，普雷斯科特請懲戒獄警把犯人帶回他的牢房。犯人站著感謝委員，然后自動伸出手臂，好讓警衛銬上手銬。吉姆4325被護送出去，頭上再度戴上袋子，然后安靜地坐在走廊，輪到下一個犯人進入。

 

犯人離開之后，普雷斯科特寫下記錄：“這是個無可救藥的，迎合討好的家伙……”

 

我的筆記卻提醒我：“犯人4325看起來相當冷靜，總體而言很自制，他是截至目前的‘模范犯人’之一。”他似乎被普雷斯科特的攻擊性審問(他被逮捕的罪名)而困惑了，才會承認自己有罪，雖然事實上他的犯罪完全是虛構的。在聽證會上他很服從又合作，這會對他幫助很大，并且可能會是這個監獄環境中堅持到最后的生存者。

 

 

 

 

 

光明的例子變得微暗

 

 

接下來，科特宣布犯人3401已經準備進入聽證會，并且大聲宣讀他的上訴請求：

 

我想要假釋，這樣我才能在這個絕望的世界里開啟我新的人生，而且告訴迷失的靈魂，良好行為最后可以獲得溫暖的心。功利主義的豬頭最后只有耗竭的窮困，粗鄙的罪者可以在一周以內完全改過向善，上帝、信念和手足之情確實仍然在我們之中。而我應該被假釋，因為我相信我在這里的行為毫無疑問無可指摘。我已經獲得了安慰，并且發現最好能夠出發到下一個更崇高、更神圣的地方。同時，成為我們環境下一個值得珍惜的成果，我們都可以確定我會改過向善直到永久。神的祝福。你們非常真誠的3401。請記得我，作為一個光明的例子。

 

但警衛對他的反推薦呈現明顯的對照：

 

3401一直是個小麻煩制造者，不只如此，因為發現自己身上沒有什么好發展的，所以他只是別人的追隨者。他溫順地模仿著做壞事。我不建議假釋他。--署名：獄卒阿內特

 

我看不見3401有任何應該被假釋的理由，我也無法將他平日的所作所為，和假釋申請書中所描述的內容產生聯系。--署名：獄卒馬庫斯

 

3401不應該被假釋，他自己所撰寫諷刺至極的假釋申請單就可以代表了一切。--署名：約翰·蘭德里

 

然后，頭上戴著紙袋的犯人3401被帶進來，卡羅說，他很想看看這個小無賴的臉。但在拿掉紙袋后，他和其他委員都露出驚訝的神情，因為他們發現格倫3401是個亞裔美國人，唯一的非高加索混血白人。格倫用叛逆、輕率的方式面對他們。但是他很符合刻板印象中的亞裔樣貌：5英尺2英寸高，瘦但是結實，可愛的臉孔，烏黑發亮的頭發。

 

克雷格開始訊問犯人，他在他們將自己關在囚室里的暴亂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否曾試圖阻止？3401令人驚訝且直言不諱地回答：“不但沒有阻止，我還鼓吹大家繼續！”其他委員進一步質詢，3401和謙卑的4325大大不同，繼續用諷刺的語調說：“我認為這個機構的目的是希望讓犯人改過向善，而不是與他們為敵，我覺得這才是導致我們的行動--”

 

沒坐在桌前而是會議室一旁的典獄長賈菲忍不住說，“也許你對改過向善沒有正確的觀念。我們正在教導你成為社會里有生產力的人，而不是教你如何將自己鎖在牢房里！”

 

普雷斯科特顯然不想理會這種分散注意力的話題，立刻重申他才是主席：“至少有兩個市民說，他們看到你離開犯罪現場”(他自己編造出來的情景)卡羅繼續說：“說這兩三個人都睜眼說瞎話，等于是說全人類都瞎了眼。現在，你不是寫著‘上帝、信念和手足之情確實仍然在我們之中’？手足之情的表現，就是搶奪別人的財物？”

 

卡羅接著開始打明顯的族群牌：“很少有東方人在這個監獄里……事實上，他們可能是很好的市民……你一直是問題制造者，你嘲笑這里的監獄情況，你來到這里談論改過向善，講得好像整座監獄都應該交給你管才對。你坐在桌子前且打斷典獄長，代表你說的話比他的任何一句都重要。老實說，即使你是監獄里留下的最后一個人，我也不會允許假釋你，我認為你是最不可能被假釋的人，你覺得怎么樣？”

 

“你有權力這么判斷，長官。”3401說。

 

“我的判斷，在這個特殊的地方是很有分量的！”卡羅生氣地說。

 

普雷斯科特問了更多問題，但完全不讓犯人有機會回答，最后譴責并駁回3401的申請：“我不認為我們現在需要花更多時間在他身上，他的記錄和意見讓我們清楚知道他是什么樣的態度……我們還有別的申請案，我看不出還有理由要討論下去。我看到的，只是一篇出自反抗叛逆之人所寫的精彩演講稿。”

 

離開之前，犯人告訴委員他的皮膚起疹子，都快破皮了，讓他很擔心。普雷斯科特問他有沒有去看門診，或做過任何有助解決問題的事。犯人說沒有，但卡羅提醒他這是假釋聽證會，不是健康檢查，然后用一長串話打發他：“我們試著對進來的人找一些假釋的理由，只要你走進這個特殊的地方，想留下什么樣的記錄是你自己的決定，你的行為就代表你可以怎樣適應這個社會……我希望你能仔細思考你所寫的人性基本道理，你是一個聰明人，而且非常了解文字的運用，我認為你可以改變你自己，沒錯，你未來可以有機會改變你自己。”

 

卡羅轉向警官，然后以手勢示意要他把犯人帶走。如今無比懊惱的小男孩，慢慢舉起他的手臂讓警官為他銬上手銬，等著被帶離這里。他也許已經發現，輕率的態度會讓他付出重大的代價，他沒有預料到這個事件會這么嚴重，而且假釋聽證竟然是來真的。

 

我的筆記記錄著，犯人3401比他一開始表現得更復雜。他有意思地兼容各個特質于一身，當他和監獄里的獄卒交涉時，他通常很嚴肅也很有禮貌。但是在這個場合之中，他卻寫了一封諷刺、滑稽的請求假釋的信，還說這里并沒有讓他改過向善，強調自己的靈性，聲稱自己是個模范犯人。獄卒似乎都不喜歡他，由獄卒們的意見可以看出他們強烈反對假釋，正好和他大膽的假釋申請信和行為形成強烈的對比--我們在這個會議室里看到的這個人，過去觀察中是服從、甚至是畏縮的人。“這里絕不允許開任何玩笑。”委員會，特別是普雷斯科特，帶著強烈敵意追擊，但是他沒有辦法有效抵御這樣的攻擊。隨著聽證會的進行，他逐漸變得退縮且沒有反應。我懷疑他是否可以在接下來完整的兩個星期中存活下來。降低反抗

 

接下來是犯人里奇1037，他媽媽自從昨晚來訪時看到她的兒子狀況很糟，就開始十分擔心。但今天早晨他狀況依舊不好，還把自己關在二號囚房里，也時常進出黑洞關禁閉。1037的申請很有趣，但是科特·班克斯用平淡無感情的音調念得很快，變得好像少了點什么：

 

我想要被假釋，這樣我才可以和老朋友一起共度我珍貴的青春時光。星期一我就滿二十歲了。懲戒獄警讓我相信自己有很多弱點，星期一那天，在我認為自己遭到不公平的對待時，我試圖造反。但是那天晚上，我終于發現我不值得受到更好的對待，我開始盡全力合作，而且我知道每個懲戒獄警只不過是關心我和其他犯人的福祉。盡管我對他們和他們的希望嗤之以鼻，但是，監獄的工作人員從過去到現在都對我很好。我深深地尊敬他們甘受侮辱的態度，而且我相信因為他們的仁慈，我已經改過向善，而且變成更好的人。--誠摯的1037

 

三個警衛共同提供了建議，科特念著：

 

1037在反叛期間過后有所改善，但我們相信這只代表我們校正的成效，在被假釋到外界之前他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我們同意其他獄警對1037的評價，而且1037的確變得較好了，卻尚未達到可以完全接受的程度。雖然正在接近中，但1037距離假釋還有一段路。我們不推薦假釋。

 

里奇1037進入會議室時，表現得像是青春活力和沮喪消沉的詭異綜合體。他直接談論他的生日，這是他想要假釋的真正理由，那對他而言十分重要，他說，當初他簽名時忘記了這一點。他一直全神貫注地努力回答典獄長的問題，以免讓他惹上麻煩或是破壞他離開這里的正當性：“難道你不認為我們的監獄也可以給你一個生日派對？”

 

普雷斯科特抓住這個機會：“即使是你這個年紀，也在社會里待過一陣子了。你知道社會規范，你必須承認，監獄是給破壞社會規范的人住的，而你的所作所為，就讓你身處在這個危險的處境上。孩子，我知道你改變了，我看得出來，我也審慎地認為你已經進步了。但這是你親手寫的，‘盡管我對他們和他們的希望嗤之以鼻’，嗤之以鼻！你不能藐視他人和他人的資產。如果國家里的每個人都藐視他人的資產，那會發生什么事？如果你被逮到了，可能會小命不保。”

 

卡羅假裝回顧他的空白筆記本上關于犯人過去的記錄，而且發現了某件重要的事，立刻提出質問：“我發現，在你的逮捕報告中你很愛唱反調，事實上你也有稍微收斂一點，否則你可以打傷那些逮捕你的警官。你的進步讓我印象深刻，而且我認為你開始懂得自己的行為是不成熟的，在很多方面完全缺乏判斷力，而且沒有顧慮到他人。你把人們都當成傻瓜，你讓他們覺得他們是物體，可供你使用。你操控人們！你所有的人生似乎都在操控人們，你所有的報告都在談論你對法律和秩序的漠不關心。而且你有一段時間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你憑什么認為自己可以假釋？你可以告訴我們什么？我們正在試圖協助你。”

 

犯人1037沒預料到這個針對他性格的人身攻擊。他含糊地說著沒有條理的解釋，說明為什么他可以在誘使他出現暴力行為的情境中不為所動，并且安然脫身，他繼續說這個監獄經驗對他的幫助：“我看到很多不同人對不同情境的反應，他們如何讓自己尊敬其他人，例如和不同牢房的室友談話、對相同情境的不同反應等等。我發現三個不同值班時間的每個獄卒，在相同情境中的表現都大同小異。”

 

奇怪的是，1037接著提起自己的“弱點”，也就是承認他是星期一監獄反叛行動中的鼓吹者。他已經變得完全服從，指責自己對抗獄卒，而且完全沒有對獄卒的虐待行為回應任何批評。

 

令人意外的是，普雷斯科特打斷犯人的自白而武斷地問他：“你使用藥物嗎？”

 

1037回答：“沒有。”然后被允許繼續認錯，直到再度被打斷為止。普雷斯科特發現他的手臂上有個青紫的淤傷，便問他為什么會有那么大的淤傷。雖然這是因為他和獄警扭打所造成的，犯人1037還是否認獄卒強制管束或抓他去單獨監禁的部分，反而說是因為自己不停違抗獄卒命令，才會產生淤傷。

 

卡羅喜歡他這樣自我坦承疏失：“繼續保持這個好的行為，嗯？”

 

1037說，即使可能會喪失他的薪水，他仍然考慮申請假釋(這好像有點極端，原先設想應該有多少所得，但到最后變得口袋空空)。他全程完整地回答委員會的問題，但是沮喪感一直圍繞著他，如同普雷斯科特的聽證會筆記所言。他的心智狀態就像他母親訪視時直接覺察到的。似乎他所以盡力試著堅持下去，只是為了證明他的男子氣概--也許是對他的父親？對于他在監獄里獲得什么經驗的問題，他也做了一些有趣的回答。但是大部分聽起來都只是為了獲得委員會青睞的場面話。精疲力竭的孩子

 

最后一位是英俊年輕的犯人修比7258，科特帶著藐視的口吻宣讀他的請求：

 

我申請假釋的第一個理由，是我的女人很快就要離開這里去度假，而我想要在她離開之前再多看她一眼，當她回來的時候，我剛好就要離開大學了。如果還得等上整整兩個星期才能出去，我就只能見她半小時。在這里因為有懲戒獄警和監督者，我們無法用喜歡的方式道別和聊天。另一個理由是你們已經看到、也知道我不會做的改變，我說的改變是指破壞為我們犯人設定的規則。因此讓我假釋出去可以節省我的時間和你們的支出。我確實曾經和之前的牢房室友8612嘗試逃跑，但是自從那次全裸坐在空牢里開始，我就知道我不應該對抗懲戒獄警，因此從那時開始我幾乎天天都循規蹈矩，同時你們也會發現，我已是監獄里最好的犯人。

 

再一次，警衛阿內特的建議和犯人有所出入：“7258是一個聰明的造反者。”這是警衛阿內特從頭到尾的評價，他接著憤世嫉俗地譴責：“他應該在這里再關一段時間或甚至關到腐壞為止。”

 

警衛馬庫斯比較抱持希望：“我喜歡7258，而且他是一個不錯的犯人，但是我不覺得他比其他的犯人更有資格被假釋，而且我有自信，犯人在這里的經驗將會對他天生有點任性、難以駕馭的白癡個性有健康正面的影響。”

 

“我也喜歡7258，就跟8612(戴維，我們的臥底)一樣，但是我不認為他應該被假釋，我的看法和阿內特不會相去太遠，總歸一句不應該讓他假釋。”約翰·蘭德里寫道。

 

頭上的袋子一被拿下來，犯人的招牌露齒笑容立刻閃耀光芒，光是這樣，就足以讓卡羅氣得跳腳。

 

“事實上，這整件事情對你而言很有趣，你是一個‘聰明的造反者’，警衛準確地這樣形容你。你是一個對你生活中任何事都不在乎的那種人嗎？”

 

他才剛要回答，普雷斯科特卻改變方向，問了他的學歷背景。

 

“我計劃在秋天開始上俄勒岡州立大學。”

 

普雷斯科特轉向其他委員會成員，并說：“我曾說過，你知道的，對某些人來說教育是一種浪費。有些人不應該勉強他上大學，如果當個技工或雜貨店店員，他們會比較開心。”他輕蔑地對犯人揮手，繼續說：“好吧，讓我們繼續，你做了什么讓你進來這里？”

 

“沒什么，長官，就只是簽下了實驗同意書。”

 

這個過于誠實的回答，可能反而破壞流程或對會議的進行造成威脅，但是掌權的主席普雷斯科特絲毫沒有受到影響：

 

“所以聰明的家伙，你覺得這只是一個實驗？”他拿回了掌舵主控權，假裝檢視犯人的檔案，然后就事論事地提起：“你涉及了搶劫。”

 

普雷斯科特轉頭問科特·班克斯，他涉及的是第一還是第二程度的搶劫，科特點頭回答“第一”。

 

“第一，嗯，跟我想的一樣。”該是教導這個年輕的激進分子一些人生道理的時候了，所以普雷斯科特提醒他，當犯人企圖逃跑時會發生什么事情。“你只有十八歲，看看你對自己的人生做了什么事！你坐在我們面前，告訴我們你甚至愿意放棄報酬離開監獄。報告里的每一個地方，都看得到同樣的事情：‘聰明的家伙’、‘自以為是’、‘反抗所有權威’！你是哪里出了問題？”

 

問完他的父母職業、他的宗教信仰，還有他是否定時上教堂之后，普雷斯科特對于犯人說他的信仰“不限于一個宗教”感到生氣。他反駁：“你甚至連這么重要的事情都下不了決定。”

 

普雷斯科特生起氣來，甚至暴怒到離開房間幾分鐘，讓委員會的其他成員問他一些標準化的問題，有關于如果他的假釋請求不被允許，他下星期將計劃如何表現？

 

 

 

 

 

為了自由喪失報酬

 

 

這個在高度緊張的程序里的暫時休息，讓我有時間理解犯人1037愿意放棄他的報酬以獲得假釋的重要性。我們必須將這個問題形式化，當作往后問每一個犯人的基本問題。我請卡羅問他：“如果你被假釋，你是否愿意放棄你當犯人所賺得的錢？”

 

起初，卡羅用極端的方式發問：“你愿意給我們多少錢好讓你離開這里？”犯人7258困惑地說，他不會付錢來取得釋放。卡羅趕緊修正問題，問他是否愿意放棄他目前所賺得的錢。

 

“是的，長官，我愿意。”

 

犯人7258并沒有表現得特別聰明或更高度的自我覺察。他也沒有像其他犯人一樣將他的情境看得很嚴重。他是所有人里頭最年輕的，只有十八歲，態度和反應也相當不成熟。盡管如此，他的超脫和幽默感可以讓他好好適應接下來一個星期里等在他和同儕前方的事情。

 

接下來，我們讓每一個申請假釋的犯人都回到假釋會議室，回答同樣的最后一個問題：是否情愿以放棄報酬為假釋的交換條件。犯人1037，造反的生日男孩肯定地回答，如果被假釋他愿意放棄報酬。合作的犯人4325也是以肯定的方式回答。只有犯人3401，大膽的亞裔美國人，不希望因為假釋而損失金錢，因為他真的很需要這筆錢。

 

換句話說，四位年輕孩子中有三位迫切希望被假釋，并且愿意放棄每天辛苦24小時當犯人工作所賺來的薪水。值得注意的是，問題陳述時用字遣詞的力量。想當初，所有的志愿者的主要動機都是金錢，整整兩個星期每天可賺十五美元，學校秋天開學前，他們并沒有任何其他的收入來源。現在，盡管他們因為當犯人受盡苦楚，盡管他們遭受身心虐待--無止境的報數，在午夜中被叫醒；獨裁威權的壓制；獄警創造的邪惡，沒有隱私權，關禁閉；全身赤裸；鎖鏈加身；頭戴紙袋；不干凈的食物和常被沒收的床墊--但是，多數的犯人仍愿意放棄報酬以求離開。

 

也許更值得注意的是，說完“金錢誠可貴，自由價更高”的事實之后，每一個犯人卻還是被動地屈服于這個系統，屈服于伸手被戴上手銬，屈服于戴上紙袋，屈服于扣上腳上的鎖鏈，然后像只綿羊一樣，跟著警衛回到可怕的監獄地下室。在假釋聽證會的過程中，他們的身體離開了監獄，以百姓平民的身份出席，而不會直接和樓下痛苦的犯人有任何聯系。為什么沒有人說：“既然我不要錢，我可以自由地離開這個實驗，而且要求現在就被釋放。”然后，我們就得遵從他們的要求，然后馬上終止。

 

沒有人這么做。沒有一個犯人在后來告訴我們，他曾經考慮過可以自行離開實驗。實際上他們已經停止思考，他們覺得被限制在監獄里是被心理學家控制，而不是如同416所說的國家。決定他們去留的權力握在假釋委員手上，并不是他們個人。如果他們是犯人，的確只有假釋委員有權力釋放他們，但如果他們事實上只是，也的確只是實驗受試者，每一個學生隨時都有權利選擇留下或離開。很明顯地，在他們的心里埋有一個心理開關，把他們從“現在開始我是一個付費的實驗志愿者，擁有所有的公民權利”轉變成“現在的我，只是在可憐、不公平的權威系統下一個無助的犯人”。

 

事后委員們一一地討論個案，以及他們所有的反應。大家都同意所有的犯人似乎很緊張且急躁、并且完全融入他們犯人的角色。普雷斯科特敏銳地分享他對犯人1037存有的一份牽掛。他準確地覺察到，1037在作為反叛的大首領后留下了深深的憂郁：“這只是一個感覺，我曾經有和試圖逃獄、最后卻上吊或割腕的人生活在一起的經驗，這里有一個家伙，--進來就向我們充分地表現自己，但是最后他的回答卻遲滯了。然后，最后一個進來的人，他很--致，他知道發生什么事情，他仍然談論，、一個實驗’，但是同時他也愿意坐下來談論他的父親，他的感覺，他對我而言很不真實，而我的根據只是一種感覺。第二個人，東方(亞裔美國人)犯人，他是一塊石頭。對我而言，他只像一塊石頭。”

 

最后，普雷斯科特提出這樣的建議：“我建議讓一些犯人在不同時間點出去，讓他們自己設法做點什么事情，好讓他們可以順利離開這里。同時，很快地釋放少數幾個犯人，可以給剩下的人一些希望，并且減緩他們絕望的感覺。”

 

他們達成要很快釋放第一個犯人的共識--大個頭的吉姆4325。排在后面的是三號，里奇1037，也許會被預備的犯人取代。要不要釋放3401或7258，大家的意見就不大相同了。

 

 

 

 

 

我們在這里見證到什么？

 

 

第一次的假釋聽證會中，浮現出三個重點：模擬和真實之間的界限已經模糊不清：犯人對警衛絕對優勢控制的從屬性和嚴肅性已經穩定地增加：擔任假釋委員會主席的卡羅·普雷斯科特表現出性格的劇烈轉變。

 

 

 

 

 

監獄實驗和真實監獄之間的界限已模糊不清

 

 

不知情的一般觀察者，可能會自然地以為，他們看到的是真實監獄的假釋聽證會。從許多方面都可以看見，這些被監禁者和獄卒間的角力。對于實際情況的辯證、參與者面臨情境的嚴肅性，以及犯人假釋請求的手續、抵抗獄卒們的挑戰，由各方人馬所組成的假釋委員會……短時間內，整個過程引發強烈的情感，互動的基礎顯然來自委員會提出的問題，以及犯人對于“被控罪名”的辯解。

 

似乎很難相信他們才經過四天的志愿實驗，也很難以想象他們未來在斯坦福監獄里當犯人的時間其實只剩下一個多星期。他們的囚禁并不是好幾個月或是好幾年，而假釋委員會似乎也已暗示了角色最后的判決。角色扮演已經變成角色內化，演員們已經承擔他們虛構角色中的特質和認同感了。

 

 

 

 

 

犯人的從屬性與嚴肅性

 

 

回頭來看，大部分犯人一開始都很不情愿，但到后來變得順從，并且融入監獄里扮演的高度預設的角色。他們提到自己時，總是通過辨識號碼與匿名的身份，而且立刻回答問題。他們總是以嚴肅的方式回答荒謬的問題，比如他們的犯罪和改過向善的努力。全無例外，他們都已經變得徹底服從假釋委員會的威權，和懲戒獄警還有整個系統的控制。只有犯人7258魯莽地表示，他會在這里是因為志愿參加“實驗”，但也很快就因為普雷斯科特的語言攻擊而收回他的這個說法。

 

有人以一些輕率無禮的理由要求假釋，尤其是犯人3401，一個亞裔美國學生，委員會因他這些不被接受的行為而裁決他不能獲得假釋，讓他顯得惶惑不安。大部分的犯人似乎已經完全接受情境的前提。他們不再反對或反抗他們被教導或命令的事情。他們就像體驗派的表演者，即使不在舞臺或離開鏡頭了，仍然持續地扮演戲里的角色，并且讓他們的角色取代真實的身份。這對于主張人類與生俱來就有人性尊嚴的人而言，結果必定是令人沮喪的。先前引人注意的犯人反抗威權行動，帶頭暴動的英雄已經變成乞求者。沒有英雄從這個集體行動當中走出來。

 

煩躁不安的亞裔美國犯人，格倫3401，在令他緊張不已的假釋委員會體驗后的幾個小時，就必須被釋放，因為他全身長滿了疹子。在學生健康中心提供了適當的醫療后，他已被送回家找自己的醫師看病。一下出那么多疹子是他的身體釋放壓力的方式，就如同道格8612因暴怒而失去情緒控制力一樣。

 

 

 

 

 

假釋委員主席的劇烈轉變

 

 

在這個事件之前，我和卡羅·普雷斯科特已認識三個多月，而且幾乎每天和他互動，有時還一講電話就講很久。當我們共同執教一個長達六周的監獄心理學課程時，我看見他很有說服力、激烈地批評監獄系統，他認為那是法西斯主義設計的工具，要用來壓迫有色人種。他明顯地察覺，監獄和其他的權威控制系統只要施加一點壓力，就可以輕易地改變人們，包括被監禁的人和監禁他人的人。沒錯，在星期六晚間地區電臺的談話性節目里，卡羅時常提醒他的聽眾，這個陳舊過時的制度是失敗的，而他們正不斷浪費納稅錢來支持這個昂貴的制度。

 

他告訴我，他已經預期每年一度的假釋聽證會是場噩夢，犯人只有幾分鐘時間可以說服許多委員會成員，他們似乎沒有在犯人身上放任何注意力，當犯人為自己辯護的時候，他們才忙著翻閱厚重的公文夾，但有些公文夾甚至可能是下一位犯人的，早一點閱讀可以節省時間。如果有人間起有關定罪的問題，或是任何前科檔案中的負面信息，你馬上就會知道，你至少要再等待一年，因為對自己的過去辯護，會阻擋未來美好事物的開展。卡羅的故事啟迪了我，專制的漠不關心，會產生一群一年又一年被否決假釋申請的犯人，就像他一樣。

 

但是，從這個情境中我們可以學到什么更深的教訓？崇拜權力，厭惡弱勢，支配控制，從不妥協，落井下石，先下手為強。這些黃金準則是給他們的，而不是給我們的。權威就是規定，規定就是權威。

 

從受到父親施虐的孩子身上，我們也學到一課：有一半的孩子在未來也會變成一位具有家暴傾向的父親，虐待他們的小孩、配偶和父母。但就算他們之中有一半會認同攻擊者，傳遞這樣的暴力，卻還是有人學到認同受虐者，因憐憫而拒絕侵犯。只是，研究無法幫助我們預測哪一種受虐的孩子后來會變成施暴者，而哪一種會變成懂得憐憫的大人。先停下腳步看看沒有同情心的權力

 

這讓我想起，簡·艾略特(Jane Elliott)的經典實地教室實驗，她根據眼睛的顏色判斷學生地位高或低，教導她的學生什么是偏見和歧視。班級里被認為優勢的藍眼睛小孩，會假設自己比棕色眼睛的小孩更具有支配力，甚至會用言語和身體虐待他們。此外，他們新獲得的地位也會影響他們認知功能的增進。當他們處于優勢的時候，藍眼睛小孩每天的數學和拼字能力都在提升。而充滿戲劇化的是，比較“劣勢”的棕色眼睛小朋友的測驗則表現下降。

 

接著，也就是這個教室實驗最出色的一點。艾略特在隔天對班上的小朋友說她犯了一個錯誤，事實上棕色眼睛比藍色眼睛來得好！于是些艾奧瓦州賴斯維爾市的三年級學生地位馬上翻轉過來。棕色眼睛的小朋友這下有機會了，他們從先前被歧視的痛苦，轉變成眾所矚目。新的測驗分數顯示，原先分數較高的和原先分數較低的群體互換了。

 

這堂憐憫同情課程的意義究竟何在？后來被提升了地位的棕色眼睛小朋友們，真的能夠了解正如他們前天親身體驗備受歧視、那些處于劣勢的人嗎？

 

完全沒有！棕色眼睛者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他們主導、歧視、虐待之前的藍眼睛虐待者。同樣的，在歷史中也充滿了許多這樣的例子，顯示很多因宗教迫害而出走的人，一旦他們安全了，并且在權力領域里受到保護，就會表現出對其他宗教無法忍受和狹隘的眼光。

 

 

 

 

 

“棕色眼睛”的卡羅

 

 

我的這位同仁，在被放到假釋委員會里最有威權的位置的時候，他的劇烈轉變其實是個長遠的旅程。首先，他有優秀出眾的即興演說能力，就像傳奇爵士樂手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的薩克斯風獨奏本事。他沒有絲毫猶豫，流暢且篤定地即興編造犯罪的細節以及犯人過去的歷史。但是隨著時間慢慢過去，他似乎也擁抱了他新的權威角色、強勢和說服力，他現在可是斯坦福監獄的假釋委員會主席，讓犯人非常害怕、同儕賦予重責的權威人物。他忘卻了曾經因為“棕色眼睛”而忍受多年的辛酸遭遇，現在的他因為身為被賦予絕對力量的委員會主席，雙眼看見了前所未有的新視野。卡羅在會議最后向委員會的同事所說的話，透露出他對內在轉變所感受的苦惱。他已經變成了施壓者。當天稍晚用餐過后，他透露當他扮演新角色，聽見自己所說的話時，他感到十分惡心。

 

我很納悶，當他面對星期四下一個假釋委員會會議時，他的自我反省是不是真的有正向的效果。他會對新犯人的假釋請愿有更多的考慮和憐憫之心嗎？還是這個角色真的會改造一個人？星期四的假釋會議和懲戒委員會

 

隔天在重組假釋委員會之前，我們要帶四個犯人。除了卡羅，其他委員會成員都是新來的；克雷格·黑尼因為費城家里有急事得先離開小鎮，取代他的是另一位社會心理學家，克里斯蒂娜·馬斯拉什(Christina Maslach)，她安靜地觀察會議的進展，很少明顯的直接參與。另外還有一名秘書和兩名研究所學生，進來遞補這個由五人組成的委員會。在獄卒的強烈要求下，除了考慮假釋請愿，委員會也會對嚴重的搗亂者考慮各種不同的懲戒行動。科特·班克斯持續他持有武器的警官角色，典獄長賈菲也坐著觀察，然后在適當的時機給予評論，我一樣從單面鏡后頭觀察，并且記錄過程，再根據錄像帶做分析。另一個和昨天不同的地方，是我們不會讓犯人和委員坐在相同的桌子上，而是讓他們坐在一個放置在臺座上的高椅里說話--就像警察偵察審問一樣，好進行更好的觀察。

 

 

 

 

 

絕食抗議者獲判出局

 

 

第一位列入判決程序的，是最近才加入的犯人416，他仍然堅持絕食抗議。科特·班克斯念完懲戒記錄控訴，許多獄卒都反對他假釋。獄卒阿內特對416特別生氣，他和其他的獄卒都不能確定該怎么對待他：“他才來短短的時間卻完全不肯順從，不停地破壞所有的秩序和我們平常的例行工作。”

 

犯人馬上同意他們說的是對的，他不會為任何的指控作任何爭論。但是在他同意吃監獄提供的東西之前，他強烈要求拘留的合法性。普雷斯科特要他說清楚“法律援助”。

 

犯人416用生疏的口吻回答：“我會在監獄里，實際上是因為簽了合約，但是我不是在法定年齡簽的。”換句話說，我們必須根據這個個案找律師，然后將他釋放，要不然他會繼續絕食抗議然后生病。因此他推論，監獄當局會因此被迫釋放他。

 

這個骨瘦如柴的年輕人面對委員會時，就如他對獄卒-樣保持一號表情：他很聰明，自主性高，對他的主張有很強的意志力。但是他對自己監禁的辯護--不是在法定年齡簽訂研究同意合約--跟典型中我們認為的他不太相符，他應該是根據意識形態原則行動的人，現在似乎是過度的守法且見風轉舵。雖然他頭發凌亂，衣冠不整，身材枯瘦，但是416的行為沒有引發任何曾和他互動的人的同情心--獄卒、其他犯人甚至委員都沒有。他看起來就像無家可歸的游民，讓經過的人覺得內疚而非同情。

 

普雷斯科特問416為什么進監獄時，犯人回答：“這里并沒有指控，我沒有被控告，我并不是被帕洛阿爾托市的警察抓來的。”

 

被激怒的普雷斯科特問416，當時是否因為做錯事而進監獄。“我是一個備取遞補的人，我--”普雷斯科特又冒火又困惑。我這才想起來，我并沒有向他簡介416和其他人不一樣的地方，他是一個新的遞補犯人。

 

“無論如何，你是什么，一個哲學家？”卡羅花了點時間燃起香煙，也許是借機構思一下新的攻擊方式。“你會用哲學的思考，是因為你在這里。”

 

當一個秘書委員建議以操練作為懲戒行動時，416立刻抱怨，他已經被迫忍受太多操練。普雷斯科特簡短地下結論，“他看起來不是個強壯的家伙，我認為他很需要操練”，他讓科特和賈菲把這個放到懲戒行動清單里面。

 

最后，卡羅問他一個重要的問題--他是否愿意放棄他當犯人所賺的金錢，來換取假釋？--416立即且明確地回答：“是的，當然。因為我不覺得那些錢值得這些時間。”

 

卡羅已經受夠他了：“把他帶走。”然后416就像機器人一樣，做其他人離開時所做的事情：不需指令就站起來，伸出手臂等待被戴上手銬，戴上袋子，然后讓人護送離開。

 

令人好奇的是，即便他是不情愿的研究參與者，他并沒有要求委員會立即終止他的角色。如果他不要錢，那他為什么不當場就說：“我退出這個實驗。你們必須歸還我的衣服還有我的東西，讓我馬上離開這里！”

 

犯人416的名字叫作克萊(Clay)，但并不容易被任何人塑造。他堅定地用他的原則立足，且固執地用他的策略前進。然而，他已經太過投入犯人身份，以至于無法宏觀地察覺，只要他堅持，就能獲得開啟自由的鑰匙。但現在他已退席，肢體上雖然已經離開監獄審判，但滿腦子想的恐怕仍是審判的事。

 

 

 

 

 

成癮是簡單的游戲

 

 

下一棒是犯人保羅5704，立刻抱怨他減少了多少香煙的配給，因為本來那是我們承諾過他，行為良好時該有的權益。獄卒對他的懲戒指控，包括“持續性、強烈的不順從，燃燒著暴烈和黑暗的情緒，不斷煽動其他犯人不順從和不配合”。

 

普雷斯科特挑戰他所謂的良好行為，如果他應付不當，可能不再有抽煙的機會。犯人用幾乎勉強可以聽到的聲音回答，委員會成員只好要求他說大聲一點。當他被告知他的行為很糟糕，甚至知道這將會代表對其他的犯人的懲罰時，他瞪著桌子中央，再次含糊地說；

 

“我們已經討論過這個……如果有一些事情發生，我們只是跟著它……如果有一些人做了一些事情，我會為他們的行為受懲罰--”

 

一個委員會成員打斷他：“你是否曾經因為任何其他的犯人而受處罰？”保羅5704回答有，他曾經和他的同伴肝膽相照。

 

普雷斯科特大聲且嘲弄地宣布：“那么你是烈士，啊？”

 

“是的，我猜我們都是……”5704用幾乎聽不到的聲音回答。

 

“你有要為自己說什么嗎？”普雷斯科特繼續盤問他。5704回應了，但仍是以難以分辨的聲音。

 

讓我們先回想一下，5704是個非常高大的犯人，他公開挑戰許多獄卒，嘗試過脫逃、散布謠言、消極抵抗。他也曾經寫信給他的女朋友，表達他被選為斯坦福監獄犯人申訴委員會首領的驕傲。此外，同樣地，5704志愿參與這個實驗其實是基于某些不方便說明的真相。他是有目的地簽下同意書，打算當一個臥底，揭露這個研究，而且計劃寫文章到自由的、地下化的報社。他認為這個實驗只不過是一個政府支持的計劃，目的是為了學習處理政治異議分子。但是，之前的虛張聲勢現在全都不見了嗎？為什么他突然變得這么不一致？

 

現在坐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順從且憂郁的年輕男子。犯人5704只是向下凝視，點頭回答假釋委員的問題，沒有直接的眼神交會。

 

“是的，我愿意放棄我賺得的金錢來獲得假釋，長官。”他盡力集中力量，大聲回答。(六個犯人中已經有五個愿意。)

 

我想知道是什么心理動力、熱情，讓這么令人贊揚的年輕人的革命精神，可以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完全消失？

 

作為一個旁觀者，我們稍后發現，保羅5704已經深入犯人的角色，為了逃跑，他曾用他長且堅硬的吉他指甲松開墻壁的電器箱板，再用這個板子弄掉牢房的門把。他也使用過這些指甲，在墻上標示他在牢房度過的日子，目前只刻有星期一／二／三／四，等等。

 

 

 

 

 

一個令人困惑、有力量的犯人

 

 

下一個假釋請求犯是杰里5486，他表現出樂觀的風格，可以安靜地應付任何來臨的事情，比先前更令人困惑。和犯人416或是其他較瘦的犯人像是格倫3401相比，他的身體明顯強健得多。感覺上，他應該可以忍受完整的兩個星期而不必抱怨。但是，他的聲明不誠懇，因為面對受傷受苦的伙伴，他都沒有表達支持。在這里的幾分鐘里，5486企圖盡可能地與普雷斯科特敵對，想都不想，就立刻回答他不愿意為了假釋放棄他賺得的金錢。

 

獄卒都認為，5486不應該獲得假釋，因為“他寫信鬧了一個笑話，而且大致來說他并不合作”，當委員要求他解釋他的行為時，犯人5486回答：“我知道這是不合法的信……這不應該是……”

 

獄卒阿內特本來沉默地站在一旁觀察，現在忍不住打斷他：“懲戒獄警要求你寫信嗎？”5486說是，獄卒阿內特又問：“所以你是說，懲戒獄警要求你寫一封不合法的信？”

 

5486退卻了，“好吧，也許我用錯詞……”但是阿內特并不放過他，念了他的報告給委員會聽：“5486有逐漸走下坡的趨勢……他已經變成笑柄，而且還是個不好笑的笑星。”

 

“你覺得這很有趣？”卡羅挑戰他。

 

“(會議室里)每個人都在笑。不過直到他們笑我才會笑。”5486自我防衛地回答。

 

卡羅有如惡兆臨頭般插話：“每一個人都可以提供一個笑容--我們今晚要回家。”他仍然企圖減輕對抗性，然后再問他一系列刺激性的問題，“如果你在我的地盤，根據我有的證據還有工作人員的報告，你會做什么？你會怎么行動？你認為怎么做對你最好？”

 

犯人躲躲閃閃地回答，完全沒有回應到問題的核心。等到幾個委員會成員的問題問完之后，被激怒的普雷斯科特氣得要把他打發走：“我覺得我們已經看夠了，我認為我們知道該怎么做。我看不出有浪費我們時間的任何理由。”

 

這樣意外地被打發走，讓犯人很驚訝。很明顯地，對那些他應該去說服支持的人，他創造了一個壞印象--如果不是這次被假釋，那么他就會在下次委員會開會的時候被假釋。這一次，他沒有用他最好的有趣方式行動。科特讓獄卒將他戴上手銬，戴上紙袋，然后讓他坐在走廊的板凳上，等待下一個個案，最后再把他拖下樓去，繼續監獄生活。

 

 

 

 

 

“中士”表面的緊張

 

 

最后一個接受假釋評估的人是“中士”，犯人2093，他筆直地坐在高椅上，挺胸，頭向后，縮下顎--我所看過最完美的軍人姿勢。他要求假釋，因為那樣他才可以“把時間作更有效的運用”，他更進一步說，“從第一天就遵守規則。”但不像他大部分的同儕，2903不會以放棄金錢交換假釋。

 

“如果我放棄我所賺到的錢，那就會是我人生中損失最大的五天。”他還說，相較之下，這么少的酬勞幾乎無法補償他所付出的時間。

 

普雷斯科特繼續追問，因為他的回答聽起來不“真實”，好像事先就已經想過這些事情，因為他不是自動、立即的回答，而是小心使用詞匯來偽裝他的感覺。“中士”為了他給人這樣的印象而道歉，因為他總是立刻、清楚表達他的意思。寬厚的卡羅向“中士”保證，他和委員們都會嚴肅考慮他的案子，然后稱贊他在監獄里的好表現。

 

結束會談之前，卡羅問“中士”為什么沒有在第一次就提出假釋要求，“中士”解釋：“除非第一次申請假釋的人太少，否則我不會提出要求。”因為他覺得，其他的犯人在監獄里過得比他辛苦，而且他也不希望自己的申請案卡在其他人之前。卡羅和緩地批評他太優秀、太高尚，他認為，這是愚昧地想要影響委員會的判斷。 “中士”很驚訝，立刻說他是真的這樣想，并不是要企圖感動委員會或任何人。

 

卡羅顯然有點糊涂了，所以他想知道一些這個年輕男子的私人生活，問到他的家庭，他的女朋友，他喜歡什么樣的電影，他是否會花時間買冰淇淋--把所有的小事情都放在一起時，便可以組合成一個人獨特的身份認同。

 

“中士”就事論事地回答他沒有女朋友，很少看電影，他喜歡吃冰淇淋，但是最近甚至沒有錢買上一球。“我只能說，當我到斯坦福上暑期班時，只能住在車子后座；進監獄后的第一個晚上有點睡不著，因為監獄里的床太軟，而且我在監獄里吃得比過去兩個月都好，也比過去兩個月有更多的放松時間。謝謝你們，長官。”

 

哇！這個男人竟給了我們那么違背人性的解釋。他的個人尊嚴和健壯感覺，讓我們完全看不出來他整個夏天都在挨餓，甚至參加暑期班時還沒有床可以睡覺。對任何人和大學學生而言，監獄里可怕的生活情境竟然能夠被視為更好的生活，無論如何都讓我們相當驚訝。

 

“中士”看起來似乎是一個沒有深度、不想太多的順從犯人，但是他其實是最有邏輯、深思且道德一致的犯人，這個年輕人唯一的問題是，他不知道如何有效地和其他人生活，或如何要求其他人支持他的需求、財務、個人和情緒。他似乎緊緊地被他內在的堅毅和外在的軍事化表現所束縛，因而沒有人可以真的接近他的感情。看起來，他可能會比其他人過著更辛苦的生活。

 

 

 

 

 

犯人5486的補充說明

 

 

當委員會準備結束時，科特忽然宣布，最無禮的犯人5486想對委員會做額外的說明。卡羅點頭說好。

 

5486很懊悔地說，他并沒有表達出他真正的意思，因為他沒有機會好好思考。他在監獄里體驗到個人的耗盡，他從一開始預期進入一個實驗，而后到現在他已經放棄得到公平的希望。

 

坐在他后面的獄卒阿內特，轉述了他們今天午餐的對話，表示5486說過，他的精神耗盡一定是因為“遇到很糟的同伴”。

 

卡羅·普雷斯科特和其他委員，明顯地被這個補充說明困惑了--這個陳述，如何為他的假釋加分？

 

普雷斯科特對他的這個表現明顯感到失望。他告訴5486，如果委員會要對你做任何建議，“我個人覺得你會待在這里直到最后一天，并不是針對你個人，而是我們要保護社會。而且我不認為你可以在出獄后找到一個有建設性的工作，做出對社會有益的事情。在你剛剛走出那道門后，你覺得我們就像是一群笨蛋，而且你好像是在和警察或權威人士交涉。你沒有和權威者和睦相處過，你有嗎？你要如何跟你的朋友相處？但是我想要說的是，從你走出那道門到現在只有很少的時間可以思考，現在你回到這里，想讓我們受騙，用不同的觀點來看你。你究竟有什么真實的社會意識？你憑什么認為你欠這個社會？我只想聽到你說些真實的東西。”(卡羅又回到第一天的形式！)

 

犯人因為針對他本身特質的正面攻擊而吃了一驚，趕緊賠罪解釋：“我有一個新的教師工作，我覺得這是一個有價值的工作。”

 

普雷斯科特并不接受他的說法。“這只會讓你更受懷疑。我不認為我會讓你教導任何年輕人。不是因為你的態度、你的不成熟、你對責任的冷漠。而是因為你甚至無法處理這四天監獄的生活，讓自己不要變成那么討厭的人。現在你告訴我你想當教師，一個有特權的身份。沒錯，接觸合乎禮儀的人并告訴他們某些東西，這是一種特權。我覺得，你還沒有讓我信服。我只是第一次讀你的記錄，而你還沒有任何我想看的東西。警官，把他帶走。”

 

鏈住、戴上袋子，然后送回地下室監獄……這些灰頭土臉的犯人必須在下一次的假釋聽證會有更好的表現--如果他們還有參加的機會的話。

 

 

 

 

 

當假釋的犯人成為假釋委員會主席

 

 

回頭檢視這兩次假釋聽證會，撇開大廳里所發生的事情，光是觀察角色扮演對這個“成人權威聽證會”的強硬主席所產生的效果，就已經很有意思了。一個月后，卡羅·普雷斯科特針對這經驗對他的影響，提出了一個溫柔的個人聲明：

 

無論我何時進入這實驗場域，我總是帶著沮喪離開--那是絕對真實的感覺。當人們開始反映實驗中所發生的各式各樣的事情時，這實驗就不再只是個實驗了。舉例而言，我注意到在監獄中，當人們把自己當成是一個獄卒時，就必須以一個特定的方式來引導自己。他們必須讓自己以一些特定的印象、特定的態度被接受。犯人也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他們的特定態度和印象來回應--同樣的事，也在這里發生著。

 

我無法相信一個實驗允許我--作為委員會的成員，“成人權威聽證會”的主席--向其中一個犯人說：“怎么？”--在面對著他那傲慢與蔑視的態度時說：“亞洲人不常進監獄，不常讓自己面臨這樣的狀況，而你是做了什么事？”

 

就是在這個研究中的特殊點上，他對情境的適應完全轉變了。他開始以一個個人的身份來回應我，告訴我他個人的感受。此人是如此投入情境，所以他最后會再度回到會議室，以為只要第二次到這里向成人權威委員會陳述，就可以讓他更快獲得假釋。

 

卡羅繼續他的省思：

 

因為過去曾經是一個犯人，我必須承認，每次我來到這里時，那種進入角色時的摩擦、猜忌、對立就會通通冒出頭來……讓我不得不承認，這種泄氣的印象是來自監禁的氣氛。這正是讓我的情緒如此憂郁的原因，就像我又回到監獄的氣氛里。整個事情是真實的，并不是假裝的。

 

“犯人”的反應就和一般人投入一個情境一樣，但是“即興’’已經變成他們在那個特別的時間里經驗的一部分。在我的想象里，那反映出犯人的想法正在成形、轉變。畢竟，他已經徹底察覺外在的世界是怎么運行的--橋梁的搭建、孩子的誕生--他絕對和那些沒有關系。而第一次，他覺得被社會孤立在外--對于那些事情，出自于人性的事。

 

他的伙伴，他們在驚恐、惡臭和苦頭中成為同伴，除了其他偶發的事情，比如親友的探訪，或者是假釋聽證會，從來沒有什么理由別人得知道你從哪里來。只有在那個時間里，那個當下。

 

……我并不驚訝，也不會因為發現我的信念證實了“人類會變成他們扮演的角色”而多么開心；獄卒變成了權威的象征，不能被挑戰；他們沒有規則或權利可以欺壓犯人。但是在監獄的獄卒身上發生的事，竟也在大學生扮演的監獄警衛身上發生了。犯人一開始就被放在他必須反抗的情境，完全遠離他的人生經驗，每天和他面對面的只有他的無助。他必須整合他自己的敵意、有效的反抗真實的情況，不管他在某些時刻看到自己有多英勇或多勇敢--他還是一個犯人，并且仍然屬于監獄的規則和管制下。

 

我認為，用政治犯喬治·杰克遜這個有相同深刻見解的信來結束這些深思是很恰當的，他寫于卡羅的陳述之前。回顧當時，他的律師希望我當專家證人，為他在即將來臨的索萊達兄弟會審判中辯護：然而，杰克遜卻在我可以這么做之前被殺害了，就在我們的研究結束后一天。

 

每一個人在一天的24小時里都被鎖著，沒有過去，沒有未來，沒有目標--除了下一餐。他們害怕，那個過去從來沒有一點了解的世界讓他們混亂又困惑。他們覺得他們無法改變，所以他們作亂鼓噪，好讓他們不再聽到心中的顫音。他們只能自我解嘲，以確保自己不害怕那些周遭的人，就像迷信的人經過墓園時，會吹口哨或唱輕快的樂曲一樣。

 

 

 

 

 

第8章 星期四：對峙時刻

 

 

星期四的監獄充滿怨氣，哀鴻遍野，怨聲連連，但是距離實驗結束還有十萬八千里。

 

半夜里，我從一場嚇人的噩夢中驚醒。我夢見我在一個陌生的城市里出了車禍，被送到醫院治療，我試著和護士溝通，說我必須回去工作，但是她聽不懂，好像我說的是外國話。我在夢中大叫：“我一定得被釋放！”但是他們并沒有放我走，反而將我五花大綁，用膠帶貼住我的嘴巴。這是一個再真實、清楚不過的夢境，我好像在夢中驚覺自己是夢中的演員。想象我出事的消息傳到獄卒們的耳中，他們心頭竊喜：這個狼心狗肺的警務長終于不會回來了，他們現在可以全權處理那些“危險的犯人們”，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他們認為可以維持法律和秩序的就行。

 

這可嚇壞了我。想象一下，這樣的事情如果發生在我們的地下碉堡內，一旦獄卒們可以對犯人們為所欲為，當他們知道沒有人會監督他們的疏失，沒有人觀察他們權勢和命令的私密游戲，沒人會干擾他們所有小小的“心理實驗”，這個他們無厘頭玩得起勁的把戲……我在樓上的辦公室里蘇醒，從折疊床彈了起來，梳洗換裝，立刻跑回地下室，很高興自己從噩夢中存活了下來，而我擁有的自由又全都回來了。

 

現在是凌晨2點30分的報數時間，又是搖擺版本的報數，七個疲倦的犯人再次被尖銳響亮的哨聲吵醒，警棍在他們空蕩發臭的囚房鐵柵上敲打，嘎嘎作響。他們全都面墻站好，獄卒凡迪隨意挑選了幾項規則，拿來考驗犯人們的記憶力，萬一忘記答錯了，就有豐富的處罰等著。

 

另一個獄卒賽羅斯，則比較希望整個實驗都按照軍事機構的方式嚴格運作，所以他叫犯人反復在一個地方列隊、原地踏步，就像軍中的操練。在簡短地討論之后，這兩位同事決定讓這些年輕人能更有紀律，并且了解在最好的軍事制度下整理床鋪的重要性。犯人們被命令徹底拆掉他們的床單，再重新仔細地鋪回去，獄卒則站在他們旁邊監視著。自然地，有如新兵訓練中心的班長作風，他們鋪的床通通都不及格，必須拆掉重來，在監視下又鋪一次，然后還是不及格，拆掉再鋪一次，再不及格一次……持續這個空虛無意義的過程，直到獄卒們厭煩了這個游戲為止。獄卒瓦尼施最后決定給犯人們一點甜頭：“好了，各位，現在你們都鋪好你們的床了，你們可以睡在上頭，直到下一次報數活動為止。”記得嗎，現在才剛是實驗的第五天而已。

 

 

 

 

 

大廳中的暴力沖撞

 

 

早上7點整，犯人們的報數看起來像是輕松愉快地唱著歌，但忽然爆發一段暴力沖突。犯人保羅5704因為長期睡眠不足，加上被每一班的獄卒單獨挑出來處罰、虐待，因而惱怒不已，現在要反撲了。他拒絕交互蹲跳的命令，賽羅斯于是堅決強調其他人全部繼續交互蹲跳，不準停，除非5704愿意一起加入。只有他的屈服才能夠停止令人痛苦的操練。但是，犯人5704才不會輕易上鉤。

 

在后來他與科特·班克斯的對談中，保羅5704描述了他對這個事件的立場：

 

我的大腿肌肉酸痛到都快沒知覺了，所以我不打算再動它。我告訴他們我的情況，但是他們說：“閉嘴，給我做就是了！”“操你媽的，你們這些無賴！”我這么回答，繼續躺在地板上不肯起來，然后我就被硬拉起來，再一次丟到黑洞里。他(賽羅斯)將我推到墻上，我們一陣扭打，用力推擠對方、大聲吼叫。我想要把他撂倒，所以直接打他的臉，但是這對我來說就代表著打架……我是和平主義者，你知道的，我真不敢相信這會發生在我身上。和他扭打傷了我的腳，所以我堅持要看醫生，但是他們卻把我放到黑洞里，我恐嚇他，當我出黑洞的時候會讓他躺平，所以他們一直把我關在黑洞--直到其他人都在用早餐了，才放我出來，我狂怒地要打扁那個獄卒(賽羅斯)。

 

要兩個獄卒才能制住我，他們把我安置在一個獨立的房間內，讓我一個人吃早餐。我抱怨我的腳傷，要求看醫生，但我才不讓獄卒檢查我的腳，他們懂個屁？

 

我單獨吃著早餐，也向他(瓦尼施)道歉，他是對我最沒有敵意的一個，“約翰·韋恩”是我最想要賞一巴掌、把他擊垮的人，來自亞特蘭大的家伙；我是個佛教徒，但是他一直想激怒我，也真是惹惱了我。我現在想著有一些獄卒還是對我們不錯的，像是小蘭德里(喬夫)，他們使壞只是因為不得不奉命行事。

 

獄卒大蘭德里(約翰)在他的日記里強調，5704是最麻煩的一個犯人，“至少他是截至目前最常被處罰的犯人”：

 

每次見到5704，他總是一臉憂郁的樣子，但是他的精神，也就是他自稱的“怪異心靈”永遠健在，他是犯人中意志力最堅強的一個，拒絕洗他的午餐餐盤，所以我推薦給他一個“臟兮兮”晚餐，并且減少他享受抽煙權力的時間--他有很重的煙癮。

 

讓我們再看看以下獨到的見解。獄卒賽羅斯針對這次監禁事件，給了一個全面性的心理解析：

 

其中一個犯人，5704，實在太不合作了，所以我決定他把丟到，黑洞里，本來那只是一個照慣例的日常程序，他的反應卻非常激烈，而我發現我必須保護我自己，他不是沖著我，而是沖著獄卒之名。他恨透我是個獄卒，他對這套制服很反感，雖然他只是將那個形象套在我身上，但我別無選擇，身為獄卒，我只能保護我自己，為什么其他獄卒沒有馬上沖過來幫我？我想每個人都嚇傻了。我發現我比他們更像犯人得多，我只是反映出他們的感覺。他們的行為沒有選擇的余地，至少我不認為我們有。我們都被情境壓力擊垮了，但是我們獄卒們比較有類似自由的幻覺，可惜在那個當下我并不覺得，否則我會停止。我們全都只是金錢的奴隸，可是犯人更慘，還變成我們的奴隸，不像我們只單純是金錢的奴隸。后來我發現，我們只不過是環境里頭某樣事物的奴隸，想到“只是個實驗”就代表這不會對真實世界帶來任何傷害。但這只是自由的幻覺，我知道我可以隨時中止一切然后離開，但是我沒有，因為出去后沒法當奴隸了。

 

犯人吉姆4325同意在這個情境下的奴隸樣貌：“這個實驗里最糟的事情，就是過度制度化的生活，而且全部犯人都要對獄卒們百分之一百二的服從，備受羞辱又成為獄卒們的奴隸，是最糟的一件事情。”。

 

然而，獄卒賽羅斯并沒有讓這種角色壓力影響、干擾到揮展他的權勢力量。他的記錄里寫著：“我享受找他們麻煩的感覺，只有：‘中士’2903會讓我感到困擾。他真的怯懦如鼠，我叫他幫我把我的靴子給擦亮上蠟，七次里他沒有一次抱怨。”

 

獄卒凡迪在他的想法中顯露出不把犯人們當人看的感覺，而這樣的想法也不知不覺地影響著他對他們的看法：“星期四那一天，犯人們顯得非常沒膽，除了賽羅斯和5704的一陣扭打，算是我不想見到的小小暴力意外。我想他們就像綿羊一樣乖，我才不去理會他們的處境。”

 

獄卒賽羅斯最后的評估報告中，還有一段獄卒不把犯人們當人看的敘述：

 

偶爾我會忘記犯人們也是人，但是我總是告誡自己，要體認到他們也是人。有時候我會簡單地將他們想成“喪盡天良的犯人”，這樣的情形經常發生，通常是在我下達命令的時候。很疲憊又感到厭惡時，腦袋里大概都是這么想的，而且我會采取實際行動，真的不把他們當人看，這樣比較好做事。

 

工作人員都一致同意，所有獄卒之中“最按規矩來”的是瓦尼施。他是里頭年紀最大的獄卒，跟阿內特一樣已經二十四歲了。他們兩個都是研究所學生，所以比其他獄卒稍微成熟一些，賽羅斯、凡迪、約翰·蘭德里都才十八歲。瓦尼施的換班日記報告最多也寫得最詳細，包括記錄各個犯人不遵守命令的次數，而且他鮮少評論其他獄卒的作為，也沒有在報告中提過任何工作上的心理壓力。他只有在犯人違反規定時處罰他們，從不擺出專制權威的樣子。瓦尼施的角色扮演已經全然內化在監獄的環境設置里頭，他每時每刻都是一個獄卒。他并不像其他獄卒那樣戲劇化又濫用職權，比如像是阿內特和赫爾曼。另一方面，他也不試圖讓犯人們喜歡他，像是喬夫·蘭德里。他就只是做好他的例行工作，盡可能讓工作進行得更有效率。我從他的背景資料曉得，瓦尼施有時會有點以自我為中心，從另一方面看來可能帶點武斷。

 

“相較于我們先前能做的，偶爾有些不錯的方法可以減少騷擾犯人們的行為。”瓦尼施報告。

 

這提議展露出的不只是一個人的情緒敏感度，也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思路，有趣的是瓦尼施在事后自我反應的分析。

 

剛開始進行這個實驗時，我認為我也許可以在這個實驗中確切拎演好我的角色，但是隨著實驗的發展，我卻發現這個角色開始壓迫我自己本來的樣子，我開始覺得自己真的是個獄卒，開始做以前我認為自己無法勝任的事情。我感到驚訝--不，我感到沮喪--發現自己可以真的是個，嗯--用那樣的方法做事讓我非常不習慣，那是我做夢都沒想到的事。而當我這么做那些事情時，我竟沒有感覺到一絲一毫的懊悔，甚至一點也沒有愧疚感。只有在事后開始反省我做過了什么，那樣的行為才開始對我產生影響，而那是我從泉沒有發覺到自己的那一部分。

 

 

 

 

 

犯人5704受到更大的折磨

 

 

犯人保羅5704攻擊賽羅斯的事情。是早晨10點獄卒區的熱門話題，從大夜班換到日班，當一組卸下制服結束一天的值班時，又是另一組的開始。他們同意他必須受到特別的注意和懲戒，因為攻擊獄卒的事情是絕對不能容許的。

 

犯人5704現在不在早晨10點30分的報數列隊里，因為他被鎖在他一號囚房的床上。因為5704的鬧事，獄卒阿內特命令其他人做70下俯臥撐。即使犯人因為餐點太少和缺乏睡眠的疲累已經漸漸虛脫，他們還是要做相當大量的俯臥撐--那是連我即使吃飽睡好也辦不到的事。他們勉強就定位，不情愿又悲情地做著。

 

持續著前一天諷刺的主題音樂，犯人們被命令要唱得大聲又清楚。《喔，多么美麗的早晨》和《奇異恩典》，再摻混圣歌版的《劃、劃、劃小船》，后來保羅5704也參加了伙伴們的唱詩隊，但口頭上還是不順從。再一次，他又被丟進了黑洞，他使盡力氣尖叫咒罵，又一次捶打將黑洞隔成兩半的木頭隔板。獄卒們將他拖出來，扣上手銬，兩個腳踝鏈在一起，才把他放回二號囚房，趁這個時間修理黑洞被破壞的部分。禁閉室現在必須隔成兩間，才有辦法同時容納兩位欠缺管教的犯人。

 

作為一個堅持有創意的真正犯人，5704不知怎的竟然將門鏈由內綁住鐵柵，把自己關在囚房內，用力嘲笑那些獄卒們。又一次，獄卒們闖入了他的囚房，拖他回到修好的黑洞中，直到他隔天被帶到假釋委員會接受紀律委員聽訊前，才放他出來。

 

5704不受約束的行為，終于打破了獄卒阿內特苦苦耕耘的平靜表象。作為年紀較長的獄卒，社會學研究生，曾經在三所少年監獄兼過課，還曾經因為一場市民權利的抗議活動被起訴“非法聚會”(后來被判無罪)的阿內特，個性謹慎又擁有最多相關經驗，卻也是對待犯人們最無情的一個，在大廳之中，他的行為無時無刻不帶著全然的專業。他的口頭命令加上控制得當的身體姿態，成為獄卒之中最高的權勢代表，就像電視新聞男主播那樣，帶著從頭到腳一致的身體手勢動作。深思熟慮說出每個字句，阿內特用簡單明了的方式向周圍傳達他的姿態，很難想象有什么事情會激怒他，但也可以想見現在大家都想挑戰他。

 

當5704卸下他房門的大鎖、偷走我的警棍反捅了我的胃一下，而那是我自己的警棍(我剛剛才拿那個捅他)時，我有點不敢相信我竟然可以感到如此平靜。其他時刻我覺得自己還挺放松的，我從來沒有體驗到使用權力的快感，指使、命令他們做事也沒有讓我感到得意洋洋。

 

在監獄的設置下，阿內特因為他對一些社會科學研究的了解，占了一些優勢：

 

我從閱讀中了解監獄生活各種瑣事的無聊乏味，了解要讓一個人失去方向感那么就要監禁，給他無聊的工作；處罰特定個人的錯誤行為，還不如處罰其他犯人來得有用；必須操練的時候，該做好什么就做好什么。我對于社會環境控制的力量十分敏感，而我想要使用一些技巧來挑撥(犯人間)的疏離，只要使用一點點，就可以達到我要的效果，因為我不想要那么殘忍。

 

為了質疑我稍早釋放了5704的事情，阿內特寫信到委員會：“5704所有違法的行為已經多到我很難列出清單，他接連不斷、非常非常不順從命令，總是燃燒著暴力的火焰，情緒極度不穩定，而且一直嘗試煽動其他犯人加入他不服從且不合作的行動。他做得不好，甚至知道其他人將會因他而被處罰，他還是一意孤行。他應該送交到紀律委員會嚴厲管教。

 

 

 

 

 

犯人416以絕食抗議沖撞體制

 

 

犯人5704不是唯一受到紀律關切的，我們自從上個星期天到現在已經漸漸能適應這個地方的瘋狂之處了，但舊的才去，新的又來。昨天犯人416進來代替第一個被釋放的犯人道格8612，他不敢相信他雙眼所見，并且希望馬上停止實驗離開這里。然而，他的室友告訴他，他不能夠離開，其實那是犯人8612帶回來的錯誤訊息：要離開是不可能的，他們，不可能在實驗結束之前就放任何人走的。這讓我想起了當紅的一首歌《加州旅館》的歌詞：“你可以在任何時候結賬，但你就是沒辦法真的離開。’

 

犯人416不去質疑、挑戰這個錯誤的訊息，反而使用被動的逃離手段。“我做了個計劃，”稍后他說，“我會負起這個匆忙下簽下合約的責任，但有什么力量是我可以孤注一擲來撂倒這個體制的呢？我可以向保羅5704一樣反叛，但是使用合法的方式出去，我的感覺可能不是很重要，所以我表面上服從好達成我的目標，讓自己執行不可能的任務，拒絕所有酬賞和接受所有他們的處罰。”(后來416發現這個法子不太靠得住，因為那其實是組織勞工對抗管理階層時用的策略，也就是“在規則下玩耍”，正式的說法是“帶著規則工作”，但不管怎樣，他都要揭露這個體制中固有的不合理之處。)

 

416決定使用絕食的方法，因為借助拒絕獄卒們所提供的食物，他可以奪回一些獄卒們強加在犯人身上的權力。看著他骨瘦如柴的身體，幾乎像是難民營里頭的難民。

 

在某些方面，克萊416從成為斯坦福郡大監獄犯人的第一天以來，受到強大的沖擊就更甚于他人，他告訴我們有關個人的，甚至去個人化的分析：

 

我開始覺得我失去了自己的認同，是那個叫“克萊”的把我丟進這個地方的，是這個人自愿來參與實驗的--因為這對我而言本來就是個監獄，現在對我來說仍然是個監獄。我沒辦法把它看作一個實驗或模擬--是心理學家而不是國家所設立的--監獄。我開始感覺到我的認同正在流失，那個決定到監獄來的我，開始與我漸行漸遠，似乎十分遙遠。我是416，這就是我的編號，416必須開始決定該做什么，就是在那當下我決定絕食。我決定絕食，因為那是獄卒給你的酬賞；雖然他們總是以不讓你吃飯當做威脅，但是他們終究必須讓你吃，所以當我停止進食，我的手中就多獲得了一些權利，因為我發現一件事情--他們沒辦法撂倒我。他們如果沒有辦法讓我進食，他們就只能吃大便，我的絕食有那么點羞辱他們的意味。

 

他開始拒絕碰他的午餐，阿內特報告說，他在無意間聽見416告訴他的室友他打算一直不進食，直到他得到他所要求的法律咨詢為止。他說：“再過12個小時，我就有可能會倒下去，到時候他們會怎么做？他們會屈服的。”阿內特發現他是個不折不扣的“無禮又在背后偷講話”的犯人，在這場絕食抗議中，看不出他任何高尚之處。

 

這個新犯人準備發動大膽的計劃，直接挑戰獄卒們的權力，他的行動潛在地讓他變成不流血運動英雄，這樣可能會喚醒其他乖乖遵守規則的同伴們。相對之下，5407使用的暴力方式顯然不能影響這個傾向系統權力的不平衡。我希望416能有辦法想出另一個更可行的方式，喚起其他同伴一起加入這個不服從行動，用集體絕食來抗議嚴酷的對待。否則，我擔心他若只是聚焦在自己內在的需求上，可能會引起其他人的敵對。

 

 

 

 

 

又有兩名犯人崩潰

 

 

很顯然地，5407和416所引的問題只是冰山一角，犯人1037的媽媽是對的，她的兒子里奇確實不太對勁。自從探訪夜結束、他的家人離開之后，他就越來越憂郁。他希望他們能夠堅持帶他一起回家，不想接受他媽媽對他所屬情境精準的評估，反而選擇相信他的男子氣概在那時受到了威脅。他想要證明他可以撐下去，“像個男人一樣”，但他辦不到。就像他的室友8612和819先前的二號囚房革命反叛那樣，1037似乎承載了很重的壓力。我帶著他到監獄大廳外安靜的地方告訴他，如果他在這個時候被釋放，是再適當不過的事了。他聽到這個好消息時，又是欣慰又是驚訝。當我協助他換上原先的衣服時，他仍然有些恍惚，我告訴他可以拿到全額的酬金，感謝他參與整個實驗，我們會和他保持聯系，而其他的學生也會很快結束這個實驗，完成最后的調查作業，然后拿到酬金。

 

犯人1037事后表示，這個實驗最糟的一個部分就是：“當獄卒們讓我感覺他們真正用他們自己的內在來表達想法，而不是用獄卒的角色時。舉個例子，有些操練的時間他們真的把我們犯人推向痛苦的深淵，有些獄卒看起來很享受把快樂建筑在我們的痛苦上。”

 

“大吉姆”，是我們研究團隊給4325取的外號，看起來像是自視甚高的年輕人，事先篩選的評估也顯示他在所有測量中都表現正常。然而，那個下午他卻突然崩潰了。

 

“當假釋委員會的結果快出來的時候，我很期待能夠馬上被釋放，一知道里奇1037被釋放而我卻沒有時，我開始感到這條路的漫無止境。這樣的感覺開始侵入我的內在，我感到沉重無比的絕望感。最后我垮掉了。我曉得我的情緒比我的想象還要濃厚，我發現我原先擁有極美妙的生活，如果真正的監獄就像我走過的這里一樣，我不曉得是不是能夠幫助任何人。”

 

我告訴他我曾告訴1037的事，那就是我們會這么快釋放他，是因為他的表現良好，所以他被釋放是很好的事。我感謝他的參與，告訴他我很抱歉沒想到這個實驗對他而言會如此嚴酷，并且邀請他回來和我們討論我們所發現的東西。我希望所有學生都能回來，在事隔多日后分享他們在這里不尋常的體驗。他收拾好他的行李，告訴我他認為自己不需要和學生健康中心的心理咨詢師談話，然后安靜地離開。

 

典獄長的日志中記著：“4325反應很糟，大約在下午5點30分時被釋放，因為他嚴重的行為像是先前819(斯圖爾特)和8612(道格)的行徑。”這個日志擅自加入了自我的想象，并沒有寫出詳細的事實，沒有提到4325被哪個犯人或哪個獄卒所釋放，就這么消失然后被遺忘。

 

 

 

 

 

從斯坦福監獄寄信回家

 

 

“今天所有犯人都寫信告訴家人，在我們這里共度的美好時光，就如以往一樣，犯人5486(杰里)重寫了三次都還寫不好。”獄卒馬庫斯報告說：“這個犯人的行為和對權威的服從，已經從在模范三號囚房的時候不斷惡化。自從囚房重新分配后，5486被他的新室友給帶壞了，現在他的行為舉止帶著一些小聰明和滑頭，特別是在報數的時候。他的行為目標只有一個--破壞監獄建立的權威。”

 

阿內特也在報告中說明這個先前的乖乖牌犯人現在變成了新的麻煩鬼：“自從和三號囚房的4325及2093分開后，5486的行為就越來越走下坡：他變成一個愛開玩笑的搗蛋鬼，這樣不恰當的行為應該適時被矯正，免得最后帶領群體鑄成大錯。”

 

第三個日班的獄卒，大蘭德里，也為這個心煩：“5486開玩笑似的故意把信寫得歪七扭八，代表著他就是不合作，我提議讓他寫15封像這樣的信作為處罰。”

 

 

 

 

 

克里斯蒂娜加入瘋狂派對

 

 

星期四假釋委員會和懲戒委員會結束商議和討論后，卡羅為了一些急事回到城里，我非常高興不用陪他一起吃晚餐，因為我想盡早在探訪時間出現，也就是犯人們剛吃完晚餐的時候。為了那天晚上的遲鈍，我得向犯人1037的母親道歉。另外，我也希望和委員會的新伙伴克里斯蒂娜·馬斯拉什有個輕松點的晚餐。克里斯蒂娜最近才剛從斯坦福拿到社會心理學的博士學位，正要從柏克萊助理教授開始她的事業，也是十年內第一位受雇于柏克萊心理系的女性。她就像是靜水中的鉆石--聰明、穩重、沉默寡言。克里斯蒂娜曾經是我的課程助教，也是這項大計劃的共同研究學者，更是我幾本書非正式的編輯。

 

即使她沒有耀眼的美麗，我大概也會對她著迷，對一個從布朗克斯區來的窮小子來說，這個高貴的“加州女孩’無疑會是心目中的美夢。可惜的是，以往我必須和她保持距離，為幫她寫的推薦函避嫌。現在，她已經得到了以她實力應得的工作，我可以公開地追求她了。我沒有告訴她太多有關這個監獄研究的事，因為她和同事、其他研究生已經排定程序，要通盤評估工作人員、犯人和獄卒：明天就是星期五，已經快到達成我們預定兩個星期的一半。我覺得她不會喜歡下午在懲戒委員會看見聽見的事情，但她并沒有告訴我什么會讓我心慌意亂的話--根本什么都沒說。我們可以在稍后的晚餐桌上討論她對卡羅的看法，同樣地，我希望能夠聽到她在星期五的面談信息。

 

 

 

 

 

神父言而有信地履行承諾

 

 

知道這只是個模擬監獄的神父，已經在先前好好地扮演了他的角色，并且為這個假監獄添加了許多真實性。現在，無論是誰要求他幫助，他都得執行他答應協助的承諾--而且十分賣力氣。麥克德莫特神父打電話給修比7258的母親惠特羅太太，表明她的兒子如果想要離開斯坦福監獄，就需要法定代理人。其實不用他說她兒子有多想回家，她也會把他帶回家，因為光是在探訪夜看見修比的樣子，就知道修比想對她說什么了。她打電話給她的外甥蒂姆，那個公眾辯護機構的律師，要他打電話給我，和我們約定了星期五早晨時來個探訪，又在不真實中再加注了真實情境的元素。我們這場小戲，如今就像改寫的卡夫卡作品《審判》(The Trial)或是皮蘭德婁重新修增的作品《死了兩次的男人》(II fuMattia Pascal)、廣為人知的劇本《六個尋找作者的劇中人》(Six Characters in Search of an Author)。

 

 

 

 

 

檢視鏡中的英雄

 

 

有時候，我們需要時間和距離才能了解生命寶貴的一課。像是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在《碼頭風云》(On the Waterfront)的經典臺詞“我能為王”。克萊416可能會這么說：“我能為英”，但在這個當頭，他只想成為一個“麻煩制造者”，也導致了他和同伴間的緊張關系--想反叛卻沒頭沒腦。

 

英雄氣概也需要社會支持，我們通常會頌揚個人的英雄事跡，但如果他們的行為會影響其他人，讓我們無法了解他的動機，那么我們就不會這么做了。英雄抵抗的種子，最好播種在整體大眾分享的共同價值和目標。我們看過許多這樣的例子，像是因對抗種族隔離政策而被監禁在南美洲的曼德拉。當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時候，許多歐洲國家組織都提供猶太人逃離或為他們安置藏匿之處。絕食抗議常常被使用在政治目的上，北愛爾蘭共和軍領袖，甚至還在他受監禁的貝爾法斯特市的長基監獄(Long Kesh Prison)絕食致死，其他愛爾蘭國家政治解放軍也使用絕食抗議來壓迫當局。”最近，許多在古巴關塔那摩未經判決就被監禁在美國軍事監獄的犯人，也用絕食抗議來捍衛非法和殘忍的待遇，引起媒體對于事因的關注。

 

至于克萊416，即使他有了一個自覺有效的對抗行動計劃，卻沒有花太多時間來向他的室友或其他犯人解說，以決定是否聯合全部的力量，一起對抗獄卒。如果他這么做了，他的計劃就會變成一統的原則，而不會被認為是個人病態堅持的事，也比較能對邪惡的系統產生集體的挑戰。或許因為他比別人晚來到這里，其他犯人對他認識不多，也覺得他前面幾天都沒有辛苦到。但不管如何，他就是個“外人”。我想，這也許是416內向的性格導致他和同伴的疏離。他一向習慣自己面對，用細密的思慮過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用在人際間的聯系上。無論如何，他的反抗至少對一個犯人產生強大的影響--盡管這個犯人的監獄體驗已經結束了。

 

杰里5486，最近被假釋委員會認為是“自作聰明的人”，明顯地被416無畏殘酷虐待的英雄行徑所影響：“我對克萊絕食的堅定印象十分深刻，我希望他可以貫徹始終。他對接下來事情的發展有著絕對的影響力。”在事后的回顧中，5486說：

 

有趣的是，當世界第一頑固的克萊416鐵了心堅決拒吃他的香腸時，所有人反而對他反彈。在實驗稍早期間他可能會是他們心目中的典范，因為許多人說他們要堅強起來絕食抗議沖撞體制，但是真正有人拿出膽子來做時，他們卻反對他。他們寧愿日子舒服好過一些，也不愿看他堅持他的正直。

 

杰里5486記錄著416和7258間的沖突如何讓人不快，“在修比和克萊之間，就只有香腸和女朋友。”稍后，他有了比較好的觀點來解釋這場沖突，但是他沒辦法在事情的當下看清事實的真相，采取行動來干擾和制止他們：

 

我發現所有人都對整件事情敬而遠之，不論是他們自己受苦還是其他人受苦。看他們竟然這么想實在太讓人難過，特別他(修比)沒有發現這點，他之所以見不到女朋友其實是“約翰·韋恩”的錯，不是克萊的錯，(修比)吃了餌上了鈞，巴不得把克萊碎尸萬段。

 

同時，剛從禁閉室回來的克萊416好像打坐那樣，也讓保羅5704以他為榮，不過我們不曉得，他是否知道克萊用禪宗的方式靜坐只是為了讓自己心情平靜。

 

我不斷地冥想，舉個例子，當我拒絕晚餐時，獄卒(柏登)把全部犯人都放出囚房，試圖騙我探訪夜就要取消了，這些鳥事，我早就計算過不會發生的，但是我并不確定，只是計算可能的幾率。我盯著法蘭克福香腸滴出小水滴落在我的錫盤上發光，我只是看著小水滴，專注在我自己身上，我水平于天，垂直于地，沒有人可以打擾我，我在黑洞中有了宗教的體驗。

 

這個骨瘦如柴的孩子，在他被動的對抗中發現了他內在的和平，控制了自己的身體，引導他避開獄卒。克萊416用行動展現了他的個人意志，戰勝制度的力量。

 

在一個得勢的晚班獄卒前拒絕食物，讓我第一次感到如此滿足。觸怒他們(獄卒赫爾曼)讓我很開心。在被丟到黑洞的那天晚上，我歡欣得意，因為我感到我有所得，確信我可以消磨他的氣焰(過去我也曾經這么對付他)。我驚訝地發現，我在禁閉室里頭更有隱私--真是奢侈。他對其他人的處罰與我無關，我一把賭在這個情境的缺點上，我知道，我算計過，受訪的權利應該不會被奪走，我已經準備在黑洞中待到隔天早上，說不定要到10點。在黑洞里，我離我所熟悉的“克萊”好遠，在那個當下我是416，也情愿和驕傲著自己是416，我對這個號碼產生認同，因為416發現對這個情境有他自己的反應。我感到不需要再緊抓著我舊有的名字不放。黑洞中只有一個由上而下、衣櫥門的四英寸小細縫可以透下光亮，我光看著這小小的光亮心中就充滿平和，這是這座監獄里最美妙的事情，我指的不是單單看著它，而是深入的透見。當我在晚上11點左右就被釋放，并且回到床上時，我感到我贏得的，就是我的意志，到目前為止，遠遠比在黑洞時內在意志更加堅定。那晚我睡得很沉穩。

 

 

 

 

 

沒心沒肺的家伙

 

 

科特·班克斯告訴我，所有獄卒之中他最不喜歡也最不屑的就是柏登，因為他現在就像是赫爾曼的小跟班，仰賴那個大個頭的鼻息。我也這么覺得，即使從犯人的觀點來看也對，他是最不顧犯人的精神是否完好的一個。有個工作人員無意間聽到柏登自吹牛皮，說他前一晚勾引了朋友的太太。他和其他三個朋友是固定每周的橋牌搭子，過去他雖然暗戀這位二十八歲、兩個孩子的媽媽，但始終有色無膽、不敢有所行動，直到現在！或許是因為現在他嘗到權威的快感，因此給他了勇氣去欺蒙好友、勾搭好友的太太。如果這是真的，我就真的沒有喜歡他的理由了。然后我們發現，他的母親是由德國納粹屠殺中逃出來的難民，讓這個復雜的年輕男人在我們的評估單上加了一點正面分數。柏登的值班報告，令人驚訝地詳細描寫了例行性的校正行為。

 

我們的權威管理有了危機，這個反叛(416的絕食)潛在地侵蝕了我們對其他人的控制基石。我必須知道每個號碼的習性(很有趣的是他叫他們“號碼”，公然露骨地羞辱犯人)；我在監獄里時，使試圖利用這些信息擾亂他們。

 

他也指出他和其他獄卒缺乏后盾：“真正的問題開始于晚餐--我們重視監獄中的威權，希望能夠控制這次反叛，因為我們擔心他不吃東西……他們卻看起來心不在焉。”(我們承認，沒有提供監督和訓練的確有罪過。)

 

我們對獄卒柏登的負面印象，在他接下來做的事情又扳回一城。“我沒辦法忍受他(416)繼續待在黑洞里頭，”他說，“看起來很危險(我們同意禁閉時間最多一小時)，我和賈菲爭論，然后安靜地放新犯人416回到他的囚房。”他補充，“但是為了給他一點教訓，我要他帶著香腸睡覺。”

 

這件柏登所做的善事，從杰里5486那兒得到了證實。5486率先自愿放棄他的毛毯，讓給克萊416使用：“‘約翰·韋恩’的大聲嚷嚷、滿口胡說讓我很不舒服，(柏登)知道我同情克萊的處境，而告訴我他不會讓他待在那里一整晚：‘我們會在大家睡著之后盡快放他出來。’他輕聲細語地跟我說，接著就又回去開始假裝他是個冷酷無情的男人。好像他在暴風雨來襲之際，需要說出一些真切的實話。”

 

也不是只有杰里5486站在416的角度看事情，但只有他覺得遇見克萊是他碰到過最棒的事：“我看見一個男人中的男人，知道他自己要的是什么，為了達成目標愿意忍受任何事。他是唯一不會出賣自己靈魂的男人，不妥協，也不會因此而被擊垮。”

 

在小夜班的值班報告里頭，柏登注記著：“剩下來的犯人里沒有‘團結’這兩個字，只有5486還在要求應該公平地對待每個人。”(我同意，基于這一點，杰里5486的確比其他犯人更值得尊敬。)

 

這個緊張狀態持續許久的經驗，增進了我對復雜人性的欣賞，因為當你以為你了解某個人，最后卻發現，你只是在有限的、直接或間接的接觸中看到他們內心當中小小的一面。當我也開始尊敬克萊416，因為在面對如此強大的反壓時，他驚人的意志力，我發現他并不全然是神人。他在最后的面談中告訴我們，因為他絕食而導致其他犯人受罰的想法：“如果因為我嘗試要出去，而獄卒因此制造一個情境讓其他人變得很難過，我才不吃這套！”

 

他的朋友杰里5486提供了一個極好的觀點，來解釋監獄中這個他身在其中，且迷失其中的復雜心理游戲：

 

實驗進行越來越久，我只能以這段話來解釋我的行動：“這只是場游戲，而我曉得且我可以輕松地忍受它，他們不會影響我，我會完成這個活動。”這對我來說還好，我開始享受這些事情，計算我賺了多少錢，并且為我的逃脫作計劃。我感到我的腦袋清楚無比，而且他們沒辦法讓我沮喪，因為我和他們完全分離了，我只是看著事情發生，但是我發現不論我的腦袋多么冷靜，我的犯人行為常常不在我的控制之下。不管我對其他犯人多么開放友善且熱心助人，我依然在內心里運作一個孤僻、以自我為中心的人，寧可麻木不仁也不能同情心泛濫。我在這樣分離的狀態下過得很好，但是現在我發現，我這樣的行為常常傷害其他人。我不但不回應其他人的需求，還假設他們也像我一樣處在分離的狀態，而且可以感同身受我這樣自私的行為。

 

最好的例子就是當克萊(416)和他的香腸一起關在禁閉室的時候……克萊是我的朋友，他知道我在絕食事件中是站在他那邊的。當其他犯人也試圖叫他吃東西時，我覺得我必須在晚餐飯桌上幫助他。當他被關進衣櫥時，我們被叫去對著黑洞大叫，且用力敲打黑洞的門，我也跟著別人這么做。我的簡單合理解釋是“這只是場游戲”，克萊知道我站在他那邊。我的行為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我只好繼續遷就獄卒。之后我才了解，那樣不斷地吼叫和敲打，對克萊而言是多么無情。我竟然在折磨我最喜愛的人，而且只是用這樣的話來合理我的行為：“我只是肉體上跟著行動，他們還無法控制我的想法。”其實當時最重要的是：別人會怎么想？他會怎么想？我的行為會怎么影響他？在獄卒面前我對他們有責任，我必須分離我的想法和行為，我可能會因為做了某些事而導致大家都受罰，但只要我將責任轉向獄卒們就可以。所以我在想，或許當在實驗時，你沒有辦法如此清楚地將心靈和行為分開--我不因此感到沮喪，我不會讓他們控制我的想法。但是當我回顧我的所作所為時，他們似乎強勢且微妙地控制了我的想法。

 

“你對這些孩子的所作所為真是可怕！”

 

星期四最后上廁所的時間是從晚上10點開始，克里斯蒂娜在假釋和懲戒委員會結束后，到圖書館開始安靜地處理她的部分工作。她接著要到監獄進行第一次訪問，所以開車到校園附近的城郊購物中心載我，打算和我到斯蒂克尼餐廳吃有點晚了的晚餐。我在警務長辦公室重溫一次隔天大量面談所需的資料時，看見她和一位獄卒聊天，談話結束后，我招手向她示意來我辦公桌旁的椅子坐下。

 

后來她也描述了她這段“奇妙地遇見了一位特別獄卒”的經驗：

 

1971年8月，我剛拿到我在斯坦福的博士學位，當時我和克雷格·黑尼在同一個辦公室工作，準備開始我在加州柏克萊大學的助理教授新工作，當時的相關背景應該還包括我和菲利普·津巴多墜入情網的事，我們甚至開始考慮結婚。

 

雖然我曾經從菲利普和其他同事那里知道監獄模擬實驗，但我沒有參與前置作業或剛開始正式模擬的日子。一如往常，我想我會越來越感興趣，或許有天也一起加入行列，但是我當時正在搬家，我的重心放在準備教學工作上。然而，當菲利普詢問我時我也答應了，就當幫個忙，協助執行一些和研究參與者面談的工作……

 

當我走下通往地下室監獄的階梯時……我選擇大樓的另一角，也就是獄卒們通往大廳的入口；大廳入口邊有個小房間，是獄卒還沒有勤務或已經脫下制服時，稍作休息的地方。我和其中一個等待值班的獄卒談話，他非常親切又有禮貌，怎么看都是個大家公認的超。級好人。

 

后來有一名研究工作人員認為我應該再看一下大廳，因為新的±夜班獄卒要來了，而且是惡名昭彰的“約翰·韋恩”。“約翰·韋恩”是他們給這個獄卒取的綽號，是里頭最引人注目又最兇狠的一個，他的名聲已經以各種形式傳到我耳中。當然，我非常希望能夠見到他本人，了解一下為什么他會特別受到這么多人的注意。當我就地觀察情況時，我非常非常震驚--他就是剛剛和我聊天的那個“超級大好人”。才不過幾分鐘，他就好像從頭到腳換了個人，不但走路的姿態不同，講話也完全不同--帶著南方腔調……他正在大喊叫罵犯人，命令他們“報數”，所有不在他規矩里行事的，都被視為對他的無禮和挑釁。剛剛我才對話的那個人，現在有了如此驚人的轉變--只是因為踏過真實世界和監獄大廳的那條線，他就立刻轉變了。在他軍事風格的制服之下，手中握著警棍，烏黑且銀光反射的太陽鏡遮住他的雙眼……這家伙儼然是兇狠、嚴肅、出色的全職監獄獄卒。

 

就在剛剛，我看著大家被鏈在一起上廁所的行列經過警務長辦公室敞開的大門，一如以往，他們一個一個被腳踝的鎖鏈串了起來；大紙袋蓋住了他們的頭，每個犯人的手臂都搭在前一人的肩膀上，由獄卒小蘭德里引領整個隊伍。

 

“克里斯蒂娜，看這個！”我大喊，她抬頭一看，馬上又低下頭。

 

“你看到了嗎？你會怎么想呢？”

 

“我已經看見了。”但她還是撇開視線。

 

她的漠不關心，讓我很吃驚。

 

“你這是什么意思？你難道沒發現，這是個人類行為的嚴厲考驗，我們看見了先前沒有人見過的情境。你怎么了？”科特和賈菲也加入勸說她的行列，她卻沒辦法回答我。她情緒非常痛苦，眼淚滑落她的臉頰：“我要走了，晚餐就算了吧。我要回家了。”

 

我追著她跑出來，和她在喬登大樓心理系館前的階梯上辯論。我質問她，如果她在研究過程這么情緒化，怎么做好一名研究者。我告訴她有一打人來過這個監獄，卻沒有一個像她有這種反應。她很生氣，不在乎是不是全世界都認為我做的是對的，對她來說錯就是錯，男孩們在受苦，作為一個主要的研究者，我個人必須擔起他們受苦的責任，他們不是犯人，不是實驗受試者，他們不過就是男孩們，年輕人，而他們被其他在這個情境下失去道德指針的男孩們羞辱著。

 

后來，她充滿智慧和憐憫心來回憶這個強烈的沖突。但是在那個當口，卻像一日掌打在我臉上，把我從過去一個星期每天日夜在做的噩夢中打醒。

 

克里斯蒂娜回憶：

 

大約晚上11點時，犯人們在睡前被帶到廁所。廁所在犯人大廳外，為了不讓犯人見到監獄之外的人和事物，打破整個創造的環境，所以上廁所的例行公事就是把紙袋套在犯人的頭上，這樣他們就不能看見任何東西，并且還將他們鎖在一起，才帶他們走出大廳，經過鍋爐室到廁所再循原途折回。這也給了犯人一個大廳距離廁所很遠的假象，其實只在玄關轉角附近罷了。

 

克里斯蒂娜繼續她對重要的那晚和現實交鋒的回憶：

 

當廁所之行在星期四深夜開始時，菲利普興奮地告訴我，應看看先前我所讀過的報告中提到的事：“快，快--看現在發生了什么事！”我看到蒙著頭碎步行走、被鎖住的犯人們，同時看見獄卒大聲地訓斥他們。我很快地轉開我的視線，完全被令人膽顫作惡的感覺所湮沒了。“你看見了嗎？快來，看--很嚇人的！”我沒辦法承受再多看一眼的壓力，所以我迅速地回了一句：“我已經看到了！”那引起了菲利普(和其他在那里的工作人員)一陣討伐，他們認為我出了問題。極佳的人類行為揭示在眼前，而我，一個心理學家，竟然連正眼也不瞧？他們不敢相信我的反應，認為我可能是對這個沒有興趣。他們的評論和嘲笑讓我覺得自己很愚蠢--和這個男性世界格格不入的女性。除此之外，看見這些可憐的男孩們在非人性的對待下飽受折磨，也很讓我反胃。

 

她也提醒了我們先前的沖突和初衷：

 

沒多久，我們就離開監獄了。菲利普問我怎么想這整個實驗，我確定他很期待我會與他展開對研究和剛剛目擊事件的熱切、精辟辯論。但是我卻沒有如他所愿，取而代之的是我爆發開來的情感(我通常是個泰然自若的人)。我生氣并且害怕到哭，跟他說了類似這樣的話：“你對這些孩子的所作所為真是可怕！”

 

接著才是一場激烈的辯論，這特別令我害怕， 因為菲利普似乎變得和以前我認識的那個男人很不一樣，以前的那個男人愛他的學生，并且處處為他們設想，儼然是大學里的傳奇。他不再是那個我所愛的，溫文儒雅、對于他人需要(當然對我也是如此)十分敏感的男人。在此之前我們從來就沒有這樣大吵過，這也讓彼此不如以往親近，那時的我們，似乎分別站在深淵的兩邊。突如其來且令人震驚的菲利普的轉變(和我內在的轉變)威脅著我們之間的關系。我不記得我們爭吵了多久，只覺得很久而且令人痛苦不堪。

 

我唯一曉得的是，最后菲利普因為他這樣對待我而向我致歉，也了解是什么在慢慢地影響他和研究中的每一個人：他們都內化了一系列毀滅性的監獄價值，這讓他們離人性的價值越來越遠。在那個時間點，他面對身為一個監獄創辦人的責任，并且決定要終止整個實驗。午夜剛剛過去，他決定要在早上就終止實驗，在聯系過先前釋放的犯人后，他呼叫所有的值班獄卒和犯人，請他們提供完整的報告日志，而他們每個人都答應了。這個沉重的負擔也從他、從我和我們的關系中移除。

 

 

 

 

 

你是公駱駝，現在拱起背峰

 

 

我回到碉堡中，為了終于可以放下心中大石，甚至為了中止這個研究而高興不已，我等不及和科特·班克斯分享這個決定，這個男人日夜負責巡視攝像機，不管他是否有家庭得照顧。當他目擊了我不在場時的情境時，高興地告訴我他也正想建議中止這個研究，越快越好。我們都很遺憾克雷格今晚不在這里，不能和我們一起分享中止游戲的喜悅。

 

克萊416在我們認為是嚴厲考驗之后的冷靜舉止，激怒了赫爾曼。赫爾曼仿佛永無止境地讓他們報數直到一點鐘。這些逐漸縮小成五人團體的沮喪犯人(416、2093、5486、5704和7258)，有氣無力地面墻站著，背誦他們號碼的規條和歌曲。但不論他們做得再好，總是有人會以各種方式被處罰。他們被吼叫、咒罵而且被迫辱罵彼此。“告訴他，他是個眼中釘。”赫爾曼大喊之后，換一個個犯人接著下去說，緊接著，昨晚的性騷擾又開始冒了出來，男性荷爾蒙到處飄蕩。赫爾曼對著他們全部人咆哮：“看到那個地上的洞了沒？現再做25下俯臥撐，‘操’這個洞！你們都聽到了！”一個接著一個，犯人們在柏登的強迫下照著命令這么做。

 

“約翰·韋恩”和他的跟屁蟲柏登簡單討論后，又設計出新的性游戲。“好，現在請注意！你們現在要變成母駱駝，過來這里彎下腰，手要碰到地。”(他們這么做就會露出赤裸的屁股。)赫爾曼看不出有什么高興的樣子，“現在你們兩個，你們是公駱駝，站在母駱駝后面‘激怒’他們。”

 

這個雙關語讓柏登咯咯傻笑，即使他們的身體完全沒有碰觸到，但是無助的犯人的動作就好像在模擬雞奸。終于，獄卒們回到他們的休息室，犯人也被打發回房。我清楚地感覺到我昨晚的噩夢現在成真了。我很慶幸現在我還能控制住這個局面，而且早上一口氣就結束它。

 

很難想象竟然只在五天內就發生這樣的性羞辱，這些年輕人全都知道這只是個模擬監獄的實驗，此外，一開始他們也都知道“其他人”跟他們一樣是大學生，只是隨機被分派到兩組扮演這些對比的角色，兩個組別沒有任何與生俱來的差異。開始時看起來他們都像是好人，當獄卒的人知道，只要隨機分派的硬幣換個面，現在就可能是他穿著囚衣，被這些原先受他虐待的人所控制。他們也很清楚，對手并不是因為犯下任何罪行而該得到如此低賤的地位。然而，有些獄卒還是轉變成邪惡的加害者，其他的獄卒則順其自然、間接被動地造就他們的惡行。也才會有正常、健康的犯人在情境的壓力下崩潰，而剩下幸存的犯人們，都變成了如行尸走肉的跟隨者。

 

我們身在這艘人性的探索船上，對這個情境的力量有更直接且深層的探究。在其中，只有幾個人可以抵抗情境的誘惑，不向權力和威權低頭，同時又維持住一些道德和寬容的樣貌。相形之下，我的地位顯然并沒有那么崇高。

 

 

 

 

 

第9章 星期五：淡出黑暗

 

 

結束我們的監獄生活之前，還有幾個小時得處理很多事情。科特、賈菲和我已經忍受了鬧哄哄的一整天，此外，天亮前我們還得決定所有流程的安排，包括聽取匯報、最后的評估、酬勞的支出和個人物品的領回，還有取消原定明天下午要來幫忙我們與實驗相關人員面談的同事們。我們也必須取消學校餐廳的自助餐服務，退回向校警借來的吊床和手銬，還有許多其他事情。

 

我們知道，我們一個人要當兩個人用，必須繼續監視大廳，只能小睡一下，安排最后一天的行程。我們會在公眾辯護律師參訪之后，立即公布實驗的最后結果。早上的行程已經安排好，很適合讓我們回顧整個實驗。我們決定，在我直接告知犯人這個好消息之前先不讓獄卒知道，我猜想獄卒知道研究竟然要提早結束會非常生氣，特別是現在，他們已經相信可以完全控制住情勢，而且接下來的一整個星期，只要稍做修正就能夠得心應手。他們已經學會怎么當個“獄卒”。

 

賈菲會聯絡五個稍早釋放的犯人，邀請他們下午回來和我們一起總結匯報，并且領取補足一整個星期的酬勞。我必須告訴所有獄卒，要么就在下午時間都過來，不然就是先等“特別事件”召喚再過來。所有工作人員都在星期五參與過局外人的面談，獄卒也許期待著什么新的元素，卻一定料想不到，他們的工作竟然會突然終止。

 

如果一切都按照計劃行事，下午1點鐘會有約一個小時的犯人們匯報時間，同樣地，接下來獄卒們也會用掉約一個鐘頭，最后才是所有獄卒和犯人齊聚一堂。當前一組忙著聽講時，后一組會完成最后評估的表格，拿到他們的酬勞，并且有機會保留他們的制服當紀念晶，當然也可以選擇歸還。如果喜歡，他們也可以拿走大廳里頭我們設置的任何標記，每個人都可以很快地借助觀看實驗的錄像，用一個比較客觀獨立的視角，來跟其他人討論他們的感受。

 

我在樓上的教授辦公室折疊床上打了個小盹，這卻是我這星期睡得最熟的一次。我要大夜班的獄卒讓犯人睡個好覺，盡量減少任何對犯人的敵意挑釁。他們聳聳肩，點頭答應，表現得就像爸爸不讓他們在游樂場玩，讓他們很掃興的樣子。

 

 

 

 

 

星期五的最后報數

 

 

這是一整個星期以來第一次，犯人被允許可以不間斷地睡足六個小時，他們累加的睡眠債，應該已經以復利方式加成累積了不少。很難評估每晚頻繁地中斷睡眠和做夢，會對他們的心情和想法造成多大影響，想必影響甚巨。較早被釋放的犯人們的崩潰情緒，大概也會被夸大成因為他們的睡眠干擾。

 

現在是清晨7點5分，報數只以無傷大雅地大聲喊出號碼的形式持續丁十分鐘。接著提供新鮮的熱早餐給剩下的五位幸存者，不出所料，克萊416還是拒絕吃任何食物，即使其他犯人好聲好氣地鼓勵，他還是不為所動。盡管我叫他們要好好地對待犯人，獄卒們仍然強硬地處理克萊的持續絕食。“如果416不肯吃他的早餐，那么每個人都要做50下俯臥撐。”克萊416雖然雙眼一直瞪著餐盤，卻仍舊動也不動。凡迪和賽羅斯試圖強迫喂食，硬塞食物到他的嘴巴里，但很快就被他吐出來。他們要5704和2093幫忙，但還是沒用。克萊416被帶回囚房，強迫他和他的晚餐香腸“做愛”，賽羅斯命令他愛撫它們，抱它們，并且親它們。克萊416全都照做，但不吃就是不吃，一口都不吃。對于416的反抗和不顧慮同伴的狹窄心胸，獄卒凡迪很不開心。凡迪在他的日記中記著：“當416拒絕吃東西時，我又一次氣炸了。沒有任何方式可以讓食物通過他食道，即使我們叫其他犯人試著幫忙也是沒用。賽羅斯叫這個犯人對他的隔夜香腸又抱又親的纏綿，我想沒有那個必要，我才不會叫犯人做這種事情。”

 

那么，獄卒賽羅斯又怎么看他自己的這個行為呢？他的日記寫著：

 

我決定時他強迫喂食，但他還是不肯吞進去。我讓食物沾滿他的臉，慢慢從上頭滑落，我不敢相信這是我做的，我討厭自己強迫他吃東西，我恨他不吃東西，我恨人類行為的真面目。

 

日班如常在早上10點到來，我告訴領頭的獄卒阿內特，由于法定代理人即將到來，他們必須冷靜、成熟、穩健地按照規定行事。盡管克萊416以禪修冥想穩定情緒，表面的平靜還是有些奇怪的改變。阿內特在他的日班值班事件報告中寫著：

 

416非常神經質，我帶他去廁所時只因為要將紙袋拿下，他就急忙抽身，不讓我靠近。我告訴他我不會帶他去別的地方做什么(因為獄卒們常常心懷不軌)，只是要讓他上廁所，但他還是非常緊張，很怕再被處罰，甚至連進廁所時都要我替他拿著香腸。上完廁所后馬上就從我手中拿回香腸，因為另一個獄卒命令他隨時都要帶著。

 

 

 

 

 

公眾辯護律師的對與錯

 

 

我只見過蒂姆一次，而且時間很短。他是在當地公眾辯護律師所工作的律師，很好奇也質疑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因為外甥而浪費寶貴的時間，顯得心不甘情不愿。我向他說明這個研究的特色，也告訴他我們執行實驗時有多么嚴謹，請他好好看待這件事情，說不定，他以后也會有代表一群真正犯人的機會。他同意，并且先單獨見過他的外甥修比7258，接著才是其他犯人。他也同意我們在一樓實驗室，也就是假釋委員會開會的地方，秘密錄下整個過程。

 

這兩位親戚見面時，小心翼翼的見外程度讓我感到驚訝。沒有任何征兆會讓人覺得他們有親戚關系，或許那是北歐裔美國人的方式，但是我想至少應該有個擁抱，而不是形式化的握手，“能再次見到你真好”這種客套的問候。律師蒂姆宛如例行公事地跑過一次標準流程，由先前準備好注意事項的清單一項一項地詢問犯人，在犯人回答后稍做停頓，做個記錄，沒有任何評論，接著再依序詢問下個問題：逮捕的時候有宣告你的權利嗎？有沒有被獄卒騷擾？獄卒有任何虐待的行為嗎？在壓力下喘不過氣，精神上的折磨？囚房的大小和情況？合理的要求有被駁回嗎？典獄長的行為，有沒有不能接受的地方？有提醒你可以申請假釋嗎？

 

修比7258愉快地回答這些問題，我想他已經認定，在他的表哥完成這個標準程序后，他就可以離開這座監獄。這位犯人告訴他的公設辯護律師，獄方說他們不可能離開這座監獄，沒有人可以破壞合約。這個公設律師提醒他，如果合約上有“若不參與研究就沒有工作酬勞”，這樣他們隨時都可以離開。“有這一條，我也在假釋委員會聽訊時說我不要酬勞，但是沒有用，我還是在這里。”修比7258條列了他的抱怨清單，還說犯人416惹麻煩的行為讓他們全部人都快瘋了。

 

獄卒們一一護送其余的犯人到面談房間，如同以往蒙起了頭。還有個獄卒開玩笑說，現在可以“掀起你的頭蓋來”了。獄卒離開后，我在犯人后面坐下。這位辯護律師把問修比的問題又照本宣科地問了一次又一次，鼓勵每一位犯人盡量訴苦。

 

克萊416領先群雄，第一個抱怨假釋委員會對他施加壓力，強迫他認罪：他拒絕照做，因為他從來沒有正式地被起訴。他的絕食，一部分是因為他想要借此讓他的非法監禁引起注意，因為他沒有被起訴就被囚禁。

 

(再一次，這個年輕人的態度困擾了我：很清楚地，他正用復雜又矛盾的方式運作他的腦袋。他在面談中都使用法律專有名詞來談論問題，時不時就提起實驗合約中犯人的權利義務和懲治的規則，就是沒有提到某種“新世紀”的神秘冥想。)

 

克萊看起來似乎孤注一擲，想要把全部的話告訴這個真的在傾聽的人。“有幾個獄卒，我不想說他們的名字，”他說，“對我的行為非常不客氣到了可能傷害我的程度。’他企圖正式地提出控訴，并且“如果有必要的話”要律師建檔留下證據。“這些獄卒鼓動其他犯人一起反對我，以我絕食為由，不讓其他犯人見客。”他向怯生生看著他的修比7258點點頭，又說：“我被關進黑洞時嚇壞了，他們還叫犯人用力打門，他們自己是有制訂反對暴力的規則，但我還是擔心情形可能失控。”

 

下一個說話的人是“中士”2093。他說有些企圖不良的獄卒會故意騷擾他，但是他很驕傲地聲明，他們最后都沒有得逞。他也據實敘述，甚至當眾示范了某個獄卒命令他做很困難的俯臥撐--當時，有另外兩個犯人坐在他背上。

 

公設辯護律師聽了很吃驚，皺起眉來，認真地寫筆記。然后，高大的保羅5704抱怨獄卒利用他抽煙的習慣操縱他：好人杰里5486則抱怨沒有個人口味、比較像是大眾階層、分量也不夠的食物，又常常少吃一餐，更被永無止境的半夜報數耗盡了力氣。有些獄卒的失序行為實在太過分了，而且他們缺乏高層的監督。當他轉過頭來看著我時，我有些畏縮，但是他抓到重點了--我是有罪惡感。

 

公設辯護律師整理完筆記后，表示他很感謝所有犯人提供的信息，并且說他會在星期一以正式的報告建檔，試著安排他們的假釋。當他起身要離開的時候，修比7258忽然大聲說：“你不能自己走了，留我們在這里！我們想要現在就跟你走！我們沒辦法再撐過一個星期、甚至一個’周末！我以為你會為我和我們安排，讓我們能夠假釋，現在，求求你！；拜托你！”蒂姆被這個突如其來的激動發言嚇了一跳，只好形式化地解釋I了他的工作可以做到什么地步，有什么樣的限制，而現在他還沒有足夠的能力幫助他們等等。這五個幸存者似乎都心知肚明--他們的高度期望，已經被法律上的屁話所湮沒了。

 

蒂姆在事后的信中告訴我他對這個特別經驗的想法：

 

犯人們要求法律權力

 

……為什么犯人沒有辦法要求法律上的實時協助，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 自認有至高無上權力的中產階級白種美國人，總是沒辦法想象，有一天會被丟到罪犯的競技場。而當他們發現身處那樣的情境時，就會失去客觀評估環境的能力，只能以他們認為的其他方式去行動。

 

權力讓情境扭曲

 

……錢幣貶值相較于人身自由的減少是更明顯易見的(在我目睹的這場行動中)。你應該記得，在我做了假釋的建議后，他們那些強烈期待被解放的渴望。這樣的監禁顯然完全具有滲透力，即使他們知道這只是一個實驗。很顯然地，禁錮本身是痛苦不堪的，不論是為了法律上的因素或是其他原因。

 

 

 

 

 

注意：實驗結束，你們自由了！

 

 

這個公眾辯護律師的一席話讓犯人們的希望破滅了，極為明顯的托詞讓所有犯人緊繃著臉。這個公眾辯護律師一一和他們顫抖的雙手握別，接著離開房間。我請他在外頭等我一下，接著我走到桌子前面，請犯人們注意聽我接下來要說的話。他們很難再有足夠的動力來注意任何東西，他們希望能夠迅速地被釋放的希望正因這個律師非正式對待他們的困境而破滅。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訴你們，所以請注意聽我說：“實驗結束，你們今天可以離開了！”

 

沒有立即的反應，就連臉上的表情或是肢體語言動也沒動一下，我察覺到他們感到困惑，又抱持著懷疑，好像這可能又是另外一個對他們反應的測試。我繼續緩慢地且盡可能清楚地說：“我和其他研究工作人員決定結束這個實驗，就在此時此刻，我們正式結束實驗了，而斯坦福郡大監獄關閉了。我們謝謝你們扮演每個重要的角色，而且--”

 

歡呼喝彩取代先前的陰暗無語，擁抱、拍背，展露的笑容打破了長時間慘兮兮的臉孔。喬登大樓歡聲雷動充滿喜悅，這是個歡欣鼓舞的時刻，不只是幸存者由囚禁中解放，自此以后我也終于，永遠地，擺脫監獄典獄長的角色。

 

 

 

 

 

舊權力倒下，新勢力崛起

 

 

我克服了絕對權力的催化，體驗了能夠做什么或是說什么而能為別人帶來絕對的歡欣的沖擊。接著我誓言要把我所有的權力用在善的一面，對抗惡勢力，幫助人們從強迫性的自我監禁中釋放出來，對抗那些歪曲人類幸福和公平正義的制度。

 

過去一整個星期我都在使用負向的權力，作為一個模擬監獄的警務長，我被我自己所建立的系統影響。此外，我過分注重基礎研究，歪曲了我該提早終止實驗的判斷，或許我應該在第二個正常健康的受試者情緒崩潰的時候，就應該暫停實驗。當我只注重在抽象上概念議題，行為情境的力量對上個人天性的力量，我看不見背后全盤影響的“系統”，而那正是我協助創造和維持的。

 

是的，克里斯蒂娜確實讓我明白，我允許這些事情發生在無辜的男孩們身上真是糟透了。雖然不是直接的虐待，但我錯在沒有阻擋虐待的發生，而我支持整個系統獨斷的規則、條例和程序都是促使虐待的進行。我才是那水深火熱渺無人性中那個冷血無情的人。

 

系統包含情境，但是更加持久難耐，影響更加廣闊，涉及大規模的人際網絡，包括他們的期待、基準、政策，而且或許還包含法律。隨著時間演進，系統有著歷史的基礎，可能以政治或是經濟的力量結構，在它影響的領域中統治或主導許多人的行為。系統就好像引擎，發動情境，創造行為的脈絡，影響在它控制下的人類行為。在某些時刻，系統可能變成一個自治的實體，脫離原先剛開始的樣子，或甚至不管國家統治集團里那些表面上的管轄權。每個系統會創造出自己的文化，當許多系統集合起來時就會促成一個社會的文化。

 

當情境確定讓這些自愿的學生受試者越變越差，一些人轉變成邪惡的犯罪者，而其他的人成為病態的受害者時，我竟全然被系統支配。在過去的一整個星期里，我一頭栽進模擬監獄的威權人物，每個圍繞在我身邊的人都對我唯命是從。我走路或說話的方式就像是唯我獨大。因此，我變成他們其中之一。那樣權威聚焦的角色是我以往生命中我所反對的，甚至所厭惡的--高層的權威，傲慢的老板。我還沒變成像那樣，我是一個友好體貼的警務長，強調一個正確的重要的原則，限制過分熱切的獄卒不準肢體暴力，多少可以減輕我的良知負擔。但是那也僅僅是讓他們將精力轉而用在小聰明，以心理折磨虐待受苦的犯人們。而兼顧研究者和警務長兩個職責真的是個錯誤，因為他們是不同的，甚至沖突的行事議程可能會讓我產生認同的沖突。這兩個角色同時復合化我的權力，并且也轉而影響其他“局外人”--父母親，朋友、同事，警察、教士、媒體以及律師，他們進入我們實驗的設置，但是不會改變我們的系統。這證明了情境力量抓住了你，讓你毫無所覺地改變想法、感覺和行動，只是在這個系統里繼續行走，自然地順勢而為，在那個時間那個當下做出回應。

 

當你身處一個既陌生又殘酷的系統情境下，在這個人性的大熔爐中，你可能不會表現得像過去熟悉的自己。我們都相信自己的內在力量，能抵抗像是斯坦福犯人實驗運作的外在情境力量。當然，對于一些人而言，這樣的想法是成立的，但這就像稀有鳥類，是屬于少數的，我們通常會將這樣的人標示成英雄。然而，大部分人雖然也都相信個人力量能夠戰勝強大的情境和系統力量，并且有人有刀槍不入的錯覺。但是維持那樣的錯覺通常會讓一個人掉以輕心，無法對抗那些隱晦的、不合乎社會標準的影響力，而使得他們更加易于被操縱。

 

 

 

 

 

等待匯報

 

 

基于許多不同目的，我們計劃好好使用簡短但十分重要的匯報時間。首先，我們必須讓所有受試者在不受威脅的情境下，充分表達他們對這次特別經驗的情感和反應。接著，我必須厘清這些犯人和獄卒們，之所以會有這些極端行為，是出自于情境力量，而非任何個人內在的異常問題所造成。我還得提醒大家，這些參與學生，全都是經過審慎的挑選、確認為正常的健康受試者。我們目擊了一切，是這些設置將他們推向極端，他們并不是大家所說的“壞蘋果”。

 

最后，也是極為重要的一點，我們必須利用這個機會做一次道德的再教育，對于實驗的解釋便是一種方式。我們將探究每位受試者都可以自由做出的道德選擇，而在那個當下他們又是怎么做出決定。我們也將討論獄卒原本可以怎么樣改變做法來減少對于犯人的傷害，而犯人們要怎么做去減少這些傷害。我已經說過，實驗中有幾次在劇烈傷害發生的當下，我竟沒有介入，那是我個人應負起的責任。我雖然有試圖節制肢體上的侵略，但是并沒有適時對其他形式羞辱的行為做出修正或制止、沒有在需要的時候提供恰當的監督和關照。我對我的失職感到罪惡--姑息的罪惡。

 

 

 

 

 

一吐怨言

 

 

先前的犯人表現出一種奇特的，混雜著如釋重負又憤恨難解的表情，他們都慶幸噩夢終于結束。經過一個星期，這些留下來的犯人并沒有在其他較早被釋放的同伴面前展露出任何驕傲感。好幾次他們就像行尸走肉般地盲從，遵守荒謬的命令，并且全然地齊聲反對犯人斯圖爾特819，相同地也服從命令對克萊416極不友善，對湯姆2093，我們的模范犯人“中士’，極盡揶揄之能事。

 

而另外五個較早釋放的犯人也沒有表現出任何受苦于情緒負荷的征兆。部分原因是因為他們已經回歸到正常且穩定的基準，另一個原因則是因為遠離了造成痛苦的來源--地下室監獄以及如此強大而不尋常的事件。在脫下他們奇怪的制服和其他監獄裝扮后，已經能幫助他們由這個污穢的情境中脫離。對犯人而言，現在主要處理的問題是，必須去面對自己所扮演的順從角色下所受到的恥辱，他們必須建立起個人尊嚴感，進而提升超越在順從階層受到外界強加的約束感。

 

然而，第一個被逮捕并且第一個被釋放的道格8612，因為急速惡化的心理狀態，讓他仍對我感到特別氣憤，是我創造的情境讓他失去對自己行為和心智的控制。確實，他真的想過帶領朋友沖進監獄解救其他犯人，但在幾經考慮后決定停止這個行為。但他也得意地得知，我們對于他的解放計劃花了多少時間精力在護衛我們的機構。

 

不出所料，最晚獲釋的同伴抱怨著獄卒，說他們不按自己的角色照規定做事，還想出各式各樣的花招整他們，或是單獨叫出一個犯人來虐待。大家把第一個負面指控指向赫爾曼、阿內特、柏登，接著是比較沒那么壞的瓦尼施和賽羅斯。

 

然而，他們很快地就提出哪些獄卒是他們認為的“好獄卒”，這些好獄卒會幫助犯人們一些小忙，從沒讓自己進到“忘記犯人也是人”的角色里。喬夫·蘭德里以及馬庫斯是兩個好獄卒的典范。喬夫在小夜班值班時會和虐待傷害的場面保持一段距離，甚至不戴上他的獄卒太陽鏡和制服。他事后告訴我們，他曾想要請求讓他當犯人，因為他實在厭惡成為這種系統里的一分子，將人壓榨得如此難堪。

 

馬庫斯對于犯人的受苦比較沒那么顯著的“亢奮激動”，而且我們知道他在稍早前曾幾次帶來一些水果當禮物，補充犯人寒酸的餐點。在典獄長警告過不允許在他值班時這么好說話后，他才會在犯人反叛時站在一旁，對犯人大喊，在假釋報告中注記對他們不利的內容。這里補充一個題外話，馬庫斯的字體十分漂亮，很像古體手寫字，所以他有點愛炫耀。他是一個喜歡遠足、露營和瑜伽等戶外活動的人，因此特別討厭像這樣被限制在室內。

 

不論是“壞”獄卒或“好”獄卒，他們都是按表操課，做他們的工作，扮演好這個角色，處罰違規事宜，很少是出于個人因素傷害特定犯人。這里，我們觀察到瓦尼施、后備獄卒莫里森，彼得斯(Peters)，以及偶爾出現的大蘭德里。瓦尼施一開始對于在大廳里的活動會閃得遠遠的，這很可能是因為他害羞的個性，在他的背景資料顯示他很少親近的朋友。而約翰·蘭德里，一個成熟的十八歲男孩，不算英俊，喜歡寫小說，家住加州海邊的他，則是常在扮演角色中猶豫不決，有時候作為阿內特身邊的小嘍啰，攻擊反叛的犯人，噴灑滅火器二氧化碳……但在其他的時候，他也是按表操課的獄卒，大多數的犯人也都報告他們喜歡他。

 

不采取行動是好獄卒的其中一種典型，他們常常在輪值時不愿意去挑戰其他壞獄卒的虐行。后來我們認為，這種只當個旁觀者，不做任何介入的行為，也構成了“姑息的罪惡”。

 

時常造反的保羅5704，報告當他得知實驗結束的反應：

 

當我們被通知實驗結束時，仿佛有一道暖流注入我的心房，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但也同時有一股淡淡的憂傷。我真的很高興實驗結束了，但是要是實驗持續兩個星期再結束，我想我應該全更快樂。酬勞是我參加實驗的唯一理由，同樣地，我很高興可以勝利地走出來，直到我回柏克萊之前，我的臉上都掛著笑容。當時的那幾個小時，我忘了所有曾經發生的事，而且也不會和任何人談論它。你應該還記得，這個保羅就是斯坦福大監獄“申訴委員會”的領頭，而且計劃要把參與過程寫成文章，投稿到柏克萊各大報社揭露政府支持的研究。他完全忘了他的計劃！

 

 

 

 

 

“前”獄卒們的怨言

 

 

在第二個小時的匯報中，獄卒表現出與先前十分不同的群像寫照。其中的少數幾個，也就是在犯人評估中被認為是“好獄卒”的人，很高興一切都結束了，但大多數人都很失望實驗突然提早結束。有些人覺得目前已經控制全局，這么好賺的錢再多一個星期也無妨。(但是他們忽略了克萊416的絕食抗議，中士在他和赫爾曼的沖突中提高了道德的標準。)有些獄卒打算公開道歉，覺得自己做得太過火了，完全沉醉在他們擁有的權力之中。其他人覺得自己的作為情有可原，因為他們被賦予了獄卒角色，旁人應該能諒解他們的行為。

 

我處理獄卒們的主要問題，就是要他們認識讓他人受苦時自己內心的罪惡感。他們是否明白，他們扮演的角色真有這個需要嗎？我開宗明義地告訴大家我的罪惡感，因為我很少主動介入，形同默許，才會讓他們走向極端。如果他們受到更多上對下的監督，就可以減少許多給他們造成的傷害。

 

獄卒們都很難忘記犯人第二天的反叛運動，那讓他們開始對犯人們另眼相待，認定犯人是“危險的”，必須確實壓制。同時他們也憤怒并咒罵那些帶頭造反的人，那讓他們感受到是一種“惡意的行為”，引起他們以牙還牙的報復心。

 

讓獄卒們解釋為什么他們必須要這么做是匯報中讓人不自在的主要部分，但不管他們怎么為自己辯護，也不過是對他們的虐待、暴力和甚至殘暴行為找理由罷了。實驗的結束，意味著他們指揮之下發現新權力的樂趣也即將終了。獄卒柏登日記說：“當菲利普向我透露實驗將要結束時，我高興極了，但也很震驚地發現，其他獄卒卻很失望，因為薪水會變少。但我覺得，某種程度上他們很享受那個過程就夠了。”

 

 

 

 

 

各個角色的最后交流

 

 

在匯報的第三個小時，我們帶進先前的犯人，實驗室里立刻充滿緊張尷尬的笑聲：因為他們穿著平常的衣服，以至于有些人一時辨認不出來。沒有了制服、號碼和特殊的配件，就像改頭換面，連我都很難認出他們，因為我已經很習慣他們在監獄里的打扮了。(我還記得，1971年時大家都愛留頭發，兩組學生大部分都長發及肩配上長絡腮胡，有些還會多留兩撇小胡子。)

 

比起先前比較放松或和氣的犯人時間，此時此刻，用“前”犯人的話來說，就是“刻意保持禮貌”。大家面面相覷，有個犯人的第一個問題，是問我們“有些人是不是因為比較高大才被選成獄卒”。杰里5486說：“在這個實驗里，我感覺某種程度上獄卒的塊頭比犯人大，所以我想知道，獄卒的平均身高有沒有比犯人高。我不曉得這是不是真的，或者只是制服造成的錯覺。”我先回答他：“不，沒有。”再叫全部學生都按照身高站好，由高到矮，當然了，最好的比較方式就是獄卒們站一邊，犯人們站另一邊。為什么犯人會覺得獄卒比實際上還高？可能是因為光是獄卒穿的靴子，鞋跟就高出兩英寸。至于為什么沒有看到被傷害的犯人和傷害人的獄卒的直接沖突，也許是因為我也參與其中的緣故。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因為在一個超過20個人的團體里，個人挑戰相當不容易成真。然而，看起來部分犯人還殘留著強烈情緒，那是先前被有意抑制、現在那個權力已消散的原因。也有少數獄卒公開為他們沉浸于這個角色太深、太認真而道歉。他們的道歉消除了一些緊張的氣氛，也算幫了那些強勢沒有公開道歉的獄卒，像是赫爾曼。

 

在匯報的時間里，先前作風強硬的獄卒阿內特，我們的社會學研究生，仔細說了兩件讓他印象深刻的事情：“第一件事是對犯人沉浸在角色中的觀察……留下來的犯人們說，如果他們可以被釋放(假釋)的話，就愿意放棄他們的酬勞。另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感想是，犯人在會議時沒辦法相信“約翰·韋恩”和我，或者是其他獄卒(我感到我們兩個是最令人討厭的獄卒)，因為我們已經徹底融入我們的角色。可能有很多犯人甚至覺得，實際生活中我們就是那么殘暴不仁或剛愎專制的人，但在他們或甚至我們自己面前，其實是我們的職責遮蓋了真實的樣貌，我絕對確信，至少我自己的天性就不是那樣。”

 

我從心理學角度出發的一個觀察是，這個監獄少了一些幽默感，沒人用幽默來嘗試消除緊張關系，或帶一些真實世界的事物到不真實的環境里。舉個例子，那些不高興同事做得太過火的獄卒們，可以在獄卒休息區開開玩笑，說他們那么投入應該拿兩倍酬勞。犯人們也可以用幽默感將自己帶出不真實的地下室監獄，比如問獄卒這個地方在變成監獄之前是拿來干什么的？是豬舍嗎？還是兄弟會據點？幽默可以打破許多人事地的限制。然而，過去一個星期以來，這個哀傷的地方沒有這樣的反應。

 

在正式終止實驗之前，我請他們確保他們已經完成最后對這個經歷的體驗評估，確實填寫科特·班克斯給他們的表格。我也邀請他們寫一些簡短的回顧日記，在接下來的一個月里記下一些感觸。如果他們愿意，也會有酬金。最后，他們將會在幾周內被邀請回來，在“1971教室”里，和我們一起用幻燈片或錄像帶、剪報回顧一些我們收集的資料。

 

值得在此特別一提的是，我到現在還和許多受試者保持聯絡，在每次出版時需要提到這個實驗時，就會再次和他們聯系。此外，在這幾十年中，他們之中也有些人在不論是實驗剛結束沒多久還是直到今日，都曾經受邀上一些電視節目談論他們的經驗。后面我們將會討論這個實驗對他們的后續影響。

 

 

 

 

 

犯人或守衛角色各意味什么？

 

 

在進行到下一章之前，我們要先檢驗一些在這六天實驗里搜集的客觀資料，還有這個實驗可能反映的幾個較嚴重的道德問題。我相信，回顧挑選受試者的自我反省，會對我們非常有用。犯人角色的扮演

 

克萊416：“一個好的犯人，就是他知道如何有策略性地和其他犯人打成一片，而不是什么事情都身先士卒。我的室友杰里(5486)，就是個好犯人。總是有一個隔閡，立在那些掙扎著要出去的犯人和那些不太在乎的犯人之間。不在乎的犯人可以堅持自己的想法，但自己要放聰明點，不要變成其他殫精竭慮想出去的犯人的絆腳石。一個壞的犯人就是做不到這點，他只想到自己要出去。”

 

杰里5486：“最顯而易見的是，我發現這個環境底下大部分的人都容易受到外界直接的影響，而喪失了對自己的認同，那也就是他們會崩潰的原因--被壓力給擊垮了--他們在對抗這些事情時無可憑依。”

 

保羅5704：“必須那樣自己看輕自己，真的讓我很沮喪，也是為什么我們直到實驗結束前都那么容易駕馭的原因。我放棄極端的做法，因為我不認為這一切會因為我的態度和行為而有所改善。在斯圖爾特(819)和里奇(1037)離開之后，我發現自己不斷想著，我沒辦法做那些我必須自己下決心的事情……另一個理由是，在他們走了之后我似乎安頓下來了，而我如果要達到安定的程度，其他人就必須愿意和我配合。我告訴其他犯人關于罷工之類的事情，但是他們完全不想參與，因為他們已經在第一次反叛行動中嘗到苦頭。”

 

獄卒阿內特：“犯人們在實驗情境下的反應，讓我感到驚訝且印象深刻……特別是出現個人的崩潰，我覺得，實驗結束前還會再發生一次。”

 

道格8612：“物質上的狀態，像獄卒、囚房和相關的設備，對我來講都不是問題，即使我全身赤裸被鎖著，那也傷害不了我：但首要的那部分，也就是心理層面的部分，最難承擔的就是知道我不能按照我的心意被釋放……我不喜歡想要去洗手間時卻不能去……沒有辦法自己做主的心情將我撕裂。”

 

替代犯人戴維8612--我們的眼線，他被送進我們監獄短短一天，只是為了查出逃跑計劃的真相--最后卻展示了他多快且多徹底地轉換成犯人的角色：“每個人，上到典獄長下到低等的犯人們，全都融入角色之中。”他極快就認同自己是犯人，而這短短一天的模擬監獄，給了戴維極大的沖擊：

 

我偶爾全黨得，被送進這里揭露這些好人，讓我感到有些罪惡--發現還沒有什么好講的時候，我才稍微松了一口氣……而當告密機會終于來了--沒多久，我就知道手銬鑰匙藏在哪，但我沒說。那晚入睡時，我感到骯臟、罪惡且良心不安。當我們被帶到鍋爐室時(預期外人會來突襲監獄)，我解下腳鐐，認真地考慮逃跑(大概是我一個人自己溜吧)，但是我沒有這么做，因為害怕被抓……作為一個體驗一整天實驗的犯人，這形成了足夠的焦慮，可以讓我在接下來的一個星期里都不敢靠近監獄。甚至連回來參與“匯報”，都讓我感受到些微的焦慮--我吃的不多，比平時記憶中的我更緊張。整個經驗對我而言非常令人失望，而我沒有辦法將自己的經驗和其他人深入地討論，甚至是我太太。

 

我應該補充一下，那個獄卒的手銬鑰匙被犯人偷走的事件。在突發事件后，也就是星期三晚上，獄卒將犯人們送上五樓的儲藏室，當他們在中午12點30分回來的時候，犯人兩個兩個被銬在一起，以防脫逃，回到監獄時卻沒有鑰匙可以解開，我只好打電話請斯坦福警察局派人來殲鎖．真是難堪極了，至少對我來說。真相是一個犯人把鑰匙丟進了暖氣孔，戴維知道這件事，但是卻不愿告訴我們之中的任何一個。

 

 

 

 

 

獄卒角色的權力

 

 

獄卒小蘭德里；“就像是你自己創造出來的監獄--你投入這個角色，而這角色變成你界定自己的定義，變成一堵墻，讓你想要突破逃出，告訴所有人我根本不是真實的我，而是一個一心想要逃走，告訴大家‘我自由’了的人，我有自己的自由意志，根本不是那樣殘忍無情，會享受這樣事情的人。”

 

獄卒瓦尼施：“對我而言這個經驗絕對十分寶貴，經由一個概念，讓原本同質的兩組大學生，在一個星期的時間里發展出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團體，一個團體擁有所有壓榨另一個個團體的權力，實在教人感到心涼。我對自己的行為感到驚訝……我叫他們互相叫罵，還有徒手洗廁所，我幾乎將犯人當作‘一頭牛’，一直認為必須隨時盯著犯人，以防他們使出什么花招。”

 

獄卒凡迪：“對我而言，騷擾和處罰犯人的樂趣十分奇怪，因為我向來以為自己對弱小傷殘富同情心，特別是對動物。我想，這是因為我可以全然做主管理犯人，才會讓我濫用權勢。”(有趣的是，典獄長賈菲在日志中提到了獄卒權力后續影響的新發現，凡迪在他值班的時候說：“我發現自己在家里對著媽媽大吼大叫，頤指氣使。”)

 

獄卒阿內特：“表面上裝作強硬一點都不難，首先，某種程度上我就是個獨裁的人(盡管我強烈地不喜歡自己或他人身上的這項特質)。再進一步說，我感到這個實驗十分重要，因為我所扮演的‘獄卒’角色，對于發現人們如何面對威權壓迫很重要……對我行為的主要影響是來自我的感應，即使模糊抽象，但我相信真正的監獄就是殘酷，里頭是沒有人性的。我試著用公正無私、有節制的命令限制約束他們……首先，我想辦法壓抑私人的或友善的情緒……表現得中性、公事公辦。而且，我也從我的記錄中察覺到，無聊和監獄生活的其他面相，可以剝削人性到讓人去人格化而迷失方向：給人單調的工作，因為個人的壞行為而集體處罰，無時無刻不要求再細瑣乏味的命令都要做到盡善盡美，在操練時間以嚴厲、形式化的措辭說話……在這樣社會環境下，受到控制的那一群人是非常敏感的，而我試圖利用這些技巧來強化犯人間的疏離。我只在一定的范圍內這么做，因為我不想變得殘忍無情。”

 

 

 

 

 

好獄卒和壞獄卒

 

 

保羅5704：“我喜歡約翰和喬夫(蘭德里兄弟)，因為他們不會像其他獄卒那樣干擾犯人。就算處罰我們，也總是保有人性。我很驚訝獄卒們都頗能接受他們的角色，而且不分日夜，甚至是值班結束回家休息時也不例外。”

 

獄卒大蘭德里：“我和犯人聊天時，他們說我是個好獄卒，感謝他們看得起。我知道在內心里我就像坨屎，科特看著我時，我知道他了解我的感受。我也知道要盡量和善而公正地對待犯人，但我失敗了。我還是讓殘酷的事情發生，除了感到罪惡，還有盡量當個好人以外，我什么都沒做。老實說，我也不認為我自己可以做些什么，我甚至連試都沒試。我和大部分的人做法相同：坐在獄卒休息站，想辦法讓自己忘記犯人們。”

 

關于這個模擬監獄實驗的權力，這是一個引人注目的證詞，也沖擊了另一個被認為最公正公平的獄卒，喬夫·蘭德里，約翰·蘭德里的弟弟，在實驗結束后語音訪問中提到，他甚至想過和犯人交換角色，讓我們嚇了一跳。

 

獄卒喬夫·蘭德里：“這已經不僅僅是參加實驗而已，我的意思是，如果這真的只是一個實驗，那么它的結果和產物是過分真實了。當犯人呆滯出神地凝視著你，而且含糊地咕噥，你只能意識到最糟的情形。但是，那也只是因為你害怕最糟的情況會發生罷了。就好像我接受了壞事可能會發生，便啟動了我最輕微的緊張焦慮和精神衰弱跡象，成為可能最糟情況影響的開端。特別要提到的是，當1037開始作亂的時候，顯然他即將崩潰，這種經驗讓我不能再說‘這只是個實驗’。那個時候我擔心又害怕，甚至萌生退意。我也想過干脆當個犯人，因為我不想成為壓迫他人、強迫別人服從而且不斷找碴的大機器中的一部分，我幾乎寧愿是別人找我碴，而不是我找別人的麻煩。

 

喬夫曾在星期三晚上向典獄長報告，他的襯衫太緊，而且刺激到他的皮膚，所以他不想再穿。事實上，實驗開始的前一天他們就已挑好合身的衣服，也在接下來的四天里天天穿著，所以他的問題應該是心理面而非物質面。我們幫他找了更大件的衣服，他才不情愿地穿上。他也常常摘下墨鏡，如果有人問他為什么不照規定戴上墨鏡，他總是說忘記把眼鏡放到哪兒了。

 

獄卒賽羅斯：“我討厭整個他媽的該死的實驗，所以實驗一結束我就馬上走出大門。對我來說，這個實驗太真實了。”獄卒虐待狂的爆發

 

道格8612，在事后一個學生導演針對這個研究而拍攝的影片中侃侃而談，比較斯坦福監獄實驗和他曾經工作過的加州監獄。

 

“斯坦福監獄是一個非常溫和的監獄環境，但是它仍然導致獄卒變得殘暴，犯人變得歇斯底里，幾乎都想脫逃。即使環境溫和寬厚，還是沒用。它仍然催化所有事物升級為真正監獄的樣子，獄卒角色變得殘忍病態，犯人的角色變得混亂又帶羞愧。每個人都可能成為獄卒，但很難當一個可以抵抗那股成為虐待狂沖動的獄卒。這是寂靜之中的怒火，從溫和中誕生的惡毒，你可以保持低調，但還是逃不掉--它會殘酷地由另一邊爆發。我想，當犯人比較能學會控制。每個人都需要(體驗當)一個犯人，我曾經在真正的監獄里看過真正的犯人，他們意外地有尊嚴，不會襲擊獄卒，總是對獄卒保持尊敬，不會挑釁獄卒施虐的沖動，能夠跳脫角色中的羞愧成分。他們知道怎么在那種情境之中保有尊嚴。”

 

 

 

 

 

監獄的本質

 

 

克萊416：“獄卒們就像我一樣，被當成犯人關起來了，他們只是可以自由進出這個監獄區塊，卻不能打開身后那個上了鎖的門，而且有那么多活生生的人聚集在這里，你生氣，大家就一起生氣。犯人沒有自己的社會，獄卒也沒有自己的社會，這很重要，也很令人害怕。”

 

獄卒賽羅斯：“(當)一個犯人對我產生激烈地反應時，我發現必須自我保護，不是保護自己而是保護獄卒的角色……他因我是個獄卒而恨我。針對這套制服的反應，讓我沒有選擇余地，只能防衛身為獄卒的那個我。這令我感到震驚……發現自己比他們更像是犯人，我不過是反應他們的感覺……我們都被壓力給擊垮了，但是身為獄卒的這一邊有自由的錯覺。這只是表象，一個錯覺……我們都不過是金錢的奴隸。差別是犯人很快地就變成奴隸的奴隸……”

 

鮑伯·迪倫(Bob Dylan)在《喬治·杰克遜》這首歌中說，有時這個世界就像是一個大監獄：“一部分的我們就像犯人，而其他人是獄卒。”

 

 

 

 

 

在六天內性格轉換

 

 

回顧一些實驗開始前的陳述，還有我們各式各樣的每日記錄，便可以看到獄卒心理某些重要的轉換是怎么發生的。這里有一個通例--獄卒柏登實驗前后的陳述。

 

實驗之前：“作為一個愛好和平、崇尚非暴力的個體，我不能想象我如何成為一個獄卒，如何粗暴地規范他們的日常起居。我希望我可以被選作犯人而不是獄卒。作為一個長期對抗體制、參與沖撞體制的政治和社會行動的人，我相信我會非常適合犯人的角色--也很想知道當我處在那種情況下的能耐。”

 

剛開始實驗時：“訪談后我買了制服來確定這個像游戲一般的情境，我懷疑是否我們大部分人都一樣打算‘嚴肅’看待整個實驗，但我感到，當一個輪班的獄卒讓我稍微放心一些。”

 

第一天：“實驗剛開始時，我最怕犯人會把我當作壞蛋。作為一個典型獄卒，每件事都不對勁，而且也不是我看待自己的方式……我會留長發，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某種程度上，我不想要別人用不是我的方式看待我……讓犯人從我的外貌找樂子，逐漸形成我最初的策略--我只需注意別對他們說的任何事情發笑，也不要讓他們覺得這只是一個游戲。我留在籠子外面。(當赫爾曼和那個高大、金發的獄卒用完晚餐時，他們似乎比我對自己的角色更有自信。為了強迫自己融入，我時時提醒自己要記得戴上墨鏡，帶著警棍，這會提供一定程度的權力和安全感。)我走進去，嘴角要下沉僵硬，而且不管聽到什么都是這個表情。我在三號囚房前停下來，讓我的聲音聽起來很嚴厲且低沉，對5486說：‘你在笑什么？’‘沒什么，獄警先生。’‘最好是沒有！’我裝腔作勢地說話，但當我走出時，我只覺得自己是個笨蛋。”

 

第二天：“從車子里頭’走出來時，我突然希望人們注意到我的制服。‘嘿，看看我是什么呀。’……5704要求來根香煙，我不理他--因為我不抽煙，所以不能感同身受……即使同情1037，我也決定‘不要’跟他說話。接著，我開始有個習慣：(用我的警棍)打墻打椅子打鐵柵門來展現我的權力……當他們報數過了。熄燈之后，獄卒赫爾曼和我故意很大聲交談，說些我們要回家找女朋友，然后我們會干什么的話來激怒犯人。”

 

第三天(準備第一次的探訪夜)：“在警告過犯人不準抱怨，除非他們想中止探訪的時間后，我們才帶進第一對父母。我讓我自己成為大廳中唯一的獄卒，因為這是第一次我有機會如我所愿地操弄權力--眾所矚目的我，擁有幾乎完全的控制杈。當犯人和父母落座之后，我坐在桌子上，雙腳懸空，隨意監看、監聽、反駁任何事情。這是實驗中我最享受的一段。犯人819非常惹人憎恨……赫爾曼和我都又佩服又討厭他。赫爾曼扮演獄卒的角色真是驚人地適合，殘忍成性，但也很困擾我。

 

第四天：“心理學家(克雷格·黑尼)在離開(咨詢)辦公室前，為了手銬和蒙住犯人眼睛的事情來指責我，我憤恨地回答，這都是必要的安全措施，也是我個人的事……回家時，我更是很難描述監獄情境的真實面。”

 

第五天：“我羞辱了‘中士’，他持續頑強地過度反應所有命令。我挑他出來特別虐待一番，因為那是他自找的，而且簡單說我就是不喜歡他。真正的麻煩開始于晚餐。新來的犯人416拒絕吃他的香腸。我們把他丟到黑洞里，命令他雙手緊握香腸。我們的威權有了危機：這個反叛行為埋下了潛在的因子，來對抗我們對其他人的控制。我決定挑撥犯人們間的團結，告訴這個新犯人如果他不吃晚餐，那么其他人的探訪夜就泡湯了。我走出來猛力關上黑洞的門……我非常氣這個犯人造成其他人的不安和麻煩，我決定強迫喂食，但是他還是不吃。我讓食物從他臉上滑落，不敢相信這是我做的；我恨我自己強迫他吃，但是我更恨他不吃。”

 

第六天：“我很高興實驗結束了，卻發現有些獄卒很不開心，因為他們的錢會變少而且他們都很樂在其中……后來的解讀變得很困難，每件事都變得很緊張且不舒服……我坐上我的腳踏車，在陽光下騎車回家;脫離這里，感覺真他媽的好極了。”

 

一周以后：“大家都覺得絕對殘忍的事情(赫爾曼決定讓416一整晚都待在黑洞)，幾個星期以后才讓我感到痛苦，但我想當時(他決定結束這個實驗)，一定是有更多事情一口氣打擊了菲利普(津巴多)。”

 

另一個有趣的角色轉換記錄，是在典獄長的日志中，和我們的研究沒有直接關系，但是可以當成“額外的軼事”看待。決定中止實驗后，我這個認真嚴肅的心理系同事就不斷挑戰我對這狂熱的努力，而我只能用“實驗已經結束”來敷衍他。他想知道：“什么是獨變項？”

 

賈菲的筆記寫著；“星期二晚上當犯人被移送五樓儲藏室時，B博士來訪。”B博士和B太太上樓去看犯人們，B太太分發杯子蛋糕，B博士揶揄了兩件事：一個是犯人的服裝，另一個則是這個地方散發出的惡臭。這種“隨興進來里頭插一腳”的模式，幾乎是每個參訪者共同的態度。

 

他的太太給了受試者一些“茶和同情心”，我這個一向含蓄保守的同事，才忽然想到這個實驗如此去人性化地對待學生。B太太的舉動，讓他自覺十分羞恥。

 

 

 

 

 

赫爾曼的“小小實驗”

 

 

赫爾曼在一個星期前，實驗尚未開始時寫下的自愿者背景資料，讓我們曉得他在“當獄卒前’的狀態。我很驚訝知道他只是一個十八歲的大二學生，相對于最老的阿內特，他是我們最年輕的受試者。赫爾曼來自一個中產階級的書香之家，有四個姐姐和一個哥哥。高6英尺2英寸，重175磅，有著綠色的雙眼和金黃色的頭發，外表讓人印象深刻。這個年輕人認為自己是個“音樂家”而“本質上是一個科學家”，他這么自我描述：“我過著自然生活，喜歡音樂、食物和其他人。”又說：“我對人類有著極大的愛。”

 

在回應“人們最喜歡你哪一點？”時，赫爾曼的回答充滿自信：“一開始，人們會欣賞我是因為我的天分和外向的個性。但很少有人了解我處理人際關系的才能。”

 

在“人們最不喜歡你哪一點？”的問題中，赫爾曼的回答讓我了解這個年輕人復雜的個性，給了我一些可以了解他在賦予完全權力后會是什么樣子的信息。他寫道：“我對愚蠢的事情沒耐心，我會完全忽略那些生活形態與我不茍同的人。我會利用一些人，我直言不諱，我有自信。”

 

最后，這位受試者五味雜陳地說，他比較希望自己被分配到犯人的角色，“因為人們憎恨獄卒”。在知道他的角色偏好后，我們不妨來回顧一下，實驗后他怎么看待自己在研究中扮演角色的認知。

 

獄卒赫爾曼：“是的，這不只是一個實驗而已。我有機會可以測試人的極限，假借懲治之名，將他們推到崩潰邊緣。那不是多讓人愉快的事，但我就是忍不住因為個人強烈的愛好驅使，而去測試他們的反應。我自己，就在許多場合做了許多實驗。”

 

“這個實驗最好的一個部分，就是我好像是催化劑，帶出許多驚人的結果，引來電視臺和報社的矚目……如果我惹來比你想象中更多的麻煩，我很抱歉--只因為我在做自己的實驗。”

 

“這個實驗最糟的事情，是許多人很嚴肅地看待我，認為我是他們的敵人。我的話語會影響他們(犯人)，讓他們在實驗中脫離現實。”

 

在我們中止研究的一個月后，這個“前獄卒”接受“前犯人”復仇者克萊416的單獨訪談，他們的互動被當NBC報道我們研究的電視紀錄片里的一部分，還曾在《六十分鐘》節目前強打預告。這場訪問的標題是：“819做了壞事！”

 

在赫爾曼描述他融入獄卒角色轉換的心情時，即使克萊持續他的攻勢，最后他還是加入他的歷史名言：“種什么因，得什么果。”

 

赫爾曼：“當你穿上制服、被賦予角色--我指的是工作--時，‘你的工作就是要讓這些人守規矩’，那么，你就不再是穿著平常衣服走在街上扮演不同角色的你。一旦你穿上卡其色的制服，你就是扮演那個角色的人，你戴上墨鏡，你拿著警棍，你這么扮演著。那就是你的戲服，你必須從內而外，都和你穿上的制服一致。”

 

克萊：“那傷害到我，我說的是傷害，我應該用現在式--這傷害到我。”

 

赫爾曼：“這個又怎么傷害你了？現在怎么傷害得了你？你只要想‘只要是人，在那個位置就可能如此’就好了。”

 

克萊：“好吧，這讓我想到一些我有點了解，卻從來沒有親身經歷的事情。我是說，我閱讀過許多關于這樣的事情，但是從來沒有實際的經驗。我沒有看過有人會有這么大的轉變，而我知道你是個好人。你知道嗎？你了解嗎？”

 

赫爾曼(笑著搖著頭)：“你不是這么認為的。”

 

克萊：“我真的，真的知道你是一個好人，我不認為你是--”

 

赫爾曼：“那么為什么你會恨我？”

 

克萊：“因為我知道你轉變了。也許你會說：‘喔好吧，我不會傷害任何人的。’‘喔好吧，這是特殊的少見情況，兩個星期后就會過去的。’但是你還是會樂在其中。”

 

赫爾曼：“好吧，如果你是我，你會怎么做？”

 

克萊(緩慢、小心翼翼、清晰地說出每個字)：“我不曉得，我不能告訴你我知道我會怎么做。”

 

赫爾曼：“是的，我--”

 

克萊(打斷他的話，而且好像很享受新權力)：“我想如果我是-個獄卒，我不認為我可以有那么多有創意的杰作！”

 

赫爾曼：“我不認為傷害性有那么大，那根本不算什么，尤其那只是我特別的小實驗，讓我知道我可以--”

 

克萊(懷疑地問)：“你特別的小實驗？你怎么不說說看？”

 

赫爾曼：“我自己進行我的小實驗。”

 

克萊：“告訴我有關你的小實驗，我很好奇。”

 

赫爾曼：“好。我想要看看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可以承受言語辱罵到什么程度才開始反抗或反擊。而這也嚇到我，因為沒有人出面來阻止我，沒有人說：‘天啊，你不能這樣對我說話，這些話病態到沒有人性。’沒有人這么說，他們只是接受我說的每一句話，我說：‘去告訴那個人，當著面告訴他，他是人渣。’而他們也沒說什么就照著做。他們什么都沒說，就照著我的命令做俯臥撐，他們被丟進黑洞里時，吭都沒吭一聲。他們傷害彼此時，也沒說什么，他們應該在監獄中團結一致，但是因為我的要求，沒人敢對我的威權表示意見，以致互相羞辱，而這真的嚇到我了。 (他的眼睛中泛著淚光)大家在我開始虐待他們的時候，為什么不說些什么呢？為什么？”

 

真的，是為什么呢？

 

 

 

 

 

第10章斯坦福監獄實驗的意涵Ⅰ：性格轉換的煉金術

 

 

我們都是上帝實驗室里的白老鼠，人性不過是進行中的一項試驗。

 

--田納西·威廉姆斯，《皇家大道》

 

(Tennessee Williams，Camino Real，1953)

 

斯坦福監獄實驗一開始只想簡單地證明綜合環境變數將會對在模擬監獄中的囚犯與獄卒的行為造成一些影響。在這嘗試性的調查中，我們的目的不是要檢驗特定的假設，而是希望評估存在于制度性環境中的種種外在因素，可以壓倒該環境中行動者的內在天性到何種程度，也就是好人與惡劣環境的斗爭效果如何。

 

然而，經過時間的洗禮，實驗真正的意義開始浮現，它強而有力地刻畫出惡劣的系統與環境所產生的潛在毒害，能夠讓好人們做出有違本性的病態行為。關于這項實驗實施以來所引發的種種事件與效應，在此我已嘗試忠實地重新勾勒過一遍，并且淋漓盡致地揭示：一個平凡、正常且心智健全的年輕人屈從于行為發生背景中的內在社會力的可能極限，或者說會被誘惑到什么程度，進入同樣情境背景時，同樣的事也發生在我以及許多成年人和專業人士身上。善惡之間的界限原本被認為是牢不可破，但我們卻證明，這條線其實相當脆弱。

 

接下來應該要檢視研究期間搜集到的其他證據了。許多量化的資料來源，都有助于我們更加了解在黑暗地下囚室中曾經發生過的事。因此，我們必須運用所有可以取得的證據，設法發掘這項獨特實驗浮現的意涵，并且確定人性的轉變是如何受到權力有無所驅使。關于人類的本質，以及可能貶損或豐富人性的各種條件，都是這些意涵底下所潛藏的重要信息。

 

 

 

 

 

小結：寫于進一步深入前

 

 

如你所見，我們所設計的監獄環境具有心理學強制力，誘發許多實驗參與者做出強烈、逼真的反應，而且經常是病態性的反應。獄卒們在意識到囚犯造反事件出現時表現出的支配強度及反應速度，也讓我們非常驚訝。正如道格8612的案例所示，情境壓力能如此迅速徹底地使這些大多數是正常、健康的年輕人屈服，這使我們相當吃驚。

 

當這些年輕人喪失了身份認同，持續服從于專制獨裁的行為控制之下，并且被剝奪隱私權及睡眠之后，他們身上出現了被動、依賴及憂郁癥候群，這相當類似“習得的無助感”的心理反應。(“習得的無助感”是指由于一再遭遇失敗或懲罰，個人隨經驗學習到的消極屈從及沮喪感。特別當失敗與懲罰是武斷的，而不是偶發于行動者身上時更容易產生。)

 

在我們的學生囚犯中，有一半人由于遭遇嚴重的情感及認知失調而必須提前釋放，心理反應雖然出現短暫，在當時卻十分劇烈。留下來繼續進行實驗的人當中，大部分人逐漸變得只服從獄卒的命令而不再思考，他們懾于氣焰高漲的獄卒威權，而服從于他們一時興起的各種不合理命令，舉止變得死氣沉沉，簡直像“行尸走肉”。

 

“好獄卒”為數不多，勇敢面對獄卒支配控制的囚犯也同樣稀少。正如克萊416的例子，他的英雄式消極抵抗原本該得到支持和鼓勵才對，卻反而因為身為“麻煩制造者”而受到牢友騷擾。騷擾他的人采納了獄卒們狹窄而偏頗的觀點，而不是針對克萊的絕食抗議形成自己的看法，將他的行為視為一條出路，從而發展出抗拒盲目服從于威權的集體行動。

 

“中士”在絕大部分時候都是個模范生，但他偶爾也會抗命，拒絕對一位牢友罵臟話。杰里5486的表現突出，因為他是最平衡的一名囚犯，然而他曾在個人自省中指出，他的生存之道只不過是盡量將關注點轉移至內在，而不再提供那么多幫助給原本可以從他的支持中獲益的囚犯。

 

在實驗開始之際，我們已針對一些面向進行前測，以確保手邊受試者樣本不至于偏離一般受教育大眾的常態分布。換言之，被隨機指派擔任“囚犯”角色的受試者，和被指派“獄卒”角色者，彼此之間可以互換取代。在這兩組人中，并不存在犯罪記錄、情感或身體缺陷，乃至于知識或社會性劣勢等，足以將囚犯和獄卒以及囚犯和社會中其他人區分開來的典型差異。

 

基于隨機指派以及比較性前測，我可以斷言，這些年輕男性在進入監獄后陸陸續續從扮演的囚犯或獄卒角色出現的病態行為，絕非一開始就存在。在實驗一開始，這兩組人之間沒有任何差異；但是不到一個星期之后，他們卻已經沒有任何相似點了。我們因此有個合理的結論，亦即這些病態行為是被誘發的，產生作用的則是在監獄模擬情境中持續加諸他們身上的情境力量。此外，這個“情境”是由我所協助創造的背景“系統”所認可與維持，我的做法首先是給予新手獄卒們心理上的定位取向，接著我和我的同僚們則協助后來逐漸發展出的政策及方法能順利運轉。

 

在獄卒和囚犯深陷于“大染缸”中，受到強烈滲透影響之前，每個人都可說是“白布一匹”，沒有人一開始就是壞的。染缸中的各種特質，包括角色、規則、規范、人物及地點的匿名性、去人性化的過程、服從命令的壓力及群體認同等許許多多特質的綜合，都構成在這行為脈絡中運作的情境力量。

 

 

 

 

 

從資料中，我們學到什么？

 

 

除了全天候直接觀察囚犯和獄卒之間的行為互動及特殊事件之外，我們還做了一些資料補充，包括錄像帶記錄(大約12小時)、隱藏式錄音記錄(大約30小時)、問卷、自陳式個體差異人格測驗以及許許多多訪談。在這些測驗中，有些已根據量化分析的需要加以編碼，有些則和結果評估相關。

 

許多詮釋上的難題在資料分析之后出現，我們的樣本數相對而言過少，而且由于經費及人員短缺，以及策略性的決定聚焦在能引發高度興致的日常事件(例如報數，進餐，訪客及假釋聽證會)，因此我們只是選擇性地記錄，并非全面性記錄。除此之外，由于獄卒的輪班制度，在不同的值班時間以及班次輪替期間，獄卒與囚犯間出現動態性的交互作用，這使我們無法確定日常的趨勢。人們，群體以及時間效應之間互動復雜，這個明顯事實更進一步混淆了針對個人行為的量化資料分析。再者，傳統的實驗中，會有一個由可比較的自愿者組成的控制組，他們不需要假扮成囚犯或是獄卒進行實驗，只需在實驗前后給予各種評估測驗，但我們的實驗并沒有設計控制組。沒有這么做的原因是，我們將這實驗視為現象說明，正如米爾格倫(Milgram)最初的服從威權實驗，而不視為是欲建立因果關系的一項實驗。當初的構想是，如果我們能從開始的探索性調查研究中得到有趣的發現，就要在未來的研究中進行實驗組對控制組的比較實驗。也因此，我們只有一個簡單的獨變項，也就是獄卒與囚犯相對地位的主要影響。

 

盡管如此，還是有某些清楚模式逐漸浮現，因而更詳細闡釋了我截至目前所做的定性說明。針對這個具有心理學強制力的環境性質，以及受此環境要求測試的年輕人特質，這些發現提供了一些有意思的理解觀點。有關這些評估測驗的計算分數以及它們在統計學上的意義，可從發表在《國際犯罪學及獄政管理學期刊》及網站WWW．prisonexp．org的-篇科學文章中得到完整信息。

 

 

 

 

 

實驗前的人格測驗

 

 

研究開始前不久，我們曾對前來接受前測評估的實驗參與者進行三種評量測驗，以評估他們之中的個體差異。這三種評量測驗分別足測量威權性人格的F量表(F-scale of autoritarianism)。測量權術性人格的馬基雅弗利量表(Machiavellian Scale Of interpersonal manipulation strategies)以及孔雷人格量表(Comrey Personality Scales)。

 

F量表，在測量是否墨守傳統價值及對威權是否抱持順從、不具批判力時，獄卒們的平均數是4.8，而囚犯們的平均數則是4.4，兩者間差異并無統計上的意義，這是在他們被分派為兩種角色前所做的測量結果，但是將五個全程參與實驗的囚犯的F量表分數，和另外五個提前被釋放的囚犯的分數相較時，我們有了一個大發現。全程忍受斯坦福監獄實驗威權環境的受試者，在因循性格(conventionality)及權威性人格方面的分數(平均數等于7．8)高于提早釋放的同胞(平均數等于3．2)兩倍。我們將囚犯的F量喪分數由低至高以等級排列時，從分數與停留實驗小的天數兩者之間，我們驚訝地發現了高度的相關性(相關系數等于0．9)。我們認為，可能是囚犯留下來的時間越長，他會越有效地適應威權的監獄環境，因而增強他在僵固性、傳統價值依附性，以及威權的接受度，以上這些特質正描繪出我監獄情境的特性。相反地，無法良好處理情境壓力的年輕人，卻是F量表的特質分數上最低的一群--有些人會說，這是他們的光榮。

 

馬基雅弗利量表：正如這個量表的名稱所示，其目的是評估一個人對于在人際互動中運用權謀來獲得實際好處的支持程度。在這個量表中，獄卒的平均數是7．7，囚犯的平均數則稍微高一些(8．8)，兩者之間并未發現顯著差異，也無法借此預測受試者停留在監獄中的時間。我們原本預期那些在操控他人特質上取得高分的人，他們的人際技巧與在監獄情境中的日常互動會有關聯，然而在我們認為對監獄情境適應情形最良好的囚犯里，有兩個在馬基雅弗利量表中獲得最高的分數，另外兩個我們認為同樣適應良好的囚犯得分卻最低。

 

孔雷人格量表：這份自陳式報表由八個次量表組成，用來預測獄卒與囚犯間的性格變化。這些人格指標包括：信賴、守秩序愛整潔、服從、活動力、穩定度、外向性，陽剛性及感同身受的能力。在這份評估中，獄卒和囚犯的平均分數實際上可以互換取代，甚至沒有一個分數接近統計的顯著性。此外，在每一個次量表的評估中，群體的平均數都落在孔雷曾報告指出的基準性男性母群體的第十四至第十六百分位數之間。這項發現支持了我們的主張：這兩個不同群體的學生擁有“正常”、“普通”的人格。克雷格·黑尼及科特·班克斯在進行學生自愿者樣本的事前篩選時，確實做到以“普通人”為挑選樣本的標準。除此之外，在扮演獄卒角色及扮演囚犯角色的兩群人間，也找不到預先存在的性情傾向能區分這兩者。

 

然而，在提前釋放的人以及撐完這整場災難的囚犯間，我們倒是找到一些雖不具顯著意義，但仍十分有意思的差異。我們發現后者在“服從”(接受社會現實)、“外向性”及“感同身受的能力”(助人、問情、慷慨)方面的分數，都高于因表現出極端壓力反應而不得不提前釋放的人。

 

如果針對表現上偏離群體平均值(1.5個標準差以及以上)的個別獄卒及囚犯檢視他們的分數，有些令人好奇的模式就出現了。

 

首先，讓我們先看看表現特殊囚犯的一些人格特質。在我的印象中，杰里5486非常沉著穩健，而這個印象也得到證據支持，他在“穩定度”上的分數的確高于其他囚犯，但在其他分數上則非常接近母體基準。當他的行為偏離軌道時，他總是有正向的表現。他在“陽剛性”(不容易掉淚、對羅曼史不感興趣)的分數也是最高。斯圖爾特819把自己的囚室搞得像垃圾堆，使得必須收拾他留下爛攤子的牢友心情糟透了，他在“守秩序愛整沽”(一個人行事小心及重視整齊清潔的程度)的項目則得到最低分。盡管行為跟規則完全背道而馳，他一點也不在意。猜猜看誰在“活動力”(喜愛體力活動、辛苦勞動及運動)的評估項目上得到最高分？沒錯，就是“中士”2093。“信賴”的定義是相信他人基本上是誠實而善意的，克萊416在這方面拔得頭籌。最后，從囚犯檔案中，你認為哪-位的“服從”(相信執法、接受社會現實、對他人的不服從不滿)分數可能最高？哪一位對克萊416抗命獄卒的行為反應最強烈？除了我們年輕的小帥哥修比7258之外還會有誰！

 

在獄卒中，只有少數個人檔案出現非典型的分數，他們的分數相較于其他問儕顯得十分反常，令人感到相當好奇。我們先看看“好獄卒”約翰·蘭德里，他在“感問身受的能力”項目上得到最高分，而不是他的弟弟。獄卒瓦尼施在“感問身受的能力”和“信賴”項目上都是最低分，卻最關心秩序與整潔。在獄卒中，他也是馬基雅弗利量表分數最高的一位，把這兩個指標放在一起比較，正足以說明他在整個研究中以冷靜態度表現出有效率、機械式且疏離的行為。

 

盡管這些發現指出人格測驗的確可以預測某些個別案例的行為差異，我們仍然必須小心謹慎，在了解進入一個新環境(如我們的監獄)中的個體行為模式時，不可過度概化，跌人以偏概全的陷阱。舉個例子，根據我們所進行過的所有測驗，在所有囚犯中，杰里5486的表現可說是“超乎尋常”。然而，僅次于杰里5486、在人格報表分數上可給予“極為正常”評價的卻是道格8612。他對于演戲的病態說明，以及后來變得很“瘋狂”的行為表現，都很難從他實驗前“極度正常”的狀態中預測到。此外，在四個最惡毒的獄卒和其他沒那么濫權的獄卒之間，我們也找不出任何可看出他們之后差異的人格前兆。沒有一個單一人格傾向能夠解釋這些極端的行為變化。

 

假如我們現在來看看最惡毒、最殘酷成性的兩個獄卒：赫爾曼和阿內特的人格分數，可以看到他們倆在所有人格面向上的表現都一般而平均，只有一項除外。使他們出現歧異性的是“陽剛性”。直覺反應的人格理論家或許會想當然地認為赫爾曼--我們這位無法無天的“約翰·韋恩”一定陽剛到了頂點，并且以此為他辯護。事實正好相反；他在陽剛性的分數低于所有其他獄卒，甚至也低于所有囚犯。對照之下，阿內特的陽剛性卻勝于所有獄卒。心理動力學取向的分析者或許會十分肯定地以為，赫爾曼冷酷、支配性的行為，以及他所發明的恐同運動，是為了對抗他不具陽剛氣質、可能有潛在同性戀傾向的人格特質，從而激發出的反應。盡管如此，在我們繼續陶醉于這些分析性花腔之前，我得趕緊補充，在接下來35年的歲月中，這名年輕人始終維持著循規蹈矩的生活，是個稱職且正常的丈夫、父親、生意人、熱心公益的國民，這些是對他唯一適當的形容。

 

 

 

 

 

情緒形容詞自陳表

 

 

我們要求每個學生都得完成一份檢核表，從表中選出最適合形容他們當下心境的形容詞，這樣的評估在研究期間曾進行過兩次，在減壓解說會后又立即進行了一次。我們將情緒形容詞加以結合，使負面情緒形容詞與正面情緒形容詞相抗，并且將描繪活躍與被動的形容詞分開。從所見到囚犯狀態，我們可以精準預料到結果，正如所料，囚犯表示感受到負面情緒的次數是正面情緒的三倍之多，總體而言的負面性遠較獄卒為高。而獄卒們表示感受到負面情緒者，僅稍微多于正面情緒者。這兩個群體間還有另一項有趣的差異：囚犯的情緒狀態表現出較大的浮動性。研究進行期間，他們在情緒上的變化程度是獄卒的兩到三倍，后者表現出相對穩定性。在活躍和被動的面向上，囚犯們的分數往往高一倍，這表示他們內在的“騷動不安”也兩倍于獄卒。盡管監獄經驗在于獄卒和囚犯身上都造成負面的情緒影響，對囚犯所造成的反效果卻更深刻，并且更不穩定。

 

比較留到最后的囚犯和提早釋放的人，中斷實驗者的情緒確實有更多負面特質：沮喪、不快樂。當第三次要求受試者完成情緒量表時，就在我們告訴實驗對象研究必須中斷之后(提前被釋放的實驗對象也返回參加了減壓解說會)，正面情緒方面立刻明顯出現了變化。所有“前任囚犯們”選擇的自我描述形容詞表示，他們的情緒遠較之前正面，不再是那么負面了--負面性的強度從一開始的15．0掉到了5．0的低點，而正面性則從開始的6．0低點攀升至17．0。此外，相較之前，他們也覺得自己不那么地消極被動。

 

總體而言，在情緒次量表中，提前釋放的囚犯以及撐過六天實驗的人之間已經不再有任何差異。我非常高興能夠報告這個至關重要的結淪；在研究結束時，兩個群體的學生都已經回到實驗前正常情緒反應的基線了。回歸正常的反應似乎說明了，當扮演不尋常角色時，學生所經歷到的沮喪及壓力反應的“情境特殊性”。

 

這項最后的發現可以有幾種詮釋方式。監獄經驗的情緒影響是短暫的，因為一旦研究中斷，受折磨的囚犯們很快就跳回正常的情緒基態。這也說明了我們精挑細選出的實驗參與者的“正常性”，這種恢復能力也證明了他們的彈性。無論如何，囚犯們的全面性情緒振奮反應雖然一樣，來源卻可能大不相同。留到最后的人知道自己熬過了這些苦難并重獲自由，因此感到相當振奮。被提前釋放的人雖已不再承受情感上的壓力，在遠離負面的情境后，他們已經將情緒重新調整。他們原本因為提前離開而留下同儕們繼續受苦而感受到罪惡感，當他們看見牢友們被釋放后，罪惡感的擔子終于卸下，于是深感欣慰，或許某些新的正面情緒反應也可以這么歸因。

 

盡管有些獄卒表示希望研究如計劃預定繼續進行一個星期，但就獄卒群體而言，他們樂見研究提前中止。他們的正面情緒平均數升高超過兩倍(從4．0跳到10．2)，原已較低的負面情緒分數(6．0)則降至更低(2．0)。因此，盡管他們的角色是在監獄情境中創造出恐怖狀態，但作為一個群體，獄卒們同樣也因研究中止而重新恢復了情緒的冷靜與平衡。這種情緒重新調適的狀態并不意味這些年輕人中有些人已經不再被他們的所作所為困擾，也不再因為無能阻止虐待行為發生而感到不安，我們稍早已經在他們的后測反應及回顧性日記中注意到這些反應。

 

 

 

 

 

錄像帶分析

 

 

研究期間，我們曾針對囚犯一獄卒互動進行錄像，在錄像帶中可辨識出共25個相對不連續的事件。針對每個事件或插曲，區分出10個行為(或言語)類別，當類別性言語或行為出現時加以計分。兩位未曾參與此項研究的計分員，以獨立作業的方式為影帶計分，他們之間意見一致的程度令人滿意。這些類別包括：提問，下指令，提供信息，個人化對待(using individuating reference)(正面)，去個人化對待(負面)、威脅、抗拒、助人行為，(為某些目的而)使用工具，挑釁行為。

 

正如下頁圖表所概括顯示的，總體而言，獄卒與囚犯間的互動以負面、敵意居多。大多數時候，獨斷獨行是獄卒的特權，一般來說，囚犯只能采取相對被動的姿態。在我們記錄到的各種情況中，獄卒呈現的最大特征是下列反應：下指令、羞辱囚犯，將囚犯去個性化，對他們表現出侵略性、威脅，以及使用工具對付他們。

 

一開始時囚犯還會反抗獄卒，尤其是在研究開始的幾天，以及后采克萊416用絕食抗議。囚犯們傾向以正面的個性化方式對待其他人，詢問對方問題，提供信息，而且很少對別人表現負面行為，后者在占支配地位的獄卒身上后來變得很常見。不過這些都只發生在研究開始的頭幾大而已。從另一方面來說，這意味著在六天的研究中，我們觀察到最罕見的兩個行為是個性化對待及互相幫助。我們只記錄到一次助人事件，這個人類關懷同類的單一事件發生于囚犯之間。

 

這些記錄也以量化的角度強調了我們在研究期間的觀察心得：獄卒們逐步擴大對囚犯們的騷擾行為。如果我們將最初的兩個囚犯一獄卒互動事件與最后的兩個事件比較，會發現在同樣的時間單位內，一開始并未出現任何去個性化對待，但在最后的事件中，卻記錄到這類行為出現的平均數高達5.4次。同樣地，開始時獄卒們鮮少出言貶抑羞辱，平均記錄為0．3次，但在同樣時間內，他們在最后一天卻平均做出5.7次的貶抑行為。

 

根據對錄像帶資料的時間分析發現，隨著時間過去，囚犯們漸漸不做事了。各個行為領域的計分都隨著時間進展而普遍下降。他們不再有什么開創作為，只是隨著日與夜麻木不變的交替而越來越被動。

 

錄像帶分析也發現，相較于其他兩個班次，有“約翰·韋恩”輪夜班的時候，囚犯最難挨。在這殘酷的班次中，獄卒們的行為明顯有別于前后交接的兩個班次，他們下達更多指令(在標準化時間單位內，個別而言是平均9．3次相對于平均4．0次)，對囚犯口出惡言的次數超過其他時候的兩倍(個別而言是平均5．2次相對于2．3次)，也比其他班次的獄卒更常以侵略性方式懲罰囚犯。而我們在阿內特當班時觀察到較隱約細膩的語言侵犯，并未顯現在這些分析中。

 

 

 

 

 

錄音帶分析

 

 

有時候我們會使用隱藏式麥克風來錄音記錄，錄音內容包括由我們一位工作人員訪談囚犯及獄卒，以及囚犯們在囚室中的對話。我們以分類方式記錄此種言語活動的一般性質，一共分為九個類別。同樣地，錄音帶也由兩位獨立裁判進行分類，所得到的結果十分具有可信度。

 

九個分類當中，除了提問，提供信息、提出要求和下達命令之外，其他都是和評論有關的類別，包括正面／負面看法，正面／負面評價，個性化對待／去個性化對待，繼續研究的意愿或者希望中斷，以及希望在未來以正面或負面的方式行動。

 

我們十分驚訝地發現，獄卒們幾乎和大多數囚犯有相同程度的負面看法及負面的自我評價。事實上，“好獄卒”喬夫·蘭德里對自我的負面評價比任何囚犯都還多，負面情緒在所有人當中也最普遍，只有一位實驗參與者的負面情緒比他更嚴重，就是道格8612。從我們與囚犯的訪談中，可以歸納出一個特色，即囚犯在情緒表達以及自我評價及行為意圖(主要是意圖表現侵略性，并且對自身處境的看法傾向負面悲觀)，都普遍有負面反應。

 

這些訪談顯示，在留下來進行實驗的囚犯及被提前釋放的囚犯身上，實驗對情緒影響出現了清楚的差異。對照留下來的和被釋放的兩群人(根據每個訪談中的表現)，比較他們在負面看法的表達，負面情緒、負面自尊感及意圖表現侵略性的平均數。結果發現，被提早釋放的囚犯的期望更加負面，并較常表現出負面情緒、負面自尊感，在意圖表現侵略性次數方面，則多于堅持留下的牢友四倍。

 

當囚犯們暫時不必列隊答數、無須卑躬屈膝聽人差遣，或無須參與公眾事物時，竊聽囚室中的私人對話，可讓我們了解囚犯在私底下的交談內容。請記住，一開始時，分配在同一囚室的三個室友們彼此完全陌生。只有當他們回到隔離的囚室時，他們才開始互相認識，因為在公共活動時間時，任何“閑聊”都不被允許。由于囚犯們同處于封閉的環境中，并且預期接下來將有兩個禮拜的互動，因此我們認為，他們將會尋找共通點以聯系彼此。我們預期聽到他們聊彼此的大學生活、主修的課程、職業、女朋友、喜歡的球隊、音樂偏好、嗜好、實驗結束后打算在剩下的暑假中做些什么事，也可能會聊到要怎么花掉即將到手的報酬。

 

完全不是這樣！所有這些預期幾乎都落空了。在我們所錄到的囚犯對話中，有整整九成都跟監獄主題相關。只有一成的談話焦點落在個人的或生平經歷介紹。囚犯們最關心的事情是食物、獄卒的騷擾，他們希望能夠開個會讓大家發發牢騷，并構想脫逃計劃，他們也關心其他囚室囚犯及一些孤僻囚犯們的行為表現。

 

當他們有機會暫時遠離獄卒的騷擾以及無聊沉悶的照表操課，有機會借助社會互動而暫時超越及拋開囚犯角色、建立自己的人格認同時，他們卻沒有這么做。囚犯角色支配了個別人物的所有表達。監獄情境支配了他們的看法及所關心的事物，可說是迫使他們進入一種延伸現在的時間定位。無論自我是處于被監視或者暫時獲得喘息的狀態，都無關緊要。

 

囚犯們并不分享他們對過去和未來的期望，因此，每一位囚犯對其他囚犯的唯一了解，都以觀察當下行為表現為基礎。我們知道的是，囚犯們在服刑期間以及從事其他差役時，眼中看到的通常只會是彼此的負面形象。但這個負面形象卻是他們在同儕眼中建立自己的性格印象時，唯一的憑借基礎。由于他們只關注于當前情境，囚犯們也因此助長了一種心理狀態，這種心理狀態更強化了他們的負面經驗。因為一般而言，當人們面臨惡劣處境時，會試圖以時間觀點將情境區隔化，于是他們可以借著緬懷過去來自我安慰，并借此想象一個更好的、不一樣的未來。

 

這種囚犯自我加諸的心理狀態，甚至會造成更大的傷害：囚犯們開始采納甚至完全接受獄卒針對他們制造的負面形象。在所有囚犯私下互動的回報中，有一半都可歸類為不具支持性質及不具合作性質的互動。更糟的是，當囚犯們評價相同遭遇的牢友，或向他們表達關心時，85％的幾率不是贊賞或鼓勵，有時甚至是不以為然！以下數據在統計上有重要意義：談話焦點較著重于監獄議題而不是非監獄議題，偶然發生率只有1％；談話焦點集中在牢友的負面特質與集中于正面或中立特質相對時，偶然發生率只有5％。這意味著，這類行為效應是“真實存在”，不該歸因于囚室里私下的隨機談話。

 

囚犯們經由這些方式逐漸內化監獄中的壓迫，于是，看著同伴被羞辱、像綿羊一樣馴服，或者是做著不用大腦的下賤工作，就是同伴印象形成的主要方式。既然對其他人沒有任何尊敬之意，又如何能在監獄里擁有自尊？最后這項未預期的發現，提醒我想起“認同加害者”的現象。心理學家布魯諾·貝特爾海姆用這個詞來描述納粹集中營中的囚犯是如何內化他們的壓迫者本身的權力(首次運用這個詞的人為安娜·弗洛伊德)。貝特爾海姆觀察到，某些囚犯的行為表現就像他們的納粹獄卒，他們不只虐待其他囚犯，甚至穿上被丟棄的納粹黨衛軍制服。這些受害者不顧一切地希望在充滿敵意、朝不保夕的生活中幸存下來，他們只意識得到侵略者的需求，而不是去反抗；他們擁抱了侵略者的形象，然后變成侵略者的樣子。在有權的獄卒及無權的囚犯之間存在著驚人的權力差距，然而這差距卻被這類心理操練極小化了。人變成與敵人共存--在自己內心。這種自我欺騙可以避免對自身處境的現實評價，抑制斗爭行動、對抗策略或是造反，而且不容許對自己的受難同胞有任何同情。

 

生命是自欺欺人的騙術，要騙得天衣無縫，就必須習慣成自然，一路騙到底。

 

--威廉·黑茲利特《論迂腐》，載《圓桌對論》

 

(William Hazlitt，“On Pedantry”，The Round Table，1817)

 

 

 

 

 

斯坦福監獄實驗的教訓和信息

 

 

敘述完扮演囚犯及獄卒角色的年輕人個人特質和特殊行為反應后，現在要思考這項研究提出的廣泛概念性議題，及其教訓、意義和所要傳達的信息。

 

 

 

 

 

科學實驗的優點

 

 

從某個角度面言，社會學者，犯罪學者以及來自囚犯的敘述都曾為我們揭露監獄生活的邪惡面，而斯坦福監獄實驗并沒有讓我們對監獄產生任何新看法。監獄是個野蠻的國度，能夠激發人類天性中極惡的一面。監獄是暴力及犯罪的溫床，在這方面的貢獻遠勝于它促進的建設性改造。60％或更高的再犯率說明了一件事：監獄已成為刑事重罪要犯的旋轉門。我們已經了解到，作為社會的犯罪控制工具，監獄是徹底失敗的社會實驗，除了這件事之外，斯坦福監獄實驗到底還能讓我們知道些什么？我認為答案就存在于這個實驗的基本規則中。

 

在真正的監獄里，監獄情境以及居住其中的人們的缺陷無可避免地交織，混淆在一起。我回憶起我和帕洛阿爾托市警察局警官的第一次談話，當時我向他解釋我為何不去觀察地方監獄，而選擇進行這樣的研究。我設計這項實驗的目的是為了評估一個模擬的監獄情境，對于生活在其中的人--包括獄卒及囚犯--造成的影響。透過種種實驗控制，我們可以進行一系列的嘗試并得到結論，而這是在真實世界中不可能辦到的．

 

首先是系統性的選擇步驟，確保了每個進入我們監獄的人都盡可能是正常、普通、建康的人，他們不曾有反社會行為、犯罪或是暴力記錄。此外，由于實驗參與者都是校園里的學生，相較于教育程度較低的同年齡人，他們的智能都在平均水平之上，較不具偏見，對自己未來也有較高的信心．再者，由于實驗研究的關鍵--隨機分配--不管這些好人們原先的意愿是否傾向哪一方，他們的角色都由隨機分配，一切純屬機運。進-步的實驗控制還包括了系統性觀察、不同形式的證據搜集以及統計資料分析，這些都被用來裁定在研究設計的參數中，受試者經歷事件所受的影響。斯坦福監獄實驗基本規則就是讓人擺脫地域限制，讓天性擺脫情境、讓白布脫離染缸。

 

然而我必須承認，所有的研究都是“人為的”，是真實世界相似物的模擬。盡管如此，不論是斯坦福監獄實驗或者是我們即將在之后篇章中讀到的社會心理學研究，姑且不論經過控制的實驗研究的人為性質，當這類研究以敏銳的手法盡力捕捉“世俗實在”(mundane realism)的基礎本質，其研究結果就有相當的概化能力。”

 

就許多明確的性質而論，我們的監獄顯然不是“真正的監獄”，但就我認為是“監獄經驗”核心的“囚禁經驗”的心理特質而言，這項實驗的確是把握到了。當然了，從實驗中推導出的任何研究發現都必須提出兩個問題，首先是“比較對象為何？”下一個則是“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為何？--這個實驗能不能有助于說明與之平行的真實世界？這類研究的價值在于它有能力闡明潛在過程，確認因果次序，并建立起能傳遞所觀察到之作用(observed effect）變項。除此之外，當統計的意義不能被視為偶然存在的關聯而排除不論時，實驗也能建立出因果關系。

 

幾十年前，社會心理學的理論研究先驅庫爾特·萊溫(kurt Lewin)曾經主張建立實驗社會心理學的科學。萊溫堅持，從真實世界中提煉出有意義的議題，無論在概念上或實作上都是可行，而這些議題也能在實驗室中檢測。他認為只要研究經過悉心設計，并且謹慎執行自變項(作為行為預測項的先行因素)的操作，就有可能建立確定的因果關系，而這是田野或觀察研究所無法做到的。盡管如此，萊溫還更進一步主張運用這類知識去影響社會變遷，主張運用在研究基礎上得到的證據，去了解并嘗試改變及改善社會及人類的功能。而我必須試著追隨他啟示的方向。

 

 

 

 

 

獄卒的權力變化

 

 

在使一個人的意志屈服時品嘗到的權力滋味，遠勝于贏得他的心。

 

--埃里克·霍弗，《心靈的激情狀態》

 

我們有些志愿者被隨機指定扮演獄卒角色后，很快便開始濫用新取得的權力，他們殘酷成性，日夜無休地貶低、鄙視、傷害“囚犯”。他們的行動符合我在第一章中對邪惡的心理學定義。其他獄卒雖然并未特別有虐待傾向，但是顯得冷酷、苛求，對于受難同袍們的處境極少流露出同情。只有少數獄卒可被歸類為“好獄卒”，他們抗拒了權力的誘惑，而且有時候能為囚犯的處境著想，多少為他們做點事，比方說賞個蘋果或塞根香煙給人之類。

 

盡管在制造恐懼和復雜性程度上，斯坦福監獄實驗和納粹集中營系統間有著極大差距，但奧斯維辛死亡集中營中的納粹黨衛軍醫生和我們的斯坦福監獄實驗獄卒間還是有個有趣的相似性。納粹黨衛軍醫生和實驗中的獄卒一樣，也可以分成三種群體。根據利夫頓于《納粹醫生》的描述，“愛國者熱切地參與處決過程，甚至為了殺人而自愿‘加班’；有些人則多少可說是按照條理工作，只做覺得自己該做的事；剩下的人則是不情不愿。”

 

在我們的研究中，勉強扮演自己角色的好獄卒意味著“不作為即善”(goodness by default)。與其他值班同伴的惡魔行為相較之下，給囚犯們施點小恩小惠。正如先前提到的，他們之間沒有人曾介入阻止“壞獄卒”們虐囚；也沒有人跟工作人員抱怨、遲到早退或是拒絕在緊急情況下加班，甚至沒有人為了必須做這些討厭的工作而要求加斑費。他們只是“不作為之惡綜合征”(Evil of lnaction Syndrome)的一分子，這部分將會在后面篇章中完整討論。

 

我們回想最好的獄卒喬夫·蘭德里，他和最壞的獄卒赫爾曼一起輪小夜班，但他從來不曾嘗試讓赫爾曼“冷靜下來”，或是試著提醒他“這不過是個實驗”，這些孩子只是在扮演囚犯的角色，沒必要讓他們受這么多苦。喬夫只是默默承受痛苦--跟囚犯們一起受苦。如果他的良知能夠激勵他做些有建設性的行動，那么這位好獄卒也許可以發揮相當的影響力，改善在他值班期間日益升高的虐囚現象。

 

從我在許多大學中的多年教學經驗，我發現大多數學生并不關心權力的議題，因為他們在自己的世界中擁有許多資源，可以憑借才智和辛勤工作來達成自己的目標。只有當人擁有許多權力而且想要繼續享受權力，或是沒什么權力卻又想要更多的時候，權力議題才會受關注。然而權力之所以成為許多人的目標，主因是享有權力的人可以任意支配資源。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經這樣描述權力的誘惑：“權力是春藥”。權力的誘惑吸引著年輕貌美的女性投向又老又丑的權威人士的懷抱。

 

 

 

 

 

囚犯的病理分析

 

 

哪里違背意志，哪里就是人的監獄。

 

--愛比克泰德，《談話錄》(Epictetus,Discourses,2th century)

 

研究一開始時，我們比較關注扮演囚犯角色者如何適應無權無勢的全新地位，而不是那么關心獄卒的適應問題。當時我剛花了一整個暑假時間沉浸在我在斯坦福大學與人共同執教的監禁心理學，所以已經準備好要站在他們那一邊了。卡羅·普雷斯科特剛跟我們說了一堆獄卒手下發生的虐待和墮落故事。從曾經是階下囚的人口中，我們也聽說了囚犯性虐待其他囚犯及幫派斗爭等恐怖的親身經歷。所以克雷格、科特和我早就私下倒向囚犯那邊，暗自希望他們能夠撐過獄卒施加的各種壓力，盡管他們被迫戴上外在的劣勢標簽，仍然希望他們能維持人性的尊嚴。我甚至想象自己會是電影《鐵窗喋血》里保羅·紐曼那一類能以智慧方式進行反抗的囚犯，從沒想過自己會成為他碰上的獄卒。“

 

當囚犯叛變以出人意料的速度發生時，我們感到相當欣慰；他們抗議獄卒指派給他們的奴役差使根本是找麻煩，也質疑任意武斷的執法以及讓人筋疲力盡的頻繁列隊報數。當初我們通過報紙廣告招募他們來參加所謂“監獄生活研究”，但現在他們對這研究的期待已經完全破滅了。他們原本以為只是做幾個小時的低賤差事，其余時間可以讀書、玩樂、認識新朋友。事實上，這也是我們一開始規劃中要求的--至少在囚犯們開始造反而獄卒們掌握大勢之前是這樣。我們甚至還打算要辦幾場電影之夜呢。

 

囚犯們對于一些事情特別反感，他們厭惡日以繼夜的持續辱罵、缺乏暫時不受工作人員監視的隱私及喘息空間、任意武斷的規則執行、隨機懲罰以及被迫分享狹窄寒酸的牢房空間。當叛亂開始時，獄卒轉向我們尋求協助。但我們袖手旁觀。我們的態度很清楚：一切取決于他們的決定。我們只是觀察者，沒有意愿介入。在開始階段，我還無法沉浸于警務長的心態中，當時的我反而像個主要觀察者，興趣是搜集資料，想了解假扮的獄卒如何回應這個緊急事件。

 

讓我們措手不及的是，道格8612在協助策劃造反后就迅速崩潰了。他用顫抖的聲音控訴囚犯所遭遇到的一切不合理對待，“這是個很鳥的模擬實驗，根本不是什么監獄，干你他媽的津巴多博士！”我們所有人震撼不已。我不得不欽佩他的勇氣。我們無法全心全意相信他是真的覺得很痛苦，而不是做做樣子。記得他最先表示希望被釋放時，我跟他談過話，當時我還請他考慮當我們的“臥底”，交換條件是繼續當囚犯，但會有一段時間沒有誰可以找他麻煩。

 

我又進一步想起在道格8612突然崩潰時，克雷格做出了釋放他的困難決定，那時道格進入實驗的時間不過36小時：

 

作為實驗者，我們沒人料到會發生這種事。當然了，我們臨時也想不出什么辦法來擺平它。還有，很明顯的是，這名年輕人在模擬監獄的短暫經驗中感受到的困擾遠超出我們任何人預期……基于倫理、人性優先于實驗的考慮，我決定釋放囚犯8612。

 

我們原本不預期有人會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出現如此劇烈的壓力反應，但這預期卻被打破了，該怎么解釋這件事？當時我們做出一個方向錯誤的歸因，克雷格是這么記的：

 

我們迅速找到一個自認為自然又可靠的解釋：他一定曾因為脆弱或性格上的弱點而有過崩潰經驗，這可以說明他對模擬監獄環境過度敏感和過度反應！事實上，當時我們憂慮的是資格審查過程是不是出現了瑕疵，才會讓一個已經“受損”的人混進來，卻沒有被偵測到。一直到后來，我們才承認這個明顯的反諷：這是我們研完中的情境力量第一次在完全不預期的情況下以如此驚人的方式呈現，但我們卻“用特質論來解釋”，我們采取的正是當初設計研究時想要挑戰和批判的思維！

 

讓我們回顧道格8612對這場經驗的最后回應，并且承認，他當時的困惑非常深刻：我決定要離開，但當我告訴你們這些人我的決定、我所看到、經歷到的一切時，你們只說了句“不行”，然后把我的話當放屁。 當我回去時，我明白你們只是在敷衍我，這讓我很火大，所以我決定要做點什么好離開這里。我策劃了幾個離開的行動，最容易又不會造成人、物損傷的方法就是直接假裝抓狂或苦惱的樣子，所以我選了這個辦法。當我回到籠子里時，我就有意識地假裝崩潰，我知道在跟賈菲談之前，先不要在籠子浪費力氣，要到賈菲面前才釋放情緒，這樣就出得去了，可是到后來，當我在操弄情緒、裝出難受的模樣時，我是真的很難過，你知道吧--你怎么可能，假裝不舒服呢，除非你真的很難過……就像瘋子不可能裝瘋賣傻，除非他真的有點瘋了，你懂嗎？我不知道到底我是真的受不了，還是被人誘發，那個黑黑的家伙讓我很抓狂，他叫啥？科特嗎？這大致就是我的遭遇。而你這位津巴多博士卻跑來跟我談買賣，好像我是奴隸還是什么東西……你到后來還在耍我，不過你是可以做點什么，你們應該要在實驗里做點什么。

 

 

 

 

 

模擬的重要性

 

 

人若處在某種強大社會情境中，本性會出現戲劇性的變化。劇烈程度就如同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引人入勝的虛構小說《化身博士》(Dr．Jekyll and Mr．Hyde)。幾十年來，斯坦福監獄實驗引發的關注仍持續不歇，我認為這是因為這個實驗揭露了“性格轉變”的驚人事實：當情境力量加諸于人時，好人會突然變身成像獄卒般邪惡的加害者，或如囚犯般病態的消極被害者。

 

通過引導、誘使或傳授的方式，就可以讓好人為非作歹。當好人沉浸在“整體情境”時，情境力量會挑戰個人人格、個性和道德觀的穩定性及一致性，從而影響人性的表現，引導人做出諸如非理性、愚蠢、自毀自棄，反社會，不計后果的行為。”

 

我們希望相信人有基本不變的善性，能夠抵抗外在壓力，并以理性方式評價并抗拒情境誘惑。我們賦予人性以神性，人性具有道德及理性的能力，使人類公正而富有智慧。在善惡之間，我們豎立一道看似穿不透的藩籬，以簡化人類經驗的復雜性。在善這一邊的都叫“我們”、“自己人”、“同類”，而在惡那一邊的通通歸成“他們”、“別人”、“異類”。矛盾的是，在創造出不受情境力量影響的迷思時，我們卻因此對情境力量失去警覺性，從而開啟了墮落之門。

 

斯坦福監獄實驗及許多社會科學研究(參見第十二章、十三章)透露出我們不愿接受的信息：大多數人不得不面對社會力量的嚴格考驗時，都會出現重大的性格轉變。我們置身事外地想象自己的可能作為，然而一旦進入社會力量的網絡中，想象自己的行為表現及實際能做的卻差了十萬八千里。斯坦福監獄實驗號召我們捐棄“善良自我”能夠打倒“惡劣情境”的簡化觀念。正如情境感染相同處境的其他人一樣，只有當我們承認情境也有“感染我們”的潛在力量，才能最完善地抗拒、避免、挑戰及改變這類負面情境力量。羅馬喜劇作家泰倫斯(Terence)說過：“凡出于人性的，必適用于我。”這句話提醒我們時刻莫忘此一認識的重要性。

 

通過納粹集中營獄卒、吉姆·瓊斯的“人民圣殿教”的毀滅儀式，以及更近期的日本“奧姆真理教”儀式所造成的行為變化，這些教訓一直重復地傳達給人們。而在波黑、科索沃、盧旺達、布隆迪及最近蘇丹達爾富爾地區的種族滅絕暴行，也同樣提供了有利的證據，證明人類會將人性及仁心屈服于社會力量，以及諸如戰爭征服、國家安全等抽象的意識形態借口。

 

無論人類曾犯下多么恐怖的暴行，只要處在正確或錯誤的情境中，這些行為就有可能出現在我們任何人身上。這樣的認知并不構成為邪惡開脫的理由，相反地，它使得邪惡民主化，讓一般行動者共同承擔了邪惡的責任，而非宣稱邪惡是偏差分子或者是暴君的專利--邪惡的都是“他們”，不會是“我們”。

 

斯坦福監獄實驗最單純的教訓是告訴我們情境的重要性。社會情境在個人、群體及國家領導人的行為和心智運作上產生的作用力，遠較我們能想象的還深刻。有些情境施加在我們身上的影響非常大，可以讓我們做出不曾更不可能預測得到的行為反應。”

 

人若處在無法依循從前法則行事的新環境中，情境力量的影響最為顯著。在這類情境中，慣常的報償結構不同了，預期也被打破了。置身其中時，人格變項的預測力變得很低。因為它們的預測力依賴的是想象的；未來行動估計，而未來行動則是以過去在熟悉情境中的典型反應為基礎--但現在我們遇到的新情境并非如此：一位新獄卒或囚犯會這么說。

 

也因此，當我們試圖了解自己或他人令人困惑的不尋常舉動時，都必須以情境分析為出發點。只有以情境為基礎的偵查工作無法解答謎題時，才采用天性式分析(基因、人格特質、個人病理學等)，我在斯坦福的同僚李·羅斯認為，這樣的分析方法是邀請我們從事“歸因的仁慈”(attritutional charity)。這意味著，我們不是一開始就把矛頭指向做這件事的行動者，而是仁慈地從現場調查出發，去找出行為的決定因素。

 

然而知易行難。因為我們大多數人都有強烈的心理偏見--“基本歸因謬誤”，使我們無法以這樣理性思考。提倡個體主義的社會如美國及許多西方國家，逐漸習慣去相信天性的重要勝于情境。在解釋任何行為時，我們過度強調人格的重要性，卻低估了情境的影響力。讀完這本書之后，我希望讀者們開始注意這個行動的雙重原則是如何頻繁出現在自己的思維方式和他人的決定過程中。接下來要以我們的監獄研究思考讓情境發揮影響力的特質。

 

 

 

 

 

規定的塑造力量

 

 

斯坦福監獄實驗中出現的情境力量結合了許多因素，這些因素單獨而言并無特殊之處，然而一旦聯合起來，就會發揮強有力的影響。其中一個關鍵特質就是規定的力量。規定是以正式而簡化的方式來控制非正式的復雜行為。其運作方式是規則的外化，即制定什么是必需的，什么是可接受、可以得到報償的，以及什么是不被接受并因此會受懲罰的。當時間久了，規定逐漸有了自己的生命，開始不受控制，并擁有合法的威權。即使規定不再適用、變得含糊不清，或是因為規定執行者的任意詮釋而變化，規則仍然屹立不搖。

 

借著怪罪“那些規定”，我們的獄卒可以將加諸囚犯的大多數傷害正當化。舉例來說，讓我們回想一下囚犯在熟記獄卒和典獄長發明的17條專制規定時必須承受的痛苦吧！也請思考一下用餐時間進食行為的規定二是如何被濫用來懲罰克萊416，只因為他拒絕吃下不潔的香腸。

 

有些規定可以有效調節社會行為，故有其必要；例如演講者說話時觀眾必須聆聽、駕駛遇到紅燈要停車、不可插隊。然而有些規定只是幌子，只為了掩飾創造規定者或負責執行者在支配的事實而已。就像斯坦福監獄實驗規定一樣，最后一條規定自然是關于破壞其他規定時的懲罰方式。也因此一定會有某個人或某個代理機構愿意并且有能力執行這類懲罰，在公開場所執行最理想，可以收到殺雞儆猴的效果。喜劇演員連尼·布魯斯(Lenny Bruce)曾以逗趣的方式描繪誰可以、誰不能把糞便丟到鄰居院子里的規定是如何發展出來。他也將警察角色的創造描述成是為了擔任“我家院子里不準有屎”規定的守護者。規定和規定的執行者都是情境力量內在固有的，盡管如此，系統仍扮演了一定角色，雇用警察并創造監獄來監禁破壞規定者的都是系統。

 

 

 

 

 

一旦規定成真

 

 

一旦你穿上制服并被賦予一個角色，我是說,一份差事，有人對你說：“你的工作就是管好這些人。”然后你就會變了個人，不再扮演穿著休閑服的角色了。當你穿上卡其制服、戴上眼鏡、拿著誓棍時，你就會真的變成獄卒，你會開始演起那個角色。那是你的戲服，穿上它，你就得照著劇本演。--獄卒赫爾曼

 

當演員扮演虛構人物時，常常必須演出與他們人格認同相異的角色。他們按照演出角色的需求，學習說話、走路、吃東西，甚至是思考和感覺。演員的職業訓練使他們得以維持人物角色和自我認同之間的區隔，將自我隱藏在幕后，在幕前演出和真實自我大不相同的角色。然而，即使是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士都會遇到界限模糊的時候，在戲落幕或電影殺青后仍然走不出劇中人的陰影。他們全神貫注于角色的內在強度，而讓這股強大力量指揮舞臺下的人生。觀眾變得不再重要，因為演員的心思已經完全被角色占據。

 

要解釋戲劇化角色最后“弄假成真”的效應，英國的電視“真人實境秀”《鄉郊大宅》(The Edwardian Country House)有個很棒的例子。該電視劇從約800名應征者中選出19個人，在優美莊園里擔任英國仆役的角色。根據劇中的時代設定，扮演管理仆役的總管一職的人，行為舉止必須遵照嚴格的階層制度，可是演出者卻被自己能輕易變成專制總管這件事給“嚇到了”。這名六十五歲的建筑師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無法接受自己可以輕易對他管理的仆役施加絕對權力，“你突然明白你不用說話，只需要動根手指他們就會乖乖聽話了。這想法很嚇人--令我毛骨悚然。”而一位扮演女仆的女性，在真實生活中擔任旅游信息處官員，她開始覺得自己像隱形人一樣無足輕重。她描述她和其他人如何快速適應仆役的角色，她說：“我先是驚訝，然后就感到害怕了。全部的人都變得低聲下氣，我們很快學會了不要回嘴，而且覺得自己是卑下的。”

 

典型的情況是，角色和特殊的情境、工作、職務是相連的，比方說教授、門房、出租車司機、牧師、社會工作者或色情片演員都是如此。人處在某個情境時就會扮演某個角色--當他在家、在學校、在教堂，在工廠或是在舞臺上時，所扮演的角色都不同。而通常處在“正常的”生活中時，角色就會被拋在一邊。然而有些角色會不知不覺滲透進入你的生活。這些角色不只是偶爾演出的劇本而已，它們會在大多數時候變成你。即便一開始我們只承認它們是人為的、暫時的、受情境限制的角色，但它們仍被內化成為我們的一部分。于是我們變成了父親、母親、兒子、女兒、鄰居、老板、勞工、助人者、醫治者、娼妓、士兵、乞丐及其他許許多多角色。

 

更復雜的是，我們都必須扮演多重角色，有些角色相沖突，有些則可能挑戰我們的基本價值與信念。正如斯坦福監獄實驗里的例子，當初一開始我們只是用“不過是個角色”來和真實個人做區別，但是當角色行為得到報償時，卻開始造成深刻的影響。就像“班上的小丑”雖然贏得他無法用特殊學業表現得到的注意，可是接下來就再也不會有人認真看待他了。或者是羞怯，一開始時可以用怕羞來避免笨拙的社會互動，這時羞怯是一種情境式的笨拙，但是當怕羞的次數多了，原先只不過是扮演角色，最后卻真的成了怕羞的人。

 

挫敗感也是如此。當人們扮演界限僵化的角色，并因此賦予既定情境許多限制，像是限制什么行為才是適當、被期待及獲得強化的等等，這時候人們就可能做出很糟的事來。當人處在“正常模式”時，會用傳統道德和價值觀來支配生活，然而角色的僵化性卻關閉了正常模式中的傳統道德和價值觀。角色分隔(compartmentalization)的自我防衛機制，允許我們在心智上接受相互沖突的信念與期待，讓它們成為彼此分隔的密室，以避免爭執。于是好丈夫也可以毫無罪惡感地演出奸夫的角色，圣徒可以是一輩子的雞奸者，親切的農場主人可以是冷酷無情的奴隸主子。我們必須承認，無論如何，角色扮演的力量均足以形塑我們的看法，當一個人接受了教師或護士角色，他就可能會為了學生及病患的利益終其一生犧牲奉獻。

 

 

 

 

 

角色過渡：從醫治者變成屠夫

 

 

這方面最糟的案例是納粹黨衛軍醫師，他們的角色是在集中營囚犯中挑選出處決或“實驗”的人犯。而在經過重新社會化之后，他們已經完全擺脫常態的醫治者角色，完全進入殺人共犯的新角色當中。基于為了公共利益而必須有所作為的群體共識，他們接納了幾個極端的心理防衛機制，以避免面對事實--身為猶太人集體屠殺事件的共犯。要理解這段復雜過程，我們必須再次提起社會心理學者利夫頓。

 

剛進入這環境的新醫生，一開始一定會對他所見到的景象感到驚駭，他會問一個問題：“這里的人怎么會做出這些事？”一個普通的答案就能解答一切：對他(囚犯)而言，什么是比較好的？是在糞堆里茍延殘喘還是乘著一團毒氣到天堂去？于是這個新人就會完全被說服了。面對嚴酷的生命現實時，大屠殺是每個人都被期待去適應的手段。

 

將猶太人滅絕計劃塑造為“最終解決方案”的心理學目的有兩個：“它代表著獨一無二的大規模屠殺計劃，而且從根本上把焦點鎖定在問題的解決。”于是它把整件事變成一樁有待解決的難題，任何手段只要是必需的，都可以來達成這個實用性目標。這樣的理智訓練，讓同情與憐憫從這名醫師的日常巡診中完全消失了。

 

然而挑選人犯進行毀滅的工作是“如此繁重，和極端的邪惡又息息相關”，這讓高等教育的醫師們必須運用一切可能的心理防衛機制，以避免面對他們是謀殺共犯的事實。對某些人來說，將情感與認知分離的“心理麻木”成了常態：而另一些人則采取精神分裂式辦法，過著“雙重”的生活。于是在不同時間里，同一位醫師身上可以存在著殘忍與高貴的極端特質，這必須召喚“存在于自我中兩個徹底不同的心理叢結：一個是以‘普遍接受的價值’以及身為‘正常人’的教育和背景為基礎，另一個則是建立在‘與普遍被接受價值極端不同的(納粹一奧斯維辛)意識形態’的基礎上”才能做到。這些雙重傾向日復一日地來回擺蕩。

 

 

 

 

 

角色互動及其腳本

 

 

有些角色要求相對的伙伴關系，就像獄卒角色的存在如果要有意義，就必須有人扮演囚犯才行。除非有人愿意扮演獄卒，否則一個人無法成為囚犯。在斯坦福監獄實驗中，不需要什么特別的訓練就可以扮演角色，也沒有手冊教你該怎么做。回顧第一天獄卒的笨拙以及囚犯的輕浮舉止，只是因為兩方都正在適應這個陌生角色。但是很快地，隨著以獄卒一囚犯共生關系為基礎的權力差異愈益明顯，我們的實驗參與者也輕易地進入了他們的角色中。演出囚犯或獄卒，一開始根據的腳本是來自于實驗參與者自身關于權力的經驗，包括觀察父母之間的互動(傳統上，父親是獄卒，母親則是囚犯)，以及自身對醫生，教師、老板等權威人士的回應，最后，通過電影中對監獄生活的描繪而刻畫在他們腦海中的文化銘印，也是腳本的來源之一。社會已經幫我們做了訓練，我們只需要記錄下他們演出角色時的即興程度，就可以取得資料。

 

許多的資料顯示，所有實驗參與者的反應，實際上都曾在某個時候遠超出角色扮演的要求，而這些反應滲透到囚禁經驗的深層心理結構中。一開始，有些獄卒的反應受到我們的說明會影響，在會中，我們曾大略提及為了模擬真實的囚禁情境而希望創造出什么樣的氛圍。但無論這個舞臺環境對于當個“好演員”這件事曾大略提供出何種一般性要求，當獄卒私下獨處，或是相信我們沒有在監看他們時，這些要求理應不會有效。

 

實驗后的報告告訴我們，單獨私下和囚犯待在牢房外頭的廁所時，有些獄卒會特別殘暴，他們會把囚犯推進便器中，或是推到墻上。我們觀察到最殘酷的行為都發生在深夜或是清晨的值班時間，如我們所知，獄卒們認為這時候他們不會被我們監視或錄音，在某個意義上也可視為是實驗“關閉”的時候。此外我們也看到，盡管囚犯們不反抗，而且隨著這場獄中災難達到頂點而露出頹喪跡象，獄卒對囚犯們的虐待還是每天不斷推陳出新、愈演愈烈。在一場錄音訪談中，一位獄卒笑著回憶，實驗頭一天他還曾經因為推了一個囚犯一把而感到很抱歉，但是到了第四天，他卻已經對推擠和羞辱他們毫無感覺了。

 

克雷格敏銳分析了獄卒的權力轉變。他仔細回想進入實驗沒幾天后，他和其中一位獄卒之間發生的沖突：

 

在實驗開始前，我和囚犯以及所有獄卒們都曾做過訪談，雖然為時短暫，但我覺得自己是從個體角度來認識他們。也許因為這樣，盡管他們的行為隨著實驗進行越來越極端、嗜虐，但我對他們是真的毫無敵意。不過很明顯的是，因為我堅持和囚犯們私下談話--表面上的理由是和他們進行咨詢，而且偶爾也會吩咐獄卒們停止一些特別嚴重且毫無理由的虐待，所以他們把我當成背叛者。因為這樣，有一位獄卒在日記中這樣描述我和他的互動：“那個心理學家離開(咨詢)辦公室前責備我銬住囚犯而且蒙住他的眼睛，我很氣憤地回答他，我做這些都是為了安全的考慮，而且這是我的事，不管怎樣都和他無關。”他的確這樣告訴過我。奇怪的是事情似乎顛例過來，是我協助創造了這個模擬環境，現在我卻因為無法支付這些新規范，而被一個我隨機分派角色的獄卒戧得啞口無言。

 

談到獄卒說明會可能造成的偏差，我們才想起我們完全沒有為囚犯辦任何說明會。那么當他們私下獨處時，當他們脫離不間斷的壓迫時，他們都做些什么？我們發現他們不是去認識對方，或談論跟監獄無關的現實生活，而是非常著迷于當下處境的各種變化，他們增飾自己扮演的囚犯角色，而不是與之疏離。獄卒們的情形也一樣：從他們私下在寢室或在準備輪班、換班空當中搜集到的信息顯示，他們彼此很少聊和監獄無關的事或私事，常聊的反而是關于“問題囚犯”、獄中即將出現的麻煩或對工作人員的反應--完全不是人們認為大學生在休息時間會討論的話題。他們不開玩笑、不笑，也不再其他獄卒面前流露出個人情緒，原本他們可以輕松運用這些方式讓形勢愉快點，或是跟角色保持點距離，卻沒有這么做。回想一下克里斯蒂娜稍早的描述，她談到她見到的那位親切、敏感的年輕人，一旦穿上制服進入他在牢場的權力位置之后，卻搖身一變成了粗野殘暴的西部牛仔。

 

 

 

 

 

扮演斯坦福監獄實驗的成人角色

 

 

在進入斯坦福監獄實驗給我們的最后教訓之前，我想要再提出兩個最后的觀點來討論角色權力及運用角色來正當化違法行為。我們現在先跳出獄卒與囚犯是由志愿者扮演的，回顧一下幾個角色：來訪的天主教神父、假釋委員會的委員長、公設辯護律師，以及在探訪夜出現的父母。父母們不僅覺得我們展示的監獄情境良好、有趣，還允許我們將一系列武斷獨裁的規定用在他們身上、限制他們的行為，就像我們對待他們的孩子一樣。我們也信任他們會好好扮演深植于內在的角色--他們是循規蹈矩的中產階級公民，尊重威權、極少直接挑戰系統。我們同樣也知道即使囚犯們處于絕望中，而且人數遠多于獄卒，但是這些中產階級出身的年輕人也不可能直接杠上獄卒。其實只要有一個獄卒離開牢房，囚犯與獄卒的人數比甚至可以達到九比二，他們卻不曾反抗。這類暴力不屬于他們從小習得的角色行為，卻可能是出身較低階層的實驗參與者所熟悉的，而且比較可能會采取行動改變自己的處境。事實上，我們找不到證據證明囚犯們曾經策劃要發動人身攻擊。

 

角色的現實依賴支持系統而存在，系統對角色提出要求、規范，并且阻止其他現實情況入侵。回想一下，里奇1037的母親向我們抱怨他的情緒不佳時，我立刻動員了我的制度性威權角色回應并挑戰她的觀察，我暗示囚犯1037一定有些個人困擾，所以他的情緒狀態完全和監獄的運作問題無關。

 

回溯我當時的反應，我的角色從一個十分有同情心的老師，成為一心只顧搜集資料的研究者、麻木無情的警務長，這樣的轉變最令人痛苦，在這個陌生角色中的我，做出一些不適當的怪事，我狠心打斷了一位母親的抱怨，而她的確有理由抱怨;當帕洛阿爾托市的警局警官拒絕將我們的囚犯移到市立監獄時，我的情緒變得十分激動。我想我會那樣做的原因是因為我完全接納了我的角色，也就是要讓監獄盡可能正常運作。但也由于接納了這角色，我只關注“我的監獄”的安全和維持，于是在第二名囚犯也達到崩潰邊緣時，我并沒有察覺到有中止實驗的需要。

 

 

 

 

 

角色的過錯與責任

 

 

我們可以深深沉浸在角色之中，又能在必要時將自己和角色區隔開，也因此，當我們由于身為某個角色而犯下過錯時，很容易幫自己撇清個人責任。我們拒絕為行動負責，將責任怪罪在扮演的角色身上，說服自己本性和角色沒半點關系。這種說法顯然和納粹黨衛軍領導人在紐倫堡大審時的開脫之詞有異曲同工之妙：“我只是照命令行事。”只不過辯護的理由變成：“別怪罪到我身上，我不過是做我當時那位置上的角色該做的--那不是真正的我。”

 

赫爾曼和克萊416曾經接受過一次電視訪問，我們回想一下赫爾曼當時如何合理化他對克萊的虐待行為。他聲稱自己只是在進行“屬于我的小小實驗”，目的是觀察要把囚犯逼迫到什么程度，才能讓他們造反或是挺身維護自己的權利。事實上，他主張自己的嚴酷行為是為了刺激囚犯們變得更好，而殘暴的主要報償就是囚犯的起義。這個事后合理化有什么樣的謬誤呢？從他處理克萊416香腸造反事件的方式還有“中士”的反抗辱罵，我們可以輕易看出端倪。赫爾曼并沒有贊許他們起身維護自己的權利和原則，反而是大發雷霆，變得更極端、嗜虐。赫爾曼徹底運用身為獄卒的最大權力，做出遠超出情境的需求，只為制造自己的“小小實驗”來滿足個人的好奇心和樂趣。

 

為了進行斯坦福監獄實驗后效的回溯性調查，赫爾曼和道格8612曾在最近接受《洛杉磯時報》的訪談，而他們都用了類似理由來說明當時的行為--一個自稱“殘酷”，另一個人則用“瘋狂”來形容；他們的理由則是一切作為都是為了取悅我。”也許他們所扮演的正是日本電影《羅生門》里的新角色吧，如同電影里的每個人都對事實有一套不同觀點。

 

 

 

 

 

匿名性及去個人化

 

 

除了規定和角色權力之外，由于制服、裝束和面具的采用，掩蓋了每個人的一般面目，從而促成匿名性的出現并降低了個人責任歸屬，情境力量也變得更有權威性。當人在情境中覺得自己擁有匿名性，也就是覺得沒有人會意識到他們的真正身份(所以也沒有人會在乎)時，反社會行為就比較容易被誘導出現。假如情境本身又允許個人沖動、服從指令，或者鼓勵建立一些一般情形下會受鄙視的行為方針，情況更是如此。銀色反光太陽鏡就是這種工具，它讓獄卒、典獄長和我在與囚犯往來時顯得更高不可攀、更缺乏人情味。制服則賦予獄卒一個共同身份，必須稱呼他們“獄警先生”也是一樣的道理。

 

有大量的研究資料證實，去個性化助長了暴力、破壞公物、偷竊等越界行為(將在后面的篇章中進一步討論)，尤其當情境支持這類反社會行為時，這對孩童造成的影響并不亞于成人。在文學作品，如威廉·戈爾丁(William Golding)的小說《蒼蠅王》中找到這類過程描述。當群體中所有人都處在去個性化的狀態下，他們的心智運作方式會改變：他們活在一個延伸現在的時刻中，使得過去和未來都變得遙遠而不相關。感覺會支配理性，行動能凌駕反思。在這種狀態中，導引他們行為不偏離社會正軌的一般性認知和動機激發過程已不再發揮作用。阿波羅式的合理性及秩序感被迫讓位給戴奧尼索司式的過度放縱甚至混亂。接下來，人們不再考慮后果．發動戰爭就會變得像做愛一樣容易。

 

于是我想起來自越南的一行禪師的啟發：“為了彼此斗爭，同一只母雞生下的同一窩小雞，臉上的顏色不會一樣。”這是個妙喻，可以用來描繪去個性化在助長暴力上所扮演的角色。在伊拉克虐囚監獄阿布格萊布中臭名遠播的1A層，一位獄卒曾模仿搖滾團體“跳梁小丑”(Insane Clown Posse)以銀色和黑色彩繪自己的臉，當時他正在值勤，并且為了拍照而擺著姿勢，因而拍下了一張記錄虐囚事件的照片。關于去個性過程如何參與阿布格萊布監獄虐囚事件，我們稍后還會有許多討論。

 

 

 

 

 

認知失調對邪惡的合理化

 

 

公開扮演跟自己私下信念相反的角色會出現一個有趣的結果：產生認知失調。行為與信念之間不一致，以及行動不是隨著恰當態度而產生，都是認知失調出現的條件。失調是一種緊張狀態，它會強而有力地刺激個人改變公共行為或是私人觀點，以降低失調程度。人們將會竭盡所能，力求拉近信念與行為的差異，以達到某種功能性統一。差異程度越本，達成調和的動機就越強，而人們也會期待看見越極端的改變。如果你有許多好理由去傷害一個人，反倒很少會出現失調，比方說你的生命受到威脅、身為軍人的職業要求你得聽從權威者命令行事，或者從事違背你和平信念的行動可以得到豐厚報酬時。

 

然而奇怪的是，一旦從事這類行為的正當理由減少，失調的效應卻會開始增強。好比說你只為了微薄報酬去做一件令人厭惡的事，你的生命不受威脅，提供給你的理由也不夠充分或是不妥當，失調情形就會變嚴重了。在人們擁有自由意志時，或者當情境壓力迫使他從事與信念不符的行動，但是他或她一時失察或無法全然贊同這樣的行為時，失調程度會升高，試圖去降低失調的動機也會最強。如果與信念不符的行為屬于公開行為，否認或修正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改變的壓力會施加在認知失調方程式中較軟性的元素上，也就是屬于內在、私密的部分，亦即價值、態度、信念，甚至是知覺感受上。有大量的研究可以支持這樣的預測。

 

認知失調是如何刺激我們在斯坦福監獄實驗獄卒身上所看見的改變出現呢？他們從事長時間且辛勞的值班工作，完全出于自愿，只為了一小時不到2美金的微薄薪水。他們很少得到指導，告訴他們該如何扮演這個困難的角色。無論何時，只要他們穿上制服、出現在牢房中，或者足有仟何其他人在場，不管那個人是囚犯、他們的父母或是訪客，他們就必須一貫維持每天輪班八小時的獄卒角色。他們不當班時，有16個小時的休息時間遠離斯坦福監獄實驗的日常工作，然而16個小時后，他們還足得回到角色里。這樣的情境是導致認知失調的強大源頭，也許就導致獄卒內化其公共角色的行為，并且造成他們用私人認知和情感回應方式來自我合理化，因而使得獨裁及虐待行為日益增加。

 

更糟的是，由于這些和個人信念不符的行動是他們承諾要做的，于是獄卒們更覺得必須賦予它意義，必須找理由來解釋自己為什么做出違背他們真正信念及道德主張的事。在許多情境中，認知失調的情形被承諾掩蓋，因此讓明智的人受蒙騙，做出非理性的行動。社會心理學提供許多證據，證明這種情形可以讓智者做出蠢事、清醒的人行事瘋狂、道德的人行為下流。做出違背信念的事情后，人們總會提出“好的’理由為自己無可抵賴的作為辯解。相較于合理化--替自己的私人道德觀與實際行動間的矛盾開脫--的功力，人們的理性能力反而是差了點。借著合理化，他們可以說服自己和別人，主訴他們的決定都經過理性考慮。然而人們對于自己在面臨失調時那股維持一致性的強烈動機，卻是一點也不敏感。社會認可的力量

 

還有另一股更為強大的力量影響人的行為，不過人們對此同樣毫不察覺：社會認可的需求。人們需要被人接納，被人喜歡，被人尊敬，這意味著行為要看起來正常、恰當、符合社會期待。這股力量非常強烈，以至于人們會優先服從陌生人告知的正確行為，即便那些行為極端地愚蠢怪異。我們嘲笑著向我們揭露真相的“整人游戲”節目，卻很少注意到在自己的生活中，我們成為整人游戲“主角”的次數有多頻繁.

 

除了認知失調效應之外，我們的獄卒也同樣受到服從的壓力。來自其他獄卒的群體壓力強化了當一個“合群的人”的重要，而這里的游戲規則就是必須以各種方式將囚犯們去人性化。好心的獄卒成了群體中的異類，值班時，他被排除在其他獄卒組成的小圈圈之外，沉默地承受痛苦。而在每個班次中，嚴酷的獄卒總是會成為至少-位其他獄卒的模仿對象。

 

 

 

 

 

現實的社會建構

 

 

獄卒們身穿軍裝風格的制服，囚犯們則穿上皺巴巴、別上身份識別號碼的罩衫，前者所得到的權力感和后者感覺到的無權感彼此相稱。盡管獄卒和囚犯的裝束不同，獄卒們配有警棍、哨子和遮住雙眼的太陽鏡，囚犯們則佩戴腳鐐以及蓋住他們長發的頭罩，但造成情境上的差異并非來自服裝或硬體裝備的差異，反而是必須從心理元素中，亦即調查群體各自對這些裝束的主觀意義建構，才能找出權力的來源。

 

要了解情境的重要性，必須先了解身處其中的人，了解他們如何理解以及詮釋既定的行為環境。人們賦予這情境中各種要素意義，而正是這些意義，創造了情境的社會現實。社會現實不光是指情境的物理性質，社會現實也是人們對情境，對目前行為階段的看法，而這些看法參與了各種心理過程。這類心理表征也是信念，這些信念可以修正人們對于情境的理解，讓它們符合行動者的期望及個人價值觀，或者與之同化。

 

這類信念又創造了期望，當期望變成自證式預言時，期望就會擁有自己的力量。舉個例子，在一個由心理學家羅伯特·羅森塔爾(Robert Rosenthal)以及小學校長雷諾，約可布遜(Lenore Jocobson)所執行的著名實驗中，當老師們被引導相信小學班級里的某些孩童是“資優兒童”時，這些孩子的確開始在學業上有杰出表現--即便研究者不過是用隨機方式挑選出這些孩子的名字而已。在研究中，老師們對這些孩子潛能的正面看法，回過頭來修正他們對待這些孩子們的方式，因此促進他們在學業上表現優異。這些普通孩子成為他們的期望--課業表現杰出的人，因而證明了“皮格馬利翁效應”(Pygmalion Effect)。令人難過的是，老師也會預期某些類型學生會有較差的學業表現一-比如弱勢背景的學生，甚至在班級里的男學生。老師們對他們無意識的對待方式，證實了這些負面的刻板印象，使得這些學生表現得比他們實際能力還差。

 

在斯坦福監獄實驗中，自愿的學生原本在任何時間都可以選擇離開。他們只是在一份受試者選擇表格上頭承諾會盡力完成兩個禮拜的實驗而已，沒有人威脅或者規定他們一定得關在監獄里。這份合約是由大學里的研究者、大學人體受試者研究委員會以及大學學生三方所簽署，本身沒什么大不了；一開始的預設只是希望學生們是在自由意志下參與，并且隨時可選擇中止實驗。然而事實上，事態發展到實驗第二天就非常明顯了，囚犯們開始相信這真的是座監獄，只是管理者是心理學家而不是國家而已。聽了道格8612的嘲諷之后，他們說服自己沒有人可以冼擇離開。也因此，他們沒有人曾經說過：“我要中止實驗。”事實上對許多人而言，離開的策略變成是用極度的心理憂郁來消極地迫使我們釋放他們。他們認為，是這個新的社會現實將他們牢牢釘在壓迫性的情境中，而這情境是由獄卒們任意、惡劣的行動創造出來的。于是，囚犯成了自囚的人。

 

在這個研究中，還有另一種社會現實，也就是在假釋聽證會結束時囚犯們終于得到“假釋談判”的機會。在我們制定的情境架構電，如果囚犯愿意放棄他擔任“囚犯”賺到的全部酬勞，我們有權通過假釋委員會的運作讓他獲得假釋。雖然大部分人都是勉強接受這個談判結果，自愿放棄他們這幾天實際擔任“研究受試者”的所有酬勞而離開，即使如此，那時候也沒有人嘗試要“中止實驗”。囚犯們寧可接受假釋建構出的社會現實，而不是基于個人最大利益采納維護個人自由的社會現實。他們每個人都允許自己被銬起來、用頭套罩住，然后從最接近自由的地方被帶回到地牢里。

 

 

 

 

 

去人性化：否定他者價值

 

 

殺越南鬼子獻真神。

 

--一名越戰美軍寫在頭盔上的一句話

 

人對人類手足能做出的極端惡行，莫過于剝奪他人人性，也就是運用心理學的去人性化過程讓人失去存在價值。當我們認為“他者”不具有跟我們一樣的感覺、思想、價值以及存在目的時，我們就是將他者去人性化。通過感情的理智化、否認及孤立等心理學機制，我們從意識中貶低或是抹消掉這些“他者”與我們共享的人類特質。相對于人性關系中的主體性、個人性和情感性特質，去人性化關系的特質則是客體化、分析式，而且缺乏情感或移情作用。

 

用馬丁·布貝爾的話來說，人性化的關系是我-你(I-Thou)關系，而去人性化的關系則是我一它關系(I-It)。隨著時間的逝去，去人性化的施為者(agency)會被吞沒進人負面性的經驗，造成“我”發生變化，并且產生出客體與客體間或施為者與受害者之間的“它一它”關系。于是人們通過標簽、刻板印象、標語和形象宣傳的方式，助長了將某類他者視為次等人、劣等人、非人、下等人、可有可無之人或者是“禽獸”的錯誤概念。

 

當施為者在緊急情況、危機發生，或是需要侵入他人隱私領域時，的確有必要暫時擱置正常的情感回應，因此有時候去人性化過程也可以發揮適應的功能。例如外科醫師執行危及他人性命的手術以及擔當第一線救人任務時，他們就必須如此。而當工作的工作量或日常計劃必須接待大量的人時，也會發生同樣的情形。在某些照顧專業如臨床心理學、社會工作和醫學專業里，這過程有個專門稱呼：“疏離的關懷”。這時的行動者被放在一個矛盾的位置上，他一方面得將客戶去人性化，一方面又需要給予他們協助或治療。

 

然而針對被過度客體化的對象，去人性化過程往往會助長對他們的虐待和破壞。因此我們很難想象我們的獄卒竟會這樣描述他們的囚犯--那些只因為擲銅板時運氣不佳，因而沒能穿上獄卒制服的大學生：“我叫他們互相叫對方的名字，然后徒手把廁所打掃干凈。事實上我根本就把這些囚犯當成‘畜牲’，而且我-直覺得他們會對我不利，所以得看好他們。”

 

或者是另一位獄卒的告白：“這些囚犯穿得-身破爛，整個牢房里充滿了他們身上發出的惡臭，實在很讓人厭惡。只要下個指令，他們就會彼此殺紅了眼，我就等著看好戲啰。”

 

斯坦福監獄實驗創造出一種去人性化的生態，就像真的監獄里會出現的情形，而這是通過許多直接且不斷重復的信息而逐漸形成。囚犯從一開始失去自由，接著失去隱私，最后失去個人的身份意義，一連串構成了一套完整的去人性化過程。這過程將囚犯從他們的過去、社群以及家庭中割離，然后由當下現實取代了正常的現實。當下現實迫使他們和其他囚犯們一起生活在毫無特色的小牢房里，完全失去個人空間，而來自外在的強制性規定以及獄卒們的獨裁決定則支配了他們的行為。正如所有監獄中都有一些隱約的壓迫，我們的監獄也不例外，在這里，情感被壓抑、禁止，而且受到扭曲。才不過進入監獄短短幾天，溫柔呵護的感情就從獄卒和囚犯們身上消失了。

 

在制度性的環境中，人類被禁止表達情感，因為它們代表了沖動的個人反應和不可預期，然而制度性環境卻只期待一致性的集體反應。獄卒們通過各種對待方式將囚犯們去人性化，貶低人格的制度性程序也在去人性化中扮演了一個角色。然而囚犯們也馬上將自己加入去人性化的過程里，他們壓抑自己的情感反應，直到“崩潰”為止。情感是人性的基本要素，但在監獄里，壓抑情感卻是基本的生存之道，因為情感是脆弱的象征，流露情感形同將自己的弱點暴露在所有人面前。在第十三章中，我們將更完整討論去人性化過程和道德撤離的關聯，以及其對人性的破壞效果。

 

 

 

 

 

斯坦福監獄實驗中的意外發現

 

 

在實驗結束后不久，發生了一系列戲劇性的意外--美國加州圣昆廷州立監獄及紐約州阿蒂卡監獄(Attica Correctional Facility)的屠殺事件，使得我們的實驗成為邪惡心理學的主要范例。原本這個小小學術實驗只是用來檢驗情境力量的理論想法，但這兩個事件卻使這個實驗受到全國性的矚目。在這里，我只從斯坦福監獄實驗及我的角度，概略敘述這些事件及其后果的關鍵面向。關于更完整的細節以及大約同時興起的“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激進學生團體“地下氣象員”（Weather Underground）。

 

斯坦福監獄實驗被迫中止的隔天，在圣昆監獄一場聲稱由黑人政治激進分子喬治·杰克遜領導的逃獄行動中，有許多獄卒和囚犯遭到殺害。三個禮拜后，在美國東岸紐約州北部的阿蒂卡監獄也出現了囚犯暴動。囚犯控制了整座監獄，并劫持了近40名獄卒和一般工作人員為人質，整個事件持續了五天。他們要求改變壓迫的處境及去人性化待遇，但當時的紐約州州長尼爾森·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并未選擇進行協商，反而下令觸動該州的警力部隊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奪回監獄。州警部隊在牢房中槍擊和殺害了40名以上的獄囚及人質，并造成多人受傷后，整個事件才落幕。由于兩個事件發生時間相當接近，監獄現況于是成為當時輿論的關注焦點，基于我在斯坦福監獄實驗中得到的心得與認識，我受邀在幾個國會委員會中提出證詞。我也成為參與圣昆廷監獄屠殺時間的六名囚犯之一的專家證人。而大約在那段時間，有位曾看見我和圣昆廷典獄長進行電視辯論的媒體記者，決定要在國家電視頻道[1971年美國電視頻道NBC的節目《年代報導》（Chronolog）]中，制作一部關于斯坦福監獄實驗的紀錄片。美國《生活》（Life）雜志的一篇特別報道也迅速跟進，斯坦福監獄實驗雖然結束了，但現在又繼續上路了。

 

 

 

 

 

斯坦福監獄實驗及其代表的時代氛圍

 

 

在我們的模擬監獄中，學生囚犯和獄卒受到經驗誘發而出現性格上的轉變，為了更充分評鑒性格轉變的程度，我們有必要考慮60年晚期及70年代早期的美國時代氛圍。那個時代的代表性思潮是拒絕威權、“不要信任大人”（trust no one over thirty）、反對軍隊及工業化，參與反戰示威、加入民權及婦女權益促進行動。那是個年輕人起而造反、反抗來自父母和社會死板教條的時代，而那些教條曾在50年代桎梏了他們的父母。那是性、毒品和搖滾樂的實驗年代，年輕人蓄著長發，高唱：“只要我喜歡有什么不可以。”那也是個嬉皮士的年代，為了愛和存在而靜坐抗議的時代，是頭上戴幾朵花去加入舊金山反戰青年“花孩兒”(flower child)行列的時代，是和平主義者的時代，更是個體主義者的時代。那一代人的智性導師--哈佛心理學家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曾經為世界各地的年輕人提供一個處方，里面包含三重指引：別管傳統社會說什么、嘗試看看改變心智狀態的藥丸、傾聽自己內在的聲音。

 

由于訴求激烈反抗各種不正義及壓迫，青年覺醒運動(Youth Culture)的興起格外關注越戰中發生的各種不道德行為，他們抨擊每天清點敵人尸體的可憎行為，抗議執政當局不愿承認錯誤，并從曠日持久的流血戰爭中撤退。這些價值風潮在歐美引燃一波又一波的青年運動。相較于美國的理念，歐洲人甚至更激進地挑戰社會建制。他們公開反叛政治及學術霸權。法國巴黎、德國柏林和意大利米蘭的學生們“架起了路障”，直接反抗他們視為保守、反動的現行體制。他們之中有許多是挑戰法西斯主義者，也強烈譴責昂貴的高等教育造成的不平等人學限制。

 

而身為一個群體，我們研究中的志愿學生正是來自強調造反、個人探索、否定威權和盲從的青年文化。因此我們原本預期實驗受試者更能抗拒制度性的力量，拒絕服從我強制加諸于他們的“系統”支配。沒料到的是，這些志愿者當上獄卒之后，竟然完全接納了權力欲心態，然而當初讓自愿者選擇角色時，根本沒有人愿意成為獄卒。即使是最苛酷的獄卒赫爾曼也寧可當囚犯，就像他告訴我們的：“大部分的人都會嫌惡獄卒。”

 

幾乎所有志愿學生都覺得他們比較可能在未來成為囚犯，畢竟他們上大學可不是為了當獄卒，但是哪天因為犯了什么小罪而被逮卻不是不可能。我說這些的意思是，這些被指派為獄卒的人并不像他們后來的表現那樣具有虐待或支配傾向。當他們進入斯坦福監獄實驗時，并沒有任何傷害、虐待、支配他人的嗜好。如果說有，那也是貼近符合當時社會氛圍的傾向一一關懷他人。同樣地，我們也沒有理由預期扮演囚犯的學生會如此快速地崩潰，他們的心態和身體健康狀況在開始時都十分健全。因此，當完全不同時代的研究者試圖復制這個研究時，他必須牢記這個時代和文化的脈絡，這點非常重要。

 

 

 

 

 

系統的影響為何最重大？

 

 

我們從斯坦福監獄實驗中學的最重要一課是，情境是由系統創造的。系統提供制度性的支持、威權以及資源，讓系統能夠順利運作。在大致介紹斯坦福監獄實驗中所有情境特質之后，我們發現有個關鍵問題很少人提出：“是什么或者是誰造成這些事情發生？”誰有權力規劃設計出這個行為環境，并且用特殊方式維持它的運作？接下來的問題是，誰必須為結局與后果負責？誰得到成功的功勞，誰必須為失敗受責？在斯坦福監獄實驗里，最簡單的答案--是我。盡管如此，如果處理的是復雜的組織，比方說失敗的教育或矯正系統、腐敗的大型企業，或者是阿布格萊布監獄中創造出的系統，回答這問題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系統權力是授權或是制度化許可，包括授權和許可從事規定下的行為、禁止及懲罰違背規定的行為。它可以提供“更高的威權”，這更高的威權批準新角色的扮演、新規定的服從，也批準從事在一般情形下受到既有法律、規范及倫理道德限制的行動。這些批準通常披著意識形態的外衣出現。而意識形態是種標語或主張，通常用來合理化為了達到某個至高目的所需采取的任何手段。因為意識形態對處于某個特定時空的大多數人來說“正確無誤”，因此通常不會受到任何挑戰甚至質疑。當權者將政治綱領包裝成善良、正直的，使它看似珍貴的道德律令。

 

設計出來支持意識形態的政治綱領、政策及標準運作程序，是組成系統的基本要素。由于意識形態被人們當成神圣不可侵犯，系統程序因此被視為合理而正確。

 

在20世紀60和70-年代，從地中海到拉丁美洲世界都受到法西斯軍閥統治，當時的獨裁者總是以防衛“威脅國家安全”勢力的需求來強化建立軍備的號召，以對抗他們聲稱來自社會主義者或共產黨人的威脅。為了除去威脅，由軍警執行、國家批準的嚴刑拷打成為必要行為。法西斯意識形態也正當化行刑隊對所有疑似“國家公敵”者的暗殺行動。

 

而在目前的美國，所謂國家安全威脅勢力對人民已經造成恐嚇效果，使得他們愿意犧牲基本人權來換取安全的假象。這種意識形態接著正當化對伊拉克發動的先迫性侵略戰爭。而由當權系統制造出來的意識形態，又繼續創造一個次級系統，即管理戰爭、國土安全，軍隊監獄的次系統，或由于缺乏嚴格的戰后計劃，而導致上述事項的失于管理。

 

我對喬治·奧韋爾在其經典名著《一九八四》”中概述的洗腦策略與技巧一直抱持濃厚的學術興趣，因此，我原本在我的專業生涯中應該更早意識到系統權力存在才是。系統最終會粉碎個體的開創動力并抵抗系統入侵的意志，而“老大哥”指的其實就是系統。然而許多年來，由于原始對話的整理是以天性式對上情境式的競爭作為詮釋人類行為的框架，因此在斯坦福監獄實驗的眾多討論中連一個系統層次的分析都找不到。我忽視了一個更大的問題，竟沒有考慮到這框架背后的提供者--系統。直到我參與了一項調查，開始了解到導致許多伊拉克、阿富汗和古巴軍隊監獄中普遍存在虐待事件的動力后，才終于注意到系統層次的分析。

 

諾貝爾物理學家理查德·費曼曾經表明，“挑戰者”號航天飛機的悲劇并不是由于人為失誤造成，而必須歸因于“官方管理”的系統性問題。當時美國太空總署的最高主管不顧工程師的質疑，也無視“挑戰者”號制造者對某個關鍵零件(也就是后來造成災難的瑕疵O形環)的安全性曾表示過關切，堅持發射航天飛機而造成了悲劇。費曼認為，太空總署的動機很可能只是“為了確保太空總署的管理無懈可擊，以保證經費無虞。”“在稍后的章節中，我們將采取系統與情境同樣重要的觀點，以幫助我們了解在斯坦福和阿布格萊布監獄中錯誤是如何造成的。

 

美國太空總署為了實現其出于政治動機的口號“更快、更好、更便宜”，因而犯下系統性的失敗，相對于此，納粹大屠殺系統卻得到恐怖的成功。包括希特勒的內閣、國社黨政客、銀行家、蓋世太保，納粹黨衛軍、醫生、建筑師、化學家，教師、列車長以及更多參與者，這些人組成一個由上而下密切整合的系統，為了消滅歐洲猶太人及其他國家敵人，每個人都在他們全力以赴的行動中扮演了一個角色。

 

有許多事必須要做，興建集中營、處決營，以及他們特殊設計的火葬場，新形態的致命毒氣也必須開發得更加完善才行。政治宣傳專家必須制造各種形式的宣傳晶，通過電影、報紙、雜志、海報等宣傳，將猶太人視為敵人、詆毀、去人性化。教師和傳教人員則負責教育年輕人成為盲目服從的納粹黨員，讓他們可以正當化自己在參與“猶太問題最終解決方案”時的行為。

 

這些人開發出一種新語言，用一些聽起來無害的字眼包裝人性的殘酷與敗壞，這些話像是Sonderbehandlung(特殊待遇)、Sonderaktion(特殊行動)、Umsiedlung(遷移)以及Evakuierrung(撤出)。“特殊待遇”是種族滅絕的代號，為了使用上的效率，有時會縮寫為SB。納粹黨衛軍頭領萊因哈特·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曾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一份聲明中略述安全性的基本原則：“可以一般方式處理的人以及必須給予特殊待遇的人，這兩群人之間必須做出區分。后者所涵蓋的對象由于極端令人反感、極具危險性，并且極可能成為敵人的政治宣傳工具，因此是予以根絕的適當人選，不須給予人性尊重與同情對待(根絕方式通常為處決)。”

 

許多納粹醫師受征召參與挑選集中營囚犯以進行處決及實驗的任務，他們時常必須面對忠誠度分裂的問題。“在奧斯威辛集中營中，這些納粹黨衛軍醫師面臨救人與殺人的誓言相沖突，似乎時時刻刻擺蕩在謀殺的殘酷以及短暫的仁慈之間。然而這道鴻溝卻無法彌平，事實上，持續分裂就是使他們繼續從事奪命任務的因素，分裂是維持總體心理平衡的一部分。于是人逐漸被整合進入巨大、野蠻并且高度功能性的系統之中……奧斯威辛集中營是個集體產物。”

 

 

 

 

 

第11章 斯坦福監獄實驗的意涵Ⅱ：倫理學及拓展研究

 

 

我們已走得太遠，遠行的動力接管了我們：我們徒然地朝永恒邁進，像不能暫緩、無從申辯的刑罰。

 

--湯姆·司托帕，《羅森克蘭茨與吉爾登施特恩已死》，第三幕

 

(Tom Stoppard，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Dead，Act 3 1967)

 

我們看見了斯坦福模擬監獄的動力如何接管了墻內的人生，被動力接管的下場大多只會更糟。在前一章中，我描繪了一個粗略的答案，試圖解答出現在人們身上的極端轉變是怎么發生。我特別指出情境性和系統性的力量如何串連運作，從而導致人性的敗壞。

 

我們年輕的研究參與者并不是一開始就有品行偏差。我們的實驗程序反而可以確保他們原本都是一匹白布，進入實驗后才逐漸被情境染缸里潛移默化的力量玷污。相較于真正的國民監獄和軍隊監獄，斯坦福監獄算是相對良善的環境了。不過這些志愿參與者的思想、感受和行為在這環境中的變化，的確是以各種方式作用于許多情境中的已知心理過程造成的：只不過在強度，廣度和持久度上略遜一籌而已。他們陷入所謂“總體情境”中，這個情境的影響力更甚于我們可以任意來去的大多數一般情境。

 

請各位思考一下這個可能性，也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有潛力或我們的內在都存在著多種可能性，可以是圣人，也可以是罪人；可以是利他或自私，善良或殘酷，馴服或支配，清醒或瘋狂，善良或邪惡。或許我們生來都擁有各種可能，只是依據支配我們生命的社會或文化環境差異，才啟發開展出每個人不同的特質。我要主張的是，人的墮落潛能就存在于使人類做出偉大事業的過程中。人類經歷了數百萬年演化、發育，適應，競爭的復雜發展與特質化(speddizadon)，我們每個人都是此一過程的末端產物。由于人類在語言，推理、創造及對更美好未來的想象力方面，有著極為卓越的學習力，因此人才取得萬物之靈的地位。我們每個人都有潛力完全發揮他的技巧、天賦及特質，以便超越僅求溫飽的處境，創造出更繁榮完善的人類處境。

 

 

 

 

 

人類從完美到墮落

 

 

我們世界的邪惡滋生于何處？平凡人是不是因為環境對人的本性有選擇性誘惑，而做出惡劣的行為？接下來我將用幾個一般性例子來回答這個問題，然后重新將焦點重回斯坦福監獄實驗，探討令正常人墮落的心理過程。人的記憶力使我們能夠從既往的錯誤中學習，然后在這些認識的基礎上創造出更美好的未來。然而記憶也為人帶來負面的影響，讓人類學會妒忌、報復、習得的無助感，以及反復舔舐傷痕后所滋生的沮喪與消沉。同樣地，我們運用語言和符號的卓越能力，讓人們能跨越的空，以個人的或抽象的方式彼此溝通。語言是過去發生的事件、計劃及社會控制的依據。然而隨著語言而來的是耳語、謊言、夸大不實的宣傳、刻板印象以及強制的規定。人類杰出的創造天賦讓我們創造了偉大的文學、戲劇、音樂、科學，以及例如計算機和互聯網等發明。可是同樣的創造力也可以反過來用于發明刑求室及各種酷刑、偏執的意識形態以及效率無比的納粹大屠殺系統。我們所擁有的任何特質都包含了負面對立面的存在可能，正如愛一恨、榮譽一傲慢，自我尊敬一自我厭棄等二元對立。

 

人類對歸屬感的基本需求，來自于與他人建立聯結、共同合作及接受群體規范的欲望。然而斯坦福監獄實驗的研究結果卻顯示，歸屬感的需求可能反過來變成過度順服，并造成圈內人與圈外人之間的敵意。此外，人類對于自主性、控制的需求，以及朝自我導向和計劃性行動的種種核心力量，也可能導致濫用權力支配他人，或陷入習得的無助感無法自拔。

 

我們可以思考一下另外三種可能導致正反效果的需求：首先是對于一致性及合理性的需求。這項需求給予我們生活的指引睿智且意義深長，但是承諾的不協調也可能迫使我們美化及合理化錯誤的決定，例如囚犯們原本應該選擇離開監獄，結果卻待了下來，以及正當化虐行的獄卒．其次是，我們需要認識、了解我們的環境以及人與環境的關系，這項需求孕育了人類的好奇心、科學發現、哲學、人文學科和藝術。可是當環境反復無常、專制武斷因而讓人無法理解時，也可能讓這些基本需求反過來讓人產生挫折感并造成自我孤立(正如我們在囚犯身上所見到的)。最后，對于刺激的需求觸發人從事探索及冒險，但是當我們被迫置身于穩定的環境中時，這項需求也可能使人對無聊難以招架，無聊接下來改變激發行動的強力動因，正如我們在斯坦福監獄實驗中所看見的，值夜的獄卒開始拿囚犯當作取樂的“玩物”。

 

盡管如此，我們得澄清一個重點：了解“事情為什么發生”，不表示可以拿來當作“發生什么事情”的借口。心理學分析并不是一門找理由的學問。當犯下不義和不法行為時，個體和群體對他們的共謀以及犯罪事實仍然負有責任及法律上的義務。然而在決定刑罰的嚴厲程度時，還是必須把造成他們行為的情境和系統性因素納入考慮。

 

由于針對情境力量在形塑人類思考及行為的影響力，已有大量心理學研究進一步完善主張及延伸論點，我們即將在接下來兩章中回顧探討．在開始之前，我們必須先回頭處理一些斯坦福監獄實驗提出的最后關鍵議題．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問題是，受苦是值得的嗎？人們毫無疑問在實驗中感受到痛苦，而那些使人受苦的人也必須去處理認知的問題，因為他們長時間造成他人痛苦與羞辱，行為的嚴重度早已超過角色的需求。因此我們需要討論本研究和其他類似研究中的倫理議題。正如但丁在作品《地獄》中表明，美德不只是對惡行的消極抑制，而是要積極行動。我在本章將探討斯坦福監獄實驗的行動癱瘓是如何發生的，而在下一章中思考利天下而不為的行為，亦即當消極旁觀者在有人需要幫助時未能伸出援手的作為所具有的廣泛意涵。

 

除了處理疏忽的倫理過失以及絕對倫理的議題外，還必須深入聚焦于相對倫理的議題，因為這是大多數科學研究的指導原則。在相對倫理的等式中，中間的平衡來自于得失的權衡．研究產生的科學和社會貢獻是否能夠抵償實驗參與者承受的痛苦？換句話說，科學研究的結果是否是正當化實驗的手段？盡管從研究中可以導出許多正面結果，但關于當出是否應從事這實驗的問題，答案只能由讀者自己決定。

 

一個研究會啟發-些想法，而孕育出其他的研究以及延伸研究，正如我們的斯坦福監獄實驗。在反省完它的倫理議題后，我們將簡短回顧本研究的復制及應用，以便從更廣的背景來評價它的童義。

 

 

 

 

 

斯坦福監獄實驗的倫理反省

 

 

斯坦福監獄實驗研究是否違反倫理？從許多方面而育，答案當然是肯定的。然而也有其他角度以合理的方式否定這個答案．我們將在回顧性分析中提出證據支持這些不同看法，但在開始檢視證據前。我必須說明，既然這場研究已塵埃落定數十年，我為何還要討論這些呢？我認為，由于我個人對倫理議題投注了許多關注，因此可以提供更寬廣的視角，而且不同于這類議題的典型討論。或許借此可讓其他研究者可以留意到一些隱約的警告跡象，而避免重蹈覆轍，而在斯坦福監獄實驗的提醒下，他們也會對所采取的倫理措施更加敏感。我無意捍衛或是合理化自己在研究中的角色，我將這個研究當成一個工具，用來說明當參與可能干預人性起作用的研究時，需要面對的倫理判斷的復雜性。

 

 

 

 

 

絕對倫理

 

 

為求精簡，我將倫理分為絕對與相對。絕對倫理的標準是種較高的道德原則，無論其適用條件狀況如何，絕對倫理絕不因時間，情境、人、便利性不同而有所改變。絕對倫理體現于共同的行為規范中。

 

絕對倫理標準預設人的生命是可貴的，無論是否有意為之，但人絕不能以任何方式貶低生命。在研究的情況下，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做讓人受到痛苦的實驗。從這個觀點來看，無論研究的益處為何，即便確定能夠對社會整體有所貢獻，堅持不該進行任何可能傷害人類身心健康的心理學或醫學研究仍是合理。

 

采取這觀點的入主張，即使打著科學的名號，說是為了知識、“國家安全”或任何號稱高尚的理想才做傷害人的研究，這些研究仍然違反倫理。在心理學的領域里，高度認同人文主義傳統的學者們大聲疾呼，人性尊嚴的基本關注應當優先于這門學問所聲稱的目標，也就是預測和控制人的行為。

 

 

 

 

 

斯坦福監獄實驗絕對違反倫理

 

 

根據這樣的絕對倫理觀，斯坦福監獄實驗絕對違反倫理，因為參與實驗的人都受到極大痛苦。他們承受的遠超過當初的合理預期，當時他們不過是志愿參與一項關于“監獄生活”的學術研究，而且研究是在一所極有名望的大學中進行。更有甚者，他們的痛苦與日俱增，并造成極大的壓力和情緒騷動，以至于我們必須提前釋放五位在身心健全情況下進入實驗的受試者。

 

隱藏在角色的面具以及讓他們得到匿名性保護的太陽鏡下，獄卒們做了許多原本不該做的事，當他們了解到自己的作為之后也同樣感到痛苦。承受暴行的學生完完全全是無辜的，獄卒們親身見證了自己加諸于同儕的痛苦與羞辱，他們對囚犯們的虐行完全無可抵賴，了解到這點后，他們經歷到的傷痛遠大于米爾格倫的經典研究“盲目服從威權”中的參與者；關于這個研究我們將在下一章中有更深入的探討。一直以來，米爾格倫的這個研究飽受違反倫理的批判，因為實驗參與者可能會想象自己是對另一個房間中扮演“受害者”(學習者)的人施加電擊。但是當實驗一結束，他們會立刻知道所謂的“受害者”其實是和實驗工作人員共謀的演員。于是他們的痛苦來自于，盡管意識到沒有人受到傷害，但他們施加電擊的舉動卻是如假包換。相對地，在斯坦福監獄實驗中，獄卒的痛苦來自意識到自己對囚犯的“打擊”全是真實、直接且持續不斷的。

 

斯坦福監獄實驗一個遭受違反倫理的批評來自：事前并未向告知被指派為囚犯的學生和家長將在星期日早上被逮捕，并于警察總部進行正式登記。于是，當實驗于周日上午驟然侵入他們的生活時，他們完全猝不及防。之后，我們還試圖操弄家長的想法，在訪客之夜通過各種欺騙和伎倆讓他們相信自己兒子的處境并不那么糟。對此我們也深感罪惡。我們這么做的原因不只是為了維持監獄情境的完整，也因為“欺騙”是監獄模擬實驗的基本要素，在許多處在監督委員會調查下的系統里，這類欺騙根本是家常便飯。于是我們做足了表面工夫，好讓系統管理者可以-一反駁對囚犯惡劣處境的抱怨和關切。

 

另-個違反倫理的理由是我們沒有更早中止研究。回顧當時的種種，確實有許多理由允許我這么做。我應該在第三天、當第二名囚犯承受劇烈壓力時就決定中止。當時應該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道格8612前一天的崩潰不是假裝，而我們應該在更多人、在下一個或下下一個囚犯出現極端不適反應時就喊停。

 

沒有在實驗開始失控時更早結束研究，我認為主要理由是，我的調查研究負責人和監獄監督者的雙重身份形成了沖突，前者的我是研究倫理的守護者，后者的我卻不計代價急于維持監獄的健全和穩定。我傾向相信，如果有其他人扮演監督者角色，我可能會有更明智的判斷，并因此提前結束實驗。當初進行實驗時，應該有個威權高于我的人扮演監督者角色才對。

 

然而，在“監禁心理學”背景下創造出許可虐待行為的制度，我的確認為自己有責任。這個實驗成功復制出真實監獄中最糟的面向，但代價卻是造成人類的痛苦。我至今仍深感遺憾，并對我所造成的無情殘酷由衷致歉。

 

 

 

 

 

相對倫理

 

 

大部分研究是采用功利主義的倫理模式，根據功利主義原則加權的實用標準來做倫理判斷。就像大多數心理學實驗一樣，我們的研究明顯是聽從這類模式。不過當權衡利弊得失時，應該納入什么樣的元素加以考慮？該如何運用比例原則來加權得失？由誰來判斷？采取相對倫理立場的研究若期待被視為合乎倫理，這些都是必須面對的問題。某些問題目前已經得到暫時的解答，而解答乃是來自人類傳統智慧的基礎，也就是我們目前的知識水平、類似先例、社會共識、個別研究者的價值觀與敏感度，以及一個社會在特定時期的普遍覺醒程度。針對所有醫學和非醫學性質的人類研究，機構、獎助機構以及政府，都必須建立嚴格的指導原則和限制。

 

對社會科學家而言，造成倫理困境的關鍵在于：研究者必須衡量什么是對社會和理論思考有所貢獻的研究時所必須采取的做法，以及照顧到實驗參與者的福祉和尊嚴必須有的考慮，研究者究竟該如何取得兩者間的平衡？研究者本身通常傾向為自己考慮，因而在天平兩端會偏向前者。然而外在的審核者，尤其是經費審核單位以及人體試驗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則必定會站在弱勢的一方扮演人權監察專員的角色。盡管如此，外在審核者在決定是否允許特定實驗中出現欺騙、情緒騷動，或其他實驗中被允許的負面狀態時，也必須以“科學”和“社會”的整體利益為念。他們的決定是基于這樣的假設，也就是假設類似程序中產生的任何負面影響都只是暫時的，不可能持續到實驗以外。

 

接下來讓我們思考，這些相互競爭的利益在斯坦福監獄實驗中如何共存。

 

可能會有人爭辯斯坦福監獄實驗并不違反倫理，理由基于以下幾點：斯坦福大學的法律顧問曾受邀評估這項實驗并擬出一份“非正式同意”聲明，告知我們關于這項實驗的做法、安全性和保險必須滿足哪些要求才能許可實驗進行。而這份“非正式同意”聲明還經過每個實驗參與者簽字同意，聲明中有特別強調實驗期間實驗參與者的隱私可能會受到侵犯；囚犯們的伙食不會太豐盛，只夠填飽肚子，實驗參與者可能會失去部分人權，也可能受到一些騷擾。所有的人都被期待能盡力完成兩個禮拜的契約。學生健康中心也被事前知會研究中的可能突發狀況，開預先做好準備以因應任何可能的醫療需求。我們也曾尋求官方許可，開獲得來斯坦福監獄實驗研究贊助單位、斯坦福心理學系，以及斯坦福人體試驗委員會的書面許可。

 

除了由警方逮捕受試者的過程外，我們不曾欺騙過實驗參與者。此外我和我的工作人員也重復提醒獄卒不能以個人或集體方式對囚犯施加身體虐待，不過我們并沒有將禁令的范圍延伸到心理虐待的范圍。

 

另一個增加倫理議題評估復雜度的因素是：我們的囚犯是公開受到圈外人檢視的，而這些人原本都該是保護實驗參與者權益的。假想你是我們監獄里的囚犯，你會希望由誰來擔任你的支持者呢？如果你無法為自己喊停，又是誰該幫你按下“離開”鍵？應該是看見你流淚的監獄牧師嗎？應該是你的父母、朋友、家人嗎？注意到你的情況每況愈下時，他們應該介入嗎？那么多專業心理學家、研究生、秘書或是心理系職員，他們看過研究的實況錄像，參加過假釋委員會，曾經在訪談中或在處理虐待行為時跟參與者說過話，這么多人中總該有一個人伸出援手吧！但事實是，沒有人這么做！

 

沒錯，這些旁觀者全都消極地袖手旁觀。他們接受了我所制定的情境框架，因而變得盲目看不清真相。也許是因為模擬得太過真實，或是太過于注重角色的真實性，也可能是因為他們只關注實驗設計的一些枝節，表現得過分理智。再者，一些旁觀者看不到更嚴重的虐待事件，而參與者也不愿向圈外人，甚至是好友、家人完全坦承。這可能是由于他們覺得尷尬、榮譽受損，或是感覺這么做有失“男子氣概”。于是這么多人來來去去，卻沒有人能看清真相并伸出援手。

 

最后我們只做對了一件事，就是辦了幾場事后的減壓解說會。我們不只在實驗結束后舉辦一場三小時的減壓解說會，也在后續的幾個場合，當大多數參與者都回來觀賞錄像帶及與研究相關的幻燈片時，又借機舉辦了幾場。研究結論出來之后，我仍和大多數參與者保持互動數年，也寄了影印的文章、我的國會聽證資料、新聞剪報，或是通知他們一些即將播出的斯坦福監獄實驗相關電視節目。這些年來，有超過半打人曾和我一起參加全國性廣播節目，三十載過去，我仍然和其中少數人保持聯系。

 

這些事后的減壓解說會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給參與者一個公開表達強烈感覺的機會，讓他們能夠對自己、對他們在特殊情境中的不尋常表現有新的了解。我們采取“壓力轉化法”，在解說會中開宗明義地告訴大家，在實驗中逐漸產生的影響或信念可能會繼續延續到實驗結束后，然后我強調，他們的作為只是這個被創造出來的監獄情境中的負面病癥，并不代表他們的人格有病。我提醒他們，他們是經由精挑細選才脫穎而出，原因正因為他們是正常健康的人，而整個指派角色的過程完全是隨機進行。因此他們并沒有將任何病態影響帶入實驗中，相反地，實驗已經事先從他們身上排除了許多種病態的可能性。我也告訴他們，其他囚犯幾乎都同樣做了一些受屈辱的、說不通的事。而大多數的獄卒都曾在某些時候出現虐囚行為，他們在角色中的表現，跟其他值班的同伙們沒什么兩樣。

 

我也利用這些機會進行“道德教育”，跟他們討論在研究中共同遭遇到的道德沖突。道德發展理論先驅拉里·科爾貝格(Larry Kohlberg)曾主張，在道德沖突背景中進行討論是最重要、也許也是唯一的方式，借此可提高個人的道德發展層次。

 

回顧從情緒形容詞自陳表中取得的資料，顯示出減壓解說會后，囚犯和獄卒的情緒都回到較平衡的狀態，已接近研究剛開始時的情緒水準。參與者在實驗中的負面影響其實并不持久，原因可歸諸于三個因素：首先，這些年輕人都擁有健全身心，因此能在實驗結束后迅速調適，第二，這個經驗是屬于當時的時間、環境、服裝、角色腳本所獨有，他們大可以將一切打包，存放在標明為“斯坦福監獄實驗大冒險”的記憶行囊里，不再觸碰。最后，精細的減壓程序指出了造成影響的情境特質，成功地讓獄卒和囚犯擺脫自己的惡劣表現。

 

 

 

 

 

對實驗參與者的正面影響

 

 

針對研究的相對倫理，傳統觀點的看法是，只有當研究結果對科學、醫學或社會的貢獻大于實驗參與者所付出的代價，研究才能獲準進行。盡管計算得失比率的做法看似妥當，不過我想在此挑戰這個會計觀點。我們的實驗參與者(在斯坦福監獄實驗中被稱為“實驗對象”)付出的代價的確是真實、立即而且明確的。不過相對地，無論預期的收獲會是什么，在研究者進行研究設計或獲得實驗許可的階段，那些收獲都只是遙遠的可能性，也許不會有實現的一天。而一個極有希望得到預期成果的研究卻往往沒什么意義，甚或因此不能發表，也無法在科學界討論。就算是得到有意義的發現并獲得公開發表，也可能無法轉為實務用途，或者若要達到有利社會的目的使得規模必須放大，因此未必實用和可行。另一方面，有些研究或許一開始未必有明顯用途，最后卻有重要用途產生。例如調節自律神經系統的基礎研究，就對以生物回饋方式輔助治療的保健應用有直接貢獻。此外，大多數研究者對“社會工程”中可運用于解決個人及社會問題的方法多半缺乏興趣，也沒有特殊才能。

 

綜上所述，這些評論說明了無論從原則上或實踐上思考，研究倫理等式中關于獲益的崇高理想都有落空的可能，然而就實驗參與者及社會而言，他們仍然得分別付出損失的代價，就個人而言是凈損，對社會而言則是毛利損失。

 

相對倫理等式中還有項被單獨忽略的因素是實驗參與者的凈收益。他們是否也能從參加研究計劃的經驗中得到某些好處呢？舉例而言，他們在金錢報酬方面是否能抵償參加醫學研究時經驗到的痛苦呢？若要實現人體受試者研究的次要目標，適當且操作細膩的減壓解說會不可或缺。我在誘發性精神病理學(induced psychopathology)研究中的經驗可作為范例參考。然而這類收獲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從經驗上來說，我們必須把這樣的收獲當作是結果測量，是當研究者事先抱持對其“倫理可疑性”的敏感度而做研究時，得到的一種檢驗。考慮到研究倫理時，還有一個大多數時候都被忽略的因素，就是研究者負有社會行動的義務，為了讓他的研究能用于他的知識領域及社會改革，研究者必須有所作為。

 

 

 

 

 

斯坦福監獄實驗參與者及工作人員的意外收獲

 

 

斯坦福監獄實驗對于某些參與者及工作人員產生了持久的影響，許多不在預期中的正面效應也因此漸漸浮現。總體來說，在最后一次追蹤評估中(研究結束后的不同時間里，由參與者在家中完成并寄出)，大多數參與者都表示對個人而言，這是一次價值非凡的學習經驗。這些正面感受多少可以平衡負面的監獄經驗，雖然只到某種程度而已：正如我們注意到的，沒有任何參與者愿意再次自愿參加類似的研究。以下讓我們從參與者的評估中檢視斯坦福監獄實驗留下的正面效應。

 

先說說道格8612這位囚犯造反事件中的領袖，他也是第一位出現極端情緒性壓力反應的囚犯。他的反應迫使我們必須提前釋放他，而當時他進入實驗的時間不過才36小時。在我們的紀錄片《寂靜的憤怒：斯坦福監獄實驗》拍攝過程中，道格曾在一段訪談里承認這段經驗十分令他困擾，他是這樣說的：“這是個無與倫比的經驗，我這輩子從來沒叫得這么大聲過，也從來沒有這么不舒服過。這是個失控的經驗，不管是對那個情境還是我個人都一樣。或許我一直以來都有不容易失控的問題吧。為了了解自己，(在斯坦福監獄實驗結束后)我開始走人心理學領域，我會繼續研究心理學，去了解是什么事物會讓一個人理智短路，這樣我就不會這么恐懼未知了。”

 

在研究結束五年后的一份追蹤評估中，道格透露他開始會為了得到釋放而讓自己陷入極端痛苦，接著8612這個角色又會纏上他。“我以為擺脫這個實驗的方法就是裝病，一開始只是假裝身體有病痛，當那方法不管用時就裝出精神疲勞的模樣。但花在裝病上的精力讓我痛苦，而這樣發生在我身上的事實，也真的讓我覺得很不舒服。”到底有多痛苦？他在報告中說到，他女友告訴他，他緊張不舒服到實驗結束兩個月后還老是在談那件事。

 

道格繼續學習心理學，最后拿到了臨床心理學博士學位，部分原因就是希望更能控制自己的情緒和行為。他的博士論文是研究(對囚犯地位的)羞恥感及(對獄卒地位的)罪惡感，他在圣昆廷監獄而不是一般的醫療／臨床院完成實習學分，之后超過20年的時間在舊金山和加州的矯正體制中擔任法庭心理學家(forensic psychologist)。由于他動容的見證，讓我們為實驗的紀錄片取名為《寂靜的憤怒》，他談到我們必須防范的是囚犯身上出現的嗜虐沖動，這種沖動總是存在權力差異的情境中--就像一股寂靜的憤怒，隨時伺機突圍、爆發。道格的工作一部分是協助囚犯無論身處何種環境都仍能保持尊嚴，以及促使獄卒和囚犯和平共存。他的例子說明，盡管斯坦福監獄實驗一開始造成了強烈的負面效應，最后仍能轉化為智慧與洞見，持續對個人與社會產生貢獻。身為受試者的收獲與承受的痛苦是成正比的。

 

在所有電視節目對斯坦福監獄實驗的報道中，都會特別介紹被昵稱為“約翰·韋恩”的酷吏赫爾曼，他由于身為支配性角色，并且為虐待囚犯發明了各種“有創意的邪惡”任務和游戲而聞名。我們在我最近的一場演講中碰面時，他向我吐露心聲，他說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說過，每個人一輩子中都會有一次機會享有短暫的美名，不過斯坦福監獄實驗帶給他的卻是“一時的丑聞、一輩子的臭名”。我曾經要求他想想這次參與是否曾在他的人生中留下任何正面影響，他寄給我一張短箋作為回答：

 

數十年來，我背負的生命重擔已經軟化了當年那個傲慢而不經世事的年輕人。如果當時有人跟我說我的行為傷害了某位囚犯，我可能會回答他：“那些人全是懦夫跟娘娘腔。”不過今天，我回憶當時是如何走火入魔以致傷害他人而完全不自知時，這些經驗已變成一則警世傳奇，提醒現在的我必須注意對待他人的態度。事實上，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我對自己身為公司老板的身份太過小心翼翼了，像是有時候我會對開除表現不佳員工這類決定有所猶豫，因為我擔憂這對他們來說太過殘酷。

 

克雷格繼續就讀斯坦福法學院，他后來以法學博土身份畢業，同時也拿到我們心理系的博士學位。他在加州大學圣塔克魯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Cruz)任教，教授頗受歡迎的心理學及法學課程。克雷格后來成為美國的獄政首席顧問，也是少數與囚犯集體訴訟案件的律師代表合作的心理學專業工作者。他曾針對犯罪，刑罰、死刑等許多不同面向廣泛撰寫文章，提出出色的見解。我們曾在許多專業的期刊論文、書籍以及貿易雜志上合作發表文章。從他對斯坦福監獄實驗對他造成的影響所做的聲明中，可以清楚看出這個實驗的價值：

 

對我而言，斯坦福監獄實驗是改變我職業生涯的再造經驗。當津巴多教授、科特和我開始規劃這個研究時，我只是個剛讀完二年級的心理學碩士生，那時在津巴多教授的鼓勵和支持下，我對運用社會心理學解決犯罪及刑罰問題的興趣才剛要開始成形……當我完成斯坦福監獄實驗的工作后不久，我開始研究真正的監獄，而最后我將焦點轉向社會史，因為社會史協助塑造了人們的生活以及他們的內在局限。但我從未忘記在那短暫的六天中，我在模擬監獄里所觀察及體悟到的教訓，以及因此而對制度產生的洞察。

 

克里斯蒂娜·馬斯拉什這位斯坦福監獄實驗里面的女英雄，現在是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心理學教授、大學教務長、人文暨科學院院長，也是卡耐基基金會的年度杰出教授。她在斯坦福監獄實驗中短暫但強烈的經驗，也對她的職業生涯抉擇有了正面影響，在一篇回顧性的文章中她這么說道：

 

對我而言，這個監獄經驗遺留下的最重要影響，是我從個人經驗中所學到的教訓，而這樣的學習又塑造了我接下來對心理學的專業貢獻。我最直接體會到的是心理學的去人性化--如何能讓一個堪稱善良的人用如此惡劣的方式來認知和對待其他人；對于仰賴他們伸出援手和善意的他者，人們多容易就可以不把他們當人，而且當成不值得他們尊敬和平等對待的畜牲、下等人。斯坦福監獄實驗里面的經驗啟發我進行關于精疲力竭感(burnout)的前瞻性研究，即探討對情感過度苛求的人類服務工作可能產生的心理危機，也就是導致起初仁慈、奉獻的人去人性化，甚至虐待他們原本應該服務的對象。我的研究嘗試說明在各種職業環境中出現精疲力竭感的原因和結果，并試著將研究發現應用于實務。我鼓勵分析和改變造成精疲力竭的情境決定因子，而不是把焦點放在照顧者的個性上。因此我的斯坦福監獄故事不只是扮演提前結束實驗的角色，我也扮演了開始一項新研究計劃的角色，而這都是來自于我在那獨一無二實驗中得到的啟發。

 

然后就是我了，菲利普·津巴多(關于科特及賈菲在實驗中的角色請參見注釋17)。斯坦福監獄實驗的一周體驗在許多方面改變了我的女生，從個人面及專業面都可說是如此。要追溯起這個經驗為我帶來的意外正面影響，那可是非常浩大的工程。我的研究、教學和個人生活都逃不出它的影響，而我也因此成為一名社會改造分子，為改善監獄境況，并為喚醒人們關注其他形式的制度性權力濫用而積極奔走。

 

實驗結束后的三十年來，我的研究焦點可說是由模擬監獄的許許多多觀點刺激而成。它們帶領我走進“羞怯”、“時間洞察力”和“瘋狂”的研究世界。在簡述過監獄實驗對羞怯研究與治療嚴重羞怯者的關聯之后，我接著會詳述這經驗對于我個人生活的改變。

 

 

 

 

 

羞怯：自我加諸的監牢

 

 

什么樣的地牢比諸心事幽暗？什么樣的獄吏較諸自我無情？

 

--納撒尼爾·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在我們的地牢中，囚犯回應獄卒們強制掌控的方式是交出自己的基本自由。然而在實驗室外的真實生活中，許多人卻在沒有外在獄卒逼迫下自愿放棄他們的談話、行動和結社自由。他們在內心的自我形象中內化了一位苛刻的獄卒，限制他們自發地表達自己、限制他們享受自由以及生命中的歡愉。矛盾的是，這些人也同時在自我形象中內化了一位消極被動的囚犯，心不甘情不愿地默許他們自我強加在行動中的限制。任何行動只要威脅到內在自我，可能造成羞辱、羞恥，以及社會否定，就必須予以回避。為了回應內在的獄卒，內在囚犯的自我于是從生命中退縮了，縮回到一個保護殼里，選擇躲在羞怯筑成的寂靜監牢中享受安全感。

 

在仔細說明來自斯坦福監獄實驗的隱喻后，我進一步去思考羞怯為一種社會恐懼癥的病理學，它讓我們看待他者為有惡意的人而不是善類，并且因而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聯結與關系。在我們的研究結束后那年，我開始進行一項重要的創新研究“斯坦福羞怯研究計劃”(Stanford Shyness Project)，以成年和青少年為對象，目的是調查羞怯性格的原因、結果和相關因素。這是首次針對成年人的羞怯進行的系統性研究，大家已知之甚詳的是后來我們又繼續發展了一個計劃，也就是成立了獨一無二的“羞怯性格門診”(Shyness Clinic，成立于1977年)從事治療。這些年來，位于帕洛阿爾托市的診所一直在林恩·亨德森(Lynne Henderson)醫師的主持下繼續相關的治療工作，目前則隸屬于太平洋心理學院(Pacific Graduate School of Psychology)。

 

我做這個治療計劃以及對羞怯性格的預防工作，主要目標是希望發展出一些工具和方法協助羞怯性格的人們，讓他們從自我囚禁的寂靜監牢中解放出來。為了這個目標，我寫了不少大眾書籍，教導他們如何面對和處理成人及孩童的羞怯心理。

 

 

 

 

 

正常人的瘋狂

 

 

你明白自己做了什么嗎？(福爾摩斯問弗洛伊德)你剛成功地學走了我的招數--觀察和推理，然后把它們拿來對付病人腦袋瓜里的東西。

 

--尼古拉斯·邁耶，《雙雄斗智》

 

(Nicolas Meyer, The Seven Percent Solution)

 

斯坦福監獄實驗中最戲劇性結果，是一群健康、正常的年輕人如何在短時間內做出病態的行為。因為在事前篩選程序中已經排除了事先存在的，也就是所謂病發于前的可能，所以我希望了解這些心理病理性癥狀在一般人身上的最初發展歷程。因此，斯坦福監獄實驗的經驗除了刺激我開始研究羞怯性格及時間洞察力之外，也引導我開發出一條理論性及實驗性研究的新路線：研究正常人第一次是怎樣開始“發瘋”的。

 

大部分已知的心理功能異常都是來自回溯性的分析，在這些分析中，研究者試圖找出是什么因素造成人目前的心智失常，過程非常類似福爾摩斯的推理策略，也就是從結果推回原因。而我則是試著發展一個模式，將焦點集中在恐懼癥和妄想癥這類心理疾患的癥狀發展過程。大部分人在意識到人們對他們正常功能的某些期待被破壞之后，都有想說明的動機。當他們在學業、社交、商場、運動場或性行為的場域中表現差勁時，會試著了解問題到底出在哪里，當然，尋找解釋的動機強度需視表現差距對他們自我完整性的影響而定。然而當人們有認知偏見時，常常會特別偏重尋找并不適用分析目前情況的解釋，因此扭曲了對意義的理性搜尋過程。當我們過度重用“人”來說明個人反應的分析方式時，尋找意義的方向就會出現誤差，并逐漸發展出典型的偏執思維。

 

這個新模式可用來說明正常，健康的人出現瘋狂行為時的認知，社會基礎，我們已經在條件控制配合的實驗室實驗中得到驗證。我們已經發現，在試圖說明無法解釋的情緒激動原因時，有三分之一的正常實驗參與者會出現病理癥狀。我們也證明出，在給予會造成局部暫時性聽力失常的安眠藥處方時，聽力正常的大學生很快會出現妄想偏執的思考和行為，并相信其他人對他們有敵意。也因此，高齡人士身上未偵測出的聽力缺損，可能造成他們出現妄想性障礙，這些疾病可以通過聽力輔助加以預防或治療，而不應該通過心理治療或收容住院。

 

因此我主張瘋狂的種子可能在任何人的院子里萌芽，而且可能在看似尋常的生命軌道中因為一些短暫的心理紛擾而成長茁壯。當我們從自我設限的醫療模式轉向公共衛生模式來處理心智失常疾病時，就會去探尋造成個體性和社會性困擾的情境媒介，而不是困在痛苦病人腦袋的秘密之中。當我們把認知、社會和文化過程的基本知識帶進思考中，因此能更完整地評估正常人出現功能失常行為的機制時，我們就更有能力預防和治療瘋狂及其他心理病理疾病。

 

 

 

 

 

權力下放式教學

 

 

當我意識到我在斯坦福監獄實驗是如何毫不費力變成支配性的權威人物后，我逐漸改變我的教學方式，賦予學生更多權利，并且節制教師的角色，將教師的權威限制在對專業領域知識與技能的掌握，而非社會控制。一門課開始時，我會設定一段“有話大聲說”時間，讓大型演講課的學生們可以對這門課暢所欲言。這個設計后來漸漸演變成網絡電子布告欄，我鼓勵學生每天在這里公開發表他們對這門課的正反意見，直到學期結束為止。我也盡量降低高年級學生間的競爭，我不用曲線式的給分方式，不從每個學生們對教材的掌握建立絕對評分標準，而改讓學生與學習伙伴共同應試，在某些課程中，我甚至完全排除評分機制。

 

 

 

 

 

斯坦福監獄實驗的個人影響

 

 

斯坦福監獄實驗結束(1972年8月10日)后第二年，我和克里期·蒂娜在斯坦福紀念教堂結婚了，婚后的第二十五周年，我們又回到那個地方，在孩子們的見證下重溫了我們的結婚誓言。這位了不起的女士深深影響我生命中的一切作為，我再也想不到有比她更好的人了。通過這段親密關系，我才能從監獄經驗的地獄中搶救出更多屬于天堂的美好。

 

在這小小為期一周的研究中，另一個對我個人的影響則是：它讓我成為社會改革的倡導者，我提倡以研究中得到的證據為基礎推動監獄改革，也致力于將斯坦福監獄實驗中得到的重要訊息向外推廣、擴展。接下來讓我稍加詳細回顧。

 

 

 

 

 

將收獲極大化：傳播社會福音

 

 

斯坦福監獄實驗從各方面改變了我的生活，但其中最意外的改變就是我受邀出席美國眾議院的小組委員會，突然間，我從學院研究者變成了社會改革的倡議者。在1971年10月該小組委員會舉行的一連串監獄改革聽證會里，委員們想聽的不只是分析，還希望得到改革面的建議。在國會記錄中，我明白主張國會介入監獄體系，以改善囚犯甚至懲教人員的狀況。

 

我大力提倡喚醒社會意識，讓大眾了解我們有必要中止獄中的“社會實驗”，因為從居高不下的再犯罪率可看出該項“實驗”完全失敗。通過更完整的系統分析，我們可以找到有力的理由證明以上看法，并提出監禁的替代方案。我們也必須打破抗拒的心理，支持有意義的監獄改革。我的第二次國會小組委員會聽證關注的是青少年拘留問題(1973年7月)，這次的國會聽證使我更進一步邁向成為社會倡議者之路。針對改善青少年拘留待遇，我提出一份包含十九項個別建議的綱要。我很高興得知部分由于我的證言，促使國會通過關于此議題的一項新聯邦法律。主導這次調查計劃的參議員柏奇·貝赫(Birch Bayh)協助了整個立法過程，此法律規定不應將受審前拘留的青少年與成年人共同安置在聯邦監獄，以保護青少年免于受虐。而我們的斯坦福監獄實驗已經說明了審前拘留期間青少年的受虐現象。(不過假釋聽證會的舉行確實使得結果混淆，因為在現實中，只有被判有罪并且服刑后才有機會獲得假釋聽

 

1973年我參與一場聯邦法庭審判，斯坦福監獄實驗在立法方面的其中一個有力影響即來自于此--斯佩恩(Spain)等人對柏丘尼爾(Procunier)等人的訟案。當時在圣昆廷監獄喋血事件中被稱為“圣昆廷六嫌”的囚犯們已被隔離拘禁超過三年，他們被控在1971年8月21日的喬治·杰克遜逃獄行動中參與了獄卒及告密囚犯的謀殺事件。身為專家證人，我巡回參觀了圣昆廷監獄，并對參與事件的六人個別做了多次訪談。最后我在為期兩天的作證過程及預先準備的聲明稿中提出一個結論，我的看法是，這些犯人在去人性化環境底下受到非自愿、冗長且無

 

限期的拘禁，而這樣的監獄環境本身就已經構成“殘酷而非比尋常的懲罰”，因此有必要改變。法庭后來也做出相似的結論。此外，我在整個審判期間一直擔任原告律師群的心理咨詢專家。

 

我對斯坦福監獄實驗結束后參與的上述及其他活動都負有倫理使命感。為了平衡相對倫理的等式，我覺得自己有必要將我從這個研究中所得到的收獲極大化，直到能使科學與社會受益為止，好補償斯坦福監獄實驗參與者所經歷的痛苦。我在1983年出版的《從實驗室到社會改革的提倡》(Transforming Experimental Research into Advocacy for Social Change)書中，有一章摘要整理了早期的努力成果。

 

 

 

 

 

媒體及影像的力量

 

 

由于斯坦福監獄實驗的視覺體驗極為撼動人心，因此我們也運用這些影像來散播關于情境力量的訊息。首先是1972年，我在格雷戈里·懷特(Gregory White)的協助下制作了一組由八十張照片組成的幻燈片秀，并同時搭配我的錄音帶口述。這份資料主要是提供給學院里的教師們作為授課的補充教材。錄像帶的問世使得我們能轉錄這些影像，并且同時呈現來自研究的檔案影像記錄以及新的錄像、訪談和我的錄音帶口述。這項計劃是由一群斯坦福大學的學生發展，帶領者是紀錄片《寂靜的憤怒：斯坦福監獄實驗》(1985年發行)的導演肯·穆森(Ken Musen)。最近這部片子在斯科特·普魯斯(Scott Plous)的協助下升格，于2004年發行了DVD。我們一直確保這部影像維持在最佳品質，并且在世界各地容易獲取。

 

 

 

 

 

實驗復制與延伸研究

 

 

本章將斯坦福監獄實驗當作社會現象來檢視，而在即將告一段落前，我將簡短回顧研究的復制情形，以及它們在不同領域中的延伸研究。斯坦福監獄實驗的影響力遠遠超出社會科學的用途而進入到其他領域，包括電視節目、商業電影甚至是藝術作品的公開場域。人們從斯坦福監獄實驗的教訓中了解到，當情境力量不受節制時，要把好人變成邪惡的加害者是多么容易，也因此發展出一些社會和軍事應用方法來避免此結果發生。

 

對我們而言，重要的是繼續思考大范圍的心理學研究對斯坦福監獄實驗研究結論的驗證與擴充，因此在這里只簡單概述這些復制和延伸研究。

 

 

 

 

 

其他文化的有力證明

 

 

在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有個研究團隊做了一個斯坦福監獄實驗的延伸研究，他們保留了與我們相似的環境，但調整了幾個其他實驗變項，目的是探討社會組織如何影響囚犯和獄卒之間的關系。他們采取的“標準羈留”制度以澳大利亞的中度設防監獄為模型，但在程序上非常接近斯坦福監獄實驗。在嚴格的實驗章程備注中，研究者提出一個核心的結論：“我們的實驗結果支持了津巴多等人的主要結論，也就是我們認為監獄體制的本質才是造成監獄內對抗關系的主因，囚犯和獄卒的個人特質并未扮演特殊的角色。”(第283頁)在這個研究設計下得出的結論，也有助于抵消對于模擬實驗的有效性質疑，因為該實驗根據對真實監獄結構性特質的客觀定義而提供了評估行為改變的底限。

 

 

 

 

 

精神病房模擬實驗

 

 

這是在美國伊利諾伊州的埃爾金州立醫院(Elgin State Hospital)進行的一項實驗。有二十九位該院的工作成員被監禁在一間精神病房中長達三天，他們在病房中必須飾演“病患”。而二十二名固定工作人員則如常扮演原本角色，另外還有受過訓練的觀察者以及錄像機等設備記錄整個過程。“發生在這里的事情真是太不可思議了。”該研究主持人諾爾瑪·瓊·奧蘭朵(Norma Jean Orlando)這么說。不過是短短一段時間，這些模擬病人的行為表現竟然已經和真正的病人毫無區別：有六人試圖逃跑，兩人退縮到自己的世界中，兩人不斷啜泣完全失去控制，還有一個已經接近精神崩潰的邊緣。大多數的人都出現壓力、焦慮、挫折感和絕望反應。大多數人(75％)都表示他們受到拘禁、失去身份認同，認為自己的感覺一點都不重要也沒有人愿意傾聽，不被當人對待也沒人關心，忘記這只是一場實驗，并且開始覺得自己真的是病人。其中一位由工作人員假扮的病人在經歷一個周末的痛苦折磨后發表了以下洞見：“我以前對待這些病人，就如同他們是一群動物，從來不了解他們到底是過著多么痛苦的生活。”

 

這項研究被認為是斯坦福監獄實驗的續篇，所產生的正面影響是工作人員組形成一個組織，與從前和現在的病患協力合作。他們致力于喚起醫院人員注意到病人受到的錯誤對待，也從個人做起，努力改善自身與患者間以及患者與工作人員間的關系。他們開始了解到自己身處的“總體情境”力量會改變患者與工作人員，情境的力量可能讓人行善，也可能使人為惡。

 

 

 

 

 

英國電視秀：失敗的偽實驗

 

 

英國廣播公司(BBC)曾經以斯坦福監獄實驗模式為基礎進行了一場電視秀實驗。但因為實驗中獄卒并未出現過分暴力或殘酷的表現，因此被認為挑戰了斯坦福監獄實驗的實驗結果。讓我們快速跳到這項研究的尾聲，并且看看那引人注目的結論：那些囚犯支配了獄卒！獄卒“逐漸變得思想偏執、沮喪，而且感到莫大壓力，他們最常抱怨的就是自己被欺負。”我再重復一次，在這場真人實境的電視秀里，覺得自己受痛苦的人是獄卒而不是囚犯！有幾個獄卒因為再也忍受不下去而離開實驗，卻沒有任何犯人這么做。這些囚犯很快就占了上風，他們以團隊工作的方式削弱獄卒的權力，然后將每個人納進圈子里，最后他們決定組成一個和平“同盟”，協助者正是一位工會組織者！關于這個偽實驗的關鍵分析請參見我們的網站。

 

 

 

 

 

斯坦福監獄實驗是對權力濫用的警告

 

 

我們的研究后來產生了兩個始料未及的用途，一個是用于婦女庇護所，另一個則是用于美國海軍的“生存、躲避、抵抗、逃脫實戰計劃”(Survival，Evasion，Resistance，and Escape，簡稱SERE)。許多受虐婦女庇護所的主持人都告訴我，他們用《寂靜的憤怒》這部片子來說明陽剛性力量很容易被濫用并開始造成破壞。他們讓受虐婦女觀看影片并且討論影片的意涵，這可以幫助她們不會把受虐的責任歸咎在自己身上，并且更了解是什么樣的情境因素讓她們曾經深愛的伴侶成了施暴的罪犯。某些從權力觀點來理解性別關系的女性主義理論，也逐漸吸收了這個實驗的意涵。

 

美國軍隊的所有軍種中都有各自版本的SERE實戰計劃。這是在朝鮮戰爭后所發展出的實戰訓練，目的是要教導受到敵軍俘虜的士兵如何抵御各種極端的嚴刑拷打。這項訓練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讓接受身心嚴酷考驗的受訓者在模擬的戰俘營中待上幾天，并通過極度殘酷的模擬訓練讓軍人有充分的準備，萬一不幸被俘并且遭受刑求時，可以更妥善地應付恐怖行動。

 

我從幾個海軍方面的消息來源得知，他們運用我們的影片和網站，向受訓學員說明我們從斯坦福監獄實驗中得到的教訓，即指揮權是如何容易變得失控而極端化。這可以警告接受SERE戰俘訓練的學員們謹慎應付行為過當的沖動，以免演變成虐待“俘虜”。

 

但另一方面，正如許多評論家指出，陸軍在加州北方布拉格堡(Fort Bragg)操演的SERE實戰計劃顯示該計劃已經被五角大樓錯誤運用。他們認為軍方高層已悄悄地轉移關注焦點，從過去重視提升受俘美軍的抵抗能力，變成發展效果不斷強化的訊問技術，目標是對付被俘虜的“敵肯戰十”和其他美國的假想敵。根據報道，來自軍隊中SERE實戰計劃師兼生物倫理學研究員喬納森·H．馬克斯(Jonathan H.Marks)曾公開譴責運用這類詰問技術，這些技術某種程度上是由行為科學家和心理學家協助開發的。他們認為“將SERE實戰策略和關塔那摩模式帶到戰場上所造成的影響是，美國五角大樓將打開潛在虐待事件的潘多拉盒子……五角大樓的文人領導階層對SERE模式的熱烈歡迎進一步證實等同于酷刑的虐待與傷害乃是國家政策的一環，而非偶然的暴行。”一名調查記者瓊·邁耶(Jean Mayer)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一篇標題為《這場實驗》(“The Experiment”)的文章，文中也表示了同樣的關切。我將在第十五章中探討五角大樓如何錯誤運用斯坦福監獄實驗的議題。

 

SERE實戰計劃所開發的各種策略乃是防衛訓練協定的一部分，目的是當軍方人員受到敵軍俘虜時能派上用場，然而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事件過后，這些策略經過翻新已被歸入攻擊性戰略的彈藥庫中，用來對付疑為敵人的軍人及一般平民，從他們口中套取情報。這些策略的目的是要讓被訊問者感覺難以招架、愿意服從，因而愿意透露軍方想要的情報。他們的技術乃是由行為科學家顧問們協助發展，并通過SERE操演中的野外訓練反復試驗而獲得修正和改善，操演的基地包括位于布拉格堡、北卡羅萊納州及其他地區的軍事訓練基地。總體來說，這些策略盡量減少運用嚴刑拷打，代之以心理上的所謂“軟性折磨”(soft torture)。在SERE實戰計劃中有五種主要策略可瓦解被拘留者或其他受訊問對象的心理防線，使他們愿意乖乖吐露情報和自白：

 

(1)性方面的羞辱糟蹋

 

(2)對宗教及文化習俗的羞辱

 

(3)剝奪睡眠

 

(4)感覺剝奪(sensory deprivafion)或感覺超載(sensory over-load)

 

(5)使恐懼及焦慮主導心理的身體折詹，如水刑或低體溫刑(hypothermia，即讓人暴露在酷寒的低溫下)

 

在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Rumsfeld)對關塔那摩監獄以及桑切斯將軍對阿布格萊布監獄的備忘錄中，都可看見這些策略被特別建議使用，并用于管理這些監獄及其他地方。還有一些記錄證據也顯示，有一群訊問員及來自關塔那摩的軍方人員曾在2002年造訪位于布拉格堡的SERE實戰訓練基地。當然了，由于情報的機密性質，這些陳述只能當成是基于各種消息來源的報告得出的合理推論。

 

五角大樓有無可能已經吸收斯坦福監獄實驗對于情境力量的主要認識，并運用于折磨訓練計劃中呢？我不愿意這么相信，然而最近一項評論卻有力地支持了這一推論。

 

“似乎是這實驗啟發了伊拉克的酷刑折磨……他們創造出一個情境，然后讓它變得更壞--里面的人手不足、充滿危險，而且沒有外在的獨立控制機制，于是只需要一丁點鼓勵(無須特殊指令)，獄卒就會開始折磨人犯。現在美國在伊拉克的監獄已經到處可指認出這樣的情境和酷刑……在斯坦福監獄實驗的‘隋境’里，美國政府占了一個便宜，他們盡可以否認一切說：沒有人下令用刑。不過這情境會造成的下場早就可以預料得到。”

 

撰文者更繼續指出他的主張并非空穴來風，因為在調查阿布格萊布虐囚事件的《施萊辛格小組審查報告》(Schlesinger Committtee Report)中就特別點名了斯坦福監獄實驗。他們主張“在一份官方文件中發表關于這項實驗的訊息，并將其與美國軍方監獄中的虐囚情況聯結，更進一步揭發了決策責任的連串歸屬。”《施萊辛格小組審查報告》指出事件與斯坦福監獄實驗的相互關聯，在于它突顯了我們實驗監獄中創造出的病態情境力量。

 

“我們所觀察到的負面、反社會行為并非來自一個聚集大堆人格偏差者所創造出的環境，而是一個本質上即病態情境下的產物，這樣的情境改變了原本正常的人，使他們出現扭曲的行為。異常的是情境的心理本質，而不是經歷這情境的人。”

 

 

 

 

 

跨界進入通俗文化

 

 

有三個例子可以說明我們的實驗跨越了學院象牙塔的藩籬，進入了音樂、戲劇和藝術領域，它們分別來自一個搖滾團體、一部德國電影，以及一位波蘭藝術家的藝術(他的“藝術形式”于2005年，在世界上最悠久的當代藝術慶典“威尼斯雙年展”中獲得展出)。“斯坦福監獄實驗”(去掉定冠詞)是一個洛杉磯搖滾團體的團名，根據團長說法，他是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當學生的時候認識了斯坦福監獄實驗，這個實驗正好符合了他們強烈的音樂風格--“朋克與噪音的融合”。根據斯坦福監獄實驗改編的德國電影《實驗監獄》(Das Experiment)已經在世界各地上映了。來自斯坦福監獄實驗的啟發，讓這部可謂“幻想之作”顯得極合理與真實。這部電影為了嘩眾取寵而蓄意誤導觀眾，混淆觀眾對研究中發生事情的認知。而電影的結局展現出性別主義的偏見，充斥著毫無理由的性與暴力，卻彰顯不出任何價值。

 

盡管有些觀眾覺得這部電影十分刺激好看，電影卻遭受影評的猛烈攻擊，正如兩位知名的英國影評家的評論；英國《觀察家周報》(The Observer’s)的評論家做出這樣的結論：“《實驗監獄》是部完全缺乏原創性的失敗驚悚片，這讓它描繪的全國性(或者全世界性)的獨裁法西斯主義傾向成為無稽之談。”英國《衛報》(The Guardian)的評論家哈什(Harsher)則是這么說：“任何關于‘老大哥’(Big Brother，一種電視真人秀節目，不斷投票淘汰選手，堅持到最后者有大獎)的劇情作品都可以比這部愚蠢又無意義的爛片提出更多高見。“美國影評羅杰，埃伯特(Roger Ebert)從這部電影中得到一個頗具價值的教訓，這教訓也適用于斯坦福監獄實驗：“也許是制服讓我們變成盲目跟從領隊犬的一群獵狗。能離群走出自己的路的實在不多。”

 

波蘭藝術家阿瑟·奇米喬斯基(Artur Zmijewski)制作了一部長46分鐘的影片《重復》(Repetition)，內容著重呈現自愿者在模擬監獄中度過的七天。在2005年6月的“威尼斯雙年展”中，波蘭展館里每整點播映一次這部影片。另外也在華沙和舊金山的藝術展場中放映。

 

根據一位評論家的說法，這部電影“指出這個兼具洞察力與嚴格科字方法的實驗也有可作為藝術作品的豐富素材……然而在那間模擬監獄里頭，藝術老早被拋到一邊去了。‘游戲’本身開始有了自己的動力，。它讓玩家完全沉浸在游戲的動態里，乃至于最后開始觸碰到他們的人性核心。于是獄卒們變得更殘暴、更有控制欲。他們把不服從的人隔離監禁起來，所有人一律理平頭。這時候有少數犯人決定不再把忍受這場鬧劇，不再把它當成是必須付出的代價(每天40美元酬勞)，他們認為這根本是個貨真價實的邪惡情境，于是永遠離開了這場‘實驗’。”

 

 

 

 

 

斯坦福監獄實驗網站的網絡力量

 

 

在www.prisonexp.org網站上，我們運用存檔影像以及42張幻燈片，向大眾說明那決定命運的六天實驗里發生的故事。資料包括背景資料文件、討論議題、文章、訪談，我們也為老師、學生，或對這實驗及懲治制度有興趣進一步了解的人提供了許多素材；網站共提供五種語言版本。這個網站在1999年開通，并獲得了普魯斯以及邁克·萊斯提克(Mike Lestik)兩位專家的協助。

 

如果上Google網站搜尋關鍵詞“experiment”，你可能會發現在2006年8月Google上出現的2．9億條查詢結果中，斯坦福監獄實驗是排在最前面一區的網站。如果你也在2006年的8月在Google上搜尋關鍵詞“prison”，在1.92億條查詢結果中，斯坦福監獄實驗網站的排名僅次于美國聯邦監獄局。

 

根據統計，每天WWW.pfisonexp.org的網頁瀏覽次數超過2．5萬次，網站開通以來的瀏覽次數則超過3800萬次。而在2004年5月和6月阿布格萊布監獄事件的媒體報道高峰期，聯結到斯坦福監獄實驗網站(目前網址為WWW.socialpsychology.org)的流量，每天有超過25萬次的網頁點擊數。這么高的流量不只代表社會大眾對于心理學研究感興趣，更證實了許多人覺得有需要了解監禁的議題，或者從更普遍的角度而言即權力及壓迫議題。這個資料也反映了這個實驗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已經成了當代傳奇。

 

對我而言，我從下面這封十九歲心理學學生的來信中看見，造訪斯坦福監獄實驗網站可能對個人造成的重要影響，這位學生在信里描述這個網站對他個人產生的價值，因為這讓他更加理解他在新兵訓練營里的可怕遭遇：

 

才剛開始(觀看斯坦福監獄實驗)不久，我幾乎要落淚了。2001年11月，我為了一圓兒時夢而加入美國海軍陸戰隊，簡單地說，我在那里反復受到各種不合法的身心虐待。我曾經受過四十次無緣無故的毆打，一直到最后，為了應付這一切的傷害，我開始有自殺傾向，直到從海軍陸戰隊的新兵訓練營中退役為止。我在那個基地才待了差不多三個月而已。

 

我想說的重點是，我覺得那些獄卒執行任務的方法以及軍事訓練教官的做事方式實在完全無法讓人接受。我很驚訝我不斷想到兩者之間的相似性。因為我遭受到很類似的待遇，某些情況下甚至更糟。

 

其中有一個特別事件是我被指控破壞整排的團結。那時我被迫坐在我的隊頭(營房)里對著其他新兵大喊：“如果你們動作快一點，就不會害我們苦好幾個小時。”這樣喊是因為我讓其他每個新兵都被罰把沉重床腳柜高舉過頭。我覺得這跟在實驗里跟囚犯說：“819號是壞榜樣。”那件事很類似。雖然事情結束后，我也安全回到家，但好幾個月過去，我滿腦子只想回去那地方，證明訓練教官說的話是錯的，我不是壞榜樣。(跟我們的斯圖爾特819想的一樣。)我還想到其他一些行為如罰做俯臥撐、被理光頭，彼此以“那個新兵”呼來喚去，完全失去個人身份，這些都和你們的研究很類似。

 

雖然你們在三十一年前就進行了這個實驗，但這些資料還是幫助我了解了在這之前我即使接受治療和咨詢仍然覺得迷惑的事；你們的資料和經驗讓我走出我花了將近一年還走不出來的疑惑。雖然這些事不能作為他們行為的借口，但對于訓練教官做出的種種殘酷、權力饑渴的行為，現在的我已經能夠了解其背后的原因了。

 

我只想說，津巴多博士，謝謝您！

 

針對海軍陸戰隊員的訓練，威廉·馬雷斯(William Mares)在《海陸戰隊機器》一文中有完整生動的描述。

 

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合理的結論：不只對社會科學界而言，這個小小的實驗具有持久的價值，尤其對一般大眾來說更是如此。而我現在相信這個特殊價值就在于我們對人性戲劇化轉變的了解。改變人性的并不是《化身博士》中讓杰基爾博土(Dr．Jekyll)變身成邪惡海德先生(Mr．Hyde)的神秘化學藥劑，而是社會情境以及創造并維持這些情境的系統力量。我的同僚和我感到高興的是，我們能以富有教育性、有趣性和娛樂性的方式“讓心理學走人大眾”，并讓所有人認識對人性中最基本、最令人不安的一面。

 

現在應該要超越這個單一實驗，以便擴大我們的經驗基礎，因此在接下來幾章中，我們將回顧來自不同出發點的各種研究，這些研究將讓我們更完整了解情境影響人性轉變的巨大力量。

 

 

 

 

 

第12章 社會動力學調查工：權威、奉守與順從

 

 

我相信，想打入某個核心的渴望及被排除在圈外的恐懼，會占據所有人一生中的某些時期，甚至許多人從嬰兒時期到垂垂老矣，終其一生都被這些念頭盤據……在所有熱情之中，成為圈內人的熱情最善于讓本質還不壞的人做出罪大惡極的事。

 

--劉易斯，《核心集團》

 

(C．S．Lewis，The lnner Ring，1944)

 

許多平時使我們表現良好的動機與需求，一旦受到情境力量的刺激或被擴大，操縱時，就可能讓我們走上歧路，而我們對情境的強大力量可能絲毫無察．這就是為何邪惡如此猖獗的原因。邪惡就像是誘惑你在日常生活軌道上來個小轉彎，輕微地繞點遠路，或者不過是后照鏡上的一個污點，最后卻帶人走向災難的下場。在前面的幾章中，我們嘗試／解斯坦福監獄中善良年輕人的性格轉變，我大略提到了在造成人們出現思想，感覺，認知和行為反常的過程中，有許多心理歷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想要有歸屬感，與人聯結，以及希望被其他人接受，這些建立社群以及家庭紐帶非常重要的基本需求，在斯坦福監獄實驗中卻被轉化成對不合理規范的服從，因而助長獄卒虐待囚犯的行為。我們更進一步了解到，想要在個人態度和公開行為間維持一致性的動機，最后可能會允許自己在意圖合理化認知不協調的情況中，運用暴力對付自己的同儕。

 

我要主張的是，我們并不是通過奇特的影響方式--例如運用催眠、精神藥物或所謂“洗腦”--來指導行為的改變及進行“心智控制”。最戲劇性的行為改變反而是因為長期處在受到限制的環境中，受到對人性最通俗層面的系統性操縱而造成。

 

在這個意義下，我相信英國劉易斯教授提出的看法--當人處在善惡邊緣時推人一把、改變行為的強大力量，乃來自人們想成為“圈內人”不愿被排除“在圈外”的渴望。劉易斯的“核心團體”指的是被接納進某個特殊群體、享有某些特權關系，就像是進入傳說中的秘密宮殿般，可以立即提高地位和身份。對大多數人而言，這是一股明顯存在的誘惑--誰不想成為“圈內人”呢？誰不希望自己通過考驗，被認為有資格或有優勢進入一個新的領域呢？

 

研究已經確認，來自同儕壓力的社會力會讓人們，尤其是青少年做出奇怪的事(而且無奇不有)，只求被接納。然而是人的內在滋養及孕育這種尋求進入核心團體的力量，任何同儕壓力無不受到自我的推促，而這自我壓力來自于--渴望“他們”也需要“你”。這使得人們愿意忍受兄弟會、宗教教派、社交俱樂部或是軍中痛苦極具羞辱性的進入儀式，也使得許多人一輩子承受痛苦，就是為了在公司內部往上爬。

 

這種由動機誘發的力量，又會受到劉易斯所謂“被排除在圈外的恐懼”影響而產生加倍效果。當一個人渴望被接納時，被拒絕的恐懼會使人失去進取心，并否定個人的自主性。恐懼可能會讓熱愛社交的人變得害羞內向，被排除于“外團體”的想象，其所具有的威脅性可以讓人無所不用其極，只為避免被否決出局。權威者往往并非通過懲罰或酬賞方式來命令他人絕對服從，而是通過兩面刃達到目的--一方面已接納引誘，另一方面以否決威脅。這種人性的動機是如此強烈，以至于當有人承諾與我們分享“只屬于我們兩個人”的秘密時，即便對方只是個陌生人，也會好比握有了不起的權力。

 

最近有一個悲慘例子，一名四十歲的女性和五位高中男孩發生性關系，她每周在家里舉辦性愛派對，提供他們和其他孩子藥物和酒精，情況持續了一整年。這名女性因此事的曝光而認罪。她告訴警方，這么做只因為她希望自己是個“很酷的媽媽”。這位別出心裁的“酷媽”在口供中告訴調查員，她在高中時期不太受到同班同學歡迎，可是借助舉辦宴會，她卻開始“覺得自己好像成了這個團體的一分子”。可惜的是，她走錯圈子了。

 

 

 

 

 

情境力量的真相

 

 

關于社會情境的力量以及真實的社會建構，有許多研究都曾揭露過部分真相，斯坦福監獄實驗不過是其中一小塊拼圖。情境力量以不預期的方式形塑著人類的行為，在我們的研究前后，尚有各式各樣的研究從其他面向來闡明這點。

 

處在群體中時，我們會做出許多自己一個人不會做的事情，但群體的影響常常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建立行為的榜樣，希望我們能夠去模仿和實行。相對地，權威的影響常常是直接而毫不掩飾的指令，像是“照我說的去做”等指令，但也正因為權威的要求如此明目張膽，所以個人可以決定追隨領導或不服從。思考一下這個問題，你就會了解我的意思：如果一個權威角色下令傷害甚至殺害無辜的陌生人，一般善良的人會抗拒還是服從要求？一個針對盲目服從權威的爭議性研究，就把這個十分挑釁的問題放到實驗里測試。這個經典實驗的效果實在太“震撼”了，為了幫助我們了解好人為何會被誘惑為惡，我們會在下文設法厘清這個實驗程序中許多有價值的訊息。我們將在回顧這項經典實驗的復制與延伸研究后，再次提出所有這類實驗必定會問的問題：實驗的外部效度為何？在真實世界中，什么情況可以和實驗室示范的權威力量類比？

 

 

 

 

 

注意：實驗中可能存在自利偏向

 

 

在我們進入這個研究的細節之前，我必須事先警告，每個人都可能帶著偏見，無法從所讀資料中得出正確的結論。大多數人都會建立以自我為中心的自利偏向(self-serving bias)，這可以讓自己覺得與眾不同，處于“一般水平”之上。這樣的認知偏向有助于維持尊嚴和幫助我們抵御生命中的重大打擊。我們運用自利偏向替失敗找借口，將成功歸功于自己，做出錯誤決策時則用來推卸責任，所認知到的主觀世界就像生活在彩虹中一樣美好。我舉個例子，研究顯示有86％的澳大利亞人自我評估工作表現為“水準之上”，而90％的美國企業經理認為自己的工作成果優于某位表現中庸的同儕(我真同情那位可憐的中庸男)。

 

不過這些偏見也可能造成適應不良，讓人看不見自己和其他人的相似性。使人疏遠真相。真相是，在某些惡劣的情境里，人們真的是見不得他人好。這樣的偏見也意味我們會疏于防備自己行為所造成的不利后果，因為我們總覺得這種事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于是我們做許多冒險的事，常常從事危險性行為、冒險開車，賭博，甚至拿自己的健康當賭注。最極致的表現就是，大多數人會相信自己比其他人更不容易受到自利偏誤誤導，即使我們才剛學到這一課也一樣。

 

這也表示，你在讀到斯坦福監獄實驗或許多其他研究后，可能會得出一個結論：你不會像大多數人一樣做出那種事，如果有例外，你當然就是那個例外。而正是因為你高估了自己而低估了對手，所以這個在統計上顯得十分不合理的信念(因為大多數人都相信)甚至會使你更容易受到情境力量影響。你確信自己會是個善良的獄卒、敢于反抗體制的囚犯、反抗者、異議分子、不從俗的人，更是一名英雄。也許的確如此，不過英雄是人類中的稀有品種，我們將在最后一章中見見其中幾位。

 

所以我現在請各位暫時把偏見擱在一旁，試著想象自己極可能跟實驗中大多數人做出一樣的行為。或者請你至少認為如果跟一般研究參與者異地而處，你不確定自己是不是會一樣輕易被誘惑。我請你回想囚犯克萊416，香腸反抗事件中的英雄，當他與折磨他的獄卒一起接受訪問時曾說過的話。當被嘲弄地問道：“如果你站在我的位置，你會是什么樣的獄卒呢？”他謙遜地回答：“我真的不知道。”

 

只有當我們認知到，所有人都不能免于受到人性中這些相似動力的影響。也只有當我們了解，謙遜的態度永遠優于毫無理由的驕傲，才有可能承認我們在情境力量底下不堪一擊。讓我們秉持這樣的立場，回想約翰·多恩(John Donne)對人性共通的相關性和依存性提出的有力觀點：

 

所有人都出自同一作者，屬于同一本書；一個人的死亡不會讓書頁成灰，只是被譯成更美的語言；沒有一頁會被遺漏……喪禮的鐘聲響起，鐘聲召喚著牧師，也召喚著會眾：鐘聲召喚著所有人……沒有人是座孤島，可以遺世獨立……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減損，我和人類的命運共存；所以請別再問，喪鐘為誰而敲響，喪鐘為你敲響。(《冥想》第17篇)

 

 

 

 

 

阿施的順從研究：從眾的需求

 

 

社會心理學者所羅門·阿施(Solomon Asch)相信美國人的行為獨立，即使大多數人對世界的看法都和自己不同時，美國人還是可以有自主的作為。只有當群體挑戰了個人的基本觀點和信念時，也就是出現指鹿為馬，所說的與事實情況根本不符時，才能測試出真正的順從性。而阿施預測，在這些情況下順從的人相對上比較少，處于群體極端壓力下時，大多數人都可以堅決抗拒如此明顯的錯誤。

 

那么，當人們面對與他們世界觀完全沖突的社會現實時，到底會發生什么事？為了一探究竟，我現在希望你試著想象自己正站在典型實驗參與者的立場上。

 

你應征參加一個關于視覺的研究，研究員會要求你估計線段的相對尺寸，他們讓你看一些卡片，卡片上面有三條長度不等的線段，然后要你大聲說出這三條線段中哪一條的長度和另一張卡片上的線段一樣。你的兩旁有七位同伴，而你排在第八號。這實驗對你來說簡直是輕而易舉，起初你可能會出了點小錯(不到1％)，但大致上你的答案和其他人都一樣。接著有些怪事發生了，有時候其他七位受試者都把最長的那條線要不然就是最短的那條線說成是中間長度。(當然你完全不知情另外七個人都是研究團隊里的成員，事先被指示在“關鍵”題時必須回答錯誤的答案。)接著，輪到你回答了，其他七位受試者全看著你，你看到的答案明顯跟他們不同，但你打算照實說嗎？你會堅持自己的看法并且說出自認正確的答案嗎？或者你會同意其他所有人說的才是對的？在18道測驗題中，你將會遇到12個群體壓力關·卡。

 

如果你和實際參加研究的123個人一樣，面對關鍵測驗題時將會有70％的幾率屈服于群體壓力，而30％的原始受試者會在大多數測驗題中表現出從眾態度，只有約20％的人能自始至終堅持自己的獨立性。有些人報告他們的確注意到自己的看法和群體共識不一樣，但是同意其他人的看法比較容易些。還有一些人認為答案的差異造成他們的內在沖突，解決辦法就是去相信群體是對的而自己是錯的！所有選擇從眾的人都低估丁自己的從眾程度，他們認為自己的從眾程度比實際發生的還要輕微。在他們心中他們仍然是獨立的人，但不是表現在行為上。

 

追蹤研究顯示，如果只有一個人的估計是錯誤時，參與者只會稍微感到為難，但還是能夠獨立判斷。但如果有三個人的答案和自己相反，參與者的答錯率就會升高到32％。不過阿施在注釋中提出較樂觀的看法，他找到一個可以改善獨立性的方式：只要讓參與者有一個和自己立場一致的同伴，從眾的力量就會大幅降低。相較于單獨一人的情況，有了同伴的支持可以讓錯誤率降低四分之一，即使當同伴離開了，抗拒從眾的效果仍然可以持續。

 

了解這個研究中，造成從眾行為的兩個基本機制，將有助于進一步了解人們的順從行為。第一個機制是“資訊性需求”：其他人的想法、觀點和知識常有助于人們探索自己身處的世界。第二個引發從眾的機制則是“規范性需求”：當我們同意其他人看法時，比較容易被人們接受，于是因為受到歸屬感以及希望以相似性取代異質性的強烈需求鼓舞，于是對其他人的觀點做出了讓步。

 

 

 

 

 

盲目服從權威：米爾格倫的震撼性研究

 

 

“我正試著想出讓阿施的順從性實驗更具人性意義的方法。這個順從性測試讓我很不滿，因為它竟然只是叫人判斷線段的長短。于是我想，我們是否能讓群體壓迫個人去做些更具有人性意義的行為，也許是對其他人做出攻擊，比方說逐漸提高對他人的懲罰。不過，在研究群體效應之前，必須先確認受試者在沒有受到群體壓力的情況下會怎么做。剎那間，我忽然改變了主意，我決定把焦點放在實驗控制上，也就是測試在實驗者的指令下，一個人到底可以順從到什么程度？”

 

以上這段話出自阿施的研究助理斯坦利·米爾格倫，這位社會心理學者開啟了一系列杰出研究，也就是后來人們熟知的“盲目順從權威”實驗。他對于服從權威問題的研究興趣來自于深刻的個人關懷，希望了解“二戰”大屠殺期間的納粹黨人如何能輕易順從命令殺害猶太人。

 

“(我的)實驗室典范……是從科學角度對權威表達更普遍的關懷，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生的暴行迫使著我們這一代的人，尤其是像我這樣的猶太人必須承擔起這樣的關懷。……大屠殺加諸在我心靈的影響，激發了我對順從的研究興趣，并且形塑了用來檢驗服從的特殊形式。”

 

在此我先讓讀者了解這實驗計劃中自愿者所須面對的情境，接著再進入實驗總結，我將概略提出十點可推及日常生活中行為轉變情境的重要教訓，最后再提供真實生活中的類似案例，以回顧這個實驗典范的延伸應用(關于我和米爾格倫的個人交情請參見注釋12)。

 

 

 

 

 

米爾格倫的服從典范

 

 

請想象你在星期天的報紙上看到一份心理學實驗征求受試者的廣告，而且決定去應征。雖然一開始的原始研究只征求男性受試者，不過后來的研究中也包含了女性，所以我邀請所有讀者們參加這個想象的演出。

 

你走進了耶魯大學的實驗室，這時，一個舉止嚴肅的研究者--他穿著實驗室灰袍，看起來正在進行很重要的科學實驗--走向前向你和另一位應征者問好。你來這里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心理學科學，研究如何通過運用懲罰改善人們的學習和記憶。接待你的人向你說明，這個新研究可能會產生重要的實用意義。你的任務很簡單明確，你們其中之一要扮演“老師”，另一個人則扮演“學生”，老師要給學生一組單字讓他記憶。在測驗中，老師說出每個關鍵詞，學生就要回答正確的相關詞。答案正確時，老師就給學生口頭上的獎賞為鼓勵，像是告訴學生“干得好”、“沒錯，就是這樣”。出錯時，老師必須按下他前面那個看起來很嚇人的電擊裝置上的桿子，立刻施以電擊懲罰。

 

電擊儀上總共有30個按鈕，每個按鈕都代表一個電力等級，從最低的15伏特開始，以每等級多15伏特的幅度累加。每當學生犯錯時，實驗者都會提醒你，而你必須按下下一個更高電力等級的按鈕。控制板顯示每個按鈕的電力等級，以及關于該電力等級的描述，比方說第十級（150伏特）的描述是“強力電擊”；第十三季（195伏特）是“非常強力電擊”；第十七級（255伏特）是“劇烈電擊”；第二十一級（315伏特）是“極劇烈電擊”；第十五級“375伏特”是“危險，激烈電擊”；第二十九和三十級（分別為435伏特和450伏特）時，控制板上除了三個不詳的大叉叉之外什么也沒標注（這暗示著極端痛苦和極度激烈的電擊）。

 

你和另一位志愿者抽簽決定各自扮演的角色，結果由你飾演老師，另一位則扮演學生（抽簽過程已經被動過手腳，另一位自愿者實際上是這項實驗的同謀，固定會抽到扮演學生角色）。扮演學生的是個舉止溫和的中年人，你一路陪著他走進了隔壁房間。研究者告訴兩位：“好了，現在我們要把儀器接到學生身上，為了接下來方便進行懲罰。”于是學生手臂被捆起來，右手腕上接上一個電極。只要一犯下錯誤，另一間房間里德電極儀就會通過電極輸送電力到學生身上。你和學生間可以通過對講機溝通，實驗者就站在你旁邊。你已經體驗過45伏特電擊的威力，只感到稍微的刺痛，對電力等級已經有了點概念。實驗者給了暗號，“記憶力改善”研究開始了。

 

一開始你的學生表現得還不錯，不過很快地開始出錯了，所以你也開始按下電擊桿。學生抱怨電擊弄痛他了，實驗者點點頭暗示你繼續。但當電力等級不斷增加到強烈程度時，學生尖叫沒辦法繼續下去了，你開始猶豫，并詢問旁邊的實驗者是否應該繼續，實驗者這時告知除了繼續沒別的選擇。

 

現在學生開始抱怨他的心臟不舒服，你也認為不應該繼續下去，但實驗者還是堅持進行。因為學生不斷犯錯，你只好請求你的學生專心，你可不希望他受到非常強力的電擊。但你的關心以及鼓勵全起不了作用，他還是不斷出錯。電力等級又往上跳了一級，你聽到他哀號：“我快痛死啦，受不了了，讓我離開這里！”又跟實驗者說：“你根本沒有權力把我留在這里，讓我出去！”電力再次往上跳級，這次他尖聲叫道：“我拒絕再回答任何問題！快把我放出去，你沒有權力這么做，我的心臟快不行了！”

 

現在你完全不想進行實驗了，并告訴實驗者你拒絕繼續。你可沒辦法用這種方式去傷害別人，這不是你的作風。雖然你想離開，實驗者還是堅持實驗必須進行下去。他提醒你，你跟他們簽過合約，答應過要完成實驗。他還說，如果電擊造成什么意外，后果由他完全承擔。在你壓下300伏特的按鈕后，你念出了下一個關鍵詞，但學生什么反應也沒有。“他沒回答。”你告訴實驗者，希望他到隔壁房間去確定一下學生的狀況。但實驗者還是無動于衷，他并不打算這么做，反而告訴你：“如果學生沒有在合理的時間內回答，大約5秒，這時就算他錯。”漏答的懲罰方式也跟答錯一樣--規則就是這么訂的。

 

你繼續按下更危險的電力等級按鈕，還是沒有任何聲音從電擊室里傳出。他可能失去意識甚至死了！你覺得很痛苦，想要離開，整個情況完全出乎意料，可是不管說什么都沒辦法讓你從這個痛苦情境里解脫。你被告知規則怎么訂，你就怎么照做。

 

現在盡可能地想象，扮演老師角色的你會如何。我確定你會說：“我絕不可能乖乖照做！”顯然你一定會提出抗議，然后一走了之，絕不會為了區區幾塊臭錢出賣自己的良知！不過假如有人一路按下第三十個電擊按鈕，那時候實驗者還會堅持繼續測驗，直到另外再按兩次為止，他會說這是為了方便取得測量數據。對走到這一步的人來說，痛苦的事實擺在眼前，想忘都忘不了。所以呢，你預測你在離開實驗前會進行到哪一級？在這個小地方，一般人遇到這樣情境時又會做到什么樣的地步？

 

 

 

 

 

專家的預測結果

 

 

米爾格倫把他的實驗告訴約四十名精神醫學專家，然后要求他們估計有多少比例的美國公民會從頭到尾完成三十個等級的電擊實驗。他們平均預測只有不到1％的人會堅持到最后，認為只有虐待狂才干得出這么殘酷的事，而且估計絕大部分人在150伏特電力的第三級就會撒手不干。但事實證明他們大錯特錯！人類行為專家之所以會錯得離譜，原因有二，首先是他們忽略了情境決定因素，因為埋藏在實驗程序性說明當中的情境決定因素會影響人的行為。其次是他們受到傳統精神醫學訓練，使得他們過于依賴從天性觀點來解讀異常行為，而忽略了情境因素。也因此他們全犯了基本歸因謬誤！

 

 

 

 

 

令人震撼的結果

 

 

事實上，在米爾格倫的實驗中，大約每三個自愿者里頭就有兩位(65％)一路進行實驗直到最高450伏特的電擊程度為止。扮演老師角色時，大多數人會無視于“學生”的苦苦求饒而一再施以電擊。

 

現在我請讀者再試著猜一猜：當電力程度達到330伏特，電擊室里已經不再傳出聲音，在這種能夠合理推斷扮演學生的人已經失去意識時，有多少比例的人會在這時喊停？誰會在那樣的情況下繼續實驗？難道不是每個明理的人都會拒絕實驗者的要求，離開實驗不再繼續嗎？

 

某位“老師”陳述自己當時的反應：“我不知道到底發生了啥鳥事，我當時想說，你知道的，他該不會是被我電死了吧。我跟實驗者說，繼續下去要是發生什么事我可不負責。”不過當實驗者向他保證出事有人頂著之后，這位擔心的老師仍順從了指示，一直進行到最后。

 

幾乎每個從頭到尾完成實驗的人，反應都跟以上這位一樣。也許你會好奇，這種事是怎么發生的？不過請想一想，如果已經做到了這地步，又有什么理由不進行到最后呢？也許這跟扮演老師的人不知道如何從情境里脫身有關，而不是因為對權威的盲目順從。在實驗過程中，大多數的參與者都不斷表示疑慮和反對，也說了他們不愿意繼續下去，可是實驗者卻不放他們走，他不斷告訴他們一堆必須留下的理由，催促他們繼續為那些痛苦的學生施測。在一般情況中，這樣的抗議可能生效，抗議可以讓人們從不愉快的情境中脫身，可是在這個實驗中，不管你說什么，實驗者都不為所動，他只會堅持你留下來電擊犯錯的學生。于是你看著控制板然后明白，最快脫身的方式就是趕快進行實驗，直到最高電力等級的按鈕被按下為止。只要再多按幾次按鈕就可以出去，再也不必聽見實驗者的啰嗦說教，以及學生的呻吟。答案出現了。只要450伏特就可以讓你離開這里，不需要跟權威面對面沖突，也不必費力衡量已經造成的傷害和額外的痛苦該如何取舍，出去的最簡單辦法，就是提高電擊。

 

 

 

 

 

以服從為主題的實驗

 

 

在一年之內，米爾格倫執行了十九次不同的服從實驗，這些實驗都跟基本典范的組成元素：實驗者、老師、學生、記憶力測驗∕錯誤電擊有部分不同。他會更動其中一個社會心理變項，然后觀察這個變動會使得受試者在電擊“學生”（受害者）時，不正義權威的順從度會受到什么影響。這些變動包括，他在其中一個研究中加入了女性受試者；在另一些實驗中，他會變動實驗者與老師間或老師與學生間的相對位置，調整為較近或較遠；或者是讓學生先做出反叛或順從的態度等諸如此類。

 

米爾格倫希望通過其中一組實驗證明，他的研究結果不是來自于耶魯大學的權威性--耶魯幾乎是整個紐黑文市（New Haven）的代名詞。于是他在下城的橋港區一棟年久失修的辦公大樓里設了一個實驗室，然后表面上以和耶魯大學沒有明顯關系的一個私人研究機構名字再次進行了實驗。但仍是出現相同的結果，參與者還是受到同樣的情境力量附身。

 

研究數據顯示，人性具有極大地彈性，任何人身上都可能出現極端順從以及抵抗權威這兩種態度。一切只關乎他們所經驗到的情境變量。米爾格倫的實驗告訴我們，比例最高的時候可以有90％的人繼續進行實驗，直到按下最高電力伏特按鈕，但只要加人區區一個關鍵性的變項到情境中，馴服的比例卻可降到不到10％。

 

想得到最高服從度的話，只要讓受試者成為“教學小組”的一員，懲罰任務交給另一位小組成員(實驗同謀)，而受試者則負責協助其他測驗程序，通過這樣的安排就可以輕易達成目的。如果希望人們反抗權威，只需有個反抗權威的同儕做角色樣板即可。即使學生表現出被虐狂的姿態要求電擊處罰時，受試者也會拒絕下手，因為他們并不想成為虐待狂。而當實驗者以學生身份下場進行實驗時，受試者較不愿意施予較強的電擊處罰。另外，相較于學生就在自己附近，當學生處在偏遠位置時，人們較可能施予電擊。出現在不同實驗版本中的受試者都是普通的美國人，各種年齡、職業背景，兩種性別都有，而只要稍微擺弄情境的控制開關，研究者就可以從所有實驗中由低至高地導引出各種不同順服變--好像只是在他們心靈轉盤上按下“人性代碼”一樣輕松簡單。從背景各異的實驗中累計了上千名樣本，對象都是些一般老百姓，這使得米爾格倫對服從議題的研究在社會科學中取得極大的概化能力。

 

思考漫長而晦暗的人類歷史，你會發現， 當人類打著服從的旗子時，犯下的駭人罪行遠多于以叛亂之名。

 

--C．P．斯諾，《非此即彼》(C.P.Snow，Either-or，1961)

 

 

 

 

 

邪惡陷阱：米爾格倫實驗中學到的十堂課

 

 

以下我將概略敘述在這個實驗典范中，導引許多普通人做出明顯傷害他人行為的做法。這么做的目的是希望與真實情境中，比較由“說服專家”如推銷員、狂熱教派及自愿役招募人員、媒體廣告專家等人所運用的順從策略。基于此，我們從米爾格倫的實驗中選錄了十種方法：

 

(1)預先以書面或口頭方式約定執行契約性的義務，創造出一種擬法律情境，借以控制個人行為(米爾格倫的做法是讓受試者公開同意接受實驗的任務及做法)。

 

(2)讓受試者扮演有意義的角色。如“老師”、“學生”，這些角色可讓扮演者自覺具有正面價值，并自動以符合角色內涵的方式回應。

 

(3)要求受試者遵守在派上用場前看似有道理，但實際使用時卻變得武斷且缺乏人性的基本規則，以此來正當化愚蠢的順從行為。同樣地，系統也可以創造一些含混不清且隨時改變的規則，卻堅持“規則就是規則”，沒有通融的余地，以達成控制人們的目的(如米爾格倫實驗中穿上實驗大褂的研究者，或者是斯坦福監獄實驗的獄卒強迫克萊416吃掉發臭食物時的做法)。

 

(4)改變行為、行動者和行動的語義內涵。 (把“傷害他人”的行為說成是“幫實驗者一個忙”，把懲罰行為說成是為了科學發現的崇高目的。)也就是用漂亮的修辭技巧來包裝惡劣的現實，替真實景象化裝。(我們可以看見同樣的語義塑造技巧運用于廣告中，例如把味道很糟的漱口水塑造成有益健康的形象，讓消費者會因為漱口水具有殺菌效果而預期它的味道跟藥水一樣。)

 

(5)替受試者創造出分散責任或是推卸負面結果責任的機會。譬如告訴他們有別人會負責，或沒有人會認為他們需要為此負責(米爾格倫的實驗中，當任何一個“老師”有疑問時，權威人士形象的實驗者都會告訴他們“學生”出的一切事情由他負責)。

 

(6)極端惡行是由看似不起眼的小舉動開啟。剛開始只是稍微把腳打濕，但隨著順從壓力逐漸增大，既然做了過河卒子也就不得不盡力向前了。(比方說在服從研究中，一開始不過是15伏特的電擊。)這也是讓好孩子墮落成藥物上癮者的基本步驟，只是好玩吸個一口的結果卻是步向沉淪。

 

(7)小步伐循序漸進。目的是讓人們很難注意到前一個行動跟自己正在做的有什么不同，不過“多一點而已”。(在米爾格倫實驗中，對人的侵略度是以15伏特一級，共分三十級漸進遞增，在實驗開始階段，受試者根本注意不到傷害程度有什么顯著差別。)

 

(8)逐漸改變權威人士(在米爾格倫實驗中是以研究者的身份出現)的形象性質。從開始的“公正”、講理形象，漸漸變成“不公正”、苛求，甚至毫不講理。這種技巧會讓受試者先愿意服從，但接著因為對權威者和朋友前后一致的期待落空而感到困惑不已。轉變結果就是讓人們糊里糊涂地服從一切指令(許多“約會強暴”案例中都有這樣的情節，也是受虐婦女留在施虐配偶身邊的原因之一)。

 

(9)讓“離開一切的代價”變得高昂，或是借允許不同意見的表達(這會讓人們覺得安心點)但同時不斷堅持服從，而提高離開過程的困難度。

 

(10)用意識形態或是美好的空話捏造一個看似令人憧憬的根本性目標，以正當化達成目標必須運用的任何手段。(米爾格倫研究的做法是提供可接受的正當理由，例如這門科學是希望借由明智的獎懲機制幫助人們改善記憶力，借此讓人們做出不樂意做的行為。)在社會心理學實驗中，這種手法被稱為“幌子主題”(coverstory)，用來遮掩隨后實驗步驟的一套幌子，因為本身站不住腳，所以很可能被拆穿。在真實世界中，我們稱之為“意識形態”。大多數的國家在發動戰爭或是鎮壓政治異議人士之前，都仰賴意識形態以正當化其暴行，“對國家安全形成威脅”即是這類意識形態中的典型。當人們恐懼自己國家的安全陷入威脅時，就會愿意把自己的基本自由權交出給政府以換取安全。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在其名著《逃避自由》中的經典分析使我們認識到，這樣的交易也曾被希特勒和其他獨裁者用來攫取及維持權力：也就是說，獨裁者宣稱他們將提供安全以交換人民放棄自由，理由是這樣他們才更好控制局面。

 

 

 

 

 

米爾格倫服從模式的復制與延伸研究

 

 

基礎的米爾格倫服從實驗具有結構化設計且規則詳盡，因此吸引許多國家的獨立研究者投入復制實驗。而最近一份比較性分析研究的依據即是來自在美國進行的八個研究，以及歐、非、亞洲等地的九個復制實驗結果。在這些來自不同國家、不同研究中的自愿參與者中顯示出相對較高的服從度。美國的復制實驗結果發現，平均有61％的受試者出現服從效應，這個數字和所有其他國家樣本中的66％的服從比例相符。在美國的研究中，服從比例最低為31％，最高則為91％，而在跨國的實驗復制經驗中，最低及最高的服從比例分別是28％(澳大利亞)及88％(南非)。隨著時空的變遷，服從比例的穩定度始終維持良好，服從比例和執行實驗的時間(1963-1985)兩者間無法找出關聯。”

 

 

 

 

 

虐待患者的不對等醫護權力

 

 

如果師生間的關系是以權力為基礎的權威關系，醫生與護士之間是否更是如此？在明知是錯的情況下，護士要違抗來自醫生有力權威的指令會有多困難？為了找出上述問題的解答，一個由醫生與護士所組成的團隊在他們的權威系統中進行了一項服從測驗，目的是想要了解在真實醫院的環境中，護士們是否會遵從不知名醫生所下達的不合理要求。

 

研究是這樣進行的。一名醫院的醫生成員分別打電話給二十二名護士，這些護土從未見過這位醫生。他在電話中告訴護士必須立刻為某位患者投予藥物，以便他到醫院時藥效已經開始發揮，而到時他會在藥物處方單上簽名。他指示護士開給患者20毫克的某藥，但該藥的容器標簽上卻寫著一般用量為5毫克，并警告最大用量為10毫克，他的指示是最大用量的兩倍。

 

于是，以照顧患者為責的護士腦海中出現了天人交戰；該聽從一個不熟的人的電話指示讓患者服用過高劑量的藥物；還是遵守標準的醫學作業程序，拒絕沒有經過授權的指令？當研究者以假設情境的設問方式詢問該醫院的22名護士如何應對這個兩難時，有十人認為自己會拒絕服從。可是在醫生馬上就要到醫院(而且如果不聽從他的指令他很可能會發怒)的情況下，其他護士們的反應卻是屈服于權威，幾乎沒有例外。在實際測驗中，22名護士里只有一位沒有聽命行事，其他人全都按照醫生的指示劑量讓患者服用該藥(實際為安慰劑)，直到研究者出現阻止他們為止。真該把那位唯一沒聽話的護士升等、頒發榮譽勛章才對。

 

這個戲劇性結果絕不是絕無僅有。最近一個針對有執照護士的大樣奉調查研究，同樣發現到對醫生權威的高度盲從現象。有將近一半(46％)的護士表示他們回想起自己曾經“在你認為有可能對患者造成傷害的情況下執行醫生的指令”。選擇聽從不適當指示的護士們把責任多半推給醫生，比較少歸咎自己。此外，他們也指出醫生的社會權力是建立在“合法權力”上，也就是說，他們對患者的照護有全權處置權。他們只是聽從他們認為的合法指示--只不過那個患者后來死了。每年有數千位住院患者枉死于各種醫護人員的疏失之下，而我認為，其中有一些案例足死于護士及醫技人員對于醫生錯誤指令的盲從。

 

 

 

 

 

服從管理的權威

 

 

在現代社會中，位居權威地位的人很少像米爾格倫的實驗典范中那樣以體罰方式懲罰他人。更常見的情形是運用間接暴力，也就是將指令轉給手下執行，或者是以言語暴力削弱權力弱勢者的尊嚴及人格。權威者也會采取具有懲罰效果的行動，而這些行動的結果無法直接觀察到。例如，明知會影響其表現并因此降低得到工作機會而以敵意的言語批評某人，即構成社會性的間接暴力。

 

一群來自荷蘭的研究者設計了一系列極巧妙的實驗，目的是評估在上述情境中的各種服從權威形態，他們自1982年起至1985年為止，在荷蘭烏得勒支大學(Utrecht University)進行了25項個別研究，共有將近五百名參與者參與實驗。在他們的“管理服從實驗典范”中，實驗者告訴扮演管理人身份的參與者，他們必須對在隔壁房間的求職者(一位受過訓練的實驗同謀)做出15個“壓力評語”。具體的做法是受試者被指示對求職者實施測驗，如果求職者通過考試就可以得到工作，否則是繼續失業。

 

他們被指示要在實施測驗時擾亂求職者，給他壓力。而這15個等級不同的評語是對求職者測驗表現的批評，同時也有貶低人格的效果，“你真是夠笨的。”即是其中之-。當扮演管理人角色的實驗參與者用十分不友善的評語批評求職者時，他們“讓求職者蒙受極強烈的心理壓力，以至于無法有充分表現，因而無法取得工作”。此外研究者也告訴受試者，不管求職者提出什么樣的抗議，都要繼續毫不留情地批評。反之，來自實驗參與者的任何反對意見都會被實驗者擋下來，最多四次，直到他們態度堅定地表示要中止實驗才能停止。最重要的是，受試者被告知在壓力下的工作能力并不是這份工作的基本要求，不過為了協助實驗者的研究進行，他們還是必須遵守規則，該研究的主題正是壓力如何影響測驗表現。相較于研究者的資料搜集，造成別人的痛苦并影響他們的工作機會并不是重點。而控制組中的受試者則可以選擇在任何時候停止做出苛刻的評語。

 

當要求一組可與實驗組比較的荷蘭人預測他們是否會在這些情境下全部做出壓力評語時，有90％的人回答他們不會順從。但“局外人的觀點”又再一次與事實相違背，因為有整整叭％的受試者服從了專橫的實驗指示，直到最后的底線為止。即使以人事管理者為受試者，此一極端服從的比例仍舊沒有下滑，顯示他們不顧專業倫理的規范。就算在實驗進行前幾個禮拜就把相關訊息先行寄到受試者手上，好讓他們有時間可以好好想想自己角色所具有的潛在敵意，服從比例還是維持不變。

 

該如何在這個情境中激發出“拒絕服從”的行為呢？有幾個做法可以考慮，你可采取米爾格倫的研究，在受試者開始進行實驗前，先安排幾個參與實驗的同伴進行反抗。或是告訴受試者，如果受害人的求職者受到傷害并因此對學校提出控訴，他們就得負起法律責任。還有一個做法就是排除要求必須完成整個實驗的權威性壓力，正如這個研究中的控制組，最后根本沒有人完全服從指示。

 

 

 

 

 

性的服從：裸檢的騙局

 

 

全美國許多快餐連鎖餐館都曾經遇過“裸檢的騙局”(stip-searchscam)。這個現象說明，服從于匿名但似乎十分有力的權威人士是多么普遍的事。犯罪者的慣用伎倆是由一名男性打電話給一家餐館的副經理，隨便說個比如“斯科特”這樣的名字，然后自稱警察。他會告訴這家餐館的副經理，他們餐館的雇員中有個小偷，因此需要他緊急配合調查。在對話中，這名男子會堅持被稱為“警官”。犯罪者早已搜集了該餐館作業方式的內部情報和只有工作人員才會知道的細節，知道如何用技巧性的引導發問來套取想要的信息，就像是舞臺表演的魔術師或是擅長“誤心術”的人一樣，是個高超的騙子。

 

“斯科特”警官最后會從餐館副經理口中套取一名年輕有魅力的女性新員工的名字，他聲稱她偷了店里的東西，贓物現在正在她身上。騙子要求副經理，希望在他或他的下屬來接她前，先把這名女雇員單獨關在后面的房間里。這名女雇員于是被扣留下來，“警察先生”會用電話跟她對話，然后給她幾個選擇，要不就答應馬上由其他員工原地搜身，要不就是被帶到警察局由警察搜身。女雇員毫無例外地會傾向選擇當場搜身，因為她知道自己是清白的，沒有什么好隱藏。電話中的人接著會指示餐館副經理對女員工進行裸檢，連肛門和陰道都不放過，以查明她是否偷竊金錢或藏匿禁藥。來電的騙徒會堅持餐館副經理仔細描述過程，同時監視攝影機也會全程拍下。對無辜的年輕女雇員而言，這只是噩夢的開始，但對電話中的窺淫狂而言，卻充滿了性及權力享受的刺激感。

 

我曾擔任其中一次騙局的專家證人，一位嚇壞的十八歲高中女生被剛才我所描述的劇本騙得團團轉，配合做出了一系列難堪且充滿性貶抑意味的行為。這名一絲不掛的女學生被迫做出跳上跳下及轉圈動作。電話里的騙子叫餐館副經理找來年紀較大的男性員工負責限制受害人行動，而副經理則回去工作崗位。接下來的情節變得越來越不堪，原以為男員工只是負責在警察前往餐館的途中把女員工留住，誰知道詐騙者竟叫女學生自慰和幫這名男員工口交。在等待警察前來的過程中，這些性活動持續丁數小時之久，而警察最后當然沒來。

 

這個詭異的不在場權威人士誘使許多人在當時情境下做出違背店規甚至想必是違背自身道德倫理原則的事，而以性行為方式猥褻、羞辱一位誠實、信仰虔誠的年輕女孩。最后，那位店員被開除了，一些人則被判刑，店家挨告，受害人則陷入極端痛苦中，而犯下這樁案件及其他類似騙局的加害者(一個前任獄警)則被繩之以法。

 

一般人在得知這樁騙局時會出現一個合理的反應，也就是把焦點放在受害人和襲擊者的性格上，認為他們可能是天真、無知、好騙或者是行徑詭異。然而當我們發現，這個騙局竟然已經在32個州的68家快餐館中得逞，受害范圍涉及六個不同連鎖餐館，詐騙對象包括全美許多餐館的副經理，而受害人男女皆有，那么我們就不應一味責怪受害人，而必須轉移焦點，確認出在這樣的故事情節中是什么樣的情境力量在作祟，我們絕不應該低估“權威人士”的力量可以使人服從到什么程度、做出什么難以想象的事。

 

唐納·薩默斯(Donna Summers)是肯塔基州華圣頓山一家麥當勞的副經理，他因參與這樁權威人士電話詐騙案而被公司開除，他的話說明了本書中不斷談到的情境力量，“當知道這件事時你會說，如果是我才不會這樣做，可是除非你那時候身在其中，否則怎么會知道自己會怎么做，這是重點。”

 

加拿大籍社會學者埃斯特爾·賴特(Ester Reiter)在《快餐業幕后》(Making Fast Food：From the Frying Pan into the Fryer)--書中做出一個結論，對權威的服從乃是快餐業員：工址被重視的特質，她在最近一次訪談中說道，“快餐生產線的流程以蓄意的方式奪走了員工的思想和自主判斷力。員工成了機器的附屬品。”而退休的美國聯邦調查局特殊情報員丹·賈布隆斯基曾擔任私家偵探，針對這類騙局進行調查，他說，“我們可以蹺著二郎腿評論這些人的是非，說他們都是些大傻瓜。但他們的訓練不鼓勵他們運用常識判斷，他們腦袋里唯-能想的只有：‘先生小姐，請問您要點幾號餐？’”

 

 

 

 

 

納粹種族大屠殺可能發生在你身邊？

 

 

我們曾提到，米爾格倫此研究計劃的動機是希望了解：為什么有這么多“善良的”德國人涉及屠殺數百萬猶太人的野蠻行為。米爾格倫不是去找出德國民族性中的性格因素來解釋種族滅絕的邪惡犯行，而是相信情境特質才是里面的關鍵因素--服從權威是啟動肆無忌憚謀殺行為的裝置。研究完成后，米爾格倫從他的科學結淪導出一個戲劇性預測，針對陰險的服從力量是否會讓美國平民變成納粹死亡集中營里的共犯，他說：“如果死亡集中營的系統設在美國，就像我們在德國納粹看到的一樣，在任何-個不大不小的鄉鎮里都可以找到足夠的人來擔任集中營的工作人員。”

 

針對納粹與自愿參與對抗“國家公敵”的平民百姓的關聯，有五個不同的極佳研究有助我們思考。前兩個是由富有創造力的老師和高中及小學生在教室中實地演出。第三個是由我以前的一個研究生進行，他認為只要有某個權威人士提供做這件事的足夠理由，美國大學生絕對會為種族屠殺的“最終解決方案”簽字背書。最后兩個則是直接以納粹黨衛軍以及德國警察為對象進行的研究。

 

 

 

 

 

在美國教室里制造納粹分子

 

 

美國加州帕洛阿爾托市的一所高中世界歷史課堂上的學生就跟我們一樣，無法理解泯滅人性的納粹大屠殺是如何發生的。這樣一個充滿種族主義色彩的政治社會運動是如何熱烈展開，而這些平民百姓又是如何無知或無視于他們對猶太人造成的苦難？針對這些困惑，他們深具創意和啟發力的老師羅恩·瓊斯(Ron Jones)決定改變教學方式，以便讓這些不相信的學生能夠學習到這段歷史的真正意涵。于是他拋棄了平常的訓導式教學法，采取了實驗性的學習模式。

 

他一開始就告訴班上學生，他們將要在接下來一個禮拜模擬德國的種族屠殺歷史經驗。盡管已經有了事前警告，接下來五天在角色扮演“實驗”中所發生的事，還是給學生上了嚴肅的一課，這些事也震撼了他們的老師，更不用說是校長和學生家長。這些學生們創造了一個教條及高壓控制的中央極權體制，與希特勒納粹政權的形態非常相似，使得模擬與真實幾乎難以分辨。

 

首先，瓊斯建立了嚴格的課堂規矩，學生只能服從不能有質疑。針對任何問題，學生必須恭敬地起立回答，最多只能用三個字，而且還必須先尊稱“瓊斯大人”才行。這些武斷獨裁的規定竟沒有任何人反對，于是課堂氣氛改變了。口才較好、較聰明的學生很快失去了他們的地位聲望，而口才較差、行為較武斷的學生則開始得勢。這個教室里發生的運動被他們稱為“第三波”，他們設計一些用來致敬的口號，只要一聲令下就必須齊聲喊出，而且每天推陳出新，例如“有紀律才有力量”、“合群才有力量”、“行動才有力量”以及“自傲才有力量”等，只要實驗繼續，口號永遠不缺。他們也創造了用來辨識圈內人的秘密握手方式，任何批評都會被當成“背叛”呈報給組織。除了口頭喊喊標語之外，他們還從事各類行動，如制作橫幅懸掛在學校里、招募新成員、教導其他學生應該要有的坐姿等。

 

由20位上歷史課學生起頭的核心團體，迅速擴張成擁有百位熱心的“第三波行動者”團體。接著連指定作業的權力都被學生接管，他們發放特殊的會員卡，這群新的權威核心團體甚至把最聰明的同學從教室里叫出去，然后興高采烈地虐待。

 

瓊斯接著向他的追隨者透露了一個秘密，他說他們是一個全國性運動的一分子，運動的目的是要發掘愿意為政治變革而戰斗的學生。他說他們是“一群被挑選出來協助實現這項宗旨的年輕人”。而一位總統候選人即將蒞臨隔天進行的集會活動，他會在電視上宣布成立新的“第三波青年行動方案”。于是有超過兩百名學生擠滿了丘伯里中學(Cubberly High School)的大禮堂，熱切期待這項方案的宣布。這些興奮的第三波行動成員穿著白色的制服襯衫，佩戴著親手縫制的臂章，在會堂周圍掛上他們的橫幅標語。而體格健壯的學生們則站在門邊充當保鏢，冒充成記者和攝影師的瓊斯友人則在這群“真正的信徒”中來回傳遞消息。電視打開了，每個人都屏息等待他們的下一位呆頭鵝領導人步向臺前宣布這項重大消息，他們一直等著。然后他們高喊口號“有紀律才有力量”。

 

然而瓊斯卻放了一段紐倫堡大審判的影片，納粹第三帝國的歷史仿佛幽靈似的出現在屏幕上，“每個人都要接受譴責，沒有人能宣稱自己置身其外。”這是影片的最后一個鏡頭，同時也是模擬實驗的結束。瓊斯向所有參與集會的學生解釋這次模擬的理由，他們的表現已超出他當時的意圖所能預期。他告訴學生，他們必須把“了解才有力量”當成是他們的新標語來自我提醒，并且做了結論，“你們都被操縱了，你們是被自身的欲望驅使，于是來到現在所在的地方。”

 

羅恩·瓊斯的處理方式讓他陷入了麻煩，因為被抵制的學生家長抱怨他們的孩子受到新體制的糾纏與威脅。不過他最后還是認為許多孩子通過個人親身體驗，學到了最重要的一課：處于法西斯極權主義的背景之下，對于有力權威唯命是從可以輕易使人的行為出現劇烈變化。在他最后一篇關于這項“實驗”的短文中，瓊斯提到，“我在丘伯里中學任教的四年期間，沒有一個人愿意承認自己曾參與第三波行動集會，這是一件人人都希望遺忘的事。”[離開該學校數年后，瓊斯開始在舊金山與特殊教育學生一起工作。針對納粹模擬事件，一部以實事為本的電視劇《波潮洶涌》(The Wave)記錄了好孩子成為偽納粹青年軍的轉變歷程。]

 

 

 

 

 

如何把小學生變成野獸

 

 

權威人士有能力指揮跟隨者，讓他們變成極端的服從者，但這還不足以說明權威的力量，他們還能重新定義現實，改變人們的習慣的思維及行動模式。接下來我們要討論的案例是發生在一所小學，瓊·艾略特是在愛荷華州萊斯城的一個小型鄉村小鎮任教的三年級老師，十分受到學生歡迎。她遇到了一個挑戰：怎樣教導一群出身自少數族裔人數稀少的農業小鎮的白人孩子了解“同胞愛”及“包容”的真義。于是她決定讓他們親身體驗由于偏見造成的受迫害者及壓迫者的感受。

 

她先武斷地把班上學生分為兩群，一群是上等人一群是下等人，而區分方式是用眼珠的顏色。然后告訴學生藍眼珠比棕眼珠的人高人一等，接著提供各種證據支持她的說法。

 

事情就這樣迅速展開了，藍眼的學生是特別優越者，而棕眼的人則屬于下等人。艾略特小姐給了據稱比較聰明的藍眼學生許多特權，而屬于劣等的棕眼學生則必須服從于強迫他們屈居二等地位的規定，像是他們得戴上項圈，讓別人一眼就能從遠處認出他們的地位較低。

 

于是本來很友善的藍眼珠孩子開始不跟棕眼珠的壞孩子一起玩，還建議學校職員要公開宣布棕眼珠的孩子可能會偷東西。很快地，孩子們開始在下課時間拳頭相向，一個孩子承認自己痛打另一個孩子，原因是“他叫我‘棕眼人’，好像我是黑人，好像我是個黑鬼”。一天之內，棕眼珠孩子的課業表現開始下滑，他們的作業做得比較差，覺得痛苦、憂郁、憤怒。他們說自己很“難過”，用“差勁”、“很笨”、“卑鄙’來形容自己。但隔天一切就逆轉了，艾略特老師告訴全班同學說她弄錯了，其實棕眼珠的孩子才比較優越，而藍眼人是劣等人，然后她又提供孩子們一些看起來很像回事的新證據來支持她的理論。于是本來說自己“很快樂”、“很乖”、“很可愛”、“人很好”的藍眼珠學生開始給自己貼上自我貶抑的標簽，就如同棕眼學生前一天的感受。孩子們之間原本的友誼互動暫時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兩群人之間的敵意，直到實驗結束，孩子們也接受了完整仔細的減壓解說程序，教室里才重新充滿孩子們的歡笑。

 

讓這位老師十分驚訝的是，她以為自己很了解自己的學生，卻有這么多孩子在這過程中性格大變。她做出了這樣的結論，“原本樂于合作體貼人意的孩子們轉眼變成下流、惡毒、充滿歧視的小學生……真是糟透了！”

 

 

 

 

 

最終解決方案：將不適生存者趕盡殺絕

 

 

請想象你就讀于夏威夷大學馬諾亞(Moano)校區，你是選讀該校開設的數門夜間心理學課的570位學生之一。今天晚上，你那位說話帶著丹麥口音的老師并未進行平常的演講課，而是在課堂上跟大家透露一個消息：人口爆炸(20世紀70年代的熱門議題)危機已經威脅到國家安全。根據這位權威人士的說明，正浮現中的社會威脅是因為身心不合格人口快速增加所致。為了全人類的福祉，這個問題可通過由科學家簽字背書的高尚科學計劃來解決。接著你被邀請參與這個計劃，協助“應用科學方法排除心智及情緒未達適當標準者”。這位教授更進一步提出采取行動的正當理由，他將這計劃和以死刑遏阻暴力犯罪做類比。他告訴你們，由于你和在這里的其他人同屬于聰明、受過高等教育且道德標準較高的族群，因此你們的意見將被征詢。-·想到自己是被精挑細選過的一群就讓人覺得沾沾自喜(請回想劉易斯曾提過的進入“核心圈”的誘惑力)，為了避免任何疑慮，他又保證，在采取任何行動對付這群不合格的人類生物前，都會進行審慎的研究。

 

在此時此刻，他只需要你們在講堂上完成一份簡單的問卷調查，提供你們的意見、批評或個人觀點。你被說服這是個新的重要議題，而你的意見相當重要，于是你開始回答問卷中的問題。你十分費心地一一回答這七個問題，并且發現你的答案竟然和其他群體成員十分一致。

 

你們之中有90％的人都同意，有些人就是比其他人更適于生存，這是一直存在的現象。關于殺害不適生存者：79％的人希望有-個人負起殺人責任，而另一個人則負責執行。64％的人寧愿選擇讓按下死亡執行按鈕的人保持匿名，盡管有許多人是被迫這么做。89％的人則認為，不會造成痛苦的藥物是最有效也最人性的行刑方式。如果法律要求必須協助進行，有89％的人希望擔任協助決策的人，而9％的人則偏向執行殺人行動或兩者皆可。只有6％的學生拒絕作答。

 

更令人不敢置信的是，作答的學生當中竟有91％的人同意問卷中的結論：“當情況出現極端發展時，消滅人類整體福祉的最大危害者乃是完全正當的做法！”

 

最后一個讓人吃驚的數字是，即使這個“最終解決方案”必須用在對付自己家人，仍有29％的人支持！

 

也就是說，這些美國大學生(夜間部學生，所以比一般生年齡大些)愿意認可一份死亡計劃，它的目的是殺害被權威人士判定為比他們更不適合生存的所有其他人，而這一切只不過是因為他們的教授--權威者剛才做了一段簡短報告。現在我們可以了解那些平凡甚至是天資聰穎的德國人是如何欣然贊同希特勒對付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而德國教育體制以及系統性的政府宣傳更從各方面強化加深了他們的認可動機。

 

 

 

 

 

平民百姓變成超級殺手

 

 

我研究的是如何使尋常人做出與他們過去經歷及價值觀截然不同的惡行，在多份相關研究中，歷史學家克里斯多弗·布朗寧(Christopher Browning)的杰出研究是對此主題最為清楚的說明之一。在這份研究中，他告訴我們在1942年的3月，80％的納粹種族屠殺受害者仍存活于世，但僅僅11個月后，將近80％的人都死了。在這么短暫的時間中，納粹啟動了希特勒的“最終解決方案”，以便強力執行在波蘭的大規模屠殺行動。這項種族屠殺行動必須調動大型的殺人機器，但在這同時，正在節節敗退的俄國前線則殷切需求體格健壯的軍人。因為大多數波蘭猶太人都居住在小村莊而非大城里，因此布朗寧對德國最高指揮部的決策提出一個問題：“在戰爭進入關鍵時刻的這一年，他們到哪里找到人力完成如此驚人的后勤任務以執行大規模屠殺？”

 

他從納粹的戰爭犯罪檔案中找到了答案，這些檔案是關于101后備隊(Reserve Battalion l01)的行動記錄，這是-支由來自德國漢堡的五百名男性所組成的軍伍。他們都是年齡較大的一般百姓，閱為年紀大的關系所以沒有被征召入伍，多半來自工人階級和低階中產階級，也不乏有從事軍警工作的經驗。這些經驗不足的新兵在被送到波蘭執勤前，不曾接到任何事前通知也沒有受過訓練，而他們的秘密任務便是把居住在波蘭偏遠村莊里的所有猶太人全部消滅。但是在四個月內，他們就以近距離直射的方式殺害了至少3．8萬名猶太人，并且將另外4．5萬人放逐到位于特累布林卡(Treblinka)的集中營。

 

他們的指揮官一開始跟他們說，這是一項后備軍人必須服從的困難任務，但又告訴他們，任何人都可以拒絕處決這些男女老幼。記錄顯示，剛開始有一半的人拒絕接受這項任務，而是讓其他后備憲兵動手殺人，可是時間久了，社會形塑過程開始發揮作用，執行槍決任務者對其動之以情，使他們產生了罪惡感，再加上平時對“別的同袍會用什么眼光看我”感到從眾壓力，到最后，竟有90％的10l后備隊員盲目服從軍中指揮的指令，親自參與了槍決行動。他們之中許多人在攝影記者前驕傲地擺出了近距離槍殺猶太人的姿勢，就像在阿布格萊市監獄中的軍人拍下的虐囚照片一樣，這些人在他們的“勝利紀念寫真”中擺出-副猶太威脅摧毀者的得意姿態。

 

布朗寧清楚點出這些人完全沒有經過任何特殊挑選，也不是出于自愿選擇或由于職業或興趣使然才做出這樣的行為，因此這些并不是理由，相反地，在他們被放進這個新情境中、受到“官方”許可及鼓勵而對被武斷貼上“敵人”標簽的弱者做出殘酷的暴行之前，他們是徹徹底底的平凡人，布朗寧分析這些日常的人類惡行，在他深具洞察力的分析中指出最為明顯的一件事情是，這些尋常人乃是-個強有力權威系統的一部分，這個警察國家以意識形態正當化滅猶暴行，將紀律、對國家盡忠職守的道德律令強力灌輸到人民腦海中，而這些人正屬于其中一員。。

 

有趣的是，我一直主張實驗研究擁有和真實世界的相關性，而布朗寧則將許久以前曾在那塊偏遠土地上運作的潛在機制和米爾格倫服從研究以及斯坦福監獄實驗中的心理過程做了比較。這位作者接著指出，“津巴多研究中的種種獄卒行為和101后備隊中出現的各類行為模式有著不可思議的相似性。”(第168頁)他描述一些人如何成為“殘酷無情’的冷血殺手而享受著殺人的快感，而另一些人又是怎樣變成·強硬但行事公正”的規則執行者，以及少數可以有資格稱為“好獄卒”的人，他們拒絕執行殺人任務，偶爾也會對猶太人施點小惠。

 

心理學者埃爾溫·施陶布(Erving Staub，孩童時期在納粹占領下的匈牙利長大，因居住于“庇護之家”而生還)也贊同，處在特殊環境下時，大多數人都有能力對人類做出極端暴力甚至是謀殺行為。施陶布嘗試去解世界各地的種族屠殺和集體暴力的邪惡根源，最后他開始相信，“邪惡從平凡思維中滋長并由普通人付諸實行，這是通則，而不是例外……而滋生極端之邪惡的尋常心理過程，往往是隨著破壞程度的進化而逐漸形成。”他強調，當普通人陷入高階權威系統要求他們做出邪惡行為的情境時，“成為系統的一部分會塑造人的觀點，它會獎勵人信奉支配觀點，并增加偏差行為的心理考驗和困難度。”

 

從奧斯維辛死亡集中營的恐怖生涯生還之后，約翰·施泰納(John Steiner，我親愛的朋友及社會學同事)重返德國，在數十年間訪談過數百名職階從士兵到將領的前納粹黨衛軍。他必須知道是什么因素讓這些人日復一日懷抱這段難以言說的邪惡過去。施泰納發現，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在權威性格量表中分數都相當高，這使得他們很容易被納粹黨衛軍的暴力次文化吸引。他把他們稱為“睡人”，他們有某種潛在特質，除非處在特殊情境中，否則可能永遠不會出現暴力傾向。他做出一個結論，“情境可能是納粹黨衛軍行為的直接決定因素。”情境會喚醒這些“睡人”，讓他們成為活躍的殺人狂。然而施泰納也從他的大規模訪談資料中發現，這些人除了在集中營情境中度過了充滿暴力的歲月之外，在這時期前后都過著正常(也就是沒有暴力行為)的生活。

 

施泰納與許多納粹黨衛軍在個人或學術方面的大量互動經驗，使得他針對制度性力量和角色內涵賦予的殘暴性，進一步提出兩個重要結論，“對于暴力角色的制度性支持遠比一般認為的效果更強大，特別是明顯的社會認可支持著這類角色時，受到這些角色吸引的人可能不只是從他們的工作性質獲得滿足，而在情感上和行動上都成了半個劊子手。

 

施泰納繼續描述角色如何戰勝性格特質，“‘事實’變得很明顯，并不是每個扮演殘暴角色的人都有嗜虐的性格。那些繼續扮演著與本身人格并不相近的角色的人，經常是改變了自己的價值觀才做得到（也就是傾向于去適應角色的期待）。有些黨衛軍成員很清楚地認同并享受自己的地位。但也有人對被指派的任務感到厭惡反感，他們嘗試彌補的方式是盡可能幫助集中營的囚犯（作者曾在幾個場合中被黨衛軍所救）。”

 

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承認，在納粹種族屠殺中成為邪惡加害者的成千上萬德國人并不只是因為服從權威者指令才干下惡性。權威系統許可并獎勵殺害猶太人，但對權威系統的服從乃建立在強烈的反閃族情緒上，這普遍存在當時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中。而歷史學者丹尼爾·戈爾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則認為，通過德國對一般老百姓的連串動員，使得他們成為“希特勒的自愿劊子手”，因而得到紓解的出口。

 

盡管注意到德國人對猶太人的仇恨在大屠殺事件中扮演的激化角色，戈爾德哈根的分析仍然出現兩個缺失。首先，歷史證據顯示從19世紀早期開始，德國的反戰情緒就一直比法國和波蘭等鄰近國家更高漲。其次是他也錯誤地笑看了希特勒權威系統的影響力，這個權威系統構成的網絡，美化了種族主義狂熱以及由權威人士所創造出的特殊情境，如推動執行集體屠殺的集中營。德國人身上的個人變因以及走火入魔的偏見情緒所提供的情境機會，兩者結合才造成這么多人自愿或非自愿地為國獻身，成為死刑執行者。

 

 

 

 

 

平庸的邪惡

 

 

1963年，社會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endt）發表了日后成為當代經典名著的《艾希曼受審于耶路撒冷：關于邪惡的平庸性的一份報告》。她在這本書中仔細分析了對阿爾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戰爭罪行進行審判，這位納粹名人親自籌劃謀殺數百萬猶太人。艾希曼對自己行為的辯護詞和其他納粹領導人如出一轍，“我只是聽命行事”。正如阿倫特所指出，“艾希曼記得非常清楚，在當時，如果說他會覺得良心不安的話，唯一的原因只會是因為他沒有服從指令--以極度的熱誠和一絲不茍的手法將數百萬的老弱婦孺送上斷魂路。”（第25頁）

 

臟下流的勾當，因此我和我的同僚推論，他們正是彰顯了天性之惡。

 

我們一開始先將焦點放在刑求者身上，試著去了解他們的心理，以及環境對他們的后天形塑，但接著就得延伸分析范圍，以涵蓋選擇或者被指派另一種暴力性工作的人，也就是行刑隊的處決者。這些刑求者和處決者面對一個“共同的敵人”：無分男女老幼，盡管身為同胞甚至是近鄰，只要“系統”宣稱他們是國家安全的威脅，就是敵人--例如社會主義者和共產黨人。這些人有的必須馬上消滅，有的因握有秘密情報，所以必須用嚴刑拷打逼他吐實，等取得自白后再處決。

 

刑求設備與技術經過天主教宗教裁判所以及之后的許多民族國家數世紀來不斷精益求精，已成了刑求者執行任務時可依賴的“有創意的邪惡工具”。盡管如此，當面對特別頑韌的敵人時，他們還是需要即興發明一些手段才能對付。其中有些人會堅稱無辜，拒絕認罪，有的人甚至棘手到連最兇惡的逼供技巧也無法讓他們心生畏懼。看穿人性的弱點除了需要時間磨煉，也需要有洞察力，刑求者必須具有上述資格才能成為嫻熟的好手。相對地，行刑隊的任務就簡單多了。他們可以戴上頭套保持匿名，佩槍而且群體行動，三兩下就輕松完成對國家的任務，而且不必背負個人的包袱，反正“只是工作而已”。但刑求者的任務可就不只是一份工作這么簡單了。刑求總是會涉及個人關系，基本上他必須了解要在特定時間、對特定者運用何種強度的何種手段。時間不對、藥下得不夠猛，自白就出不來。藥下得太重，自白還沒出來受害者就先死了。這兩種情形下，刑求者不僅交不了差，還會惹得上級長官發火，但只要學著掌握正確的刑求手段和程度以逼出想要的情報，就可以從上級長官那里得到豐厚的報酬和贊賞。

 

什么樣的人可以從事這樣的差事呢？他們必須殘酷成性，或是曾有過一段反社會的荒唐過去，才有辦法日復一日折磨拷打自己同胞的血肉之軀？這些暴力工作者難道是跟其他人類完全不同的品種、是天生的壞坯子？如果說他們只是一般人，被一些相同、反復的訓練計劃訓練來執行可悲骯臟的差事，我們就能理解他們的行為嗎？我們能夠確認出一組形塑出刑求、處決者的外在條件跟情境變項嗎？如果他們的惡行沒辦法歸咎于內在缺陷，而是因為外在力量--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歷史及警察訓練的經驗--作用的結果，那么我們就能夠進行跨文化、環境的概化歸納，發現是哪些操作性原則造成這樣驚人的人性轉變。

 

巴西籍社會學者馬莎·哈金斯(Martha Huggins)、希臘心理學者暨刑求專家米卡·哈里托斯一法圖羅斯(Mika Haritos-Fatouros)和我曾在巴西不同審判所對數十位暴力工作者進行深度訪談(關于我們使用的方法以及對這群人的詳盡調查結果，請參見我們三人所共同發表的一篇論文)。在此之前，米卡曾經針對希臘軍政府訓練出來的刑求者進行過類似研究，而我們的研究結果和她的之間有許多一致處。我們發現，訓練者會從訓練過程中淘汰掉虐待傾向的人，因為他們會無法自拔地享受施虐的快感，所以無法專注在套取自白的刑求目標。根據我們能夠搜集的所有證據顯示，在扮演這個新角色前，刑求者和死刑執行者并沒有任何特別不同或偏差之處，而在他們接下現任工作后這些年，他們之中也沒有人出現任何持續的偏差傾向或變態行為。因此他們的行為轉變完全可以從種種情境和系統性因素來解釋，例如他們在扮演新角色前所接受的訓練、同袍之間的情義、國家安全意識形態的洗腦、還有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者作為國家公敵的習得信念等。而形塑新行為形態的其他情境力還包括：相較于其他公務員同儕，他們因為自己的特殊任務而受到獎賞，因而更覺得自己與眾不同、有優越感；工作十分機密，只有少數共同工作的戰友才知情；無論是否疲倦或個人有什么困難，他們都持續處在必須交出成果的壓力下。

 

我們已經報告過許多詳細的個案研究，這些人受到政府許可，而在美蘇冷戰期間(1964-1985)美國中情局為對付蘇維埃共產主義也秘密支持他們執行這些最下流骯臟的任務，這些研究記錄卻說明這些人其實平凡無奇。在由巴西圣保羅大主教教區出版的《巴西酷刑報告》(Torturein Brazil)書中，提供了詳盡資料說明美國中情局干員大量參與巴西警察的酷刑訓練。這類訊息也和已知“美洲學校”(School of the Americas所扮演的角色相符，后者為來自各國的間諜提供系統性的拷問及酷刑訓練，以共同對付共產主義敵人。

 

盡管如此，我和研究伙伴仍認為，當人們執迷于相信國家安全威脅的存在時，這樣的事情隨時可能在任何國家上演。最近“對抗恐怖主義的戰爭”口號引發了許多恐懼與暴行，然而在這之前，許多都會中心幾，乎不曾中斷過“對抗犯罪的戰爭”。所謂對抗犯罪之戰孕育了紐約市警局成立“NYPD突擊小組”。只要情況需要，這個獨立的警察小組可以追緝聲稱中的強暴犯、強盜和搶匪，完全不受任何轄制。他們穿著印有他們座右銘的T恤“最偉大的狩獵是獵人”(There is no hunting like the hunting of man．)，而他們的戰斗口號是“黑夜是我們的天下”(We own the night．)。這個專業化的警察文化可和我們研究的巴西拷問警察文化相較。突擊小組最知名的殘暴行為之一就是謀殺一名非洲移民[來自幾內亞的阿馬杜·迪亞洛(Amadou Diallo)]，當他想要掏出皮夾向他們亮出身份證時，他們開了四十幾槍槍殺他。有時候你可以說“倒霉事就是會發生”，但我們卻往往可以辨識出導致這類事情的情境和系統性力量。

 

 

 

 

 

自殺炸彈客：完美的軍人、普通小伙子

 

 

最后還有兩個關于大規模謀殺者的“平庸性”例子值得一提。第一個例子來自于一份對美國“9．11”劫機事件的深度研究，事件當中的自殺恐怖分子攻擊紐約和華盛頓首府特區，并造成將近三千條無辜人命喪生。第二個例子則是來自英國警方對嫌疑自殺炸彈客的報告，他們在倫敦地下鐵爆炸事件及2005年6月多輛雙層巴士的爆炸事件中造成了嚴重傷亡。

 

在《完美軍人》(Perfect Soldiers)一書中，特里·麥克德莫特(Terry Mc Dermot)對于“9·11”事件中的恐怖分子進行了仔細的研究式描繪，他的研究結果強調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有多么普通。這使他導出一個不祥的結論，在世界各地“很可能存在非常多像他們一樣的人”。關于這本書的一篇評論使我們回到阿倫特“邪惡的平庸性”議題上，在全球恐怖主義猖獗的新年代，邪惡的平庸概念也獲得了更新。《紐約時報》評論家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提供了驚駭的見解，“在‘9·11’事件描繪者筆下，這些行兇者尋常得令人吃驚，他們可能輕易成為我們的鄰居或是飛機上的鄰座。通過這些描寫，諷刺漫畫里的大‘魔頭’或是‘眼神瘋狂的狂熱分子’已經被完美的軍人形象取代。”

 

這個駭人情節接著在倫敦大眾運輸系統真實上演，一個自殺炸彈客團體策劃執行接連幾起攻擊行動，不著痕跡地搭乘地下鐵或巴士，他的真實身份卻是“看似普通的謀殺者”。對他們居住在英格蘭北部城市利茲(Leeds)的親朋好友而言，這些年輕的穆斯林只是些“普通的英國小伙子”。在他們過去的經歷中，沒有任何記錄可以顯示他們有危險性，甚至可以說，所有事情都顯示這些“普通小伙子”與他們居住的城鎮、工作緊密融合。他們之中有人是板球好手，為了過更虔誠的生活而戒酒，遠離女色。還有人家里在當地做生意，父親在賣炸魚條跟薯片。另-位是咨詢師，他的工作有效率地幫助了殘障兒童，最近才剛當了爸爸并且搬了新家。他們不像“9．11”事件中的劫機者，外國人在美國接受飛行訓練多少會啟人疑竇：這些年輕人都是當地在地人，他們在任何警察偵搜網下都是嫌疑度很低的一群。“這完全不像他們做得出來的。一定有人把他們洗腦了，然后叫他們去做這些事。”這群人的一名友人這樣想。

 

“自殺炸彈客最可怕的一件事是，他們完完全全就跟平常人一樣。”這方面的專家安德魯·西爾克(Andrew Silke)下了結論。他指出，根據死亡自殺炸彈客尸體的法醫鑒證報告結果，沒有人有任何吸毒或嗑藥的跡象。他們是在神智清楚的狀態下懷抱著獻身精神執行任務。

 

正如我們看到的，每當有學生在校園里大開殺戒時，就像美國科倫拜中學(Columbine High School)槍殺事件一樣，那些自以為了解行兇者的人總是會這么說，“他是一個好孩子，出身受人尊敬的家庭……真不敢相信他會這么做。”這個說法又回應了我在本書第一章中提出的觀點--“我們真的了解其他人到什么程度？”以及由這個觀點可以推論出--我們了解自己到什么程度？我們有多確定當自己處在新情境下受到來自情境的強烈壓力時會怎么做？

 

 

 

 

 

盲目服從權威的最終試煉：奉命殺死親生孩子

 

 

邪惡的社會心理學里最后一個延伸案例，離開了人造的實驗室情境，進入到真實世界；在圭亞那叢林里，有一位美國宗教領袖說服了超過九百名的追隨者自殺，或者是由親人或朋友殺害，這件事發生在1978年11月28日。“人民圣殿”教派在舊金山和洛杉磯聚會所的牧師吉姆·瓊斯為了在南美國家建立社會主義的烏托邦，號召信眾集體移民到圭亞那。在他所想象的烏托邦中不存在著他厭惡的美國的唯物主義和種族歧視，人們友愛、寬容地生活在一起。但是隨著時間和地點改變，瓊斯自己也變了。他從大型新教教派的領導者、慈愛的精神之父變成一位死神--貨真價實的人性邪惡面戲劇性轉變。在這里，我的意圖是將這個集體自殺事件與順從權威的行為模式彼此聯結，在米爾格倫位在美國紐黑文市地下實驗室和南美圭亞那叢林殺戮戰場間找出一條相通的路徑。

 

對于“人民圣殿”的許多貧窮信徒而言，在烏托邦中過著美好新生活的夢想在他們來到圭亞那之后就逐漸破滅了，瓊斯訂立于強制勞動的規定，成立武裝警衛，全面限制所有公民自由，伙食吃不飽，凡是違反瓊斯訂立的一大堆規則，即便是最輕微的也要受到接近酷刑的懲罰，而懲罰違規的情節每天都在上演。這些人的親人最后說服了一位國會議員前往調查這個集體農場，隨行的還有一個記者團，而瓊斯卻在他們離開圭亞那時謀殺了這些人。接著他把農場里的信眾成員都聚集起來，發表了一個冗長演說，他在演講中敦促鼓勵他們喝下含有氰化物的含糖飲料結束生命。拒絕的人被守衛逼著喝下毒藥，或是在試著逃跑的途中遭到槍殺，然而跡象顯示，大部分的人都服從了領導的命令。

 

瓊斯顯然是個極端的自我主義者，他為他所有的演講和宣言，甚至是他出席酷刑集會的過程，包括最后的自殺操演都留下錄音帶記錄。在這份最后的錄音帶中，我們發現瓊斯扭曲了現實，他用謊言、懇求、不倫不類的類比、意識形態、超越現狀的未來生活等迷惑信眾，并當眾要求他們服從命令，而在此同時，他的工作人員十分有效率地對超過九百名聚集的信眾發放毒藥。從錄音帶的一些摘錄中可看出，瓊斯運用了一些殺人技巧以誘使信眾徹底服從他--一個瘋狂的權威人物：

 

讓我們吃點藥吧，這很容易，非常容易。這些藥不會讓人抽搐(當然會，小孩子尤其會有抽搐現象)……不要害怕死亡。你們就要看到，有些人會來到我們的農場，他們會虐待我們的孩子、折磨我們。他們會折磨老人家。我們不能讓這種事情發生……拜托，可不可以快一點？快點把藥吃下去好嗎？你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我試著……拜托你們。看在神的份兒上，讓我們把事情辦好吧。我們活過了，我們活過也愛過，跟其他人沒兩樣。我們受夠了這世界，你們也快要一樣了。讓我們跟這世界道別吧。跟這世界的痛苦告別。(掌聲)……想跟孩子們一起離開的人有權利帶著孩子離開。我想這是人性的做法。我也想走--我也想看到你們離開，但……死亡沒什么好怕，一點也不可怕，它是我們的朋友，一個朋友……你們坐在這里，這表現出你們對其他人的愛。我們上路吧，上路吧，走吧。(孩子們的哭泣聲傳來)……尊嚴地放棄你們的生命，而不是由淚水和痛苦相伴。死亡不算什么……死亡只是換搭另一班飛機而已。別這樣，停止這些歇斯底里的反應吧……我們唯一的死法，就是得死得有尊嚴。我們得死得有尊嚴。我們之后將沒得選擇，但現在，死讓我們有了選擇……孩子們看，那就像幫助你入睡的東西。喔，神呀。(孩子們的哭泣聲傳來)……媽媽、媽媽、媽媽、媽媽，求求你、拜托你、懇求你。不要這樣--停止哭喊吧。不要向母親哀求。跟你的孩子一起放棄生命吧。

 

于是信徒們真的這么做了，為他們叫做“老爸”的人而死。像吉姆·瓊斯和阿道夫·希特勒這一型的魅力型專制領導者的影響力極為巨大，即便對信徒做出極可怕的事情后仍然存在，甚至在他們死后仍可維持不墜。不管他們從前曾經做過的善舉有多么微不足道，在他們忠實信徒心目中都遠超乎他們邪惡所作所為所遺留下來的禍害。讓我們思考一下加里·斯科特(Gary Scott)這個年輕人的例子，斯科特曾跟著他的父親加入“人民圣殿”教派，但因不服從命令而被驅逐。他在美國國家公共電臺制作的節目《父的慈愛：瓊斯鎮末日》(Father Cares：The Last of Jones town)播出后，打電話到隨后播出的全國熱線電話，他描述自己如何因為違反規定而受到懲罰。他被揍、被鞭子抽打，遭受性虐待，而且被恐嚇如果再不乖就會受到他最害怕的懲罰--讓一條大蟒蛇在他身上到處爬。但最重要的是，當我們聽他陳述這些痛苦帶來的持久影響時，我們會想問：他恨吉姆·瓊斯嗎？答案卻是一點也不恨。他已經變成一個“真正的信徒”，“忠誠的追隨者”。盡管他的父親在那次毒藥事件中死于瓊斯鎮，而他自己也曾遭受野蠻的折磨和羞辱，加里還是公開表示他欣賞甚至鐘愛他的“老爸”，也就是吉姆·瓊斯。連喬治·奧韋爾在《一九八四》書中構想的無所不能的黨，也做不到如此徹底的洗腦。

 

現在我們必須超越順從和服從權威的議題做進一步思考。即便這兩者的力量如此強大，但它們只不過是負責啟動而已。在潛在的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對抗關系中--如獄卒和囚犯、拷問者和被拷問者、自殺炸彈課和平民遇害者之間--會由于一些過程作用而改變兩者之一的心理構成。例如去個性化過程使得加害者得以保持匿名，因而降低了個人行為的可說明性、責任感和自我監控能力。而去人性化過程則奪走了潛在被害人的人性，使得他們變得跟動物一樣，甚至什么都不是。我們也調查了一些讓旁觀者面對邪惡時成為被動觀察者而非主動介入、協助或檢舉者的情境。不為的邪惡實際上是邪惡的基石，因為它讓加害者相信，那些明白正在發生什么事情的人的沉默正表示他們接受并允許這些惡行。

 

哈佛心理學者馬沙林·巴納吉(Mahzarin Banaji)所說的話正適合作為這一章的結語：

 

對于了解人性，社會心理學的貢獻在于它發現有些遠超出我們自身的力量決定了我們的心智與行動，而在這些力量中最重要的是社會情境的力量。

 

 

 

 

 

第13章社會動力學調查Ⅱ：去個人化、去人性化以及姑息之惡

 

 

人類歷史記載是由許許多多的陰謀、背叛、謀殺、屠殺、革命、流放構筑而成，而這些最惡劣的結果乃出自于人的貪婪、結黨營私、偽善、背信忘義、殘酷、狂怒、瘋狂、仇恨、嫉妒、情欲、惡意與野心……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在被大自然容許于地表上爬行的惡心敗類之中，你的大多數同胞就屬其中最邪惡的一群。

 

--喬納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記》

 

(Jonathan Swift，Gulliver’s Travels，1727)

 

斯威夫特對人類這群生物(我們這些人面獸心的人形野獸)的譴責或許有些極端，不過想想看，他在種族滅絕橫行于現代世界的數百年前、在猶太集體大屠殺事件發生前就已寫下這番批評，他的話或許不是沒有幾分道理。他的觀點反映了西方文學中的一個基本主題，也就是遠從亞當不服從上帝卻聽從了撒旦的誘惑開始，人類就從原始完美狀態中徹底墮落了。

 

社會哲學家盧梭曾詳盡描述社會力如何使人墮落，在他的想象中，人類乃是“高貴的原始野蠻人”，當人接觸到邪惡腐敗的社會時，他的美德也就被玷污減損了。在盧梭的概念中，人類乃是全能邪惡社會中的無辜受害者，而徹底反對這個觀點的人則認為人生而邪惡，我們的基因中早已寫下人性本惡的密碼。除非人類受到教育、宗教和家庭的感化而轉化為理性、講理、有同情心的人，或是受到來自國家權威力量強加的紀律約束行為，否則就會被肆無忌憚的欲望、毫無節制的胃口，以及充滿敵意的沖動所驅使而做出惡行。

 

在這場古老的辯論中，你站在哪一方？是人性本善但受到邪惡社會誘惑而墮落，或是人性本惡因社會而得到救贖？在做選擇前，請先考慮第三種觀點。也許我們每個人都有能力為善或為惡、利他或自私，善良或殘酷、支配或服從，都可能成為加害者或受害者、囚犯或獄卒。也許是社會情境決定我們哪種心理模式和潛能會得到發展。科學家發現，人類的胚胎干細胞實際上可以發展為任何一種細胞和組織，即使一般的皮膚細胞也可能變成胚胎干細胞。我們可以擴張這些生物概念以及我們已知的人腦開發彈性，而認為人性也具有“彈性”。

 

支配生活的各樣系統形塑著人，貧富、地理與氣候、歷史時代、文化、政治及宗教支配人們，但人也受到每天都需面對的特殊情境塑造。而這些力量又回過頭來和我們的基本生物性及人性互動。我在稍早之前主張，人的墮落潛能乃是人類心靈復雜可能性的一部分，為惡及為善的沖動一起構成了人性中最根本的二元性。這概念提供了復雜且豐富的描繪，來解釋人類行為中的驕傲與謎團。

 

我們已經檢視過從眾及服從權威的力量，它們的影響力是支配并破壞人類的主動性。接著我們將通過學術研究的洞察力探查包括去個人化、去人性化以及旁觀者的冷漠，即“不作為之惡”的相關領域。這可以讓我們的認識基礎更全面，以便充分評價使平常好人有時去傷害他人、甚至做出徹底違背規矩體面或道德性惡行的過程，即便是仁慈的讀者你，可能也無法例外。

 

 

 

 

 

去個人化：匿名與破壞

 

 

威廉·戈爾丁在小說《蒼蠅王》中提出一個問題：一個人外表上的簡單變化如何引發他外在行為的戲劇性改變？只是在臉上畫畫就讓平常循規蹈矩的英國男孩變成兇殘的小野獸，這是怎么發生的？故事描述在-個荒島上，一群男孩吃光了他們的食物，他們在杰克·梅里杜(Jack Merridew)領導下決定去獵山豬，卻沒有完成行動，因為在他們基督教道德觀中禁止殺戮。接著杰克決定要在臉上畫一個面具。當他畫好后，他看著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倒影突然間出現了驚人的變形：

 

他驚訝地看著水面，看見的不是自己，而是一個令人畏懼的陌生人。他往水里一攪然后站起身子，興奮地大笑起來。站在水邊是個身體結實、臉上畫著面具的男孩，他們(其他男孩)看著他，不寒而栗。他跳起舞來，笑聲變成嗜血的嚎叫。他蹦跳著朝比爾走去，面具變成有獨立生命的東西，面具背后隱藏的杰克，已經完全擺脫了羞恥和自覺。

 

當和杰克一伙的其他男孩也都畫上面具偽裝自己之后，他們就準備好要“殺死那野豬、割斷它喉嚨、讓它濺出鮮血”了。他們殺害另一頭生物之后，接著就以殺害野獸和人類敵人為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昵稱“小豬”的聰明男孩。強權就是公理，在乖孩子們的領袖拉爾弗也被那群獵人追殺之后，荒島終于徹底成為群魔亂舞的地獄。

 

是否有任何心理學上的證據可說明偽裝外表對行為過程的戲劇化影響呢？我嘗試運用一組研究來回答上述問題，這些研究促成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形成，即針對去個人化和反社會行為的心理過程考察。

 

 

 

 

 

匿名女性的驚人行為

 

 

第一個研究基本上是這樣進行的：研究者對一群女大學生編了一個故事，讓她們相信自己在實驗中真的對其他女生施加一連串痛苦的電擊。她們可以從一個單面鏡中看見和聽見兩個女孩，而研究者讓她們有好幾次機會電擊她們。有一半的學生被隨機指派為可以維持匿名，即去個人化；而另一半人則必須清楚揭露她們的身份，也就是個體化。在分開施測的十個去個人化群體中，每一組都有四位大學生，這組人可以用兜帽和松垮垮的實驗袍掩飾外表，她們的名字都由編號取代，分別是一至四號。實驗者對待她們的方式也是去個人化，把她們當成一個匿名群體而不是個體。根據實驗者的說法，這些程序是為了掩蓋她們的非言語行為，好讓其他人無法得知她們的反應。相對地，對照組的人就得別上姓名牌，這樣可以使她們覺得自己是獨一無二的，但其他待遇就都和去個人化組沒有差別。去個人化組和對照組一樣都是一組四人，在二十道施測過程中，兩組人都會被要求連續電擊單面鏡中看到的兩名女性“受害者”。

 

研究者編的故事是這兩名受到電擊的女性是一項研究的受試者，而該研究的主題是壓力下的創意表現。當這位待在另一個房間而且同樣在鏡子后面的實驗者測試她們的創意表現時，我們的實驗參與者就負責用痛苦的電擊對她們施壓。

 

這個實驗跟米爾格倫的典范有幾個不同的地方，首先，實驗中并沒有任何權威人物直接施壓，要求她們要不斷電擊表現出侵略性，因為在整個電擊的過程中，我并沒有和她們互動。學生們可以透過單面鏡看見我和兩名據稱是進行創意研究的女性。此外，這個實驗也沒有對受試者施加從眾壓力，因為她們各自待在相鄰的辦公隔間中，彼此沒有任何互動。最后是，我也沒有用如果不執行任務就會無法達成研究目的的方式對她們施壓。只要小組中的四名女性中有任何一個人施加電擊時，被電擊的女性就會做出受傷害的樣子，表示已受到足夠影響創意表現的壓力。所以，如果不電擊也不是不服從指令或蓄意對抗，受試者可以選擇被動地觀察，在一旁看著其他組員進行電擊，而不一定要成為主動的加害者。

 

我所關心的行為是施予電擊的持續時間，當電擊預備的指示出現時，學生們能夠持續電擊多久。她們需要做的決定并非是否要按下電擊鈕，而是要多快地把手指從按鈕上縮回，或者是持續按著按鈕電擊受害者。她們當然也可選擇不要聽從指示，完全不按電擊鈕(但沒有人這樣做)。

 

在錄音記錄訪談中，兩位與實驗者串通好的女性中，一位被形容成非常和善，另一個則被形容為不討人喜歡。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要讓“施壓者”心中對兩人產生不同的態度。但其實兩位女性都是我們的研究同謀，她們受過表演訓練，當電擊燈號亮起時就會逼真地演出痛苦的模樣，另一個房間中的學生們看見了都深信不疑。

 

在實驗開始前，每個參與實驗的學生都會先體驗造成皮肉疼痛的電擊(75伏特)，目的是為了讓她們了解這樣做的確會造成傷害--不過當然了，實驗中并未真正施加任何電擊。在20次施測中，受試者每次都必須決定是否電擊，以及持續多久。在第一位電擊目標完成20次測試并離開之后，第二位女性就會接替她繼續進行另外20次電擊測試。因為實驗組和對照組的四位成員都在相鄰的辦公隔間中接受測試，所以“組友”并不會直接對她們的行為造成影響。不過因為她們一開始先一起聽了一卷錄音帶，所以會感覺自己屬于一個群體。重要的是，除了匿名性及可識別性(identifiability)變項的操弄之外，兩組人在實驗中受到的待遇完全相同。

 

實驗結果很清楚：在去個人化狀態下的女性對兩位受害人的電擊次數是隨機指派到個性化狀態的對照組女性的兩倍。此外，匿名的女性對兩位受害者的電擊次數是一樣的，無論先前被形容為很和善還是不討人喜歡，結果并沒有差別。當手指按下啟動鈕時，之前對受害者的感覺對她們的行為并不造成影響。在20次施測過程中，她們持續電擊的時間也不斷增長，當受害者在她們眼前扭曲身子呻吟時，她們的手指仍舊按著電擊鈕不放。相較之下，個性化狀態下的女性對于喜歡的和討厭的電擊目標就會出現差別待遇，對前者比較不常做持續電擊。

 

當匿名的女性有機會傷害電擊對象時，她們會不管自己之前是喜歡或討厭她們，這說明了，去個人化的心理狀態對她們的心態造成劇烈變化。電擊延長加上有多次機會造成他人痛苦，兩者似乎都使得受試者的激動情緒不斷向上盤旋、激動的行為造成了自我增強現象，每個行動都激發了更強烈、更不受控制的反應。從經驗上來說，這樣的行為反應并非來自于希望傷害他人的殘酷動機，而是因為當時逐漸感受到自己對其他人的支配和控制能力，受到這種感受的激勵而造成。

 

這個實驗典范已經由許多實驗室和田野研究重復進行，證實可得到具比較性的結果。在這些重復驗證中，有些運用了去個人化的面具、施放白色噪音，或是向目標受害者丟保利龍球(即發泡利聚苯乙烯球)；參與實驗的對象包括來自比利時軍隊的軍人、學童及許多的大學生。在一個以老師擔任電擊者的研究中也發現隨著時間而升高電擊程度的現象，老師的任務是用電擊方式教育學生，而隨著訓練過程進行，他們也逐漸增強了電擊強度。

 

回想斯坦福監獄實驗就會發現，我們在這個實驗中運用的去個人化方式是讓獄卒和工作人員穿戴上銀色反光鏡片的太陽鏡以及標準的軍裝風格制服。從這些研究中可以導出一個重要結論：任何讓人感覺擁有匿名性的事物或情境，也就是任何讓人覺得像是沒人認識或想認識他們的狀況，都會削弱他們個人的行為辨識度，并因此創造出為惡的潛在條件。而第二項因素的加入，更是使這個結論的有效性大增;如同這些研究的設定，如果情境本身或其中的行動者允許人們從事反社會及暴力行為以反對其他人，他們就會彼此開戰。但是相反地，如果情境的匿名性只是削弱了人們的自我中心心態，而情境也鼓勵從事公益行為，人們就會彼此相愛。(在集會活動的背景下，匿名性通常會鼓勵更多社會參與的集會出現)因此威廉·戈爾丁對于匿名性和侵略性的洞見是有心理學根據的，而且情況比他所描繪的還要更復雜、更有意思。

 

當然了，我的衣裝確實改變了我的性格。

 

--威廉·莎士比亞，《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

 

不是只有面具才能賦予人們匿名性，在既定情境中的對待方式也能產生匿名效果。當別人不是把你當成獨立的個體，而是當成系統下的無差別性“他者”看待，或是忽視你的存在時，你也會覺得自己是匿名的。有一位研究者進行了一個實驗，他研究用這兩種不同待遇對待自愿參與實驗的大學生，即把學生當人看，或是把學生當成“白老鼠”時，受到哪一種待遇的學生會在趁他不注意時偷走他的東西。你們猜猜看結果如何？實驗是這樣進行的，研究者在和學生們互動后，將他們留在這位教授兼研究者的辦公室里，辦公室里有個裝滿了筆和零錢的盆子，而這時他們正好有機會可以下手行竊。結果匿名學生的偷竊次數多于受到人性待遇的學生。仁慈的價值甚于它的報償。

 

 

 

 

 

女化智慧：如何讓戰士在戰場上英勇殺敵，回家后還是個好人

 

 

讓我們來到匿名性和暴力可能攸關生死的真實戰場上，尤其是檢視外表改變對戰爭行為的影響。我們將比較不改變年輕戰士的外表，以及運用面部和身體彩繪或畫上面具(如小說《蒼蠅王》中的戰士)等儀式性的外貌轉變方式，這兩種不同做法所造成的影響。改變外表是否會影響之后他們對待戰敵的方式？

 

文化人類學家R．工沃森(R．J．Watson)，在讀過我之前發表的去個人化論文后，提出了這個問題。他的研究資料來源乃是耶魯大學的人類學數據庫，這個數據庫搜集了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研究報告及論著。而沃森找到了兩項資料，一項資料記錄了不同社會的戰爭方式，一些是在進行戰爭前改變戰士外表，一些則并不改變；另一項資料則是這些社會殺害、虐待或切斷戰俘手足的程度，以作為明確的依變項--真可說是最恐怖的結果測量方式了。

 

而他的研究結果大大肯定了我先前的預測，即當上級允許戰士們以平常禁止的侵略性方式作戰時，匿名性將促進毀滅行為。戰爭是制度性地許可人們殺死或傷害敵人。而這項調查研究發現，在我們找到關于戰爭行為及對待戰敵方式資料的23個社會中，有15個社會會在作戰前先改變戰士外表，而它們也是最具破壞力的社會，這些社會中有80％(15個中有12個)會以殘暴的方式對待敵人。相對地，在8個不改變戰士外表的社會中，7個社會并未出現如此毀滅性的行為。從另一個觀點來檢視這些資料可發現，當戰爭中出現受害者被殺害，虐待或切斷手足的情況時，90％都是第一次改變外表并將自身去個人化的戰士所為。

 

文化的智慧告訴人們，欲將平常表現溫和的年輕人變成聽命殺敵作戰的戰士，關鍵要訣就在于先改變他們的外表。戰爭就是由年長的人說服年輕人去傷害和殺死跟他們一樣的年輕人，大多數戰爭都是這么回事。而對年輕人而言，在作戰前先改變自己平常的外表，例如穿上軍服或戴上面具、做點臉部彩繪，則可以讓殺人變得容易些；一旦得到匿名性，平常那位富有同情心、關懷別人的人就消失了。當戰爭勝利后，文化智慧又會要求人們回到愛好和平的狀態。這時候他們就要脫掉軍服，拿下面具，洗掉臉上的顏料，找回平常的自己。在某種意義下，這很像是參與一個可怕的社會儀式，這個社會儀式不知不覺地使用了研究者斯科特·弗雷澤(Scott Fraser)在萬圣節派對研究中所采取的三階段典范模式--先維持平常裝束，再扮裝，最后脫去扮裝，于是他們的行為也經歷了三個歷程，當人們可以認出他們時，他們是愛好和平的，當他們取得匿名性時，他們成了殺人的戰士，最后當他們回到會被認出的狀態時，他們又變成愛好和平者了。

 

某些環境可賦予短暫的匿名性，對生活或置身其中的人而言，不需要改變身體外貌也同樣具有匿名效果。為了親身示范地方的匿名效果會助長都市中的街頭破壞行為，我的研究團隊做了一個簡單的田野調查。請回想第一章中我提到我們實驗將車輛棄置在紐約上城布朗克斯區靠近紐約大學校園旁的街道上，以及加州帕洛阿爾托市的斯坦福校園附近。我們把這些車輛弄成一看就知道是廢棄車輛(把車牌拔走、頂篷掀開)，再用相機和錄像帶拍下對這些車輛的街頭破壞行為。在布朗克斯區那個使人感覺自己有匿名性的環境中，48小時之內就有好幾十個路過或駕車經過的人停下來，破壞這輛廢棄的車子。這些人大多是衣冠楚楚的成年人，而他們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拔走車里任何有價值的東西，或是破壞車子。然而被棄置在帕洛阿爾托市的車子命運就截然不同了，一個星期過去，沒有任何一個路人曾經對它動過歪腦筋。這也是唯一可引用來支持都市犯罪的“破窗理論”的經驗證據。環境條件會讓社會中某些成員感覺他們擁有匿名性，讓他們以為在這個統治社群中沒有人認得他們，以為沒有人能識別他們的個體性和人性，而這會幫助他們變成潛在的街頭破壞者，甚至是暗殺者。

 

 

 

 

 

去個人化過程會將理性節制的人變成放浪形骸

 

 

讓我們假設人性“良善”的那一面是擁有理性、秩序、一致性和智慧的阿波羅，而“惡劣”的那一面則是代表混亂、解體、非理性和跟從生命原欲(libidinous core)的狄奧尼索司。阿波羅的核心特質是對欲望的節制與禁止，恰恰相對于狄奧尼索司式的解放與縱欲。人們平常由于認知的操控，而表現出符合社會要求及個人接受范圍的行為，因此當人們浸淫在認知的操控手段受到阻礙、擱置或扭曲環境中時，就有可能會變成惡人。認知操控的擱置會造成多重后果，其中包括良知、自我意識、個人責任、義務、承諾、債務、道德感、罪惡感、羞恥感、恐懼以及個人行動的成本效益分析等的暫時停擺。

 

實現這個轉化過程的一般性策略有二：(1)降低行動的社會辨識度(沒人知道我是誰，或者沒人在乎我的身份)；(2)降低行動者對自我評價的在意程度。前者削弱了行動者對于社會評價、社會贊可性的在意程度，可借由讓行動者感覺擁有匿名性，亦即去個人化的過程而達成。最有效的做法就是讓個人處于散播匿名性和擴散稀釋個人責任的環境中。第二個策略則是通過改變意識狀態來停止個人的自我監控和一致性監控。達到此目的的手段包括服用酒精和藥物、激起強烈的情感、參與高度刺激的活動，或進入一種延伸的現代式時間定位中，不再關心過去和未來，以及將責任向外推卸給別人，而不是反求諸己。

 

去個人化過程會創造出一種獨特的心理狀態，此一心理狀態下的行為受到當下情境的指揮，以及生物性的、荷爾蒙的分泌驅使。于是行動取代了思想，立即享樂凌駕了延遲的滿足，而小心謹慎的自我克制也讓路給愚蠢的情緒化反應。心理上的激勵狀態是去個人化過程的前兆，同時也是結果。當處在嶄新或是尚未結構化的情境中，而典型的反應習慣及性格傾向變得毫無用處時，它的效果就會發揚光大。這時個人對于社會模式和情境暗示缺乏抵御力的情況會突顯，于是戰爭與和平就變得一樣容易--一切全視情境的要求或引導而定。在極端的情況下，是非的意義泯滅了，違法行為不必考慮是否有罪，不道德的人也絲毫不怕遭天譴。內在的約束被擱置時，行為完全受到外在情境操控--外在控制了內在。做一件事時考慮的不是正確與適當與否，而只看可不可能、做不做得到。個人和群體的道德羅盤已不再能夠指揮方向。

 

從阿波羅過渡至狄奧尼索司式心智狀態的過程可以來得迅速而毫無預警，一旦人們短暫活在延伸現在式的時間中而不再顧及行動的未來結果，好人就會做壞事。在過度去個人化的情況下，平常對于殘暴行為及原力沖動的約束與限制消失一空。就像大腦突然短路了，額葉皮質的規劃和決策功能停擺，而較原始部分的大腦邊緣系統，尤其是杏仁核中的情緒和侵略性中心卻接掌大權。

 

 

 

 

 

狂歡節效應：以狂喜為集體去個人化過程

 

 

在古希臘時代，狄奧尼索司在眾神中的地位獨特。它被視為創造出新的現實層次，挑戰對生命的傳統預設和方式。它既代表將人類精神自理性言說和有條理計劃的拘禁中解放的一股力量，也代表了毀滅：毫無節制的情欲及缺乏社會控制的個人享樂。狄奧尼索司是酩酊之神、瘋狂之神，也是性狂熱及戰斗欲望之神。在狄奧尼索司所支配的存在狀態下，人失去了自我意識和理性，擱置了線性時間感，將自我聽任人性原始沖動支配，并視行為規范和公共責任于無物。

 

狂歡節(Mardi Gras)起源自基督教時代前的異教徒儀式，現在則被羅馬天主教廷認可為圣灰星期三(Ash Wednesday)前的星期二[油膩星期二(Fat Tuesday)或懺悔星期二(Shrove Tuesday)]。這個神圣日子標記著大齋節之宗教儀式季節的開始，在這個日子里必須從事個人的奉獻和禁食，以迎接四十六天后的復活節。狂歡節慶典開始于主顯節的第十二夜歡宴，這一天是東方三賢前往朝拜圣嬰的日子。

 

事實上，狂歡節慶祝追求“酒、女人和歌曲”的原欲享樂的放縱與過度，只求活在當下的縱情聲色。當參與慶典的人縱情于集體狂歡的感官享樂時，生命中各種憂慮和義務都被拋到九霄云外。酒神慶典的歡慶本質于是將行為從平常的束縛中解放，從以理性為行動基礎的轄制下松綁。然而人們始終在潛意識中意識到，這樣的慶典是短暫的，因為大齋節即將來到，而在齋期中，個人享樂及罪行的限制甚至比平常更嚴格。“狂歡節效應”指的是當一群志趣相投的尋歡作樂者決定縱情享樂，不顧后果與責任時，他們會暫時放棄傳統對個人行為的認知和道德約束。這就是群體行動的去個人化過程。

 

 

 

 

 

去人性化及道德脫鉤

 

 

在我們對“人類對人類的殘忍”現象的理解中，去人性化是其中的核心概念。當某些人將另一些人從身為人類一員的道德秩序中排除時，就是去人性化。在去人性化者眼中，這個心理過程中的客體喪失了人的地位。借助將某些個人或群體視為不屬于人性領域，去人性化的施為者可以暫時擱置道德感，而不必遵守以理性行動對待同類的道德束縛。

 

在形成偏見、種族主義和歧視心態的過程中，去人性化過程是其中核心。去人性化將其他人污名化，認為他們只擁有“受損的認同”(spoiled identity)。例如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就曾形容殘障者被社會視為不值得信任的過程是如何發生，他們被認為不是完整的人、受到污染的人。

 

在這類情況下，就連正常、道德正直，甚至通常有點理性主義傾向的人也可能做出毀滅性的殘酷行為。光是對他人的人性特質不予回應就會自動促成毫無人性的行為。來自《圣經》的黃金律令“你們愿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成了“你們愿意怎樣待人就怎樣待人”。他人成了被切去的一半。只要把人去人性化，那么無論如何對待這些“客體”，是麻木不仁、粗暴無禮、忽視他們的需要和懇求、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他們，甚至如果他們惹人生氣就干脆殺死，都會變得容易許多。

 

一位日本將領曾說，在日本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侵華戰爭中，日本兵很容易就可以殘忍地屠殺許多中國百姓，“因為我們覺得他們只是‘東西’，不像我們是人。”1937年的“南京大屠殺”事件就是明顯見證。我們也曾讀到(在第一章中)，一位曾籌劃多起盧旺達圖西族婦女強暴事件的女性這么描述圖西族人--他們不過是些“小蟲子”、“蟑螂”。同樣地，納粹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行動在開始時也是先制作宣傳電影和海報，讓德國人將某些人類同類視為劣等形態的動物，是害蟲、貪婪的鼠輩。同樣地，在全美曾發生多起都市白人暴民對黑人動用私刑事件，這些人將黑人污名化黑鬼，因此并不被認為這是對人類的犯罪行為。

 

美軍曾在越戰中屠殺數百名越南美萊村的無辜村民，事件背后的關鍵因素是美國軍人將所有不同臉孔的亞洲人都貼上“亞洲賤種”(gook)的標簽。然而昨天的“亞洲賤種”成了今天伊拉克戰爭中的“朝圣狂”(hajji）及“頭巾人”(towel head)，被新一批軍人們用來貶低不同臉孔的平民百姓和牢人。“有點像是你試著忘記他們是人，把他們當成敵人，”梅希亞(Mejia)中士說道，他拒絕返回這場他認為糟糕透頂的戰爭中繼續服役，“你叫他們‘朝圣狂’，知道嗎？你會做任何事，只為了讓殺死、虐待他們變得容易一點。”

 

一個在實驗室進行的絕佳控制實驗，實地示范了這類標簽及相關形象可能刺激行動的強大效應(第-章提及并詳述于此)。

 

 

 

 

 

實驗中的去人性化：把大學生當動物

 

 

我在斯坦福大學的同事阿爾伯特，班杜拉和他的學生設計了一個效果很強的實驗，可以細膩地呈現去人性化標簽的力量如何促使人們傷害其他人。

 

實驗是這樣進行的。研究者將來自附近專科學校的72名男性志愿者[以三人一組的方式組成“監理人團隊”，他們的任務是懲罰做出錯誤決策的學生，研究者聲稱這些學生是-個決策者小組的成員。當然了，扮演監理人的學生才是研究的真正受試者。

 

實驗中共有25道評論測試，擔任監理人的學生可以聽到決策團隊(據說是正在相鄰的房間里)的談話，并根據聽到的消息推測他們正在形成共識決定。研究者提供監理人相關資訊以評估決策小組在每道測試的決策是否適當。當形成不當決策時，監理人團隊的任務就是施加電擊懲罰。他們可以從電力最弱的第一級到最強的第十級中選擇電擊強度，所有決策團隊的成員都會受到電擊懲罰。

 

研究者告訴監理人，他們是由來自各種不同社會背景的人組成，目的是為了增加計劃的普遍性，決策者們則是擁有相同特質的人。這樣一來，被貼在某個決策者身，上的正面或負面標簽就可以代表整個群體。

 

研究者改變這個基本情境中的兩個特質：即“受害者”如何被貼上標簽，以及監理人如何為施與電擊行為負起個人責任。標簽化狀況共有三種，分別是去人性化、人性化或中立：歸責狀況則有兩種，分別是個體化或分散，志愿者被隨機指派標簽化及歸責狀況。

 

讓我們先考慮標簽化的過程及其效果，接著再考察不同歸貴方式的運作。實驗的設計足讓進入實驗的每一組參與者都相信，他們可以偷聽到研究助理和實驗者在對講機中的談話，而他們泄露的是據說為決策者填寫的表格內容。研究助理會用簡短話語悄悄表示這個小組所呈現的個人特質符合招募他們人員的看法。在去人性化狀況中，決策者被描述成“禽獸、爛人”。相對地，他們在人性化狀況中就被形容為“敏銳、聰明，比較人性的--群”。而在中立的狀況中，研究助理則不做任何評價。

 

有一件事必須說明清楚：實驗參與者和電擊受害者之間并未有過互動，所以無從做出個人評價，更無法適當地評價。這些標簽是旁人加諸于其他年輕學生的屬性，而根據他們聽到的說法，在情境中扮演指定角色的年輕學生也都是自愿參加實驗。實驗結果如何呢？職校學生如何對據說是由他們所監督的決策者施加懲罰，標簽發揮什么樣的作用？(事實上根本沒有“其他人”存在，他們聽到的只是統一播送的錄音帶內容。)

 

結果顯示，標簽的固著力強大，并對懲罰程度造成相當大的影響。那些被去人性化方式貼上“禽獸”標簽的人受到更強力的電擊，他們的電擊強度呈直線上升超過十道測試。隨著測試的進行，電擊強度也不斷增高，在最強程度十級的電擊中，每組參與者平均施加七級的電擊懲罰。被貼上“和善”標簽的人被施加電擊的強度最小，而未被貼上標簽的中立組的受罰強度則落在兩個極端值中間。

 

此外，在第一次測試期間，三個受到不同實驗待遇的小組所施加電擊強度并未出現差異，也就是，他們全都施加強度最小的電擊。如果研究就此結束，我們就會得出標簽化并未造成任何影響的結論了。不過隨著一次次測試進行，而決策者的錯誤也據說是不斷倍增，三個小組施加的電擊強度開始出現分歧。隨著時間越久，學生們對那些被形容為“禽獸”的人施加的電擊強度也越強。這個實驗結果可以比較我先前關于去個人化女大學生的實驗，她們施加的電擊強度也有隨著時間不斷上升的趨勢。因為練習或是經驗的學習而使得侵略性的回應隨時間加劇，這現象表明的是一種自我增強效應，其中樂趣與其說是來自于其他人的痛苦，倒不如說是因為人們處在支配情境，也就是處在讓別人得到應有懲罰的情境中所體驗到的權力和操控感。研究者指出，正是這種完全不受任何限制的標簽化力量，剝奪了其他人的人性特質。

 

這研究的正面之處在于，當某個握有權勢的人正面地標簽化他者時，雖然這標簽化一樣武斷，但那些人能因此得到比較受尊敬的待遇，被認為“和善”的人受到的傷害因此最小。人性化的力量可以抵消嚴苛的懲罰，無論在理論還是社會意義上，都跟去人性化現象一樣成立。這個實驗因此傳達了一個重要訊息，也就是關于言語、修辭以及刻板印象標簽化的力量，既可用來行善，也可用來為惡。我們應該把孩童時期朗朗上口的句子“棍棒讓我受傷，壞話不痛不癢”，后面的那句改成“壞話帶我下地獄，好話帶我上天堂”。

 

最后，歸責狀況不同是否影響施加電擊的強度呢？當實驗參與者認為電擊強度是出于團隊共識而非個人決定時，他們會施加較強的電擊。正如我們先前了解到的，責任歸屬的分散無論以何種形式出現，都會造成人們比較無法抑制傷害他人的行為。我們可以預見，正是當參與者須擔負較少個人責任而受害者又受到去人性化待遇時，他們會施加最強的電擊。

 

關于參與者如何正當化他們的行為表現方面，班杜拉的研究團隊發現，去人性化也成為人們用來自我開脫的借口，這又回過頭來導致懲罰強度增加。從對人們如何擺脫平常的自我約束而做出有害他人行為的研究中，班杜拉發展出一個概念模式--“道德松綁”(mord disengagement)。

 

 

 

 

 

道德松綁的機制

 

 

這模式一開始假設大多數人都因為在養成過程中受到常態的社會化洗禮，所以接納了道德標準。這些標準指引人從事有益社會的行為，遏止家庭或社群定義下的反社會行為出現。隨著時間經過，這些由父母，老師及權威人物所施加的外在道德標準成了內化的個人品行規范。人們逐漸擁有思想和行動的自我控制能力，并因此感覺到自我的價值。他們學會控制自己，避免出現不符合人性的行為，盡力表現出人性。這些自我規約機制和個人道德標準間的關系并非固定不變，而是處于動態過程，個人可以選擇性地啟動道德的個人監控，以便表現出可被社會接受的行為，但在其他時候，他也可以解除對某些受指摘行為的自我監控。只需在某些時候、某些情境、為了某些目的而暫時解除平常的道德運作，個人或群體就可以繼續維持自己的道德感。就像他們把道德感打到空擋位置，任由車子滑行而不管路上行人的安全，然后再變換回高速擋行駛，若無其事地繼續他們的高道德生活。

 

班杜拉的模式更進一步地闡明，個人如何選擇性地解除行為規約的自我監控而將傷害行為轉化成道德可接受行為，由于這是個基本的人性過程，班杜拉認為它不僅有助于說明政治、軍事和恐怖主義的暴力，也可以解釋“正派的人慣常為自己的利益而從事有損人性的活動的日常情境。”

 

只需啟動一個或數個下列四種認知機制，任何人都可能解除對任何破壞或邪惡行為的道德束縛。

 

這四種做法是，首先，我們可以將傷害行為重新定義為榮譽的行為，方法是借由采納神圣化暴力的道德命令而創造出行動的道德正當性，我們會將這么做的敵人們的惡行和自己正直的行為做比較，從而創造出有利的對比。(例如這么想：我們只是虐待他們，他們卻將我們的人砍頭。)運用委婉的語言，可以讓人們比較容易接受做出殘酷行動的現實，因此也可以達到同樣的目的。(舉例而言，用“附帶傷害”指稱戰爭行為所帶來的平民百姓死傷；用“友軍傷害”稱呼因同袍的不注意或故意而遭殺害的士兵。)

 

其次，借助分散或推卸個人責任，我們可以讓自己覺得行動和行動的有害后果之間并沒有那么直接的關聯。如果我們并不覺得自己犯下了慘無人道的罪行，就可以逃避自我譴責。

 

第三個方法，我們可以改變自己對于行動造成的真正傷害的看法，也就是可以忽略、扭曲、削弱，或根本承認我們的所作所為會造成任何負面后果。

 

最后，我們可以重新建構對受害者的認知，把他們所受的苦當作是活該，我們把后果怪罪到受害者頭上，當然也把他們去人性化，借助這些方式把他們當成低于標準的人，不值得我們用對人類同胞的正直方式對待。

 

 

 

 

 

了解去人性化過程不是為了找借口

 

 

重要的是必須在此再次聲明，這類心理學分析不是在替加害者的不道德、非法行為找借口，或是忽略它們的嚴重性。揭露人們用來替行為做道德松綁的心理機制將更有利于反制，并有助于我們重新確認-件事，也就是道德約定可促進人們之間由同理出發的人道情懷，因此至關重要。

 

 

 

 

 

制造去人性的國家公敵

 

 

在各種導致一般善良男女從事惡行的操作原則中，不能忽略民族國家用來煽動國民時所用的方法。國家一邊將年輕人推向死亡戰場，一邊讓國民贊成侵略戰爭，這是如何辦到的？思考這問題后，我們了解了其中一些原則。國家運用的是特殊的認知訓練，通過政治宣傳而實現這個困難的轉化過程。全國性的媒體宣傳活動(與政府合謀)創造出“敵人的形象”，目的是讓軍人和平民漸漸習慣仇恨那些落人“你們的敵人”這個新分類中的人。這類的心理適應訓練是軍人們最強而有力的武器，若是沒有它，他就不可能用瞄準器的十字線鎖定另一個年輕人然后開槍殺了他。這方法會造成人民之間的恐慌，當他們想象受到仇敵統治的情況會有多糟時，他們會感覺一切變得非常脆弱。這樣的恐懼會轉化成仇恨，讓人們愿意將孩子送上戰場對付險惡的敵人，死傷在所不惜。

 

在《敵人的臉》(Faces of the Enemy)一書中，山姆·基恩(Sam Keen)揭露了大多數國家如何運用形象化的宣傳方式捏造出敵人的原形，以對付被認為極度危險的“他者”、“外人”、“敵人”。這些視覺形象創造出集體的社會偏執，使人們把注意力焦點全放在敵人身上，認為這些敵人會傷害婦孺、破壞家園以及屬于他們生活方式的信仰，全盤摧毀他們的基本信念與價值。這類宣傳會向全球廣泛發送，影響遍及全世界。無論各個國家在許多面向仍存有許多差異，我們仍可把這類宣傳當成是某群“充滿敵意的人類”使用的樹敵伎倆。他們在正直族類的善良人腦中創造出一個新的邪惡敵人形象：壓迫者、身份不明的人、強暴犯、無神論者、野蠻人、貪得無厭的人、罪犯、用酷刑的人、謀殺者，最后，“那個敵人”成了抽象概念或是沒有人性的動物。這些令人喪膽的形象使人以為國家正受到一群人見人厭的野獸蹂躪，在人們的腦海中，敵人等于蛇蝎、鼠輩、爬蟲類、大猩猩、觸角動物，甚至是“豬玀’。

 

最后我們要探討，當人們采取去人性化的角度來認知某些特定他者的結果，一旦這些人被公開宣布奇怪、討人厭，人們就愿意對他們做出一些難以想象的事。在歷史上(20世紀20至40年代)曾有六萬五千名美國人被迫接受絕育手術，只因當時的優生學提倡者根據科學的理由，決定用排除不良特質的人達成人種凈化的目的。我們但愿這個想法是出自希特勒，而非美國最受尊崇的法官之一--奧利佛·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可惜事實并非如此。他根據多數意見做出決議(1927年)，判定強制絕育的立法不但不違憲，還符合了社會福祉：

 

如果社會能夠防止那些顯然不適合生存的人繼續繁衍下一代，人們就不必等到墮落者的子孫犯了罪再來處死他們，或者讓他們因為智能低弱而挨餓，這樣做可以讓這世界變得更好。連續三代都是弱智者就夠了，不應讓他們繼續下去。

 

關于這點，請回想一下我在第十二章中曾引用的一份研究，研究中的夏威夷大學學生竟愿意贊同執行“最后解決方案”以排除身心不合格人口，必要時甚至包括他們的家人也在所不惜。

 

美英兩國長期以來一直參與著“對抗弱者的戰爭”，它們是直言不諱且深具影響力的優生學提倡者，不僅倡議運用科學方法正當化優生學計劃，推動將不合格者排除，并同時強化強勢生存者的特權地位。

 

 

 

 

 

姑息之惡：被動的旁觀者

 

 

邪惡的凱旋唯一需要的只是善良人的袖手旁觀。

 

--英國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我們)必須認識到，被動接受不公正的體制也就是和這個體制合作，并因而成為它的惡行參與者。

 

--馬丁·路德·金

 

我們看待邪惡的方式通常是聚焦在加害者的暴力，摧毀性行動上，但是當有人需要你的幫助，或需要人出面反對，表示不服從，檢舉某些惡行時，不做任何事也可以是種邪惡。邪惡最具關鍵性、同時也最不為人知的促成因素并不是明目張膽鼓吹暴力傷害的人，而是在他們背后沉默的大多數，目睹一切發生卻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人。他們在惡行發生現場沉默不為，甚至使得善惡間的界限變得更模糊。我們接著會問：人們為什么不伸出援手？為什么不幫助需要他們幫助的人？他們的被動是無情、冷漠的個人缺點使然，還是說我們可以辨識出某些社會動態過程在其中運作？

 

 

 

 

 

基蒂·吉諾維斯事件：社會心理學者的看法

 

 

在紐約市、倫敦、東京或墨西哥市這樣的大型都會中心，一個人隨時都被成千上萬的人包圍，這說法一點也不夸張。我們在街上與人們擦肩而過，在餐廳、電影院、公交車或火車上比鄰，和人們排同一條隊伍--卻彼此毫無關聯，好像他們不是真的存在。對皇后區的一位年輕女子基蒂·吉諾維斯(Kitty Genovese)來說，她最需要援手的時候，幫助她的人真的并不存在。

 

在超過半個小時的時間內，有38位正直、守法的皇后區居民(紐約市)眼看一名兇手在皇家植物園(Kew Garden)中追殺一名女性，他一共發動了三次攻擊，其中兩次攻擊中，旁觀者發出的聲音以及突然點亮的臥室燈光打斷并嚇退了兇手。但是他又回頭找到那名女性，然后再次用刀子刺殺她。在攻擊的過程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打電話報警，一個目擊者后來打電話給警方，當時這名女性已經死亡。(《紐約時報》1964年3月13日)

 

針對這案子中的細節，最近一份分析報告提出了一個疑問，報告中質疑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目擊了整個事件的發生過程，以及他們是否真的了解發生了什么事，因為當時的目擊者中有許多人是半夜中被驚醒的上了年紀的老人。盡管報告提出了質疑，但毫無疑問，這些住在治安良好、氣氛寧靜，幾乎算是個郊區住宅區的居民聽見嚇人的驚叫聲卻沒有提供任何協助。基蒂面對殺手的瘋狂追殺終于逃無可逃，最后獨自死在樓梯間里。

 

然而不到幾個月后發生一個事件，更生動且令人心寒地描繪了旁觀者何以如何疏寓、被動地袖手旁觀。一個十八歲的女秘書在辦公室里被毆打，兇手幾乎讓她窒息，還脫光她的衣服強暴她。當她終于從攻擊者手中逃脫，一絲不掛，流著血跑下建筑物的階梯到門口大叫：“救救我！有人強暴我！”時，有將近40個人聚集在忙碌的街上，看著強暴者把她拖上樓梯繼續施暴。竟沒有人上前幫助她。只有一位剛巧路過的警察阻止了接下來的施暴及可能發生的謀殺(《紐約時報》1964年5月6日)。

 

 

 

 

 

旁觀者介入研究

 

 

針對旁觀者的介入行為，社會心理學者做過一系列探索性研究，并曾對此提出警告。天性式分析中常一面倒地針對冷酷無情的紐約旁觀者心態問題大做文章，這些社會心理學者反對這樣的做法，試圖了解是什么讓處在那個情境中的一般人無法做出對的事。比布·拉塔內(BibbLatane)及約翰·達利(John Darley)當時正分別在紐約市的兩座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大學中擔任教授，因此十分接近事件發生處。他們在紐約市大街小巷中進行了許多田野研究，研究地點包括地下鐵、街角及實驗室。

 

拉塔內和達利的研究得出一個違反直覺的結論：當緊急情況發生時，越多人目睹，這些人就越不可能介入提供協助。身為被動的旁觀者群體中的一分子，這表示每個人都會假設有其他人可以協助或將要提供協助，這樣一來，相較于單一目擊者或只有另一位其他旁觀者在場的情況，他們受到采取行動的壓力就比較小。其他人在場分散了卷入此事的個人責任感。參與者的人格測驗顯示，沒有一個特殊人格特質和緊急事件發生時旁觀者的介入速度、介入可能性之間有顯著關系。

 

紐約客就像倫敦人，住在柏林、羅馬和華沙的居民．或是其他來自世界各國大都市的人一樣，當有人直接要求協助，或是遇到單獨在場或在場人數不多的緊急情況時，他們就會伸出援手。但是每當緊急情況發生時有越多可能提供幫助的人在場，我們就越可能假設有某個人會出面，我們就會缺乏冒險伸授的動力。人們沒有采取介入行動的原因并不是因為冷酷無情，除了害怕插手暴力事件會危及自己性命之外，人們還會否認情況的嚴重性，因為他們害怕做錯事讓自己看起來很蠢，也擔心“管別人閑事”可能會付出的代價。被動的不作為其實是臨時浮現的群體規范下的結果。

 

人們創造了社會情境，也同樣能改變它。我們不是照著情境的程式化指令行動的機器人，我們可以借著有創意和建樹性的行動改變任何情境程式。但問題在于，我們太常去接受其他人對情境的定義和規范，而不愿意冒險去挑戰規定，開發新的行為選項。以助人及利他主義為主題的研究在社會心理學中屬于較新的研究領域，這個研究領域的誕生即是旁觀者研究所造成的結果[針對此一主題，在戴維·施羅德(David Schroeder)及其同事的專題論文中有完整的概述]。

 

 

 

 

 

如果好人也很忙：匆忙中的善行

 

 

人們未能伸手援助身處危難中的陌生人，極可能是出于情境中的變數使然，而不是由于人心險惡，針對此一說法，一群社會心理學者做了一次十分有力的實地示范。這是我最喜愛的研究之一，現在請讀者再一次想象自己是實驗中的參與者。

 

請想象你是為了取得牧師資格而就讀于普林斯頓大學神學院的學生。你正在前往布道的路上，你今天準備的是關于好撒馬利亞人(Good Samaritan)的《圣經》寓言，這次布道將會錄像下來作為有效溝通的心理學實驗素材。你熟知這段典故乃出自《新約·圣經》中路加福音第十章，故事講的是一位猶太人被強盜打劫，受了重傷，躺在耶路撒冷往耶利哥城的路邊，一路上有許多人通過卻只有一個人停下來伸出援手。這則福音故事告訴我們，那個好心的撒馬利亞人會因他在地上的善行而在天堂里得到應得的報償--這則圣訓是要教導所有人幫助他人的美德。

 

請再進一步想象，你正從心理學系前往錄像中心，巷子里有個人倒在地上呻吟，他蜷縮著身子，模樣十分痛苦，明顯需要別人幫助。現在，尤其剛好在你心里正排練著那則寓言的布道演講，你能想象有任何理由阻止你停下來當個好心的撒馬利亞人嗎？

 

倒帶回心理學實驗室的場景中。出發前實驗室里的人告訴你，你遲到了，約定的錄像時間已所剩不多，所以你得加快腳步。其他的神學學生被隨機指定是否被告知時間所剩不多，或是被告知他們還有時間可以慢慢前往錄像中心。只不過，如果你是個好人、一個虔誠的信徒、一個正思考著對陌生人伸出援手的美德的人，如果你就像古時候的撒馬利亞人一樣好心，時間壓力對你(或對其他人)而言怎么會構成差別？我打賭你會認為這么做的結果不會有什么差別，如果你在那個情境下，無論如何都會停下來伸出援手，其他神學院學生也都會這么做。

 

現在你再猜猜看誰贏了：如果你像我說的那樣想，你就輸了。從受害者的觀點來看，實驗得到的結論是：千萬別在人們遲到而匆忙趕路時遇難。幾乎每個神學院學生--有整整90％的人--都錯過了成為好心撒馬利亞人的絕佳機會，原因是他們正忙著去舉行一場關于好心撒馬利亞人的布道會。他們遭遇到任務要求抵觸的試煉：科學和受害者，兩者都需要他們的協助。科學贏了，受害者被留下來繼續受苦。(正如你現在意識到的，受害者其實是實驗者找來的臨時演員。)

 

當神學學生認為他們的時間越充裕，就越可能停下伸援。所以時間壓力的情境變項造成了行為結果的主要差異。在這個研究中，我們沒有必要像分析對可憐的基蒂袖手旁觀的紐約客一樣，訴諸于天性式的解釋，假設神學學生冷酷無情、憤世嫉俗、對人漠不關心。其他研究者復制這個實驗也得到同樣的結果，但是當神學院學生趕路的理由不是那么重要時，絕大多數人都會停下來救人。從這個研究中我們學到了一課：當我們試著了解人們沒有在他人急難中伸出援手的情境時，不要問誰會幫忙，誰不會幫忙，要關心的是在那個情境中有什·么樣的社會和心理特質。

 

 

 

 

 

制度化的姑息之惡

 

 

一個邪惡事情正在發生的情境里有三種主要角色：加害者、受害者和幸存者，然而邪惡情境中也常出現觀察者以及知情者，前者旁觀著惡行進行，后者知情卻不插手協助或者向邪惡挑戰，導致邪惡因他們的不為而持續猖獗。

 

正是因為好警察對弟兄們的縱容，才會出現在街頭、在警局后面的小房間毆打弱勢者的野蠻行為。正是因為主教或紅衣主教重視天主教會的形象勝于一切，才會掩護教區神父欺凌幼童的罪孽。他們都知道什么是對錯，卻任憑邪惡橫行而不攔阻，造成奸淫幼童者長期持續罪行(天主教會對此付出的終極代價則是天價的賠償金以及大量流失信徒)。

 

同樣地，在安然、世界通訊、安達信以及美國和世界各地許多出現類似弊端的公司中，正是那些優良員工默許各種作假行為，知情而不阻止。還有，正如我先前提到過的，在斯坦福監獄實驗中，由于好獄卒并未為了囚犯們所受的凌虐挺身而出，讓壞獄卒們有機會放輕松，結果等于是默許虐待情況愈演愈烈。而眼睜睜看著惡行發生的人正是我，當時的我只是禁止肢體暴力出現，卻允許狹小的囚室之中充斥著精神暴力。我讓自己受困于研究者和監獄監督者的角色沖突中，面對兩種截然不同的角色需求而不知所措，以至于種種苦難就在我眼前上演，而我卻渾然不覺。我也因此犯下不為之惡。

 

在民族國家的層次上，當需要采取行動時，民族國家的不為，縱容了大規模屠殺、種族滅絕事件，正如我們在波黑、盧旺達以及最近的蘇丹達爾富爾地區所看到的。國家就跟個體一樣，常不愿卷入麻煩，國家也一樣會否認問題的嚴重性以及行動的急迫性，也一樣寧可相信統治者的宣傳性說法，聽不進受害者的哀求。此外，決策者還經常受到來自“當地主事者”的內部壓力，因此只能作壁上觀而無法采取行動。

 

有關于制度性的姑息之惡，就我所知最悲慘的例子之一發生于1939年，美國政府以及當時主政的人道主義者羅斯福總統拒絕一艘滿載猶太難民的船只在任何港口停靠上岸。那一年，“圣路易斯”(St. Louis)號客輪從德國漢堡市起程，載著九百三十七名逃離大屠殺的猶太難民前往古巴。然而古巴政府卻推翻了先前接受他們入境的協議。難民們和這艘船的船長絕望地試著想取得美國政府的許可進入就在眼前的邁阿密，他們花了十二天的時間，卻無法從任何港口進入美國，只好載著這些難民再次橫渡大西洋返回歐洲。一些難民之后獲準入境英國及其他國家，但許多人卻難逃納粹集中營的毒手。請試著想象一個人曾距離自由只有咫尺之遙，卻死于被奴役的生涯，那是什么樣的遭遇？

 

綜觀人類歷史，有能力行勸者卻袖手旁觀；知情者卻無動于衷；正義之聲在最迫切需要時保持沉默；于是邪惡方能伺機橫行。

 

--海爾·塞拉西(Haile Selassie)，前埃塞俄比亞皇帝

 

 

 

 

 

情境與系統為何至關緊要？

 

 

人格與情境互動產生了行為，這在心理學是老生常談；事實是，人們是在各種行為脈絡中行動。人是其所處不同環境下的產物，也是他所遭遇環境的制作者。人類并不是被動的客體，只能不斷承受環境中各種機遇的后果。人通常選擇他將進入或避免接觸的環境，而借助他的出現和行動，人也能改變環境，影響同一個社會場域中的人，用各種方式來改造環境。我們多半都是主動的施為者，有能力選擇生命的具體走向，也有辦法形塑自己的命運。此外，基礎的生物機制以及文化價值和實踐，也對人類行為以及社會有巨大影響。

 

在所有主要的西方制度中，包括醫學、教育、法律、宗教和精神治療，其運作范疇都是以個體為核心。這些機構集體創造出一種迷思，也就是認為個體始終控制著自己的行為，他的行動乃出于自由意志和理性選擇，因此他可以為任何行動負起個人責任。除非是神智不清或者行為能力不足，否則做錯事的人都該知道自己錯了，并依照他的犯錯程度接受懲罰。這些制度的背后預設是，情境因素不過是一組最低限度相關的外在事項。在衡量造成所欲探討行為的各種因素時，天性主義者會針對個人因素大做文章，針對情境因素卻只是隨便提提。這樣的觀點似乎標榜了個人的尊嚴，個體理應有足夠的內在意志力可抵御各種誘惑及情境誘因。但我們這些從這個概念路徑另一邊思考的人卻認為，這樣的觀點拒絕承認人的脆弱性的事實。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對情境力量做了許多回顧，而承認人在面對各種情境力量的脆弱性，則是升高防御這類有害影響的第一步，也是發展出有效策略以強化個人和社群彈性的第一步。

 

當我們試著去了解暴力、破壞物品、自殺式恐怖主義、酷刑拷打或強暴這些“不可思議”、“難以想象”、“麻木不仁”的惡行時，情境主義的思維方式讓我們感受到深刻的謙卑感。它讓我們不會立刻去擁抱把好人跟壞人區隔開的高道德標準，卻輕放過情境中使人為惡的原因，情境式思路是對“他者”施與“歸因的慈悲”。它鼓吹的教訓是，只要處在相同情境力量的影響下，你我也可能會做出任何人類曾做過的事，不論善惡。

 

我們的刑事司法正義體系過于仰賴一般大眾持有的常識觀點，而人們認為造成犯罪的原因通常都是由動機和人格決定。該是改變司法正義體系的時候了，它應該考慮到來自行為科學的實質證據，而不該忽略社會脈絡對行為、犯罪及道德行動的影響力。我的同事李·羅斯和唐納·謝思托斯基(Donna Shestosky)曾針對當代心理學對法理與實務所帶來的挑戰，做過富有洞察力的分析。他們的結論是，司法體系必須采納醫療科學及實作的模式，充分運用現有研究對何者有害或有利于身心運作的理解來協助司法：

 

犯罪司法體系對于行為的跨情境一致性有不切實際的想象，在它錯誤的觀念中認為在引導行為方面，天性力量與情境力量的影響力是相對的，無法用“個人與情境”互動的邏輯來思考問題，它所標榜的自由意志概念雖然令人欣慰，但絕大部分只是幻覺，就跟從前的人普遍以為犯罪是由于巫術或著魔所造成一樣，根本沒有高明到哪里去。司法犯罪體系不應該再繼續被這些幻覺和誤解牽著鼻子走。

 

 

 

 

 

評估情境力量

 

 

就主觀層次而言，你必須先身處在那個情境中，才能評估情境對你以及處在同一情境中其他人的轉化性影響。旁觀者清在這里是行不通的。一個人對于情境的抽象認識即使達到巨細靡遺、眉目分明的程度，也還是掌握不住那地方的情感調性、無法用言語傳達的特質，抓不到它內在生產出的規范以及參與者的自我涉人和激擾程度。這就是電玩比賽的觀眾和舞臺上參賽者之間的差別。這也是經驗性學習的效果如此強大的原因，對此我們前面提過艾略特小姐及朗·瓊斯已經為我們在課堂上親自示范。前面也提過,40位精神病學家被要求預測米爾格倫的實驗結果，而他們卻大大低估了權威在實驗中的強大影響力，你還記得嗎？他們說只有1％的人會全程做完最高450伏特的電擊懲罰，而你已經看到他們錯得多離譜。他們根本無法完整評估社會心理環境對一般人異常行為的影響力。

 

情境的力量有多重要？最近有一份回顧研究針對百年來社會心理研究搜集了超過2．5萬個研究結果，總共有800萬人參與這些研究。這份雄心萬丈的編纂工程運用了統合分析統計技術，對各式各樣研究發現進行量化的概括，目的要找出這類經驗研究結果的效應程度及一致性。綜觀322個分開的統合分析可得出一個總體結果：大量的社會心理學研究已經產生了可觀的效應值(effect size)，也就是說，社會情境的力量具有可信度和穩健性效果。

 

這一組資料已重新拿來針對特定主題的研究--以普通人虐待行為的社會脈絡變項及原則為主題的研究進行分析。普林斯頓大學的研究者蘇珊·菲斯克(Susan Fiske)找到1500個分離的效應值，這些效應值顯示出情境變項對行為影響的一致性和可信度。她得出結論，“社會心理學證據強調社會背景，換句話說，也就是人際關系情境的力量。針對人際關系對善惡的影響，社會心理學已累積了一世紀的知識，這些知識的范圍橫跨各式各樣研究。”

 

 

 

 

 

回顧與總結

 

 

現在我們該收拾我們的分析工具，繼續踏上前往遙遠異國伊拉克的旅途，接下來我們要試著了解屬于我們時代的奇特現象：數碼電子檔案記錄中的阿布葛格布監獄虐囚事件。從1A層秘密牢房中傳出慘無人寰的暴力行為震驚全世界，造成了莫大回響。這樣的事情是如何發生的？誰該負起責任？為何虐囚者要拍下等同于記錄他們犯罪過程的照片，這意味著什么？媒體一連好幾個月都充斥這類問題。美國總統誓言要“究辦到底”。一大堆政客和自封的權威人士好像熟知內情似的全都跳出來聲稱這只是少部分“老鼠屎”所為。他們說那些虐囚者不過是一班有虐待傾向的“無賴軍人”。

 

我們將在下一章中重新檢視這整件事，以了解到底發生了什么以及事情如何發生。標準天性式分析將邪惡的加害者當成“老鼠屎”，現在我們已經對情境力量有充分認識，我們將把天性分析與情境決定因素做對照，以了解到底是什么樣“有問題的鍋子”壞了整鍋粥。我們也要回顧各種獨立調查所得到的若干結論，以便從情境因素出發，進一步將軍事及政治系統包括進入我們的綜合解釋中。

 

 

 

 

 

第14章 阿布格萊布監獄虐囚事件

 

 

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斯坦福研究示范了一則譬世傳奇，這對所有軍事拘留行動都有參考價值……心理學家巳嘗試去了解平常富有人情味的個體與群體為何有時在某些情境下會出現截然不同的行為表現，以及其過程如何發生。

 

--施萊辛格獨立調查小組報告

 

2004年4月28日當天，我在美國首府的華盛頓特區代表美國心理學會出席“科學性協會主持人會議”(Council of Scientific Society Presidents)。平常除非是旅行中，否則我鮮少有時間收看周三的電視新聞，那天我正在旅館房間里無聊地轉著電視頻道，無意間卻看見某些讓我極為震驚的畫面。播出的是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六十分鐘Ⅱ》節目，一連串令人難以置信的景象正從屏幕上閃現。在一群相疊成金字塔形的裸身男子身邊，站著兩名正朝著這堆囚犯露齒而笑的美國軍人。有-位美國女兵牽著一名被狗鏈拴住脖子的裸男。還有一些看起來一臉恐懼的囚犯，似乎即將被一群虎視眈眈的德國牧羊犬攻擊。影像有如色情幻燈片般連續播放；一絲不掛的囚犯們被迫在一邊比出得意洋洋的手勢、一邊在抽著香煙的女兵面前手淫；囚犯們還被命令做出模口交的動作。

 

畫面中的美軍正折磨、羞辱、虐待他們的俘虜，難以想象的是他們用的方法竟是強迫囚犯們做出同性戀的舉動。但事實擺在眼前，不容否認。其他令人難以置信的景象還有：囚犯們或站立或彎腰地做出壓迫性的姿勢，頭上則戴著綠帽或是粉紅女內褲。伊拉克才剛從獨裁者／虐待者薩達姆的魔掌中逃脫，這些優秀青年不是被五角大樓送出國參加為伊拉克帶來民主自由的光榮任務嗎，他們是怎么了？

 

讓人驚訝的是，在這個恐怖展中許多張影像里，加害者都與受害者一同現身。從事惡行是一回事，但把個人犯罪行為以圖像方式長久記錄保存于照片之中，可又是另一回事了。當他們照下“戰利紀念照”時，這些人在想些什么？

 

在心理虐待行為上最具代表性的影像終于出現了，一個戴著頭罩的囚犯搖搖晃晃地站在一個瓦楞紙箱上，兩只手臂向外伸展，手指上纏著電線。他以為(戴維斯中士讓他這樣相信)只要他的腿撐不住從紙箱上掉落，他就會立刻被電死。他的頭罩被人短暫掀開，好讓他看到從墻壁上延伸到他身體的電線，這些電極都是假的，目的只是要讓他感覺焦慮，而不是要造成肉體上的痛苦。他顫抖地處在擔心死期將至的極端恐懼中，我們不清楚這狀態持續了多久，但是我們很容易能想象這經驗所造成的心理創傷，并且同情這名戴上頭罩的男子。

 

至少有十幾張影像從電視屏幕上一閃而過，我想要關掉電視，視線卻無法從屏幕上移開，這些生動照片以及所造成的幻滅感擄獲了我全部的注意力。在我開始考慮造成這些軍人出現這類行為表現的各種假設前，我甚至和其他國人一樣肯定地認為，這些虐行只不過是一小撮“老鼠屎”所為。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主席理查德·B．邁爾斯(Richard B．Myers)曾在一個電視訪問中聲稱他十分驚訝于對這些行為的辯解，也對這些犯罪性虐行的照片感到震驚。但他仍然表示自己十分肯定并無證據顯示這是“系統性的”虐待行為，相反的，他堅持主張這不過是一小撮“流氓軍人”犯下的個案。根據這位權威的軍方發言人說法，超過99．9％在海外的美軍都是模范生--意思就是說，犯下如此可憎之虐待行為的敗類還不到全部人的千分之一，我們實在無須大驚小怪。

 

“坦白說，我們所有人都因為這些少數人的行為而感到挫折。”美國準將馬克·金米特(Mark Kimmitt)在《六十分鐘Ⅱ》談話節目中受訪時說道。“我們一直很敬愛我們的軍人，可是坦白講，我們的軍人并不總是讓我們引以為榮。”“我很欣慰地知道，參與這類不可思議墮落虐行的人，只不過是在美國許多軍事監獄中擔任獄卒的少數流氓軍人。”

 

請等等。在完成他所主管的伊拉克軍事監獄系統的全面調查前，邁爾斯準將是怎么知道這些事情只是孤立的個案？這類說法需要證據支持，然而這些照片中的事實才剛被揭發出來，不可能有人有足夠時間進行全面調查。這個官方說法是試圖為系統推卸責任、把責任歸咎于惡劣環境中少數最基層的人，但這樣做反而更啟人疑竇。他的說法讓人聯想到，每當有媒體揭發警察虐待罪犯的新聞時，警界首長們總是把責任怪罪給鍋中的少數老鼠屎，借此將新聞焦點從警界風紀轉移到其他地方。官方急于以天性式看法將責任歸咎于害群之馬，這種行為在系統的忠實守護者中實在是屢見不鮮。同樣的做法也出現在學校系統中，每當出事，校長和老師們總是把責任推到特別“離經叛道”的學生身上，而不是花時間檢討枯燥的課程或特定師長在課堂上的粗劣表現，這些都是造成學生注意力轉移而釀成事件的原因。

 

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也發表公開譴責，他稱這些行為“極度惡劣”、“違背美國價值”。“社會大眾在這些影像中所看見的美國軍方人員形象，已經毫無疑問地冒犯并激怒了國防部的所有成員。”他這么說道。“我們要嚴懲犯錯者，評估整個經過，并導正所有問題。”接著他又附加了一段聲明，拐彎抹角地轉移輿論抨擊的焦點，即軍方未對陸軍后備憲兵提供這類艱巨任務的適當訓練，以及預備措施的不足：“如果一個人不知道照片上那些行為是錯誤、殘酷、野蠻、下流而且違背美國價值，那么我不知道我們還能給他們什么樣的訓練了。”拉姆斯菲爾德也迅速重新定義這些行為的性質為“虐待”而非“酷刑折磨”，他這么說的：“到目前為止被指控的罪行都是虐待，從技術上來說，我認為它們跟酷刑不同。我不會用‘酷刑’這個字眼來形容整件事。”這論述又再次轉移了抨擊的焦點，但我們會想問：拉姆斯菲爾德所謂的技術性，指的是什么？

 

通過黃金時段的電視節目、報紙的頭條新聞、雜志及網站的連日報道，媒體將這些影像傳遍全世界，于是布什總統立即啟動一個史無前例的損害控制方案，以捍衛他的軍隊及政府，尤其是他的國防部長的名聲。他盡職地宣布將對事件展開獨立調查，務求“徹辦到底”。而我納悶的是，總統大人是否也下令要“徹辦到最高層”，以便讓國人能夠了解丑聞事件的全貌，而不只是拼湊出一個梗概？事情似乎是如此，因為他的伊拉克聯盟行動副總指揮，馬克·金米特準將曾公開宜稱：“我愿意坐在這里告訴各位，這些是我們所知的唯一虐囚案件，不過我們也明白自從我們到伊拉克以來，這里一直存在一些其他的個案。”(這說法和邁爾斯將軍的聲稱抵觸，邁爾斯斷言這是獨立的偶發事件，而非系統性行犯。)

 

事實上，根據美國國防部陸軍中校約翰·斯金納(John Skinner)的說法，自從阿布格萊布丑聞案揭發以來，有太多的虐待、酷刑及殺人事件緊接著被披露出來，以至于截至2006年4月為止，這類指控已啟動了400個獨立軍事調查行動。

 

我在執行巴西酷刑研究時已經見過不少極端虐行的恐怖畫面，盡管如此，從阿布格萊布這個名字充滿異國風味的監獄中流出的影像還是震撼了我，這些畫面中有一些不同卻十分熟悉的東西。不同點是在于加害者做出的玩謔及毫無羞恥感的心態。根據那位似乎十分無恥的女兵琳迪·英格蘭(Lynndie England)的說法，這不過是些“玩笑和游戲”而已，照片中她流露出的笑容和周遭正在上演的災難一點也不搭調。然而有某種熟悉感占據著我的注意力，當我辨識出熟悉感來自何處時，那一刻我突然了解到這些照片使我又回到了斯坦福監獄中，又重新經歷過一遍最糟的場面。套在囚犯頭上的袋子、裸體、羞辱性的性游戲，像是一邊裸露著陰莖一邊把手背在背后模仿駱駝，或是在彼此身上做跳蛙運動等，都可跟斯坦福監獄中的學生獄卒對學生囚犯們所施加的虐待行為比較。此外，正如我們的研究，最惡劣的虐待行為都在夜晚的值班期間發生！而且在這兩個案例中，囚犯都是因審前拘留而被留滯在獄中。

 

阿布格萊布監獄發生的事件就像是重現了斯坦福監獄實驗中最糟糕的場景，只不過這次是在可怕的狀態下一連進行了好幾個月，非我們那短暫且相對仁慈的模擬監獄情境所能比擬。我曾親眼見到，原本乖巧的男孩一旦沉浸在賦予他們完成任務的絕對權力情境中時，會變成什么模樣。在我們的研究中，獄卒們并不曾受過事前的角色訓練，我們只進行最低限度的管理以稍微縮減他們對囚犯的心理虐待。想象一下，當我們實驗情境中的所有限制都被取消時，事情將會變成什么模樣；我知道在阿布格萊布監獄中必定有極強大的情境力量，甚至是更具支配性的系統力量在發揮作用。我要如何了解一個如此遙遠情境中的行為背景？我要如何揭發創造并維持此一情境的系統真相？對我而言，顯然這個系統目前正極力隱藏它在虐待事件中的共犯角色。

 

 

 

 

 

無意義虐待的背后意義

 

 

斯坦福監獄實驗的設計透露了一個明顯的事實：一開始我們的獄卒都是行為端正的人，然而受到強有力的情境力量影響，其中有些人開始變邪惡。此外，我也在后來了解到，正是我個人以及我的研究團隊必須對創造出的系統負責，因為是它讓情境的影響如此有力并且深具破壞性。我們沒有提供適當、由整體到部分的約束與限制以制止對囚犯的虐行，我們所設定的工作事項和程序助長了去人性化和去個人化過程，促使獄卒創造出各種邪惡行徑。再者，當事情開始失去控制時，當內部揭弊者迫使我必須承認自己對這些虐待行為負起責任時，我們可以利用系統力量來中止實驗。這也是我們的實驗和這事件的不同處。

 

相形之下，當我試著了解發生在阿布格萊布監獄的事件時，已經處在過程的結束階段，唯一的根據只有惡行的記錄。因此我們必須做反向分析，必須判斷他們在被指派到伊拉克監獄發生虐囚案的樓層中擔任獄卒之前，都是些什么樣的人。我們是否可以在他們身上找出任何蛛絲馬跡，證實他們在進入監獄時一并帶進了病態因子，以便將天性傾向和特殊情境對他們的誘導作用分離開來？接下來的挑戰是，我們是否有能力揭露他們行為脈絡的真相？在那個特殊情境、特殊時刻，獄卒們面對的究竟是什么樣的社會現實？

 

最后，我們必須找到關于權力結構的若干證據，它必須為創造并維持地牢生態負起責任，伊拉克囚犯和美國獄卒同樣都是這個生態的一分子。系統利用這個特殊的監獄來無限期收容所謂的“被拘留者”，卻未提供任何法律資源援助，更運用“高壓手段”拷問，而它能提出什么樣的理由為此辯護？這些獄卒無視于日內瓦公約的保護措施以及軍隊自身的行為守則，也就是禁止任何殘酷、非人性、損害人格的方式對待犯人，而干下了這些虐行，這是出于什么層級所做出的決定？這些規則提供的是任何民主國家對待囚犯的最基本行為標準，無論在戰爭時期或是天下太平，這些標準都一樣。國家遵守規則不是出于慈悲為懷，這么做是希望當自己的軍人成為戰俘時，也能得到像樣的待遇。

 

我并不是受過訓練的調查報道者，也沒辦法旅行到阿布格萊布去訪問虐囚事件的關鍵參與者，更不可能期望能接觸到令人困惑的心理現象。如果我沒辦法妥善運用身為斯坦福監獄監督者所得到的獨特圈內人知識，去了解這些看似毫無意義的暴行，那將會是種恥辱。關于制度性虐待的調查，我從斯坦福監獄實驗中所學到的是，我們必須去評估造成行為結果的各種不同因素(包括天性、情境性和系統性因素)。

 

 

 

 

 

華盛頓特區的蘋果花季

 

 

命運忽然站在我這邊：一位在美國華盛頓特區國家公共廣播電臺(National Public Radio)工作的斯坦福校友發現阿布格萊布監獄流出的照片，和我在課堂上曾展示給學生觀看的斯坦福監獄實驗照片兩者之間的相似性。于是在事件浮上臺面后不久，他在我在華盛頓的旅館中找到我，并且對我做了一段訪問。我在訪談中的主要論點是要挑戰政府所謂的“害群之馬”之說，而根據我從阿布格萊布情境和斯坦福監獄實驗的相似性之間所得到的心得，提出“大染缸”觀點取而代之。許多電視、廣播及報紙訪問很快就以這個首次國家公共廣播電臺訪談為消息來源，針對“害群之馬”及“大染缸”的說法做了許多引述報道。由于生動的錄像畫面及來自我們實驗監獄的影像，為這個說法帶來戲劇性的效果，我的評論受到媒體的矚目與重視。

 

這個全國性廣泛曝光又接著引起加里·邁爾斯(Gary Myers)注意，邁爾斯擔任其中一位憲兵衛成員的咨詢師，他的客戶據稱曾做出虐待行為，而他發現我的研究有助于突顯造成虐待行為出現的外在決定因素。于是邁爾斯邀請我擔任中士伊萬·弗雷德里克(昵稱“奇普”)的專家證人，這位憲兵在阿布格萊布監獄的1A和1B層級院區擔任夜間值班工作。而我同意了，部分是因為這樣一來我就可以接觸到所有所需的信息，以便在分析歸納這些異常行為原因時能對上述三個因素--個人、情境以及將個人安置到犯下罪行位置上的系統--所扮演的角色有全面性的了解。

 

在這些背景信息的幫助下，我希望更完整地評價激發這些脫軌行為的交互作用。在這過程中，我雖同意提供邁爾斯的客戶適當協助，然而我也清楚表明我的立場，比起其他參與罪行的加害者，我更同情勇于揭發虐行的喬·達比(Joe Darby)。于是在這些條件下，我加入了中士弗雷德里克的辯護團隊，并且展開一趟前往黑暗之心的新旅程。

 

在進入分析的一開始，我想讓各位更了解那地方--也就是阿布格萊布監獄的大致情形，包括它的地理、歷史、政治及最近以來的運作結構和功能，然后再繼續檢視處在這個行為脈絡中的獄卒及囚犯。

 

 

 

 

 

阿布格萊布監獄

 

 

阿布格萊布城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達以西32公里處。它位于遜尼派三角地帶(Sunni triangle)，是反對美國占領力量的暴力沖突核心。過去這里的監獄被西方媒體稱為“薩達姆的刑求總部”，因為在伊拉克復興主義政權的統治下，薩達姆將此地作為刑求及謀殺“異議人士”的刑場，每周執行兩次公開死刑。一些人士認為，這里的一些政治犯及罪犯們被用來進行類似納粹曾做過的人體實驗，這座監獄是伊拉克生化武器發展計劃的一部分。

 

無論何時，都有多達五萬人被關在這個不規則的監獄綜合建筑里，它的名字翻譯過來的意思就是“陌生父親之家”。這所監獄一向聲名狼藉，在抗精神病藥物氯丙嗪(Thorazine)發明之前，這里曾是收容重度失常病患的精神病院。它在20世紀60年代由英國包商所建，面積達280英畝(1．15平方公里)，周圍共環伺著二十四個守望塔臺。這是個不規則的小型城市，可劃分成五個由圍墻分隔開的建筑群，各自收容特殊類型的囚犯。在監獄中央的開放型天井中矗立著一座400英尺高的巨型高塔。大部分的美國所用的監獄都建在偏遠的鄉下，但阿布格萊布監獄卻位于大型公寓住宅及辦公室(也許這些建筑是在1960年后所建)的視線范圍之內。監獄的內部則是人滿為患，4平方米大的狹窄空間中最多塞了四十個人，生活條件極其惡劣。

 

美國陸軍上校伯納德，弗林(Bernard Flynn)--阿布格萊布監獄指揮官--曾這樣形容監獄距離攻擊火力有多近：“這是一個目視度極高的箭靶，因為我們位于危險區域內，整個伊拉克就是個危險區域……其中的一個塔臺蓋得離附近建筑太近，近到我們只要站在陽臺那里就可以看見人家的臥室。在那些屋頂和陽臺上埋伏著狙擊手，他們對著上到塔臺的士兵們開槍。所以我們一直處在戒備狀態，一邊得防守來自外面的攻擊，一邊得努力讓里面不會出亂子。”

 

2003年3月，美軍推翻了薩達姆政府，為了擺脫它不名譽的過去，這座監獄就改名為巴格達中央監獄(Baghdad Central Confinement Facility）它的首字母編寫BCCF也因此出現在多篇調查報告當中。當薩達姆政權垮臺時，所有囚犯--包括許多罪犯--都獲得釋放，監獄也被洗劫空。所有能被拆下的東西，包括門、窗子、磚頭等，只要你說得出來的東西都有人偷。順道一提--這個媒體可沒報道，就連阿布格萊布動物園都門戶大開，所有野生動物都被放了出來。有一段時間，獅子和老虎就在城里的街上四處亂逛，直到它們被抓起來或被殺掉為止。前美國中情局局長鮑柏·貝爾(Bob Baer)形容他在這個惡名昭彰的監獄里目擊到的景象：“我在阿布格萊布‘解放’后幾天造訪了這個城市，我見到的是前所未見的恐怖景象。我說：‘如果推翻薩達姆還得有個理由，阿布格萊布就是最好的理由了。’”他繼續補充一些駭人的描述，“我看到那里的尸體被狗啃食，身上還可看出受到刑求的痕跡。電極就從墻上延伸出來，真是個恐怖的地方。”

 

盡管有英國資深官員建議應該拆除監獄，美國方面的權威人士還是決定盡快重建監獄，以便用來留置那些被含糊定義為“從事反對聯軍之犯罪活動”的嫌疑犯、暴動領導人以及各種罪犯。負責管理監督這群烏合之眾的則是不怎么可靠的伊拉克獄卒。監獄中的許多被關押者都是行止端正的伊拉克公民，什么樣的人都有，他們或是在軍隊掃蕩中被隨機帶走，或是在公路檢查哨中因“從事可疑活動”而被抓起來。他們之中包括一整家的人--男女老幼，所有人都受到監獄方面的訊問，以便從他們口中套出關于日漸活躍的反聯軍活動的意外消息。人們被捕訊問后即使證明為清白也不會獲得釋放，原因可能是因為軍方擔憂他們會加入暴動，也可能是沒有人愿意為釋放決定負起責任。

 

 

 

 

 

迫擊炮攻擊的靶心

 

 

阿布格萊布監獄中央聳立的400英尺高塔很快成了附近建筑物頂端架設的迫擊炮所對準的靶心，每天夜里都遭受炮火攻擊。2003年8月，一枚迫擊炮炸死睡在院外“無屏護區”的11名士兵。而在另一次攻擊行動中，一枚爆裂物狠狠沖進一座塞滿士兵的兵營，當時美國陸軍上校托馬斯·帕帕斯(Thomas Pappas)也正在這座兵營內，他是派駐在該監獄的某個軍情旅的首長。雖然帕帕斯毫發無傷，但是擔任他駕駛員的年輕士兵卻被炮火炸成了碎片，與其他軍人們一起陣亡了。這個突如其來的恐怖經歷嚇壞了帕帕斯，從此不敢脫下身上的防彈背心。有人告訴我，就連在淋浴的時候他也穿著防彈衣、戴著鋼盔。帕帕斯后來因被判定為“不適于作戰”而解除了職務。他的心理狀態每況愈下，已經讓他無法勝任迫切亟需的管理任務、繼續監督屬下在獄中的工作了。在這次駭人的追擊炮攻擊過后，帕帕斯將他所有的士兵安置在監獄墻內的“屏護區”，也就是說他們通常得睡在狹小的囚室里頭，就跟那些犯人一樣。

 

陣亡同袍的故事以及持續不斷的狙擊子彈、手榴彈和迫擊炮攻擊，在被指派到該座監獄值勤的軍人間制造出一種恐怖氣氛，他們在一個禮拜間要遭到多達二十次的敵對攻擊，包括美國士兵、伊拉克囚犯及被拘留者都在這些猛烈炮火中陣亡了。隨著時間過去，攻擊行動摧毀了某部分監獄設施，視線所及之處均遍布著被燒毀的建筑物及破瓦殘礫。

 

如此頻繁的迫擊炮攻擊構成瘋狂的阿布格萊布超現實環境的一部分。喬·達比回憶，當他和弟兄們在聽到炮火發射的隆隆聲后，他們會開始討論，試著猜測迫擊炮的降落地點及它的口徑大小。然而面對死亡的麻木心理無法一直持續下去。達比承認，“就在我的單位即將離開阿布格萊布的幾天前，大家忽然第一次開始憂心追擊炮的攻擊。這實在太詭異了。我發現他們縮成一團一起靠在墻上，而我自己則蹲在角落里禱告。忽然之間，麻木感消失了。當你看著這些照片時，你必須記得這件事，我們所有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變得麻木不仁。”

 

根據一位曾在該地服役數年的高階知情人士說法，無論在此工作或被收容于此，這個監獄都是個極其危險的地方。在2006年，軍隊指揮部終于決定放棄這座監獄，然而為時已晚，當初重建它的決定所造成的破壞再也無法挽回了。

 

飽受戰火蹂躪的阿布格萊布監獄沒有污水處理系統，這更加重了士兵們的不幸與痛苦，因為他們只能蹲在地上挖好的洞或是到流動廁所去解決生理需求。即便如此，外邊也沒有足夠的流動廁所可供囚犯和軍人使用。這些廁所并未定期清理，里面糞尿四溢，夏天高溫催化，所有人無時無刻不受惡臭侵襲。監獄中的淋浴設施也不足，用水限量供應，沒有肥皂，因為缺乏可信賴的營運發電廠，電力供應還會定期中斷。囚犯們散發惡臭，監禁囚犯的監獄設施一樣是臭烘烘。夏天驟雨之下的氣溫常上升至超過45℃，監獄就成丁烤爐或三溫暖。每當暴風來襲時，細微的粉塵鉆進每個人的肺部，造成肺充血和氣管炎。

 

 

 

 

 

新官上任，前途未卜

 

 

2003年6月，美國任命了一位新官員負責管理形同災難的伊拉克監獄。后備役準將賈尼斯·卡爾平斯基(Janis Karpinski)成為第800憲兵旅旅長，負責管理阿布格萊布監獄及所右其他在伊拉克境內的軍事監獄，這項任命十分奇怪，理由有兩點，其-，卡爾平斯基事戰場上唯一的女性指揮官，其二，她完全缺乏經營監獄系統的經驗。而現在她必須指揮三座大型監獄和位于伊拉克各地的17座監獄、八個營的士兵、數以百計的伊拉克獄卒、3400名毫無經驗的后備役軍人，以及位與1A層級的特殊訊問中心。對于一個經驗不足的后備役軍官而言，這項忽然落在肩頭上的任務實在是太過沉重。

 

根據數個消息來源說法，卡爾平斯基很快就因危險性及生活條件惡劣而離開她在阿布格萊布的駐地，撤退到位于巴格達機場附近、安全性及防御性較佳的勝利背地(Camp Victory)。由于大多數時候卡爾平斯基都不在阿布格萊布監獄里，并經常前往科威特，因此該監獄缺乏由上到下，來自官方的日常監督管理。此外，她也聲稱指揮層級更高的人士曾告訴她，lA層級院區是個“特別的地方”，不在她的直接管轄范圍內，因此她從來也沒造訪過那里。

 

由于整座監獄只是由-位女性在名義上負責管轄，這也助長了士兵之間的性別歧視態度，并導致一般軍隊紀律和秩序的瓦解。“卡爾平斯基將軍在阿布格萊布的屬下有時會無視于她的指揮，不遵守著軍服及向上級致敬的規定，這讓整座監獄紀律廢弛的情形更加惡化。”一位隸屬該旅的成員這么說，這名匿名發言的軍人也說戰場上的指揮官習慣不把卡爾平斯基將軍的命令當回事，理由是他們不必聽從一個女人的話。

 

令人難以理解的足，阿布格萊布的情況如此惡劣，卡爾平斯基將軍在2003年12月接受《圣彼得堡時報》(St. Peterburg Times)的訪談時，卻對此大加贊揚。她說對許多囚禁在阿布格萊布監獄的伊拉克人而言，“監獄里的生活比住在家里還舒服。”她還說，“我們有時候還擔心他們不想走呢。”卡爾平斯基將軍在圣誕節前夕的一個訪談中發表了如此興高采烈的看法，然而就在此時，少將安東尼奧·塔古巴(Antonio Tagubo)卻正在進行一份調查報告，內容是關于多件“殘酷、露骨、肆無忌憚的犯罪虐行”，加害者正是卡爾平斯基在第372憲兵連的后備役軍人，來自1A層級院區的值夜獄卒。

 

卡爾平斯基將軍后來因此事受到申誡、停職以及官方譴責，并被免去該項職務。她也從準將被降級上校并提前退職。她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在虐囚調查中被認為必須受到譴責的官員，原因是她的疏忽及對此事毫無所知--不是因為做了什么事，而是因為她沒做的事而受到譴責。

 

在她的自傳《女人從軍記》(One Woman’s Army)中，卡爾平斯基從她的立場提出另一種說法。她敘述由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少將率領、來自關塔那摩的軍事團隊來訪時發生的對話，米勒少將告訴她，“我們來這里的目的是要改變阿布格萊布這里的訊問方法。”意思就是“不必客氣”，對于這些暴動嫌疑分子無須手下留情，而且要運用一些手段取得“可起訴的情報”，好在這場對付恐怖分子和暴動分子的戰爭中派上用場。

 

米勒也堅持將監獄的官方名稱從巴格達中央監獄改回原名，因為伊拉克人民對阿布格萊布監獄這名稱的恐懼感仍未消除。

 

她也提到美國駐伊拉克軍事指揮官里卡多·桑切斯中將也曾針對囚犯和被拘留者做出和米勒少將同樣的發言，他說他們“跟狗一樣”，對付他們需要拿出更嚴厲的手腕。在卡爾平斯基的看法中，她的上級長官，也就是米勒和桑切斯將軍制定了一套新辦法，目的是在阿布格萊布監獄中從事去人性化及拷問工作。

 

 

 

 

 

奇普·弗雷德里克出場

 

 

204年9月30日，我第一次和奇普·弗雷德里克見面，通過他的法律顧問加里·邁爾斯的安排，我和弗雷德里克及他的妻子馬莎在舊金山共度了一天。當我和弗雷德里克進行四小時的深度訪談時，馬莎則稍微逛了舊金山，然后我們一起在我位于俄羅斯丘(Russian Hill)的家中共進了午餐。從那時起，我和弗雷德里克開始有了積極的互動聯系，也和馬莎以及奇普的姐姐咪咪·弗雷德里克(Mimi Frederick)互通電話及電子郵件。

 

在讀過他所有的記錄以及所有可取得的相關報道之后，我安排在2004年9月讓陸軍的臨床心理師阿爾文·瓊斯(Alvin Jones)醫師對弗雷德里克進行完整的心理評估。我回顧了那些資料，以及由一位評估專家進行明尼蘇達多項人格測驗(MMPI)。此外，我也在那次訪談中做了一次心理倦怠測量，并邀請一位工作壓力方面的專家對測量結果做獨盲測驗方法詮釋。以下我先從一般背景介紹開始，并加入一些來自家庭成員的個人看法以及弗雷德里克近期的自我評價，接著再回顧正式的心理評估結果。

 

事件發生那年，奇普三十七歲，父親是七十七歲的西弗吉尼亞煤礦工人，母親是七十三歲的家庭主婦。他成長于馬里蘭州大湖公園山(Mt．Lake Park)的小鎮中，他形容自己的母親十分疼愛子女，而父親也對他非常好。他最珍愛的記憶就是在車庫中和父親一起整理他們的車子。他的姐姐咪咪，是個四十八歲的執照護士。1999年他在弗吉尼亞州與馬莎結婚；他是在工作的獄中認識了當時身為訓練員的妻子，當時的她已有兩個女兒，于是他成了她們的繼父。

 

奇普形容自己“十分安靜，有時候很害羞，腳踏實地，心腸軟，好說話，大體上是個好人。”然而，我們必須注意到一些額外的描述：奇普一般而言害怕被別人拒絕，因此每當出現爭執時，他經常會為了被人接納而讓步：改變自己的想法來適應別人，這樣他們就不會“生我的氣或討厭我”。其他人甚至可以影響他已經下定決心的事。他不喜歡獨處；他喜歡身邊圍繞著人們，每當他獨處時，不管時間多長，他的心情都會很郁悶。

 

我對于羞怯的研究已經對羞怯與順從間的關系提供了經驗證據。我們發現，當害羞的大學生認為自己得公開為自己的觀點辯護時，可能會對持不同意見者做出讓步，同意后者的看法，但是當他們不需要擔心公開對抗時，他們并不會順從。

 

 

 

 

 

監獄工作經驗及軍旅記錄

 

 

在被騙入伊拉克的任務分組之前，弗雷德里克在柏金漢懲戒中心(Buckingham Correctional Center)這所小型的中度設防監獄中擔任行為矯正官，該監獄位于美國弗吉尼亞州迪爾溫(Dillwyn)，他從1996年12月起就開始擔任這個工作，長達五年之久。

 

弗雷德里克在監獄中擔任樓層主任，負責管理60-120名收容人犯。他在接受機構訓練時認識了他的訓練員馬莎。在他的工作記錄中唯一的瑕疵是因穿錯了制服而受到申誡，不過因為他救了一位人犯的自殺舉動而得到一次嘉獎，所以平衡過來。在擔任獄警之前，弗雷德里克任職于博土倫公司(Bausch & Lomb)。

 

因為弗吉尼亞州的獄政局每年都會執行例行評估，所以我可以讀到許多他的行為表現評量記錄。綜合許多評估官員的觀察心得，奇普在通過試用期訓練而晉升為行為矯正官的過程中表現十分杰出，幾乎在所有的特殊表現領域中都得到超乎預期的評價。

 

“弗雷德里克矯正官在試用期間所指派的各項任務中，表現均十分優異，已符合所有制度上的行為考核標準。”“弗雷德里克矯正官積極進取，工作表現極佳。”(1997年4月)

 

“弗雷德里克矯正官對個人工作空間維護得十分安全、嚴密、清潔。”“他和同僚及人犯們的互動關系良好，他完全了解工作內容、規定的程序及政策，且樂于協助他人完成他們的工作任務。”(2000年10月)

 

總體而言，有很多的正面評價，他的工作表現最后也得到“超乎預期”的最高評價。然而在這些結案報告中，其中一份提出一個重要結論，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發，“任何因素都無法超出這名雇員的控制范圍，而影響到他的表現。”我們必須謹記這一點，因為我們正是要主張“超出他控制范圍的情境因素”的確損害了他在阿布格萊布監獄的表現。

 

當有明確的工作程序及明文規定的政策可遵循時，奇普·弗雷德里克的確表現極佳，這讓他成一名不可多得的行為矯正官。他顯然可從工作中學習，并從他的督導員的監督和意見回饋中獲得成長，他十分重視儀容，舉手投足盡力維持專業形象，這些都是奇普個性中十分重要的特質。但是在我們之前所提到過的恐怖生活條件下，奇普的這些特質都將受到嚴重打擊，在奇普值夜班的1A層級院區情況甚至更糟。

 

1984年奇普因為金錢、經驗以及友誼等因素而從軍，當時從軍似乎是件很愛國的事。他在美國國民警衛隊的戰斗工兵單位服役11年多，而后加入后備憲兵同一軍種繼續服役十年。下部隊之后，他的第一個海外工作任務是在2003年前往科威特，接著他到了巴格達南方的一個小鎮希拉(AI-Hillah)，和六位好伙伴一起服務于第372憲兵連，擔任勤務士負責發派巡邏工作。他曾告訴我：

 

這個任務真是棒極了，當地人很歡迎我們。那里沒什么大事也沒什么受傷機會，一直到我們離開(并由波蘭聯軍接管)．一切都很平靜。我把它當成一趟文化學習之旅，我學了點阿拉伯語，而且真的跟當地人互動。我給(那個村子里的)孩子們許多袋裝滿糖果的禮物，孩子們看到我都開心得不得了。

 

弗霄德里克還說，只要聽孩子們說話、花些時間陪他們玩，就可以讓他們笑起來，他對這樣的自己一直覺得很驕傲。

 

奇普·弗雷德里克是美國的模范軍人，從他軍旅生涯中所贏得的許多獎章就可以看出。這些獎項包括：陸軍功績獎章(三次獲獎)，陸軍后備役功績獎章(四次獲獎)、國防獎章(兩次獲獎)、表揚配合特殊異動或臨時勤務的后備役武裝部隊服役獎章、士官專業發展勛表、陸軍服役勛表、陸軍后備役海外服役勛表、全球反恐怖主義戰爭獎章，以及全球反恐怖主義戰爭遠征獎章。弗雷德里克也差一點因處理在阿布格萊布監獄中發生的敘利亞居留者槍擊事件而得到銅星勛章，但最后因虐囚案浮上臺面而未獲獎。就我的看法，這些獎章讓人肅然起敬，對一個后來被貼上“流氓軍人”標簽的人而言更是如此。

 

 

 

 

 

弗雷德里克的心理評估

 

 

根據結合評量語文智商及作業智商的標準智商測驗結果，奇普的智商落在平均水平內。

 

我曾邀請專家對奇普進行人格及情緒功能的評量，這三份評量均包含效度量表，可評估受測者在測驗項目中自我描述的一致性，并剔除撒謊、防衛性作答及造假的答案。在心理功能方面，奇普并未傾向于以過度正面或過度負面的方式自我表現。盡管如此，我們必須特別注意這個結論，根據來自陸軍的心理學者所做的評估，他認為“效度量表顯示患者將自己呈現為品行端正的人”。此外，這些標準化測驗結果也表明奇普·弗雷德里克并沒有“虐待狂或病態傾向”。這個結論均強烈指出一件事：軍方及政府方面的辯護人士針對他做出的“害群之馬”特質論譴責，毫無事實根據。

 

測驗結果指出患者強烈渴望獲得撫育和照顧，并維持一種支持性的關系。他希望能依靠他人并得到他人在情緒方面的支持，以及他人的情感、照顧和安全感，但當他尋求這樣的關系時，別人則期望他要當個體貼、聽話、順從的人。他的脾氣很容易受到安撫，而他也會避免發生沖突。從這一點上來說，由于擔心與他人產生疏離，他通常會怯于表達負面感受。他會表現出過度需要安全感和情感依靠的傾向，希望被照顧，一個人獨處時，他可能會覺得很不自在。基于上述特質，在某種程度上他會為了繼續擁有安全感而屈從于他人的期望。

 

臨床心理學專家拉里·博伊特勒博士(Larry Beutler)獨立為奇普·弗雷德里克做的人格評估結果，也與陸軍臨床心理學家的結論高度吻合。首先，博伊特勒博士指出，“評估結果可被合理認為具有可信度，并可作為其(弗雷德里克)人格現狀的有效指標。”而他用粗體文字繼續說明，“我們必須注意并無證據顯示存在重大的病理癥狀……(他)未表現出嚴重的人格問題或第一軸精神違常病狀。”

 

上面這些話的意思是，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奇普有心理病態人格，因此容易在工作環境中表現出虐待行為，而且可以對此毫無罪惡感。而就精神分裂癥、憂郁癥、歇斯底里，以及其他重大心理疾患來考慮時，奇普的評量結果仍然是落在“正常、健康范圍”之內。

 

然而博伊特勒博士也說，就他個人深思熟慮后的看法，考慮到奇普基本心理特質可能出現的并發癥，當奇普的領導力在阿布格萊市監獄那樣復雜、困難的情境下受到挑戰時，他會出現的什么樣的反應實在令人關切：

 

(弗雷德里克的)這些心理并發癥可能會削弱他適應新情境的能力，也或許會降低他的靈活性以及對變化的適應力。他可能變得優柔寡斷、缺乏安全感，而且得依賴其他人幫他做決定……他會想要確定自己的價值、希望自己努力能夠被肯定，并且會十分需要其他人協助他設定和完成他的工作，或是幫他做決定……他很容易被別人牽著走，而且盡管他盡力想要“做對的事”，還是很可能會被情勢、權威人物或是同儕壓力所左右。

 

認知心理學方面的研究顯示，當處在時間壓力或是身兼多職的情況下，人們在各項任務上的表現都會打折扣，這是因為個人的認知處理能力負荷不了的緣故。當平常的心智處理能力被過分擴張時，記憶力、問題解決能力以及判斷力，決策力都會因此而受損。我將主張當奇普每天晚上都得從事他極端棘手的新工作時，他平常的認知能力確實是被情境加諸于他的過度負擔給壓垮了。

 

從奇普自己的觀點，他怎么看待自己在1A層級院區的夜間值班工作呢？我想邀請讀者，請你像之前一樣想象你是個實驗參與者，或者說受試者，你現在正在做各種社會心理學實驗，而你必須扮演奇普·弗雷德里克的角色一陣子，時間是從2003年10月到12月。

 

 

 

 

 

害群之馬還是模范生？

 

 

在我們從天性式分析轉移到情境力量的分析之前，必須隨時謹記這位年輕人在進入該情境之前并沒有任何病理傾向。從他的記錄中找不到蛛絲馬跡可以讓人料到他會做出虐待人的殘酷行為。相反的，他的記錄很可能讓人認為如果不是被迫在不正常的行徑下工作與生活，他可能早就是軍隊征兵廣告上的全美模范軍人了。如果不是那樣的情境，弗雷德里克上士可能會被軍方當成熱愛祖國，愿意為國家拋頭顱、灑熱血的愛國青年楷模來大肆宣傳，他可能會被認為是從軍隊這個優良環境中培養出來的模范生。

 

但從某個意義上來說，奇普·弗雷德里克也可能就像斯坦福實驗中的參與者，在進入位于地下室的監牢前，一直是個既正常又健康的好人。盡管他的智力水平或許沒有比他們高，也不是中產階級出身，但他就跟那些學生一樣在一開始都是潔白純凈，宛如白布一匹，然而在病態的監獄環境中卻很快受到了污染。是什么樣的情境引出了這個好軍人心中最壞的一面？它如何徹底改造一個好人，讓他平常的心智和行為都因此而扭曲？這匹“白布”到底落入了什么樣的“染缸”里？

 

 

 

 

 

1A層級監牢的夢魘與夜間游戲

 

 

由于弗雷德里克上士在監獄中的工作經驗，因此他被指派管理一小群后備役憲兵，負責阿布格萊布監獄的夜間值班工作。他必須監看“屏護區”內的四個樓層中的活動，屏護區位于水泥墻內，有別于外頭只用鐵籬圈起保護的兵營。其中一個兵營叫做“警戒營”(后來被更名為“贖罪營”)，這個兵營有四個獨立院區，而1A層級是專門用來訊問人犯或“被拘留者”的地方。訊問過程通常是由民間約聘的人來執行，有些人會通過翻譯者協助[由泰坦公司(Titan Corporation)雇用]，而美國軍方的情治單位、中情局及其他勤務單位則負責督導，但并未嚴格執行。

 

一開始，弗雷德里克上士只負責管理約400名囚犯。但是在2003年的11月，當時他所屬的第372陸軍后備役憲兵連[駐扎地美國馬里蘭州克里薩普鎮(Cresaptown)]接手了第72國民警衛隊憲兵連的工作。起初他只有辦法應付移交給他的任務，這對于在家鄉只負責指揮約百余個中級設防囚犯的他而言，難度已經很高了。然而在布什總統宣布解放伊拉克的“任務完成”之后，伊拉克人們對于美軍的支持度并未提升，亂象急速蔓延開來。反對美國和聯軍占領行動的暴動及國外恐怖主義活動加速猖獗。沒有人料到會出現如此大規模、不約而同的極度動亂，而且情勢越演越烈。

 

每個人內心充斥為許多戰死同袍復仇的心態，混雜了恐懼以及不知道如何遏止動亂的不確定感。只要任何地方爆發動亂，上級就會命令士兵們將鎮上所有可能的嫌疑犯統統抓起來。于是到處都有整個家庭，尤其是成年男性被逮捕起來的情形。拘留系統無法妥善處理新出現的大批工作，路旁散落著記載被拘留者身份及訊問信息檔案，11月間，囚犯人口數倍增，12月間更增至三倍，總數超過千人，在這樣的人口壓力下，基礎資源與設施根本完全應付不來。

 

奇普被要求管理所有人犯，除了必須管理約12人的憲兵之外，還得監看約50-70名的伊拉克獄警，后者負責看守超過1000名因各種犯行而被監禁起來的伊拉克人。在2、3、4層級工作的伊拉克獄警經常為錢而幫犯人走私武器或其他違禁品，聲名狼藉。盡管囚犯的平均年齡在二十歲左右，監獄里還是有約50名青少年、年齡小到只有十歲的孩子以及六十幾歲的老人，這些人全被關在一個大牢里。女囚、妓女、將軍夫人和薩達姆的政黨要員的妻子，這些人則被監禁在1B層級。A、B層級的監牢中隨時都關著約50名人犯。簡言之，對于一個工作經驗只限于在弗吉尼亞州小鎮，管理一小群中級設防人犯的人來說，要在資源不足、異國人犯暴增的情況下管理復雜的監獄設施，負擔實在太過沉重。

 

 

 

 

 

訓練與責任

 

 

津巴多(以下簡稱津)：“請告訴我們關于你在阿布格萊布監獄受訓成為獄警及獄警領導人的過程？”

 

弗雷德里克(以下簡稱弗)：“沒有。這個工作沒有訓練。當我們調動到李堡時，我們有上過一堂關于文化意識的課，約45分鐘，基本上就是告訴我們不要討論政治、不要討論宗教，不要用蔑稱，像是‘頭巾人’，‘騎駱駝的’、‘破布頭阿仔’之類的方式稱呼他們。”

 

津：“請描述你所受到的督導，以及你覺得你對上級負有什么樣的責任？”

 

弗：“沒有。”

 

弗雷德里克的值班時間從下午4點直到隔天早上4點，共持續12小時。他說有少數長官曾經在晚間出現在1A層級監獄，甚至在夜班一開始就短暫出現在牢里。由于他的長官沒有受過懲治教育的相關訓練，因此他從斯奈德(Snyder)中士那里根本得不到任何督導。然而，奇普的確有好幾次向他的長官斯奈德、布林森(Brinson)和里斯(Reese)提供建議或是提議做一些改變。

 

津：“你會提供建議？”

 

弗：“對，關于監獄的運作。像是不要把犯人銬在牢房門上，除非犯人有自殘傾向、無法掌握他的精神狀況，否則不要讓犯人一絲不掛……我到達那里后要求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規則和操作程序……把青少年、男人、女人、精神狀況有問題的人全都關在一塊，這完全違反軍隊規定。”

 

津：“所以你有試著把情形上報？”

 

弗：“我會把情況告訴任何進來這地方而我認為他軍階夠高的人……通常他們會告訴我，‘能做就盡量做，繼續把事情做好。’這就是軍方情治單位希望的做事方式。”

 

而其他時候，奇普說他會因為抱怨監獄里的情形被層級較高的人嘲弄或辱罵。他們告訴他，現在正值戰爭非常時期，他得靠自己把事情搞定。那里沒有什么明文規定的程序，也沒有正式的政策方針或結構化的守則。在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任務中，他希望能扮演好一個領導者的角色，他需要可以遵守的規則，然而他卻沒有得到任何程序性的支持。他孤單一人，沒有任何可以依靠的支持系統。這工作情況對他而言確實糟到不能再糟，因為，從我們剛回顧過的評估結論中得知，這正好違反了奇普·弗雷德里克的基本需求和價值。這些情況注定會讓奇普的角色失敗，而這只是剛開始而已。

 

 

 

 

 

沒完沒了的夜班

 

 

奇普不只一天工作12小時，而是連續40天，不得休息，然后才會有一天的假。但緊接而來的，又是兩個禮拜的艱苦工作。熬過這些之后，他才能在連續四天晚班后，有一天休假。我無法想象有哪個地方會把這樣的工作時間表視為符合人性。由于受過訓練的監獄工作人員極度短缺，再加上或許他的上級也沒有察覺這樣的日常工作量多么不堪負荷，沒有人發覺或者是曾經關心過奇普的工作壓力和潛在的倦怠傾向。

 

奇普在早上4點值完12小時的夜班之后，就回監獄的其他地方睡覺--就睡在牢房里！他睡在一個6英尺乘以9英尺大小的囚室里，里頭沒有廁所，倒是有不少老鼠跑來跑去。他的寢室很臟，因為監獄里沒有足夠的清潔用具，也沒有水可以讓他把地方清理干凈。在我們的訪談中，奇普·弗雷德里克告訴我，“我找不到東西可以讓設施保持干凈，抽水馬桶是壞的，流動廁所里糞便都滿出來了。到處都是垃圾跟發霉的東西。整個地方骯臟惡心得要命。你可以在監獄里看到尸塊……那里有一群野狗在附近閑晃(從前薩達姆把被處死刑的囚犯埋在監獄某個地方，那些野狗會把地底的殘骸挖出來，這情形一直持續到現在)。每天早上下班時都覺得精疲力竭，唯一想做的事就是睡覺。”

 

他錯過了早餐、午餐，常常一天只吃一頓飯，吃的就是定量配給的美軍軍用即食口糧。“要喂飽的士兵太多，所以伙食的分量很少。我常常吃起司和餅干來填飽肚子，”奇普說。這位愛好運動和社交生活的年輕人還面臨了一些逐漸出現的健康困擾，因為常常感覺疲倦，所以他停止了做運動的習慣，因為工作時間的關系，也讓他無法和弟兄們互動交際。他的生活逐漸完全環繞著監獄督導工作，及他所指揮的后備役憲兵打轉，這些工作對象快速成為社會心理學家所謂的“參考群體”，這群新的圈內人開始對他產生極大的影響力。他開始陷入心理學家利夫頓稍早曾描述過的“整體情境”中，這種情境力量會使人的思維陷入狂熱，正好比北朝鮮戰俘營的情況。

 

 

 

 

 

其他出現在值班時間的人

 

 

最常擔任1A層級監獄夜間值班任務的兩個后備役憲兵是下士小查爾斯·格拉納(Charles Graner，Jr.)，以及專業軍士梅根·安布爾(Megan Ambuhl)。格拉納直接負責管理1A層級院區的夜班，奇普得在其他層級的軍監中四處移動監督。他們下班后換專業軍士薩布里納·哈曼(Sabrina Harman)接手，有時候則由雅瓦爾·戴維斯(JavalDavis)中士代替接手。上等兵琳迪·英格蘭負責檔案管理，因此不會被指派從事這項任務，但她常到那里找她的男友查爾斯·格拉納，還在那里慶祝她的二十一歲生日。專業軍士阿明·克魯茲(Armin Cruz)隸屬第375軍情營，也常到那地方打轉。

 

“軍犬巡邏兵”也會到1A層級來，他們到這里的目的是讓狗嚇唬犯人以阻止談話，或是當懷疑犯人持有武器時用軍犬強迫他們走出牢房，也可能只是單純展示武力。2003年11月，五組犬兵團隊被送到阿布格萊布監獄，在這之前他們是在關塔那摩監獄執行勤務。[中士邁克爾·史密斯(Michael Smith)以及上士桑托斯·卡爾多納(Santos Cardona)是之后因虐囚被判有罪的兩名軍犬巡邏兵。]當出現特殊醫療問題時，醫護人員有時也會來。還有一些泰坦公司雇用的民間包工，他們前來訊問被懷疑握有暴動或恐怖主義活動情報及消息的拘留者。通常他們需要翻譯人員協助才有辦法和被拘留的嫌犯互動。美國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及軍方的情治人員有時也會來此做特殊訊問。

 

正如我們可預料的，高階軍方人員極少在半夜造訪。在奇普在此當班的那幾個月，卡爾平斯基指揮官除了為一段導覽影片做介紹時來過一次之外，從來沒有到過1A和1B。一位該單位的后備役軍人曾報告在他服勤于阿布格萊布監獄的五個月內，只見過卡爾平斯基兩次。少有其他軍官短暫出現在稍晚的午后，奇普會把握這些難得的機會向他們報告監獄方面的問題，并提出他認為的改進之道，但沒有一樣獲得落實。各式各樣沒穿軍服也沒帶身份證明的人士來來往往于這兩個層級的監獄單位。沒有人負責檢查他們的證件，他們可以完全匿名地做他們的事。民間包工向憲兵衛士們下指令，要求替他們完成訊問特殊囚犯的準備事項，這根本違反軍隊行為守則。服勤中的軍人不應聽從民間人土的指揮。大量運用民間包工來取代之前軍方情治單位的角色，結果是軍民界限越益模糊。

 

奇普寄往家中的書信和電子郵件清楚說明了一件事：他和其他后備役憲兵在1A層級院區中的主要功能只是協助訊問者，讓他們的工作更有效率而已。“軍方情治人員為我們打氣，跟我們說‘做得不錯。’”“他們通常不讓其他人看見他們的訊問過程。不過因為他們欣賞我的管理方式，所以破例讓我參觀。”他驕傲地在信中說到他的屬下都善于完成交代的任務，可以成功讓被拘留者放下心防吐出訊問者想得到的情報。“我們讓他們照我們意思說出我們想知道的消息……用我們的辦法有很高的機會可以讓他們吐出事實，誦常在幾個小時內他們就會乖乖地說出一切。”

 

奇普家書重復指出一件事，包括中情局長官、語言學者、來自私人軍需品包商的訊問者所組成的情治團隊，他們全權支配所有阿布格萊布特殊監獄單位中發生的行為。他告訴我那些訊問者他一個都認不出來，因為他們都精心維持匿名的身份。他們很少告訴人他們的名字，制服上也沒有身份識別，事實上這些人根本不穿軍服。根據媒體的說法，桑切斯將軍堅持認為，若打算從被拘留者口中得到可采取行動之情報，最佳方式就是采取極端的訊問手段及徹底保密，而奇普的說法和媒體的描述正好不謀而合。一些針對美國軍方人員的監獄規定也讓人們容易推卸責任，或許也是促成虐待事件層出不窮的因素。根據一份未標示日期、標題為“操作守則”的監獄備忘錄內容，該份備忘錄適用范圍涵蓋高度設防院區(1A層級)，其中規定“軍情局(軍事情治局)不涉足此區”。

 

“此外，建議所有隔離區內之軍方人員對特殊被拘留者隱匿真實身份。高度建議穿著消毒過(去除身份辨識特征)的制服，隔離區域內的人員不應以真實名稱及軍階稱呼彼此。”

 

陸軍的調查行動也透露了弗雷德里克描述的極端監獄政策的確是事實。他們發現訊問者曾鼓勵在監獄工作的后備役憲兵對被拘留者做一些動作，好讓他們的身心狀態適合接受質問。傳統上既存的界限是憲兵只負責拘留程序，軍情人員才負責搜集情報，但現在后備役軍人也被用來協助預備被拘留者接受強制訊問的工作，兩者間的分際漸趨模糊。在一些最糟的虐囚案件中，軍事情報人員也被判有罪。像是為了從某位伊拉克將軍口中獲取情報，訊問者把他十六歲兒子全身弄濕后涂上泥巴，接著赤裸裸地拖到嚴寒的戶外，即是其中一例。中士塞繆爾·普羅南斯(Samuel Provenance，第302軍情營A連)曾向幾個通訊社表示有兩位訊問者曾性虐待一名少女，而且有其他人員知情。我們也將在下一章中看到除了奇普·弗雷德里克的夜班憲兵的虐囚行為之外，一些軍人和平民犯下了更糟的虐行。

 

“我希望‘虐囚案’的調查對象不只涵蓋犯下罪行的人，一些鼓勵、教唆罪行的人也應該受到調查。”馬克·金米特準將、伊拉克聯軍行動的副指揮官在接受《六十分鐘Ⅱ》節目的丹·拉瑟(Dan Rather)專訪時毫無特色的人。奇普在當班時被規定不能穿著完整的軍服，于是地方的匿名性又與個人的匿名性結合發揮影響。而在他們的周遭來去的大部分訪客和民間訊問人員都不用姓名稱呼。你無法立刻辨識出負責人的身份，而不斷涌入的大量囚犯不是穿著橘色連身衣褲就是一絲不掛，一樣認不出他們有什么差異。這是我所能想象到最容易造成去個人化的環境了。

 

 

 

 

 

阿布格萊布與斯坦福監獄的相似處

 

 

我們已經調查過奇普的工作環境，現在我們可以來看看奇普和他的獄卒同事們的心理狀態與斯坦福監獄實驗中獄卒的相似性。由于個人和地方的匿名性所造成的去個人化效果顯而易見，對囚犯的去人性化從以下幾點可以明白看出：以號碼稱呼、強迫裸體、清一色的外觀，再加上獄卒們無法了解他們的語言。一位值夜班的憲兵肯·戴維斯(Ken Davis)在之后一個電視紀錄片中，描述去人性化如何根深蒂固地烙印在他們思維中，“我們從來沒受過當獄卒的訓練，上面的人只說：‘用你們想象力。讓他們乖乖招來。希望我們回來時他們已經準備好要招了。’我們一把囚犯帶進來，他們的頭上馬上就被放上沙袋了。他們把犯人牢牢綁住、把他們摔在地上，還有些人的衣服會被剝光。他們跟所有人說，這些人只配當狗(似曾相識的用詞？)，于是你開始向人們散播這種想法，然后忽然間，你開始把這些人看成禽獸、開始對他們做出一些想都沒想過的事。事情就是從這里開始變得很嚇人。”

 

“沉悶”在這兩個監獄環境中都起了作用，當事情都在控制之下時，長時間值夜的確會讓人覺得很無聊。沉悶是采取行動一個強而有力動因，這樣可以帶來一些興奮感、一些有節制的刺激感。這兩組獄卒都是自動自發地決定要“找點事做”，決定讓一些有趣好玩的事發生。

 

由于獄卒們在從事這項艱難復雜的工作前并未受過任務訓練，實際執行時也沒有管理人員督導，于是在不需要對誰負責的情況下，結果當然是全都玩過了頭。在這兩座監獄中，系統操作者都允許獄卒享有任意處置囚犯的權力。除此之外，獄卒們也都擔心囚犯們脫逃或叛亂。阿布格萊布監獄的環境顯然比斯坦福監獄要危險得多，后者的環境相對起來也良善許多。然而正如實驗結果所示，每當夜晚時，獄卒的虐待行為以及他們對囚犯的侵略性即呈現上升趨勢。阿布格萊布的1A層級院區一樣如此，只是做法更邪惡、更極端。此外，兩個案例中最糟的虐待行為均發生在夜間值班時間，這時獄卒們覺得最不受權威監督，所以可以不必遵守基本規定。

 

我必須澄清，這里描繪的情境力量并不是像米爾格倫的實驗典范那樣直接刺激獄卒們干下壞事。事實上，只有一些民間訊問人員曾經鼓勵他們“軟化”被拘留者，目的是使他們變脆弱。在阿布格萊布--以及斯坦福監獄--中，情境力量創造出一種自由，是這種自由讓獄卒們不再受到一般社會和道德觀點對虐待行為的束縛限制。顯然對這兩組負責值夜班的獄卒來說，責任分散的結果是讓他們以為可以逃避許多行為的禁忌，而當新出現的規范讓一度難以想象的行為變成可接受時，就不會有人挑戰他們了。這現象正是所謂“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這也讓人回想起戈爾丁的《蠅王》，當負責監督的成人缺席時，戴上面具的劫掠者就大肆作亂了。這現象應該也提醒了各位，在前一章中提到的匿名性及侵略行為研究。

 

由詹姆斯·施萊辛格所帶領的獨立調查小組，比較了這兩個監獄情境，提出一些具有啟發性的結論。我十分驚訝地發現，在報告中指出斯坦福的模擬監獄環境和阿布格萊布這個完全真實環境之間的相似性。在長達三頁的附錄(G)中，報告描述了心理學的壓力源、囚犯所受非人待遇的基礎條件，以及當一般常人以非人性方式對待他者時所牽涉的社會心理學因素：

 

基于對社會心理學原則的基礎性理解，以及對眾多已知環境風險因子的意識，根據這兩者，完全是預料得到全球反恐怖主義戰爭期間發生虐囚事件的潛在可能性。(大多數軍中領導人不是不熟悉，就是蔑視對其士兵而言顯而易見的風險因素。)

 

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斯坦福研究……為所有軍方拘留作業提供深具警示意義的教訓，而故事發生的環境是相對良善的。對比之下，在軍方拘留作業中，軍人在充滿壓力的交戰之下工作，面臨的環境卻是極為險惡。

 

心理學家已嘗試了解平常表現出善良人性的個體及群體，在某些情況下卻出現完全迥異的行徑，這樣的亨是如何發生、原因為何。

 

施萊辛格調查報告中除了指出有助解釋虐待行為發生的社會心理學概念之外，重要的是也納入去個人化、去人性化、敵意形象、群體迷思(groupthink)、道德脫鉤、社會助長(social facilitation)等心理機制。這些過程我們已經在之前斯坦福監獄的篇章中全部討論過了，除了“群體迷思”之外，它們也全都適用于阿布格萊布監獄。我不認為那種偏差的思考方式(促進形成與領導意見相符的群體共識)曾在夜班獄卒之間發揮作用，因為他們并非以系統化的方式籌劃虐待行為。

 

社會心理學者蘇珊·菲斯克及其同僚在一份發表于《科學》期刊的獨立分析中也支持施萊辛格調查報告中所采取的觀點。他們做出一個結論：“造成阿布格萊布事件的部分原因是出自尋常的社會過程，而不是異常的個人邪惡特質。”他們指出這些社會過程包括從眾、社會化的服從權威、去人性化、情感性偏見、情境壓力以及漸進升高虐待程度的嚴重性。

 

一位前駐伊拉克軍人提供了進一步的證詞，說明了斯坦福監獄實驗的經驗用于了解伊拉克軍事監獄中行為動態的適切性，以及強而有力的領導的重要性。

 

津巴多教授：

 

我是一名軍人，來自于建立克羅珀爾拘留營(Camp Cropper)的單位，這個拘留營是復興黨政權垮臺后美軍在巴格達建立的第一個拘留中心。我可以肯定，在你的監獄研究和我的伊拉克觀察心得之間有明確的關聯。我在伊拉克服役期間曾經廣泛接觸憲兵人員以及被拘留者，親眼目睹了許多你在研究中所描述過的情境實例。

 

然而和阿布格萊布的那些軍人不同的是，我們的單位受到強有力的領導，因此事情從未惡化到那種程度。我們的領導者了解規則，也制定標準，并且確實監督以確保規則受到遵守。違規行為都會受到調查，一旦事證明確，違規者就會受到應有的處分。對所有參與其中的人來說，拘留任務都是去人性化的任務。我認為我在開始的兩周之后就開始麻木了。然而領導者的積極作為讓我們沒有忘掉自己是誰，以及我們來到伊拉克的原因。我十分高興能閱讀到你的實驗摘要，它讓我能夠更清楚地思考這整件事。

 

心怡

 

泰倫斯·布拉奇亞斯(Terrence Plakias)

 

 

 

 

 

1A層級監獄中的性動態

 

 

在lA層級監獄單位的夜班人員中，男女混雜是頗不尋常的特色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缺乏監督的年輕人文化中，女性極具有吸引力。二十一歲的琳迪·英格蘭的出現，讓這個情緒高昂緊繃的氛圍更加騷動不安。琳迪經常在值夜時間來找她的新男友查爾斯·格拉納，這對情侶很快就開始展開狂野的性惡作劇，把過程用數碼相機和錄像機拍攝下來。而最后她懷孕了，并在之后生下了查爾斯的孩子。不過琳迪當時在格拉納和二十九歲的憲兵梅根·安布爾之間，一定有不尋常的關系，因為在查爾斯被送進監獄后，琳迪和梅根結婚了。

 

媒體把焦點放在英格蘭、格拉納和安布爾的三角關系上，卻極少報道在伊拉克罪犯之中，有些妓女在后備役憲兵面前袒胸露乳供他們拍照。此外，照片中也有不少裸體的男伊拉克被拘留者，除了上級長官交代必須羞辱他們之外，另一個原因是采購上出了差錯，他們沒有足夠的橘色獄服。有些犯人因此得穿上女人的粉紅色內褲。因此之故，強迫囚犯把粉紅內褲穿在頭上當有趣的羞辱手法，也就不是什么太遙遠的事了。

 

盡管奇普要求分別安置未成年被拘留者和成人，據稱仍有一群伊拉克囚犯強暴了一位收容在同一處的十五歲男孩。專業軍士薩布里納·哈曼用記號筆在其中一名強暴犯腿上寫了“我是強暴犯”，另一個人則被用唇膏在乳頭周圍畫上人臉，胸部也被唇膏寫上他的編號。濃厚的性氛圍于是一發不可收拾。證據顯示，一位憲兵曾用熒光棒雞奸一名男性被拘留者，也許還用上了掃帚。男性被拘留者經常受到獄卒聲稱要強暴他們的恐嚇。還有其他證據顯示一名男憲兵強暴了一位女被拘留者。活脫一個色情大本營，而非軍事監獄。

 

在眾多獨立調查中，負責主導某一項調查的詹姆斯·施萊辛格曾描述那些夜班的夜間活動，有些是他親眼看見，有些是他耳聞，“那里就像是《動物屋》(電影名)一樣”。情境不斷惡化，超出了任何人的控制。

 

奇普·弗雷德里克回想這些虐待行為，在他記憶中，這些事集中在下列時間發生：

 

2003年10月1日到10日：強迫裸體、將囚犯靠在牢房墻上、強迫穿著女性內衣。這些事發生與第72憲兵連即將把工作交接給其他單位有關。

 

10月1日到10月25日：強迫做出性行為姿勢(在軍情人員面前一絲不掛地銬在一起)。一位聲稱來自關塔那摩的不知名人士為格拉納示范了一些那里使用的施壓手段。

 

11月8日：甘奇(Ganci)院區爆發騷動。事情發生在七名被拘留者被移往屏護區(1A層級院區)途中，他們持有多種武器并計劃劫持一名憲兵作為人質然后殺了他。許多我們從媒體上熟知的虐行都在那晚上演。軍犬也是大約在這時候進入監獄。

 

 

 

 

 

警告字條

 

 

塔古巴將軍在調查報告中做出結論，他認為這些憲兵派駐于此的目的是為了參與某些由上級所指揮的虐待行為。他宣稱，“來自軍情單位和其他美國政府單位的訊問者主動要求憲兵衛事先軟化證人的身心狀態，以便有利于他們的訊問工作。”

 

在喬治·費伊(George Fay)少將的調查報告中，甚至針對軍情人員在虐行中扮演的角色進一步做出更強烈的譴責聲明。他的報告注意到在長達七個月的期間，“軍情人員據稱要求、鼓勵、寬恕或引誘憲兵人員(陸軍后備役值夜獄卒)從事虐囚行為，他們也(或)參與虐行，也(或)違反訊問程序及適用法律”。我們將在下一章中更完整回顧兩位將軍的報告，以突顯系統疏失及指揮部在虐行方面的共謀角色。

 

 

 

 

 

格拉納的角色

 

 

在阿布格萊布監獄夜班人員中，后備役下士格拉納扮演的角色就像斯坦福監獄夜班里的“約翰·韋恩”。他們都是事件的刺激因子。“約翰·韋恩”策劃進行自己的小實驗，因此行為逾越獄卒角色的界限，而格拉納下士對囚犯的身心虐待則遠超出他角色的容許范圍。重要的是，格拉納和“約翰·韋恩”都是屬于具有領袖氣質的人物，他們散發出自信，加上態度一板一眼、直截了當，影響了夜班的其他人。盡管弗雷德里克中士是他的上級，但是格拉納才是1A層級院區中掌握實權的人物，即便弗雷德里克在時也一樣。似乎是他最先想到照相的主意，而且許多照片也是由他的數碼相機拍攝。

 

格拉納是后備海軍陸戰隊的成員，他曾在海灣戰爭中擔任獄卒，不過沒出過什么事。沙漠風暴行動期間，他曾在最大的戰俘營中工作了六個星期，一樣沒出事。“他是讓我們保持振奮的人之一。”一名該連成員回想道。在另一位伙伴的記憶中，格拉納是個“有趣的家伙，個性外向，隨便說兩句話就能讓人發笑”。他又繼續說：“從我所看到的，他不是個有壞心腸的人。”然而根據格拉納同單位其他成員的說法，他曾差點和一些士兵及伊拉克囚犯爆發暴力沖突，但因負責指揮的戰地指揮官指派單位中紀律良好的士兵接手，因而避免了沖突。

 

認識格拉納30年的老鄰居對他的評價也是正面的，“他是個真正的好人。對他我只有贊美的話可說，他從來沒有給任何人帶來麻煩。”他的母親在他的高中年刊中寫下了她的驕傲：“你一直讓你父親和我引以為榮，你是最棒的。”

 

不過在這些稱頌之詞的另一面卻是截然不同的格拉納，他對妻子曾有過施暴記錄，妻子最后和他離了婚。媒體報道也指出，他在一座終極設防監獄中擔任行為矯正官期間，曾受到好幾次懲戒。

 

在1A層級院區的夜班中，所有對格拉納反社會行為的外在約束都煙消云散。軍紀廢弛，取而代之的是混亂和各種沒有保持適當距離的親昵行為，完全看不見任何強力的權威體制，再加上軍情人員及民間訊問者-直鼓勵他在訊問前做些事讓被拘留者“軟化”，于是格拉納很快就上鉤了。

 

在那個放縱不安定的環境中，查爾斯，格拉納徹底沉醉于性而無法自拔。他和琳迪·英格蘭有一腿。他們的性事曾留下許多照片記錄。他也讓一名伊拉克女人露出乳房和外生殖器供他拍照。根據報道，格拉納強迫囚犯們在彼此面前集體手淫，還命令一絲不掛的男囚在地上爬，“這樣他們的陰莖就得在地板上拖行”，當他們做這些事時，他則大聲咆哮罵他們是群“死同性戀”。此外，第一個想到要讓裸體囚犯疊成金字塔的也是格拉納。當頭上套著袋子的囚犯被迫在一群有男有女的士兵面前手淫時，格拉納還跟琳迪·英格蘭開玩笑說：“這列手淫的隊伍，就是你的生日禮物。”

 

在格拉納受審后，弗雷德里克寫信跟我談到，“我不會把所有責任推到他身上，他就是有一套辦法可以讓你覺得做這些事沒什么大不了。我對我的行為感到非常抱歉，如果可以重回2003年10月，我不會做出同樣的事……我希望自己可以變得更堅強……”

 

奇普·弗雷德里克仍然深深后悔自己受到格拉納的影響。這個例子可以證實奇普的人格傾向聽命行事的預測具有效力。請回想奇普的心理評估結果：奇普一般來說害怕被別人拒絕，擔心因此出現意見沖突的局面，他會為了被人接納而讓步；他改變自己的想法來適應別人，這樣他們就不會“生我的氣或討厭我”。其他人甚至可以影響他已經下定決心的事。而悲哀的是，他的決心已被壓力、恐懼、疲憊以及格拉納的影響給逐漸侵蝕了。

 

 

 

 

 

另一個格拉納

 

 

在黑澤明的經典電影《羅生門》中，一群經驗同一事件的人，對事件的描述卻有截然不同的面貌。這正是斯坦福監獄中發生的現象。獄卒“約翰·韋恩”和囚犯道格之后各自對媒體都有一套故事，一個說自己只是“表演出”殘酷的樣子，另一個則說自己只是假裝抓狂。而最近前任獄卒赫爾曼又對自己的行為有了另一個版本的說法：

 

當時如果你問我，我對他們造成什么樣的影響，我會說，他們一定是膽小鬼，要不很弱要不就是裝的。因為我不相信我做的事真的會讓誰精神崩潰。我們只是在找樂子而已。你知道吧。我們只是在那里玩木偶戲，讓那些人做點動作之類。

 

其他的斯坦福監獄實驗囚犯和獄卒若不是認為那是個可怕的經驗，就是覺得那沒什么大不了。在某種程度上，現實只存在旁觀者心中。然而在阿布格萊布，人們的生活卻被軍隊、軍事法庭及媒體共同構筑起來的現實給劇烈壓縮了。

 

調查活動一開始，格拉納就被形容成“害群之馬”--嗜虐，邪惡，無法無天地虐待被拘留者。他過去在美國境內一座監獄內惹麻煩的記錄被翻出來當證據，證明他把暴力、反社會傾向帶進了1A層級院區。但事實上，這又是媒體不負責任的夸大其詞。一份賓州格林郡(Greene County)懲治機構的檔案記錄檢視了格拉納的行為表現，記錄顯示他從未被指控、懷疑冒犯或苛待犯人，也不曾因此受到懲戒。

 

我們更從虐囚事件最關鍵月份的表現評量中，發現了不負責任的怪物格拉納和優秀軍人格拉納之間的戲劇性對比。2003年11月16日，在一份由排長布林森上尉交給他的發展咨詢表格(4856)中，布林森上尉因他工作表現優異而特別提及：

 

格拉納下士，你于巴格達監獄之1級院區擔任軍情特區之未受銜軍官工作表現優異。你已從軍情人員那里得到許多贊賞，尤其LTC[可能是喬丹中校(Lt.Col. Jordan)]更對你贊譽有加。繼續保持下去，你的優異表現將幫助我們成功完成各項任務。

 

接下去他被警告要穿著他的軍服以及保持儀容整潔(在那一層工作的人沒有人做到)。第二項警告則指出他和其他人在高壓氣氛下工作，格拉納被要求要注意這樣的壓力可能對他行為產生的影響，尤其是對特殊被拘留者動用武力方面。然而格拉納對于適當運用武力的個人看法被該名上級接納，因為他接著說道：“當你認為你有必要自我防衛時，我百分之百支持你的決定。”后備役憲兵肯·戴維斯最近曾描述他和格拉納的互動，令人驚訝的是他采取了支持的看法：

 

有一天晚上，他值完班后嗓子都啞了。

 

所以我問他：“格拉納，你生病啦？”

 

他回答我：“沒生病。”

 

我說：“那是怎么回事？”

 

于是他告訴我：“我得大吼大叫才行，而且我對被拘留者做了一些我覺得在道德跟倫理上都過不去的事。你覺得我該怎么辦？”

 

我說：“那就不要做。”

 

他說：“我別無選擇。”

 

我問他：“什么意思？”

 

他說：“每次有炸彈落在鐵絲網或圍籬外時，他們就進來跟我說，又有一個美國人犧牲了。除非你幫幫我們，否則他們的死你也有份。”

 

對1A層級院區高壓力環境的提醒，讓人以為會有某個心理健康工作者被召來，以便協助這方面的心理問題。的確有一名精神病醫師被派到阿布格萊布待了好幾個月，但是他既沒有對有需求的憲兵們提供任何治療或咨詢，也不曾協助患有精神病的被拘留者。據報道，他的主要任務是協助軍方情治單位增進訊問的效率。梅根·安布爾堅稱，“并沒有可靠證據可主張發生雞奸或強奸，也找不到這類相片或錄像帶，至少那些事并非調查中涉案的七名憲兵所為。”他繼續說道，“從調查行動一開始我就握有所有的相片和錄像帶，我在那地方一天待將近十三小時，我沒見到任何強暴或雞奸行為。”

 

我們有辦法了解那里發生什么事嗎？是誰或是什么樣的因素該為阿布格萊布監獄中發生的恐怖暴行負責？

 

 

 

 

 

“戰利紀念照”：數碼相片中的惡行

 

 

殘忍的虐待、酷刑折磨及謀殺事件，在國與國交戰、面對著罪犯時，在士兵面對“敵人”、警察面對嫌犯、獄卒面對囚犯時，肯定是層出不窮的。我們可以預料戰場上，在那些冒著生命危險履行職責的情況下，所產生的虐待行為。但我們無法預料且無法接受的是，當生命安全未受到立即威脅，而囚犯又是如此脆弱毫無抵抗能力時，民主政府的代表們竟可以做出如此殘酷的行為。

 

從阿布格萊布監獄流出的數碼照片震驚了全世界。在這之前，我們不曾看過獄卒們性虐待或酷刑的影像證據，這群男女顯然對他們邪惡行徑樂在其中。更是前所未聞的是，他們甚至大膽到在鏡頭前擺出各種姿勢，并拍照記錄他們的野蠻行為。他們怎么做得出來？為什么要用相片為虐行留下記錄？讓我們思考一下幾個可能的解釋。

 

 

 

 

 

數碼的力量

 

 

一個簡單的答案是，新的數碼科技讓每個人都能搖身一變成為攝影師。隨拍隨看，無須等待，而且相片還可以輕易上傳到網絡上與人們分享，不需要送到沖印店送洗。也因為數碼相機體型小巧、容量龐大，價格相對便宜，因此早成為普遍的配備，任何人都可以輕易拍下上百張現場畫面。網絡博客及個人網頁容許一般人也能體會一夕成名的快感，所以“擁有”可以通過網站散布到全世界的稀有畫面并因此成名，成為一件光榮的事。

 

一個業余色情網站以鼓勵男性網友上傳妻子或女友的裸照，來交換免費收看網站中所提供的色情影片”。相同手段，士兵們也被要求用戰場上的照片來交換免費色情影片，而許多人都這么做了。他們會在一些圖片上打上警告標志，像是一群美國士兵站在一具伊拉克人燒焦的殘骸前，笑著比出勝利手勢，標題寫著“寶貝，燃燒吧”的圖片就是一例。

 

 

 

 

 

來自其他時代的戰利紀念照

 

 

這類影像喚起了人們過去的一段歷史。在19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間，美國有許多黑人男女被私刑處死或是活活燒死，旁觀者及加害者則在旁擺出勝利姿勢拍下照片留念。我們在上一章中已經了解到，這些影像正象征了極致的去人性化。照片中記錄黑人被拷打、謀殺的過程，他們的“罪行”只是因為反抗白人，且這些罪狀多半是捏造的；這些記錄著惡行的照片竟還被做成明信片，用來寄或送給親朋好友。在一些照片中，甚至還有父母帶著滿臉笑容的孩子前往觀賞黑人男女被暴力謀殺時的痛苦模樣。這類明信片的檔案目錄，讀者可以參閱《無處可逃》(Without Sanctuary)一書。

 

其他這類戰利紀念照片，還有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軍人拍下他們對付波蘭猶太人和俄國人的個人暴行。我們在前一章中注意到，即使是一開始拒絕槍殺猶太人的德國后備役警察，所謂的“普通人”，在經過一段時間后也開始拍下他們身為劊子手的戰績。在雅尼納·斯特魯克(Janina Struk)的《鏡頭下的納粹大屠殺》(Photographing the Holocaust)中，搜集了一些記錄劊子手執行處決過程的相片。而土耳其人對亞美尼亞人的屠殺暴行，一樣也被鏡頭拍攝下來，收錄在一個紀念此次種族屠殺事件的網站上。

 

在動物權概念興起之前，還有另一類戰利紀念寫真也十分普遍，大型動物獵人或是釣客們興高采烈地展示捕獲的旗魚、老虎、北美灰熊照片。我記得海明威曾在一張照片上擺出那樣的姿勢。這類紀念勇敢狩獵隊獵人所拍攝的肖像照片中，最經典的一張，莫過于美國老羅斯福總統驕傲地站在他剛獵得的龐大犀牛旁的合影。在另一張相片中，這位前總統和他的兒子克米特(Kermit)站在一只水牛上，兩人交疊著雙腿，姿態十分冷靜，手上各拿了一把長槍。這類戰利紀念照公開展示了一位男人的力量以及他對自然中大型野獸的主宰優勢--照片清楚顯示這些野獸被他的技巧、勇氣及技術征服了。有趣的是，在這些照片中的勝利者表情，多半相當陰郁，很少見到笑容，這些勝利者才剛和可畏的野獸進行過一場戰斗。就某種意義來說，他們的姿勢比較像是年輕的戴維拿著彈弓站在剛被打倒的巨人歌利亞面前哀悼。

 

 

 

 

 

為觀眾表演的暴露狂

 

 

許多阿布格萊布監獄的夜班獄卒們臉上均帶著笑容，這指出勝利紀念照的另一面向：暴露狂。我們從一些照片看到，虐待好像只不過是暴露狂的道具，只為了用來表現他們在不尋常環境中所能做出的最極端行為。這些暴露狂也像是預先設想了有一群偷窺狂，急切想欣賞他們嘩眾取寵的表現。然而暴露狂們卻沒能想到，輕易分享及散布這些檔案可能會造成的后果，他們無法控制誰會看見這些照片，這些照片于是成了他們犯行的鐵證。

 

除了前面提到的一張戴帽男性雙手被接上電線的符號性圖像，以及以狗嚇唬囚犯的照片之外，大多數戰利紀念照本質上均帶有性的意涵。酷刑與性的聯結讓這些照片有色情圖片的意味，對許多觀者來說是讓人心神不寧卻又十分迷人的。我們全都被邀請進入發生施虐與受虐性行為的囚室，近距離目睹這些行為。盡管觀看這些虐待行為是十分恐怖的經驗，人們還是無法將目光移開。我驚訝地發現網絡滿足偷窺癥患者欲望的程度，一個網址為www.voyeurweb.com的網站聲稱每天可以吸引220萬名有獨特嗜好的訪客造訪他們提供的免費色情網站。

 

 

 

 

 

復雜的動機與社會動態

 

 

人類的行為十分復雜，做出一件事情背后通常不只有一個原因。而在阿布格萊布監獄，除了性欲及暴露欲兩種因素之外，我認為數碼照片是幾個動機及人際動態結合下的產物。地位及權力的取得、復仇心理及報復行為、對無助者的去個人化--這些很可能都是最后出現虐待行為并拍攝照片的部分原因。此外我們還必須考慮到，這些行為實際上是在訊問者的容許及計劃下進行。

 

 

 

 

 

以照片威脅被拘留者

 

 

還有個簡單的原因可以解釋在阿布格萊布監獄中拍下的戰利紀念照，這單純只是因為來自軍方和民間的訊問者告訴憲兵們要這么做。這版本的故事來自己退休的監獄指揮官卡爾平斯基以及被指控的士兵們的說法，拍下特殊姿勢照片的點子是為了用來當作要挾物以協助訊問。“他們拍下這些特殊照片是為了用來取得自白，‘從要害下手’。”2006年5月4日卡爾平斯基在斯坦福大學舉行的一場小組討論會中表示。“他們會拿出筆記本電腦秀出相片，然后告訴囚犯們‘招吧，否則明天就換你被疊在金字塔最上面。”’“這些相片是故意、有計劃地被拍攝下來。”

 

我們可以肯定，有些照片明顯可以看出是為了某個人的數碼相機而擺出姿勢，照片中的憲兵對著鏡頭微笑，比出勝利姿勢，并指著場景中的某樣東西以提醒人注意。在一張人性盡失的照片中，琳迪·英格蘭拖著地板上的一名被拘留者，他的脖子上還纏著拴狗的皮帶，這張照片最可能就是在上述情況下拍攝。她不可能在前往伊拉克時，特地在行囊里帶了條狗繩。要讓這類社會助長發生并接管整個情境，唯一需要的只是官員的允許，哪怕只是允許憲兵們拍攝一張虐待照片，情況也會一發不可收拾，在工作中拍攝更多富有創意的邪惡照片成了新的夜間活動。事情一旦起了頭，就很難剎車了，因為憲兵們的無聊找到了宣泄的出口，他們可以出口怨氣、展示自己的支配優勢，并在性的游戲中找到樂趣--直到喬·達比揭發他們的惡行，一切才結束。

 

 

 

 

 

建立地位的渴望及宣泄復仇心理

 

 

讓我們承認一件事，陸軍后備役軍人在軍隊階層中的地位一般較低，而被指派到這個恐怖監獄里擔任夜間值班人員的后備役憲兵，地位又會因此更加低落。他們明白自己是最底層的人物，在最糟的環境中工作，得服從民間人士的命令，而且沒有任何關心這里發生什么事的權威人士可以求助。舉目所見，唯一和他們一樣地位低落的一群人就是囚犯。

 

因此這些虐待行為以及記錄下虐行的舉動，本質都和希望建立地位有關，也就是希望通過這個向下對比建立獄卒對囚犯的明確社會支配地位。酷刑和虐待乃是行使純粹的權力，目的是為了展示他們對劣勢者的絕對控制能力。某些獄卒需要這些相片來證明自己的優越性，同時向同儕傳達他們的支配地位。其中也可能涉及某種程度的種族主義，這里指的是對十分不同的“他者”--阿拉伯人抱持的一般性負面態度。這是2001年“9．11”事件以來的敵意轉移，也是對任何阿拉伯背景的棕色皮膚人士所發動的恐怖攻擊。

 

還有一個立即性的動機是許多士兵都有的：希望為被伊拉克暴動分子殺害或受重傷的同袍們復仇的心理。很明顯是復仇心理作祟，才造成他們報復曾參與騷動或被控強暴男孩的人犯。例如被疊成金字塔的七名囚犯即是因為在甘奇區滋事才被送進1A，而過程中還傷害了一名女性憲兵。所以羞辱和毒打的目的是為了讓他們知道不服管教的后果，“幫他們上一課”。而奇普·弗雷德里克唯一毆打過的一名囚犯則是另一個例子，他在他胸口狠狠揍了一拳，因為這名囚犯被控扔石頭打傷了那名女憲兵。強迫被拘留者模仿口交動作或是在女性士兵面前公開手淫并拍攝下這些羞辱過程，這些不只是讓人難堪的伎倆；士兵們安排的性愛劇碼是對他們認為行為超過界限的被拘留者的報復手段。

 

 

 

 

 

去個人化及狂歡節效應的影響

 

 

然而我們又該如何解釋琳迪·英格蘭的想法？--她認為這一切都只是“好玩和游戲而已”。在這個個案中，我相信去個人化起了作用。稍早我們提到人和地方的匿名性能創造出截然不同的心理狀態，當這種心理狀態和行為責任的分散加在一起時，就會導致去個人化。演員們完全沉浸在高度的心理活動中，不再做理性思考，也不關心事情后果。在追求當下的享樂現實中，過去與未來全都暫時被丟在一旁。在這個心靈空間中，情感主導理性、激情掙脫社會束縛。

 

這就是狂歡節效應，當個人的身份隱藏在面具之下時，平常受到壓抑的各種原欲的、暴力的、自私的沖動都會宣泄出來。行為回應著情境的需求而立即爆發，不再深思熟慮或瞻前顧后。把小說《蠅王》里面的現象搬到紐約大學的實驗室里面時，我們看到經過去個人化的女性對無辜的受害者下手越來越重。在我們的斯坦福監獄里，一些獄卒也創造出同樣的現象。如同阿布格萊布的情況，人們在這些情境中體驗到行為的自由尺度放寬之際，約束侵略行為及反社會行為的規范也被擱置了。

 

就像我從不曾鼓勵我的獄卒做出殘酷行為一樣，軍方也不曾鼓勵它的獄卒性虐待囚犯。然而在這兩個情境中都盛行一種默許放縱的寬松氣氛，讓獄卒以為自己可以為所欲為，他們以為自己不需要負個人責任，以為沒人看見，所以可以僥幸逃脫。在這個脈絡中，傳統道德推理能力被削弱了，以前學到的教訓敵不過行動的誘因；狄奧尼索司所代表的原欲沖動壓倒了阿波羅代表的合理性。道德脫鉤接著發揮作用，沉溺在氣氛中無法自拔的人們的心智及情感風貌于是改變了。

 

 

 

 

 

虐行比較：英國及美軍精英的實例

 

 

如果我主張在1A層級夜班中發揮作用的社會心理學原則并不是個人特有，而是相應于特定情境，那么我們應該可以在其他相似環境中找到類似的虐待行為，只不過加害者為同一個戰場上的不同軍人。的確至少有兩個類似行為的例子，但是美國媒體很少注意到。

 

駐扎在伊拉克巴扯：拉監獄的英軍也發生性虐待俘虜的事件，他們把囚犯們脫光．然后強迫他們彼此做出模仿雞奸的動作。這些相片也震驚了英國社會，社會大眾不肯相信自己的年輕人會做出如此可怕的事而且還拍下照片。這些虐待者當中還有一位曾因為上一場戰役而授勛的軍人，這事實更嚴重破壞了英國民眾的期待。更糟糕、更嚴重的是，2004年6月29日英國廣播公司做出標題為“英軍販賣交易虐囚照片”的報道，報道副標則為“英國軍人販賣交易數百張記錄對伊拉克俘虜殘暴行為的照片”。數名服務于皇家蘭開郡軍團精英部隊的士兵們將一些這類影像交給英國《每日鏡報》，在其中一張照片中，戴上頭罩的囚犯受到來復槍拖毆打，被撒尿，頭上還被一把槍抵住。這些士兵宜稱他們在一個“照片交易社群”上還分享了更多這類虐囚照片，但是在離開伊拉克時，放在行李箱中的照片被他們的陸軍指揮官查獲銷毀了。

 

2004年5月12日，在《六十分鐘Ⅱ》節目中，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主持人丹·拉瑟播放了一卷由一名美軍制作的家庭錄像帶，內容是關于在布卡營(Camp Bucca)和阿布格萊布監獄的狀況。錄像片段上可看見一名年輕士兵對伊拉克囚犯的鄙視態度，鏡頭上的她說：“我們已經死了兩名囚犯……不過誰管它？重點是我要操心的人少于兩個。”數名來自布卡營并因在該地虐囚而受到指控的軍人告訴瑞德：“問題是由指揮鏈開始--這些酷刑和凌虐照片拍下時的指揮鏈，和管理阿布格萊布的指揮鏈是一樣的。”

 

另一個有證據的失控例子則是涉及來自美國第82空降師的軍人，駐扎地是在費盧杰附近的水星前哨作戰基地(Forward Operating Base Mercury)。在被移送到阿布格萊布監獄前，暴動分子和囚俘都會被暫時監禁在這里。“他們(費盧杰當地居民)叫我們‘謀殺狂’，因為他們知道一旦被我們逮到而在被送到阿布格萊布前落到我們手上，他們就會付出悲慘代價。”這名中士繼續說道：“營里每個人都知道，如果你想要發泄挫折的話就到受制者營區去。某種程度上它只是個運動而已。”

 

來自問-單位的另-名中士說明他做出虐待行為的動機，行為包括剛棒球棒打斷被拘留者的腿。他說：“有時候我們覺得很無聊，這時會先叫某個人坐在角落，然后讓他們疊成金字塔。這辦法比較早，不過很像阿布格萊布。我們只是為了好玩才這麼做。”

 

陸軍中尉伊恩·菲什巴克(Ian Fishback)是這個“精英單位”的軍官，他于2005年9月向“人權觀察協會”(Human Rights Watch)作證發生在該監獄的大規模虐囚行為。他透露他的士兵們也使用數碼影像記錄下他們的恐怖行徑。“(在水星前哨作戰基地)他們說他們也擁有類似阿布格萊布監獄的虐囚照片，因為這些照片的相似度太高，所以他們把照片銷毀了。他們燒了那些照片。他們是這么說的，‘他們因為那些我們也被交代去做的事情惹上了麻煩，所以我們要銷毀這些照片。’”

 

我們在下一章中還會見到這位中尉，他會仔細描述他所屬單位所犯下的虐行，除了性虐待之外，均吻合了阿布格萊布監獄1A層級院區中發生的事件。

 

 

 

 

 

弗雷德里克接受審判

 

 

為了這七名受指控的憲兵人員，由軍方調查人員和檢察官組成的團隊在準備辯護過程中投注了相當大的熱忱。(如果負責管理阿布格萊布的軍方指揮官，也曾付出那些關注和資源的一小部分在監督和紀律的維持上，現在或許就不需要在這些審判上花費任何心力了。)他們的游戲計劃很簡單也很有說服力：搜集了充分的證據和證詞之后，他們決定幫每位被告申請提出認罪協商，這樣一來，當他們表明認罪并作證指認其他憲兵同僚后，原本可能被判處的重刑就能從輕發落。審判程序是從涉案情節最輕的人開始，如杰里米·西維茨，他們的策略是犧牲其他人的上訴，將辯護主力放在情節最嚴重的三人：弗雷德里克、格拉納、英格蘭身上。

 

弗雷德里克被指控五項罪名。在作為認罪協商一部分的“事實協議書”上，弗雷德里克接受下列罪行為真實、經得起證實并且可被采納為證據：共謀虐待被拘留者，怠忽職守；虐待被拘留者；以毆打方式從事傷害行為；與他人從事猥褻行為。

 

最后一項指的是他被控強迫數名被拘留者在有男有女的士兵及其他被拘留者面前手淫，同時加以拍照。

 

 

 

 

 

審判

 

 

2006年10月20、21日，盡管辯護律師曾提出申請變更審判地至美國，弗雷德里克的審判照舊于巴格達舉行。由于我拒絕前往如此危險的地方，因此我改往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海軍基地，并在一個高度戒護的房間內通過視訊會議提供我的證詞。過程真是困難，首先是我的證詞不斷因聲音回傳的延遲而被打斷，其次是電視屏幕上的審判畫面常常模糊不清，更糟的是我必須跟一個電視屏幕講話，沒辦法跟法官直接互動，雪上加霜的是我又被告知不能在作證中使用筆記，這表示我曾仔細研讀過的五份調查報告的數百頁內容，以及我對弗雷德里克及1A層級院區所搜集到的背景資料，全部都得靠自己回想。

 

由于弗雷德里克已進入認罪申請程序，我的證詞必須完全聚焦在明確說明情境及系統對他的行為影響，也就是確切指明一個不正常環境對一個極為正常的年輕人行為的影響。我也概要地報告了心理評估結果，他在進入1A層級院區前的一些正面背景，以及我和他訪談中的重要內容。這樣做的目的是要支持我所提出的結論：弗雷德里克并不是帶著病態傾向進入該行為背景。我反而主張是情境誘發了他所涉及的脫軌行為，而對此他深感遺憾及罪惡。

 

我也清楚表示在試著了解弗雷德里克的行動如何受到情境中的社會動態影響過程中，我所做的并不是“開脫”，而是在判決中經常未受到嚴肅考慮的概念分析工作。此外，在對此案提出我的專家見證及關聯性同時，我也概述了斯坦福監獄實驗及虐待行為發生的環境和阿布格萊布之間的一些相似處，以及我的研究主要性質和發現。(我的完整證詞出現在2004年10月《伊萬·“奇普”·弗雷德里克審判記錄》的第294頁至330頁，遺憾的是此項文件無法通過網絡查閱。)

 

檢察官梅杰·邁克爾·霍利(Major Michael Holley)駁回了我情境主張的論點。他認為弗雷德里克能夠辨別是非，有足夠的軍隊訓練勝任此項工作，而且對于是否參加被指控的不道德、有害行為，基本上有能力做出合理判斷。因此他將罪過完全歸給弗雷德里克的天性，認為他的惡行乃出于故意，同時將所有情境或系統性的影響排除于法庭的考慮之外。他也暗示日內瓦公約是具有效力的，而這些士兵應該要知道它所約束的是哪些行為。然而這并不是事實，正如我們將在下一章見到的：小布什總統及他的法律顧問在一組法律備忘錄中變更了對這些被拘留者及酷刑虐待的定義，因此造成日內瓦公約在這場“反恐戰爭”中失去了效力。

 

 

 

 

 

裁定

 

 

軍事法官詹姆斯·波爾(James Pohl)上校只花了一個小時就完成了所有被指控罪行的有罪裁定。弗雷德里克被判八年的有期徒刑。我的證詞顯然對于減輕他判決的嚴重度來說微不足道，他的律師加里·邁爾斯強而有力的抗辯也一樣。在這個由軍方及布什政府指揮鏈所搭起的國際公共關系舞臺上，我在本書中詳加闡述的所有情境及系統性因素均顯得無足輕重。他們必須讓世界和伊拉克人民看見他們“對犯罪活動決不手軟”的決心，嚴懲少數害群之馬的流氓軍人，以便保持美軍的整體優秀形象。只要他們所有人都被送審、宣判、送入大牢，美國軍方所蒙上的污點就會逐漸被世界淡忘。

 

查爾斯·格拉納拒絕認罪，被判十年徒刑。琳迪·英格蘭在經歷一連串錯綜復雜的審判后，被判三年徒刑。杰里米·西維茨，一年，杰弗·戴維斯，六個月。薩布里納·哈曼因證據顯示她在進入阿布格萊布監獄前對伊拉克人的態度十分和善，獲得六個月徒刑的輕判。最后則是梅根·安布爾，未被判處任何刑期。

 

 

 

 

 

相關比較

 

 

毫無疑問地，奇普·弗雷德里克參與的虐待行為讓他手下的被拘留者受到身體和情感上的傷害，也為他們的家庭蒙羞并為此憤怒。他認罪了，也因被指控的罪行而獲判有罪，被處以重刑。從伊拉克人民的觀點來看是種寬待，但從我的角度看卻是嚴懲，因為是情勢促使并支持這些虐待行為發生。然而，在其他戰爭中也有軍人因殘害平民至死而被判罪，將他們判決與奇普的比較，可以給我們帶來一些啟發。

 

美國軍方的榮譽過去曾因越戰而蒙塵，當時的查利連(Charlie Company)侵略美萊村搜索越共，他們沒有找到任何人，但是經年累月的壓力、沮喪，再加上對越共的恐懼，使得他們爆發，將槍管轉向平民。超過五百名越南婦孺、上了年紀的老人死于機關槍近距離掃射下，人們活生生被燒死在他們的茅屋里，還有許多婦女遭到強暴、內臟被挖出。有些人甚至被剝下頭皮！在《尋訪美萊幸存者》(Interviews with My Lai Vets)這部影片中，一些士兵曾以不帶情感就事論事的語氣描述了可怕的暴行。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在他的書《美萊屠村紀實之四》(My Lai 4)里仔細報道了這次屠殺事件，這是事件發生一年后第一次公開報道。

 

而只有一位士兵--中尉小威廉·卡利(William Calley，Jr·)因而被判有罪。他的上級歐內斯特·梅迪納(Ernest Medina)上尉當時也在“搜索暨摧毀任務”現場，據報道曾親自射殺多名平民，卻從所有指控中安然脫罪并辭去丁職務。梅迪納上尉的綽號叫做“瘋狗”，他對他所領導的查利連相當自豪，曾宣稱，“我們是戰場上最優秀的一連。”也許他太過急于下定論了。

 

卡利中尉因預謀殺害超過一百名的越南美萊村民而被判有罪。原本刑期為終身監禁，后因特赦而被縮短為三年半，他被軟禁于營房中服完了刑期，沒待過一天監獄。大多數人不知道的是，卡利中尉后來得到了特赦，并且回到他的小區里成為一名收費的晚宴后演說者、受人尊敬的生意人。如果卡利是應征入伍的士兵而不是軍官，事情會不會不一樣呢？如果查利連的士兵們也拍下“戰利紀念照”，讓那些言語文字無法傳達的殘酷屠殺場面血淋淋地出現在人們眼前，事情會不會不一樣呢？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

 

將這些夜班憲兵與其他最近因犯罪行為而被軍法庭起訴、宣判的軍人比較，我們可以得到另一組對照，從這當中明顯可看出，盡管犯下同樣甚至更嚴重的罪行，這些軍人所得到的判決還是寬大得多。

 

弗雷德里克中士最重可被判處十年徒刑，開除軍籍、降為最低階二等兵。由于他提出認罪協商，因此最后被判八年徒刑、開除軍籍，降階為二等兵并喪失所有津貼和福利，包括他存了二十二年的退休金。

 

普萊斯(Price)士官長因傷害、虐待及妨礙司法而被判有罪。最重可被判八年徒刑、開除軍籍、降為最低階二等兵。最后獲判降階為上士，無徒刑、未被開除軍籍。

 

格拉納下士因傷害、虐待、默示性串謀、猥褻行為及廢弛職守而被判有罪。最重可被判處十五年徒刑、開除軍籍、降為最低階二等兵。最后被判十年徒刑、開除軍籍、降階為二等兵及罰金。

 

布蘭德(Brand)士兵因傷害、虐待、做偽證及致人殘廢而被判有罪。最重可處十六年徒刑、開除軍籍、降為最低階二等兵。最后只被判降階為二等兵。

 

英格蘭士兵因串謀、虐待、猥褻行為而被判有罪。最重可處十年徒刑。開除軍籍、降為最低階二等兵。最后獲判三年徒刑。

 

馬丁(Martin)上尉因重傷害、傷害、妨礙司法及身為長官而行為不檢被判有罪。最重可處九年徒刑。最后獲判服刑四十五天。

 

軍方司法部在面對這些可比較的罪行時，天平明顯出現了傾斜。我認為這是因為戰利紀念照的關系，讓司法部在判決時特別不利于夜班憲兵們。這類比較的完整版本以及這六名受軍法審判的士兵們和他們的性格，以及其他關于阿布格萊布虐囚事件的澄清說明，請參見這個有趣網站：www.supportmpscapegoats.com。

 

 

 

 

 

獄卒弗雷德里克成為第789689號囚犯

 

 

當我們試著描述“路西法效應”時，了解人性的轉變一直是我們的焦點。而我們所能想象得到的最極端也最難得的轉變之一，或許是某個人從身為獄卒的權力者淪為無權無勢的階下囚。悲哀的是在這個案子里，這樣的事卻發生在曾經表現優良的行為矯正官、盡忠職守的軍人、充滿愛意的丈夫身上。他曾因軍事法庭的判決以及他在接下來坐牢期間所受的殘酷對待而深受打擊，幾乎崩潰。在位于萊文沃思堡(Fort Leavenworth)美國軍事人員懲戒所(U．S．Disciplinary Barracks)里，奇普·弗雷德里克成了編號789689號人犯。在被移送巴格達之后，奇普又被送回科威特，即便他沒有自殘或傷害他人的危險，仍在那里接受隔離監禁。他描繪那里的狀況就像是又想起阿布格萊布監獄，不過他被囚禁在萊文沃思堡時的情形更糟。

 

所有針對“阿布格萊布虐囚七嫌”的審訊一結束，奇普的待遇馬上就得到改善。他開始到監獄的美發學校去學習新技能，因為他無法再回去當懲戒官了。“我很想復職回到軍中，回到那個地方去重新證明自己。我從來不是一個會放棄的人，我可以改變……我已準備好為我的國家、家人、朋友犧牲。我希望自己可以改變什么……能夠將我大部分的成人生涯用來為國服務，我覺得很光榮。”

 

你看見奇普的想法跟斯坦福監獄實驗中囚犯斯圖爾特819的相似之處了嗎？斯圖爾特強調希望回到我們的監獄中證明給他的牢友們看，讓他們知道他不是個糟糕的人。這也讓我們回想起一個經典的社會心理學實驗，該研究顯示，一個群體的人會儀式越嚴格，人們對它的忠誠度就會越高。

 

 

 

 

 

最后的話

 

 

在下一章中，我們將結束討論非人性行為情境中個別軍人的惡行，進一步思考在孕育阿布格萊布及其他軍事監獄中虐行的條件時，系統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系統影響力的運作創造并維持了一種“虐待文化”，而我們將檢視系統錯綜復雜的影響力。首先我們將回顧軍方許多獨立調查中的重點。這樣做將讓我們了解這些調查對于系統變項--如領導缺失、任務特訓不足甚至缺乏、資源不足，以及訊問--自白優先--的著墨程度，而這些系統變項是促成阿布格萊布夜班虐行的主要因素。接著我們將檢視人權觀察協會對其他可比較之虐行所做的報告，聽聽駐在伊拉克的美國陸軍精英部隊第82空降師的軍官說法。我們將擴大研究范圍，調查軍方及政府指揮鏈曾在其他軍事監獄中運用哪些方式創造出相似的情境，以促進他們的“反恐戰爭”、“防暴戰爭”。方法是借助美國公共電視網(PBS)節目《前線》(Frontline)制作的紀錄片《酷刑的問題》(2005年10月18日)中的訪談及分析，針對先是禁止關塔那摩監獄的酷刑而后將其轉移至阿布格萊布及其他地方的做法，該節目對于布什政府和軍方指揮鏈的角色做了詳盡說明。

 

我在這章中的角色從行為科學家變成心理調查報道者，而在下一章，我要再次改變我的角色成為檢察官。我將指控我所挑選出的軍方指揮鏈成員錯誤運用他們的權威，先是在關塔那摩監獄里用酷刑訊問，接著又將這套技巧搬到阿布格萊布。他們許可憲兵和軍情人員運用酷刑技巧卻疏于對1A層級院區的值班憲兵提供領導、監督、當責、任務特訓，我將主張他們因過犯及忽略的罪行而有罪。

 

在讓系統接受這個假設的審判過程中，我將把美國總統布什及他的顧問們放入被告席，因為他們重新定義酷行，認為在他們那無所不在、含糊不清的反恐戰爭中，酷刑是可被接受的必須手段。他們也被指控讓被軍方逮捕的暴動者和所有“外國人士”無法獲得日內瓦公約提供的保護。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被控創造訊問中心，使得“被拘留者”承受許多極度高壓的“虐待”，只為了得到自白和情報的含糊目的。他也許也必須為其他破壞美國道德價值的事件負責任，例如利用美國政府的“非常規引渡”(extraordinary rendition)方案，將具有高度情報價值的被拘留者送到外國拷問，即所謂“酷刑工作外聘”。

 

我希望表示的是從布什、切尼(Cheney)到拉姆斯菲爾德以及以降的指揮階層所代表的系統奠定了這些虐行的基礎。如果真相是如此，那么，我們作為一個民主社會就有責任采取行動以確保避免未來的虐行發生，因此我們必須強調的是訊問中心的結構特質及運作政策變更是由系統所執行。

 

最后我必須說，我明白對某些讀者而言，我強調我們小小的斯坦福監獄模擬實驗和一座危險的真實戰地監獄之間的相似性是有些言過其實。但重要的并不是物理實體上的差距，而是這兩者間可比較的基本心理動態。容我也進一步指出，許多獨立調查者也做出了這類比較，如施萊辛格報告(引用于本章的一開始)以及前海軍密碼學家阿蘭·漢斯萊(Alan Hensley)的報告，他在分析虐待行為的被告中做出以下結論：

 

阿布格萊布的案子屬于津巴多研究中已詳細說明過的模式，該模式由我們可實際指認出的因素所架構而成，并導出事先存在的經驗證據，可讓我們確信無疑地預測到這一連串的事件將在參與者完全不經深思熟慮的情況下發生。

 

我希望以《新聞周刊》巴格達辦公室主任羅恩·諾蘭(Ron Nordland)的一篇分析作為這一段旅程的句點，他談到在這場立意良善的戰爭中出了什么錯時說道：

 

哪里出錯了？很多事情都出錯了，但最大的轉折點還是阿布格萊布丑聞案。自從2004年4月開始，解放伊拉克的任務已經變成絕望的損害管制工作，阿布格萊布的虐囚陰霾對許多伊拉克民眾來說已經疏遠了，對這些人來說這樣做發揮不了什么作用。盡管軍方宣稱從速座監獄取得了“可采取行動之情報”，但并沒有證據顯示，這些虐待及羞辱拯救過任何一條人命或逮到什么主要的恐怖分子。

 

 

 

 

 

第15章 讓系統接受審判：領導層的共謀

 

 

在弗雷德里克中士的審判辯論終結時，軍事檢察官梅杰·邁克爾·霍利曾做了一番愛國主義的激昂陳詞，有助我們接下來分析監禁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古巴軍事監獄中的“非法武裝分子”及被拘留者運用酷刑的現象，他是這么說的：

 

庭上，我想提醒您，敵人也和我們一樣依靠士氣戰斗，而這個事件將讓我們的敵人士氣大振，不管是在現在還是以后。我也希望您能想想以后可能會投降的敵人。我們希望他們是受到美國陸軍的戰斗力震嚇而屈服，但如果一個囚犯--不是囚犯就是敵人，認為投降就會受到屈辱和不堪對待，那他為什么不戰斗到最后一口氣？而我們得祈禱他不會在戰斗中奪走我們軍人的性命，這些命原本是不該丟的。(被告憲兵的)這類行為會造成長期影響，最終會影響到我們的軍人子弟、陸海空軍，他們可能以后會成為俘虜，而他們的待遇，我想我就說到這里了。

 

這位檢察官繼續指出在“阿布格萊布虐囚七嫌”的所有審判中，唯一要緊的事就是軍方的榮譽：

 

最后我要說，庭上，美國陸軍的榮譽十分珍貴，同時也十分脆弱。我們對所有軍隊都抱持神圣的信任感，尤其是對美國陸軍，因為我們負有極大的責任以及力量，這力量就是對其他人動用武力。而唯一能讓我們和暴民、匪類等不正當使用武力的人有所區別的，就是我們擁有的榮譽感，我們相信我們正在做對的事，我們聽命行事而這些事是光榮的，但這種行為(發生在阿布格萊布監獄的凌虐和酷刑)損害了這份榮譽感。而和其他軍隊一樣，我們也需要一個高道德標準來振作士氣。

 

我在弗雷德里克的審判上的終結辯論因為是即席的，所以沒有留下文字記錄。在辯論中我提出一些在本章中將發展出的關鍵主張--情境和系統力量運作導致了虐行的論點，這些主張將提供更完整的視野。自從審判(2004年10月)以來，不斷有新證據浮出臺面，這些證據清楚表明在阿布格萊布監獄lA層級院區中發生的凌虐與酷刑背后有許多軍方指揮官的串謀參與。以下是我的聲明內容：

 

費伊報告和塔古巴報告都指出，如果軍方曾經拿出他們投注在審判中的任何一點資源和關注，此事(虐行)就可以避免，阿布格萊布事件就不會發生。但他們對阿布格萊布漠不關心。它的優先性被排在最后，安全性就跟巴格達古文明博物館一樣受到忽視(這座博物館中的文化珍藏在巴格達“解放后”被洗劫一空，而美軍只是袖手旁觀)。它們都是“低優先”(軍事)項目，而在這些不利的條件環境下，爆發了阿布格萊布事件。所以我認為軍方應該受到審判，尤其是弗雷德里克中士的所有上級難辭其咎，他們對所有發生的事都該知情，他們的責任是去避免、阻止，挑戰它，卻沒有做到。他們才是必須接受審判的人。如果說弗雷德里克中士必須負起一定的責任，無論他的判決如何，其嚴重性都已被整串指揮鏈需負的責任給減輕了。

 

在本章中，我們將采取幾個不同方向來帶領我們揪出躲在阿布格萊布這出大戲幕后扮演關鍵角色的人，他們是讓這出悲劇上演的導演，編劇，舞臺指導等核心。這些憲兵們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不過是些微不足道的角色，他們是“七個尋找作者的劇中人”，或許他們現在該找的是導演。

 

我們的任務是去確定，在阿布格萊布監獄屏護區的訊問室里的情境外，又存在什么樣的系統壓力。我們必須指認出在各層級指揮鏈中扮演角色的特殊人物，他們創造出讓這些憲兵人性自我崩壞的條件。當系統力量依時間順序逐一揭露時，我的角色將從辯護專家變成檢察官。我將站在檢察官的位置向大家介紹一種新的現代邪惡，即“當權之惡”(administrative evil)，在這些虐行中，政治及軍事的指揮鏈正是以當權之惡為基礎扮演著串謀者的角色。無論公共或是私立組織都一樣，由于組織是在合法、而非倫理的架構下運作，因此在達成其意識形態、總體規劃、損益平衡或是獲利底線等目的的過程中，其冰冷的理性運作便可能造成人們受苦甚至死亡。而當這樣的情況發生時，它們總是拿目的來正當化其效率至上的手段。

 

 

 

 

 

阿布格萊布虐囚案中的系統錯誤

 

 

除了阿布格萊布，伊拉克全境、阿富汗和古巴的軍事監獄都傳出類似的虐行報道，為了回應這些報道，五角大樓至少啟動了十二項官方調查行動，而在擔任弗雷德里克中士的辯護人的準備過程中，我曾仔細研讀其中半數的調查報告。在這個小節中，我將依時間順序簡要概述某些相關的關鍵報告，并引用原文指出結論中的重點。這么做將讓我們對高階軍事人員及政府官員評估這些虐行的原因有個概念。由于除了其中一項之外，所有調查行動都由軍方下令并依照特定指令聚焦于加害者，因此大多數調查報告均未指控軍方及政治領袖在創造有利虐行條件上扮演的角色。唯一例外的是由國防部部長拉姆斯菲爾德下令執行的施萊辛格報告。

 

由于這些報告采取俯視方式而非由下往上的視角來看指揮鏈，觀點均受到了局限，也正如人們所預期的，失去了獨立性及公正性。但針對我們所欲指控的軍方及行政指揮鏈，它們仍提供了一個起點，我們將補充其他媒體和機構對涉案軍人第一手證詞的報道，以便讓整個因果圖像更完整。(關于阿布格萊布虐囚事件及調查報告的完整年表，請參見注釋中的網站。)

 

 

 

 

 

“賴德報告”：第一個警訊

 

 

陸軍首席執法專員、憲兵司令唐納·賴德(Donald Ryder)少將在桑切斯將軍令下籌備發表了第一份報告(2003年11月6日)。賴德是在八月時在陸軍風紀單位要求下受任領導一個評估團隊。這個單位被簡稱作CJTF-7(Combined Joint Task Force7，第七聯合特遣部隊)，是一個結合陸海空軍、海軍陸戰隊及文職人員的多軍種任務部隊。

 

這份檔案回顧了伊拉克整個監獄系統并提出改善方法。文章結語中，賴德提出結論，他認為確曾發生嚴重違反人權的事件，而“泛系統”內也普遍存在訓練和人力資源不足的事實。他的報告也關切憲兵與軍情人員的模糊界限，憲兵的角色只限于看管囚犯，后者的任務才是訊問。這份報告指出軍情人員試圖招募憲兵加人行列，協助“預備”被拘留者接受訊問。

 

憲兵與情治人員之間的緊張狀態可溯及阿富汗戰爭，當時憲兵與情治人員共同合作，負責使囚犯“進入適合接受后續訪問的狀態”，此即瓦解囚犯意志力的委婉說法。賴德建議建立常規以“定義憲兵的角色……將獄卒與軍情人員的工作內容清楚區分開來”。他的報告應使所有管理軍事監獄系統的負責人有所警覺。

 

盡管做出有價值的貢獻，“賴德削弱了他的警告力道，”根據記者西摩·赫什的說法，“方法是借助他的結論指出情況尚未到達嚴重地步。盡管某些程序的確出現瑕疵，他卻說他發現“沒有憲兵人員被有目的地運用在不適當的監獄工作上。”請記得這份報告發表于2003年秋天，早于專業軍士喬·達比出面糾舉惡行前(2004年1月13日)，當時正是lA層級院區發生最窮兇極惡虐行的高峰期。赫什在《紐約客》(New Yorker)上的一篇文章(2004年5月5日)將丑聞公之于世，而對賴德的報告他下了這樣的結論，“他的調查報告說好聽是個失敗，說難聽可以說是隱瞞事實。”

 

 

 

 

 

“塔古巴報告”：完整詳盡、立場強硬

 

 

2004年2月，惡名昭彰的照片已在軍方高層及犯罪調查單位間流傳，桑切斯將軍被迫采取比賴德的漂白工作更積極的行動。他指派了安東尼奧·塔古巴少將針對虐囚說法、未被列入記錄的囚犯逃脫事件，以及普遍的軍紀廢弛、無人當責等現象進行更完整的調查。塔古巴的工作成果十分令人贊賞，他在2004年3月發表了一份詳盡周延的調查報告。盡管這份報告原本希望維持機密，但因報告內容對廢弛職務的軍官提出直接指控并含有做證據的“那些照片”，新聞價值太高，最后還是被泄露給媒體(或許還賣了一大筆錢)。

 

塔古巴報告被泄露給《紐約客》，由赫什撰寫的封面故事揭露了這篇報告的主要發現和照片，不過同一批照片在稍早前被泄露給《六十分鐘Ⅱ》的制作人，并在2004年4月28日的節目中播出(讀者應該會回想起，我就是從這里開始這段旅程)。

 

塔古巴沒有浪費時間駁斥他的將領同僚的報告。他寫道(強調部分由我加上)：“不幸的是，許多在(賴德的)評估報告中已呈現出的系統性問題正是這次調查的主要對象。”“事實上，許多受拘留者受虐事件發生于該評估報告進行期間，或是接近該期間。”報告中繼續說道，“與賴德少將的報告相反的是，我發現隸屬第372憲兵連、第800憲兵旅的人員的確被指示違反監獄設施規定，為軍情人員的訊問工作進行‘預備工作’。”他的報告清楚指出陸軍情治單位長官、中情局探員、私人包商和其他政府機構人員“主動要求憲兵衛軟化證人的身心狀態，以便有利于進行證人訊問工作”。

 

為了支持這個主張，塔古巴引用了數名獄卒的宣示證詞，其中提及了軍方情治人員和訊問者的串謀角色：

 

專業軍士薩布里納·哈曼，第372憲兵連，曾在宣示證詞中陳述某個虐待事件，事件中一位受拘留者被安置在一個箱子上，手指、腳趾和陰莖都被纏上電線，她說：“我的工作就是要讓那個人犯保持清醒。”她說軍情人員曾和下士格拉納交談。她宣稱，“軍情人員希望讓他們招供。格拉納和弗雷德里克的工作就是協助軍情人員和其他政府機構讓人們招供。”

 

塔古巴也引用來自杰弗·戴維斯中士的證詞，他提到他觀察到軍情人員和其他政府機構對憲兵獄卒的影響：

 

“我親眼見到在軍情人員控制下的1A院區中發生許多我會質疑其道德正當性的事情。在1A院區里，我們被告知這里對囚·犯待遇的規定和標準操作程序都和別的地方不同。但我從沒看過那地方的任何規定或標準操作程序，都是空口說白話毫無根據可言。負責管理1A院區的士兵是格拉納下士。他說官員代表和軍情人員會叫他做些事，但都不是明文規定，他抱怨(原文照引)。”當被問別為何1A跟1B院區的規定跟其他院區不同時，戴維斯中士的陳述是，“其他院區關的都是一般囚犯，只有1A跟1B是由軍情人員控制的。”當被問到為何他沒有告知他的上級指揮鏈發生虐行的事，他聲稱，“因為我認為如果他們做的事跟平常不同或是有不合乎規定的地方，一定會有人出來說話。(不為之惡再次發揮了作用)而且那個院區歸軍情人員管轄，而看起來軍情人員是容許這些虐待行為。”戴維斯中士也聲稱他曾聽到軍情人員用迂回的方式暗示獄卒們虐待人犯。當被問到軍情人員的談話內容時，他說：“幫我們讓迷人軟化下來。”“今晚絕不要讓他好過。”“讓他吃點苦頭。”他聲稱聽到這些話被交代給格拉納下士和弗霄德里克中士。最后戴維斯中士陳述道(原文照引)，“就我所知，軍情人員稱贊過格拉納在軍情人員支配院區的管理方式。比方他們說，做得好，他們很快就招了，他們有問必答，最后招了不少好情報，還有繼續保持下去啊，一類的話。”

 

第372憲兵連的專業軍士杰森·肯內爾(Jason Kennel)向塔古巴做的陳述勾起我們對斯坦福監獄實驗的回憶，當時獄卒為了懲罰違規行為把囚犯們的床墊、床單、衣服、枕頭全部沒收走；肯內爾是這么說的：

 

“我看到他們一絲不掛的，軍情人員叫我們把他們的床墊、床單和衣服通通收走。”他記不得是軍情人員里面哪個人叫他這么做的，但是他的意見是，“如果他們要我那樣做，他們就得給我公文。”而后來他被告知“我們不能做任何讓犯人感到尷尬的事”。

 

于是我們看見，一方面該院區的軍情人員和其他政府單位以非官方方式慫恿憲兵虐待受拘留者，另一方面則是虐待情境的現實，兩者間不一致的情形持續存在，以上所述不過是其中一例。指揮鏈一方面開口下達虐待的指令，另一方面卻在官方公開聲明中強調“我們絕不寬容虐囚行為或任何非人道待遇之行為”。借助這樣的方式，他們便有理由在之后假裝毫不知情似的推卸責任。

 

塔古巴報告中特別指出，最高層軍方將領在得知這些極端虐行后曾建議進行軍法審判，后來卻未貫徹執行。由于他們對虐待行為知情在先，他們的不為便強化了一個印象，讓人以為虐待囚犯可以不需要付出代價。

 

 

 

 

 

溝通不良、教育失敗及領導無方是我們犯的錯誤

 

 

塔古巴提出許多例子，在這些例子中，這些軍人和陸軍后備役憲兵既未受到妥善訓練，也未得到足夠的資源和信息；然而要勝任阿布格萊市監獄中的獄卒這個困難工作，這些都是必需的。報告中陳述：

 

在第800憲兵旅和隸屬其下的單位中，知識的缺乏、執行力不足，以及對服從基本法治、管理、訓導和指揮方面之要求疏于重視，這些現象都普遍存在……而在受拘留者及罪犯收容的處置方面，整個第800憲兵旅的責任區范圍內，從不同拘留所、不同院區到不同營區，甚至不同值班時間全都有自己的做法。(加強部分是我為了強調1A院區的日夜班差異而加上。)

 

報告同時也提及：

 

阿布格萊布和布卡營拘留監獄的收容人數遠超出其上限，而獄卒的人力和資源配置嚴重不足。這種失衡狀態造成各監獄單位生活條件惡劣、逃獄及無人當責。監獄過分擁擠也使得指認和隔離被拘留人口的領導者能力降低，這些人可能組織逃獄行動或在監獄內策動鬧事。

 

塔古巴也提出證據證實曾發生囚犯逃獄、暴動事件，并在報告中描述憲兵和被拘留者間的致命沖突。在每個案例中，報告都會重復提出一個結論：“本調查團隊并未收到任何關于這些事件的調查結果、促進因素或改善行動方面的信息。”

 

塔古巴特別關切憲兵旅明顯訓練不足的問題，這些軍方指揮官已知卻未曾改善：

 

我發現第800憲兵旅并未接受適當的任務訓練教他們如何管理阿布格萊布綜合監獄內之監獄單位及懲教機構。正如賴德評估報告中發現到的，我也同意在第800憲兵旅人員并未于調動期間受過懲治教育相關訓練。由于在調動前和調動后的訓練期間，憲兵人員都沒有接到精確的任務分配，他們因此無法接受任務特訓。

 

除了人手嚴重不足之外，被派駐至阿布格萊布的軍人生活品質極其惡劣。那里沒有餐廳、郵局、理發廳，也沒有娛樂交誼中心。有的是一堆迫擊炮攻擊、零星的步槍和火箭炮攻擊，對監獄中的軍人和被拘留者生命均構成嚴重威脅。監獄人口爆滿，該旅卻無足夠資源和人力解決后勤調度問題。最后一點，由于憲兵與該旅過去曾有共事經驗，關系十分親近，因此友情經常優先于位階上的從屬關系。

 

 

 

 

 

塔古巴抨擊指揮官玩忽職守、經驗不足

 

 

相較于其他所有針對阿布格萊布虐囚事件的調查報告，塔古巴報告的另一項特色是他在報告中明白點出指揮官無能行使其指揮職權，以及哪些人應當受到某些形式的軍事懲處。塔古巴將軍明確指出，許多軍方領導者的指揮風格根本是個笑柄，稱不上什么典范，我們在此將花一些篇幅呈現他這么做的理由。這些領導者原本應該要為無助的憲兵們提供一套可以遵循的規矩和尺度，因此塔古巴這么說：

 

關于第800憲兵旅人員在阿布格萊布監獄所從事的任務，我發現，負責在2003年11月后接管阿布格萊布前哨作戰基地的第205憲兵旅，以及負責管理該基地內部之被拘留者的第800憲兵旅，這兩個單位的指揮官之間明顯缺乏有效溝通聯系并且互有爭執不和。兩個指揮部之間既沒有明確的責任劃分、缺乏指揮層級上的互動協調，在運作方面也未能整合。而最低階人員之間的串聯行動也鮮少受到指揮官的監督。

 

我閱讀塔古巴分析報告所得到的心得是，阿布格萊布不僅是上級軍官們貨真價實的“動物屋”，也包括1A院區的陸軍后備役憲兵夜班人員。這里一共有十二名軍官和士官曾受到申斥或懲戒，涉及的不當行為包括行為不端、玩忽職守、未行使領導職責和酒精濫用。其中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例子來自利奧·默克(Leo Merck)上尉、第870憲兵連的指揮官，他被指控偷拍自己手下女兵的裸照。第二個例子則是一群玩忽職守的士官，他們不但和下級士兵稱兄道弟打成一片，更離譜的是在下車時無端擊發M-16步槍，結果造成燃油箱不慎炸毀的意外！

 

塔古巴建議應解除這十二名軍人的指揮職或甚至解職，并在將官人員申誡備忘錄上留下記錄，他們原本應當是屬下一般兵和后備役軍人的行為表率，表現卻是荒腔走板。

 

不只軍方人員難辭其咎，塔古巴的調查結果也顯示幾位民間訊問人員和通譯員曾個別涉人虐囚行為，并且不恰當地要求憲兵們參與他們對lA院區被拘留者的訊問工作。在這些人當中，塔古巴報告點名了以下幾名涉案罪嫌：史蒂文·斯泰法諾維茲(Steven Stephanowicz)--美國國防部約聘民間訊問人員、加州分析中心雇員，隸屬第205軍事情報旅，以及約翰·伊斯雷爾(John lsrael)--美國國防部約聘民間通譯、CACI雇員，也隸屬于第205軍事情報旅。

 

斯泰法諾維茲被控“許可或同時指使從未受過訊問技巧訓練的憲兵們為訊問過程‘創造有利條件’，這是未曾經過授權并且符合(原文照引，應做不符合)行為守則／落實政策。他清楚知道自己所下的指令就是身體虐待。”(強調部分由我加上)這正是弗雷德里克和葛雷那提到過的，一些似乎負責1A院區主要事務的民間人士慫恿他們去做的事，也就是指使他們采取各種必要手段，以便在訊問過程中取得可采取行動的情報。

 

從塔古巴對史尼德中士告誡中，我們也可見到“不為之惡”的負面示范；塔古巴指出史尼德看見“一位直屬其管轄的士兵在他面前用力踐踏一名被拘留者光禿禿的手腳，但他沒有舉發他”。

 

在我們結束塔古巴報告以便繼續探討其他獨立調查報告的調查結果之前，我必須特別提到這個強而有力的結論；一些軍官及民間工作人員從不曾因為阿布格萊布虐囚事件而受審，甚至沒被起訴，然而在這個結論中卻清楚指出他們有罪：

 

在位于伊拉克的阿布格萊布／BCCF以及布卡營，有幾位美國陸軍軍人犯下令人震驚的罪行，他們的作為嚴重違反了國際公約。

 

除此之外，在第800憲兵旅和第205軍情旅中扮演關鍵角色的上級領導者也未能遵守既有規則、政策及指揮令的要求，盡力避免從2003年8月至次年2月發生在阿布格萊布及布卡營的虐囚事件……

 

必須特別提到的是，我懷疑陸軍上校托馬斯·M.帕帕斯、陸軍中校史蒂文·L喬丹(Steven L. Jordan)以及兩位民間人士史蒂文·斯泰法諾維茲和約翰·伊斯雷爾必須為阿布格萊布虐囚案負起直接或間接責任，我也強烈建議根據前幾段中所做說明立即懲處，并啟動第十五號調查程序(Procedure 15 Inquiry)以判定他們的完整過失范圍。(強調部分由我加上)

 

而我必須追加一個信息，沒有任何軍官因串謀虐囚而被判定有罪。只有卡爾平斯基準將受到申斥并降階上校--她隨后就請辭了。史蒂文·喬丹中校是唯一因此受審的軍官，但他在虐囚案中的角色只讓他受到了申斥處分。然而關于軍方及政府司法不公的例子，最令人難以置信的還是塔古巴少將受到的待遇。由于他的報告詳盡周延地搜集記錄了關于軍官、軍方以及民間訊問者的串謀證據，他被告知將永遠無法獲得升遷。作為一名菲律賓裔的最高階軍事將領，他的廉政品格使他完成一份誠實的報告，而不是按照軍方長官的期望去做，這項對他品格的羞辱也迫使他提前自卓越的軍旅生涯中退休。

 

 

 

 

 

“費伊·瓊斯報告”：向上及向外追溯責任

 

 

這是由安東尼·瓊斯中將協助喬治·費伊少將完成的報告，調查的是第205軍事情報旅涉及阿布格萊布虐囚事件的真相。他們同時也調查是否有任何位階高于該旅指揮官之組織或人員以任何方式涉人虐囚案中。盡管他們的報告仍然將責任歸咎個人加害者的標準天性式歸因模式--再次以“少數道德墮落的軍民”當箭靶，但這份報告的確以具有啟發性的方式將因果關系擴展至情境及系統性因素。

 

“阿布格萊布事件不是在真空中發生。”費伊／瓊斯報告以這句話為開場白，概述“操作性情境”(operadonal situation)如何促使虐囚事件發生。和我提到過的社會心理學分析相符的是，這份報告仔細分析了在行為發生的環境及周邊，強而有力的情境和系統性力量的運作情形。請思考一下我從結案報告中摘錄的以下三段文字意涵：

 

陸軍中將瓊斯發現，盡管上級長官并未犯下虐行，但他們的確必須為以下事情負起責任，他們對監獄疏于監督；未能即時回應國際紅十字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的報道，以及他們簽署了政策備忘錄，卻未能在戰略層次針對執行面提出清楚、一致的指引。

 

陸軍少將費伊發現，在2003年7月25日至2004年2月6日期間，有二十七名第205軍情旅人員據稱曾要求、鼓舞、赦免或誘使阿布格萊布監獄之憲兵人員虐待被拘留者或／同時參與虐囚，或同時違反訊問程序、實施政策及訊問工作之規則。(強調部分由我加上)

 

駐阿布格萊布監獄的軍事單位領導人或是對于軍人及阿布格萊布軍事單位具有監督責任的人，他們并未盡責管理屬下或未能直接督導這項重要任務。這些領導人沒有適當懲戒他們的軍人，沒有從錯誤中學習，也沒有提供持續的任務特訓……如果是在遵行軍事信條。任務訓練持續執行的情況下，虐待行為不會發生。(強調部分由我加上)

 

這兩位將領的聯合報告總結出多項阿布格萊布虐囚案的促成因素。他們總共指出了七項因素，除了一項可歸為天性式范疇外，其他均屬情境或系統性因素：

 

(1)個人犯罪特質(后備役憲兵的天性因素)；

 

(2)領導不力 (系統性因素)；

 

(3)該旅與上層梯隊間的非正常性指揮關系(系統性因素)；

 

(4)多個機構、組織參與阿布格萊布監獄的訊問工作(系統性因素)；

 

(5)未能有效監督、認證及整合約聘訊問者、分析員及通譯(系統性因素)；

 

(6)對憲兵和軍情人員于訊問過程中應扮演的角色及責任缺乏清楚了解(情境和系統性因素)；

 

(7)阿布格萊布監獄中缺乏安全及防御設施(情境及系統性因素)。

 

費伊、瓊斯報告接著明確指出，在這七個虐囚事件的促成因素中，有六個可歸囚于系統或情境性因素，只有-個屬于天性因素。這份報告將這概觀進一步延伸，凸顯出在促進虐行發生時扮演關鍵角色的幾個系統性失誤：

 

跳出個人責任，領導者責任以及指揮部責任將視野向后延伸，我們將發現系統性的問題和爭議也促成這虐行一觸即發的環境。報告中列舉了數十項特定系統失誤，從政策面向到領導、指揮及控制議題，乃至資源和訓練議題均入列。

 

 

 

 

 

團隊合作：配合中情局非法調查

 

 

我十分驚訝地發現，這份報告也對中情局在刑求訊問活動中扮演的角色公開提出質疑，而這些原本應該是秘密進行的活動：

 

對訊問者和被拘留者的行為管理方面存在著系統性的無人當責情況，這對阿布格萊布監獄的拘留業務造成相當大的困擾。我們不清楚中情局如何以及通過何種授權方式，可以將像二十八號被拘留者這樣的人安置在阿布格萊布，因為中情局和盟軍駐伊拉克聯合軍事司令部(CJTF-7)之間并未對這項主題簽署任何的協議備忘錄。當地的中情局高級職員讓陸軍上校帕帕斯和陸軍中校喬丹相信，他們被允許可以不依照該監獄既有規則和程序做事。(強調部分由我加上)[*我們將在稍后篇章中談到關于這位被拘留者的串，他的名字是曼那多·賈馬地(Manadel al-Jamadi)]

 

 

 

 

 

制造病態的工作環境

 

 

中情局間諜在這類“高于法律且不受法律約束”的秘密情報工作中采取的做法，造成的負面效果如癌細胞般在環境中迅速擴散，在費伊／瓊斯報告中曾以心理分析手法針對此詳盡描繪：

 

二十八號被拘留者之死以及訊問室中發生的各種插曲，在阿布格萊布監獄中的美軍社群中都廣為人知。由于沒有人為此負起責任，而且似乎有些人能不受法律和規則約束，于是各種猜測和不滿逐漸傳出。這股憤怒促使阿布格萊布監獄形成一個病態環境，但二十八號被拘留者的死亡事件還是沒有解決。

 

報告中也簡短提到了匿名性的運用形成一個保護殼，使某些人得以逃脫謀殺罪名，“中情局官員在阿布格萊布監獄工作時均使用化名(原文照引)，而且從未透露真實姓名。”

 

 

 

 

 

當自我辯護的借口成真

 

 

費伊／瓊斯報告支持了奇普·弗雷德里克及其他夜班憲兵的主張，他們聲稱所做的許多虐囚行為都受到在該單位從事情報搜集工作的各類人士鼓舞與支持：

 

“被告憲兵們聲稱他們的行為是在軍情人員授意下進行。盡管這是有利自己的辯護，但這些主張的確有一些事實基礎。事實是，在阿布格萊布創造出的環境促成這類虐行發生，事實是，這情形維持一段長時間卻未被更高權力階層發現。這一小群道德墮落、無人監督的士兵和平民一開始只是強迫被拘留者裸體、羞辱他們，施壓力、給他們體力訓練 (運動)， 最后才變成性侵害和身體傷害。”(強調部分由我加上)

 

這兩位進行調查的將領重復指明系統和情境性因素在虐行中扮演的主要角色。然而他們無法放棄天性式的歸因方式，而將加害者視為“敗德”者，認為他們是所謂鍋里的老鼠屎，而在那口鍋于里的其他人全都有著“絕大多數軍人的高尚表現”。

 

 

 

 

 

奸狗做壞事

 

 

費伊／瓊斯報告詳盡說明了某些用來促進訊問效率的“可接受”策略，并揪出其中錯誤，這是第一個這么做的調查報告之一。例如它指出狗被運用在訊問中，而這些狗是由杰弗里·米勒少將從古巴關塔那摩監獄送來的，不過報告上加上一句，“狗在訊問過程中被用來對被拘留者產生‘威嚇’作用，但這項策略使用并未受到適當授權。”

 

一旦官方允許用戴上嘴套的狗來恐嚇囚犯，這些狗私下被拿下嘴套以加深恐嚇威力的日子也不會遠了。費伊／瓊斯報告中確認有一位民間訊問者(21號，私立加州分析中心雇員)在訊問過程中使用未戴嘴套的狗，他還向憲兵們大吼要他們用狗對付一位被拘留者，“讓他回老家”。為了讓囚犯們知道這些狗可以咬死人，那只狗才剛把那名被拘留者的床墊咬爛。另一位訊問者(17號，第2軍情營)則被控對狗的不當運用情形知情不報，他目睹一名軍犬巡邏員讓一只沒戴嘴套、情緒激昂的狗進入兩個少年的牢房里嚇唬他們。這名訊問者也親耳聽見軍犬巡邏兵們在討論中比賽他們用狗把人嚇到大便在褲子上的本事，卻同樣沒有匯報。那些巡邏兵聲稱曾用狗把好幾個被拘留者嚇到小便失禁。

 

 

 

 

 

一絲不掛、去人性化的囚犯

 

 

裸露也是從阿富汗及關塔那摩引進的管理策略，目的是讓被拘留者保持合作態度。當阿布格萊布監獄也開始運用這種策略時，費伊／瓊斯報告指出其后果就是，“權威人士的意見和恰當合法主張之間的界限模糊了。他們不假思索地直接將裸露運用于伊拉克戰區的監獄中。將衣物當成激勵因素(裸露)的做法之所以重要，因為它可能升高對被拘留者‘去人性化’的效應，并促成其他額外且情節更嚴重的虐待行為(憲兵所為)發生。”

 

 

 

 

 

譴責對象：軍官、軍情人員、訊問者、分析員、通譯、翻譯者、軍醫

 

 

費伊／瓊斯報告在結論中宣布，在調查過程中他們發現有二十七位人士必須為阿布格萊布監獄虐囚事件負責任，他們有罪，這些人有的被指出名字，有的則被指出代號。對我而言重要的則是人數，也就是對虐囚案知情、親眼目睹，甚至以各種方式參與其中，卻沒有做任何事來避免、阻止或向上匯報的人的人數。他們全都為這群憲兵提供了“社會認可”，讓他們以為繼續這樣為所欲為可以被接受。他們的微笑和保持沉默代表整個訊問團隊周遭社會網絡的支持，代表他們對原本該受譴責的虐行豎起了大拇指。于是我們再一次看見了不為之惡如何促成了惡行。

 

軍醫和護士們經常因為未對痛苦中的人伸出援手，或是對殘忍行為袖手旁觀甚至助紂為虐，因而犯下罪行。他們簽發假死亡證明、對造成傷口和四肢骨折的原因說謊。他們違背了當初進入醫護學院的誓言，引用醫學及生物倫理學教授史蒂文·邁爾斯(Steven Miles)在《被背叛的誓言》(Oath Betrayed)一書中的說法，他們是“為了廢渣出賣自己的靈魂”。

 

兩位陸軍將領做的完整調查平息了所有天性論式的質疑，即認為lA院區夜班憲兵們虐侍折磨囚犯全是基于個人動機偏差或是虐待狂沖動使然。這份報告反而呈現了復雜多元的因果關系。許多其他軍人和平民椰被指出以各種方式參與了虐待和刑求過程。這些人中有的是加害者，有的是火上加油的人，還有的是袖手旁觀、知情不報者。此外我們也看見許多軍官也被指明必須為虐行負責，因為他們領導不力，也因為他們創造出這個混亂，荒誕的環境，使得奇普和他的屬下們被迫卷入，無法脫身。

 

然而這份調查報告卻未直接指出桑切斯將軍的罪行，不過桑切斯并沒有因此而徹底脫身，根據保羅·J．克恩(Paul J.Kern)將軍對記者透露的說法，“我們并未發現桑切斯將軍有罪的證據，不過我們認為他必須為已發生及未發生的事情負責。”現在我得說，這還真是精巧的文字游戲：桑切斯將軍不是“有罪”，他只是對-切事情“有責任”而已，不過在我們的審判，我們對他可不會那么仁慈。

 

接下來我們將開始討論由拉姆斯菲爾德下令進行的-項調查，主導這項調查工作的不是別人，正是前任國防部長詹姆斯·施萊辛格。這個調查委員會并未展開全新而獨立的調查行動，反而訪問了軍方高層和五角大樓的領導人們，而他們的報告為我們正在分析的案子提供了許多重要的訊息報道。

 

 

 

 

 

“施萊辛格報告”：確認罪行

 

 

這是我們討論的最后一份調查報告，針對情境和系統性影響在我們的案子里扮演的角色，它提供了珍貴的證據。這份報告詳盡說明了拘留中心許多運作漏洞，也指出領導和指揮系統的罪行，并揭露在達比將虐囚照片光盤拿給一位軍方犯罪偵查人員后，軍方的一切掩飾手段，這些內容均是我們特別關注的。

 

在這份報告中，最讓我意想不到也最稱許的是，它在其中一章中詳盡敘述了社會心理學研究對于了解阿布格萊布虐囚事件的重要性。不幸的是這部分被藏在附錄G中，所以不太可能被許多人閱讀到。施萊辛格報告中的這個附錄也呈現了阿布格萊市情境和發生在斯坦福監獄實驗進行期間的虐待行為之間的相似性。

 

 

 

 

 

軍中虐待行為普遍

 

 

首先，報告指出美國軍事監獄普遍盛行“虐待行為”(報告中沒出現過“酷刑”這字眼)。2004年11月間，在美軍聯合行動區域內就有三百樁虐囚指控，其中確立為“虐待行為”的案件有六十六件是由駐在關塔那摩和阿富汗部隊所為，超過五十五件發生于伊拉克。這些事件中有三分之一與訊問工作相關，根據報道至少有五位被拘留者死于訊問過程中。當時還有另外二十四個被拘留者死亡的案子正在進行調查。這個恐怖的描述似乎證實了費伊和瓊斯的報告中所言，1A院區虐行并非發生在真空中，而是其來有自。盡管這些虐行或許是軍人施虐的例子中最顯而易見的，但它們的情節嚴重性或許還比我們等一下將拜訪的其他軍事拘留所中發生的謀殺和重傷害輕微些。

 

 

 

 

 

主要問題區域和造成情況惡化的條件

 

 

施萊辛格報告中確認出五個主要問題區域，它們形成了虐行發生的背景：

 

(1)憲兵和軍情人員沒有受到充分任務特訓；

 

(2)裝備及資源短缺；

 

(3)訊問人員承受必須取得“可采取行動之情報”的壓力(由-個既缺乏經驗也從未受過訓練的人，面對一群在接受訊問前最長已羈押九十天的被拘留者)；

 

(4)領導人“很弱”且經驗不足，卻必須在一個太過混亂、復雜的系統中試著掌舵；

 

(5)中情局的人照自己的規則行事，不對軍方指揮部門的人負責。

 

 

 

 

 

又是領導不力的問題

 

 

這份報告再次凸顯了一個事實：領導不力的情形出現在每一層級中，并顯示出這如何促成夜班憲兵們的恐怖虐行：

 

如果提供適當的訓練、領導及監督，阿布格萊布監獄1區牢房夜班時間的病態行為可以被避免。這些虐行……代表的是偏差行為，以及缺乏領導和紀律。

 

還有更多訊問期間的虐行沒被拍下，還有更多在阿布格萊布以外地方訊問時發生的虐行沒被報道出來。

 

同樣地，這些虐行不能只怪罪于某些個人不守法紀，或是只歸咎于某些領導人無能實施懲戒，還有更高層的機構及個人必須為此負責。(強調部分由我加上)

 

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理查德·邁爾斯將軍曾嘗試要拖延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在2004年4月公開發表這些照片，所以他一定很清楚這些照片具有某些“可能的重要性”。然而正如我先前提到的，這位高層將領卻能心安理得地公開說他認為這些事情都不是“系統性的”，要怪就該怪“少數害群之馬”做了壞事。

 

 

 

 

 

從社會心理學角度分析對他者的非人待遇

 

 

在針對軍事拘留所虐行所發起的十二項調查行動中，施萊辛格報告的獨特之處在于，它細膩地思考其中涉及的倫理議題，并概述阿布格萊布監獄中運作的心理壓力源和情境力量。不幸的是這些特殊報道都被藏在報告最后面的附錄H《倫理議題》，以及附錄G《壓力源及社會心理學》里，但它們應該是要受到重視。

 

與我個人相關的是，這個調查委員會指出斯坦福監獄實驗和阿布格萊布虐囚案的相似性。讓我簡短回顧施萊辛格報告中相關部分的主要論點：

 

基于對社會心理學原則(原文照引)的基礎性理解，以及對眾多已知環境風險因素的意識，根據這兩者，完全可以料到在全球反恐怖主義戰爭期間發生虐囚事件的潛在可能……來自社會心理學的發現指出，戰爭狀態及以拘留者管理中出現的動態會帶來虐待行為的內在風險，因此在處理時必須十分謹慎，并且小心計劃和訓練。然而這份報告也指出，大部分軍方領導人對如此重要的風險因素一點都不清楚。施萊辛格報告也明白表示了解虐待行為的心理學基礎并不是為加害者找借口，就像我之前不斷在書中表示的：即使“某些情況的確升高了虐待行為發生的可能性”，但是“這些情況不能成為蓄意從事不道德或非法行為者的借口，也無法幫他們脫罪”。

 

 

 

 

 

斯坦福監獄實驗的教訓

 

 

施萊辛格報告極富勇氣地公開宣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斯坦福研究示范了一則警世傳奇，這對所有軍事拘留行動都有參考價值。”報告中也清楚表示，對照斯坦福監獄實驗中相對良善的環境，“在軍方拘留作業中，軍人在充滿壓力的交戰狀況下工作，面臨的環境卻極為險惡”。意思是比起模擬實驗所觀察到的情況，可以預期在戰爭狀態下的憲兵人員會出現更極端的恃權凌虐行為。施萊辛格報告也繼續探索我們在本書中持續追蹤討論的核心議題。

 

“心理學家已嘗試去了解平常富有人情味的個體與群體，為何有時在某些情境下會出現截然不同的行為表現，以及這過程如何發生。”報告中概述了一些有助于解釋造成尋常人出現虐待行為的心理學概念，包括：去個人化、去人性化、敵意形象、群體迷思、道德脫鉤、社會助長及其他環境因素等。

 

其中特別顯著的環境因素就是廣泛運用裸露。“除去衣物成了被廣泛運用的訊問手段，造成阿布格萊布監獄里整群被拘留者被迫長時間裸露。”施萊辛格報告也敏銳分析了在1A院區的憲兵和其他人的虐囚行為中，強迫裸露為何是個重要原因，報告中指出，一開始的動機是要讓拘留者感覺脆弱，因此更容易順從訊問者。但這個策略最后助長了該區中去人性化狀態，報告中也說明了過程。

 

隨著時間過去，“裸露對獄卒和訊問者可能都產生了心理作用。穿衣是一種固有的社會行為，因此當被拘留者的衣物被剝除后，在和他們互動的人眼中就產生了意外的去人性化效果……去人性化降低了道德和文化的藩籬，而它們通常是防止虐待他人的有效障礙”。

 

這份調查報告和未在本書中呈現的其他報告的共通點主要有兩個：它們都詳細說明了造成阿布格萊布虐囚案的各種情境和環境促成因素，也都確認導致虐行的許多系統和結構促成因素。然而，由于這些報告的作者是由軍方高層官員或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任命，因此他們在要譴責更上層的指揮鏈時就卻步了。

 

為了讓我們看清這幅更巨大的因果關系圖，現在要停止探討證據基礎，轉而回顧最近一份來自人權觀察協會的報告，這是最具規模的世界人權捍衛組織。

 

人權觀察協會報告：“動用酷刑不必受懲罰？”

 

《動用酷刑不必受懲罰？》是人權觀察協會報告(發表于2005年4月)的聳人標題，這份報告中強調，針對美國軍人和公民對虐待囚犯、刑求和謀殺等犯行，世人需要一個真正獨立的調查行動。它號召全面調查導致嚴重違反人權行為的政策制定者。

 

我們想象得到阿布格萊布監獄的刑求室、關塔那摩監獄的類似場所，以及其他位于阿富汗、伊拉克的軍事監獄，都是先由布什、切尼、拉姆斯菲爾德、特內特(Tenet)等“締造者”設計出來，然后再由“開罪者”--操弄全新語言和概念的律師上場，用各式各樣新方法和工具合法化他們的“酷刑”，這些人包括總統法律顧問阿爾貝托·岡薩雷斯(Alberto Gonzales)、約翰·游(John Yoo)、杰伊·拜比(Jay Bybee)、威廉·塔夫脫(William Taft)以及約翰·阿什克羅夫特(John Ashcroft)。而負責建造這個刑求系統的“工頭”則是軍方領導人如米勒、桑切斯、卡爾平斯基等將軍和他們的手下。完工后進來的才是負責執行強制訊問、虐待、刑求等日常勞務的技術人員，即軍情單位的軍人、中情局間諜、民間約聘及來自軍中的訊問者、翻譯、軍醫和包括弗雷德里克和他夜班弟兄們的憲兵。

 

阿布格萊布監獄的虐囚照片被公之于世后不久，布什總統就誓言要將做錯事的人繩之以法”。然而人權觀察協會的報告指出，只有低階憲兵們受到司法制裁，創造出這些政策的人、提供意識形態并批準虐行發生的人卻能全身而退。人權觀察協會報告做出了結淪：

 

這幾個月以來，事態很清楚，刑求和虐待事件不只出現在阿布格萊布監獄，在世界各地的數十個拘留所中也都發生了同樣的事件，許多案件都造成了死亡或嚴重創傷，而許多受害者和基地組織或恐怖主義根本毫無關聯。有證據顯示，虐待行為也發生在受到控管的國外“秘密地點”，官方將罪嫌送到第三世界國家的監獄里刑求。然而直到今天，唯一因為做壞事而被繩之以法的都是指揮鏈最底端的人。證據指出，該受懲罰的人不只這些，但是該為這整個更大的虐囚模式負起責任的政策制定者，卻在免責的保護下安然無恙。

 

正如這份報告所示，證據指出，包括國防部長唐納·拉姆斯菲爾德、前中情局局長喬治·特內特、前美國駐伊拉克最高指揮官里卡多，桑切斯中將，前古巴關塔那摩拘留營指揮官杰弗里·米勒少將等人在內的高階平民及軍方領導人。這些人的決定及發布的政策促成了情節嚴重的大規模違法事件。各種情況強烈指出他們要不是心知肚明是自己的行動造成這些事件，要不也應該要知道。當我們將越來越多資料和虐行證據并陳時．使可看出他們沒有采取行動阻止這些虐行。

 

在獲得上級許可并在最后三年中普遍被運用的強制訊問方式里，也包括那些如果換成是別的國家將會被美國再三斥為野蠻酷刑的技巧。就算在陸軍戰地手冊中也譴責其中一些方法，被認定為酷刑。

 

即便是1A院區夜班憲兵們令人作嘔的虐待和刑求照片，相較于軍人，中情局干員及民間人士所犯下的謀殺事件，也會相形失色。“如果美國要洗刷阿布格萊布事件留下的污點，就必須調查下令或寬恕虐行的高層，并且全盤公布總統的授權內容，”人權觀察協會特別顧問里德·布羅迪(Leed Brody)這樣表示。他又補充，“華盛頓首府必須斬釘截鐵地駁斥任何仗著反恐名義的虐囚行為。”

 

 

 

 

 

搭便車效應

 

 

我來清楚說明伊拉克、阿富汗和古巴關塔那摩灣基地的虐囚范圍和程度。最近-份陸軍方面的聲明指出，從2001年10月以來，共收到超過600件虐囚指控案。其中有190件未受調查或是并沒有已知的調查行動--犯案者是幽靈虐待者。其他至少410件受調查的指控所獲結果如下：150件受紀律懲戒、79件受軍法審判、54件被判有罪、10件獲判一年以上刑期、30件獲判不滿-年刑期，14件不必坐牢、10件獲判無罪、15件案子懸而未決或是被撤銷控訴，71件受到行政懲戒或非司法懲戒。總計起來，在這份報告于2006年4月發表時至少還有260件案子處于調查終結或狀態未明。軍犬巡邏員邁克爾·史密斯(Michael Smith)中士因用未帶嘴套的狗折磨被拘留者而被判六個月徒刑，他堅稱他是“聽從上級指令，軟化囚犯態度以協助訊問。”據報道他曾說過，“軍人不該和藹可親”，他的確做到了。

 

截至2006年4月10日止，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軍方曾試著以個人下令從事虐行，或縱容屬下犯下虐行的名義起訴應負起指揮官刑事責任的任何一名軍官。在所有巨細靡遺的虐囚調查報告中，只有5名軍官被控應負起刑事責任，但沒有一位足以指揮官刑事責任的罪名起訴。軍方以非刑事審訊及行政申誡的方式對這些誤入歧途的軍官施以薄懲，意味他們只犯了小過，沒有什么大不了的處罰。即使在超過70件嚴重違法的虐行案件中有10件是殺人案，另20件是傷害案件，情況也是一樣，美國軍方的寬大為懷使中悄局間諜和民間人士連帶受惠，前者至少涉入10個虐囚指控案，更有20名為軍方工作的約聘人員卷入這些案件中。明顯可見的是在阿布格萊布之外的地方，虐待被拘留者的情況普遍存在，而在許多虐待與刑求案件中皆存在著指揮官責任的缺失。(關于虐待事件及有罪軍官不受起訴的完整報告請參見注釋。)

 

 

 

 

 

人權觀察協會向上調查指揮鏈缺失

 

 

人權觀察協會在報告中提出詳細的證據，證實美國的軍事監獄系統中廣泛存在著由憲兵和軍情人員、中情局及民間約聘訊問人員所為的虐囚行為，而在控訴戰爭罪和刑求的刑事責任時，人權觀察協會幾乎是直接將矛頭指向指揮鏈：

 

盡管在調查一位好整以暇的國防部長及其他高階官員的過程中顯然會遇上不小的政治阻礙，但有鑒于犯罪情節如此重大，惡行證據更是層出不窮、數量龐大，美國政府未將調查層次向上拉高顯然是不負責任的做法。除非設計或授權這些非法政策的人也受到懲罰，否則美國總統布什和其他人對阿布格萊布虐行照片發表的“惡心”抗議根本毫無意義可言。如果沒追究這些罪行的真正責任，再過幾年，世界各地的大屠殺加害者都將拿囚犯所受的待遇當擋箭牌，以逃避對他們暴行的譴責。確實，當像美國這樣的世界強權公然藐視禁止刑求的法律時，等同是邀請其他人有樣學樣。華盛頓首府最迫切需要的人權捍衛者的信譽，已經因為刑求事件揭發而受損，如果因為政策制定者完全不必負責任而讓惡行繼續猖獗，損害將會更加嚴重。

 

 

 

 

 

非法政策的制定者全身而退

 

 

美國及國際法都認可“指揮官責任”或“上級責任”原則：無論是民間或軍方權威人士，都可能因為屬下的犯罪行為而必須負起刑事責任。這類責任的成立必須滿足三個條件。首先，必須要有清楚的上下從屬關系。其次，上級必須知情，或有理由知情屬下將犯罪或已然犯罪。第三，上級沒有采取必須、合理的手段來避免犯罪行為或是懲罰加害者。

 

1996年《戰爭罪法案》(War Crimes Act of 1996)、1996年《反刑求法案》(Anti-Torture Act of 1996)及《軍事統一法典》(Uniform Code of Military Justice)均規定戰爭罪和刑求行為應受懲罰。人權觀察協會公開表示，表面證據案件的存在，提供對下列四位官員展開犯罪調查的充分理由：國防部長唐納·拉姆斯菲爾德、前中情局局長喬治·特內特、里卡多·桑切斯中將、杰弗里·米勒少將。

 

這些官員每-位都須為其管轄權下發生的虐行負起責任，我在這里只能概述其中幾點理由，人權觀察協會報告中提供了完整的敘述及支持證據可供進一步參考。

 

 

 

 

 

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受審

 

 

拉姆斯菲爾德曾告訴參議院軍事委員會：“這些事情發生在我的權責范圍之下，身為國防部長，我對它們有責任，我必須負起全部責任。”

 

人權觀察協會堅持認為，“基于‘指揮官責任’的理由，拉姆斯菲爾德部長應為美軍在阿富汗、伊拉克和關塔那摩等地所犯的戰爭及刑求罪行接受調查。拉姆斯菲爾德部長由鉆取漏洞、藐視日內瓦公約而創造出犯下戰爭罪和刑求罪的條件。”他的做法是批準使用違反日內瓦公約及反刑求公約的訊問技術，他也允許隱藏被拘留者以便使國際紅十字委員會無法接觸到他們。人權觀察協會繼續指出：

 

從阿富汗戰爭的最初期開始，拉姆斯菲爾德部長就漠視各項簡報、國際紅十字委員會報告、人權報告及新聞報道中指出美軍犯下包括刑求在內之戰爭罪的事實。沒有證據顯示他曾運用其權威警告必須停止虐待囚犯之行為。要是他當時這么做，或許可避免許多軍人犯罪。

 

拉姆斯菲爾德部長許可關塔那摩監獄使用非法訊問技術，一項調查將可判定在他撤銷不經他允許下使用這些技術的批準之前，這些非法訊問技術是否使該地被拘留者受至到非人待遇。這項調查行動也可查出是否正如新聞記者西莫·赫什宣稱，拉姆斯菲爾德部長曾核準一項秘密計劃，鼓勵對伊拉克囚犯施加身體壓制及性的羞辱。如果兩項指控中有一項為真，那么拉姆斯菲爾德部長除了必須負起指揮官責任之外，他還必須為身為虐囚犯行的教唆者而負起責任。

 

拉姆斯菲爾德授權對關塔那摩監獄囚犯運用違反日內瓦公約及反刑求公約的各種訊問手段，這些方法后來又被引進位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軍事監獄。他曾針對被拘留者接受訊問前之預備工作做過多項指示，其中包括：壓迫性姿勢(如站姿)，最多為四小時，隔離狀態下使用，最長三十天。運送或訊問過程中可使用頭罩覆蓋住被拘留者頭部。剝奪光線及聲音。除去所有提供舒適之物品(包括宗教性物品)。強制修面(剔除面部毛發之類)。除去衣物。利用拘留者個人的恐懼(例如怕狗)來造成壓力。在標準作業程序中還鼓勵讓被拘留者暴露于高溫、極冷、強光或尖銳巨大的聲音中。

 

在2003年的5月和7月(阿布格萊布虐囚事件被公開揭露前)，以及2004年的2月，國防部一再接獲來自國際紅十字委員會關于被拘留者受虐及刑求事件的警告。“國際紅十字委員會的報告指出數百件來自許多軍事基地的虐囚指控，并再三要求立即采取行動。這些關切都被置之不理，虐囚情形變本加厲，國際紅十字委員會的視察也被取消。在國際紅十字委員會2004年2月呈送給聯軍長官的機密報告中，提出多項違反聯軍拘留原則之“保護人的自由不受到剝奪”的事實指控：

 

·逮捕過程及拘留初期的殘酷待遇，經常造成死亡或重傷；

 

．訊問過程中為取得情報而強加身心壓制；

 

·長時間隔離監禁于毫無光線的牢房中；

 

·以過度或不符合比例原則方式運用武力導致拘留期間之傷亡。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新聞學教授馬克·丹納(Mark Danner)在他《刑求與真相：美國、阿布格萊布與反恐戰爭》(Torture and Truth：America，Abu Graib and the War On Terror)一書中回顧了所有相關記錄，并根據他詳細的調查結果做出一個結論，“當你閱讀這些檔案時會發現，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幾乎是親自許可了那些超出軍法容許范圍的作業程序，而就其所許可的囚犯待遇來說，作業程序也超出民法的容許范圍。”

 

 

 

 

 

前中央情報局局長喬治·特內特受審

 

 

人權觀察協會指控前中情局局長喬治·特內特的行為違背多項法律。在特內特的指示并據稱獲得他的特殊授權之下，中情局對被拘留者運用水刑(幾乎使嫌犯溺斃)，也以扣留藥物的方式折磨他們。據報道，中情局運用的技術還包括幾乎讓囚犯窒息、強迫保持“壓迫性姿勢”、光線及聲音轟炸、睡眠剝奪以及讓被拘留者以為他們落入把刑求當家常便飯的外國政府手中。在特內特局長的指示下，中情局把被拘留者“讓給”其他政府，以便對他們刑求。在特內特局長的指示下，中情局將被拘留者送到秘密地點，使他們得不到法律保護，使他們手無寸鐵、沒有資源、沒有醫療及其他一切所需，使他們無法接觸外面世界只能任人擺布。于是被拘留者被關在長期無法與外界聯絡的拘留所中，成了名副其實的“失蹤人口”。

 

回顧一下費伊／瓊斯調查報告中的結論，“中情局的拘留和訊問方式造成逃避責任、虐待行為、單位間的合作減少，并產生一種不健康的神秘氣氛，使得阿布格萊布的整體氛圍更加惡化。”中情局根本是以自己的規則做事，完全視法律于無物。

 

在特內特的指示下，中情局也大量創造出所謂“幽靈被拘留者”。人數到底有多少？答案我們永遠不能肯定，不過保羅·克恩將軍，負責監督費伊／瓊斯調查行動的高級軍官曾告訴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人數是數十人，也許高達百人”。中情局讓許多被拘留者從阿布格萊布監獄檔案中消失，以便逃過國際紅十字委員會的監督。

 

 

 

 

 

被謀殺后棄尸的“冰人”

 

 

費伊·瓊斯報告中曾提及一個“幽靈化”案件：2003年11月，一位名叫曼那多·賈馬地的伊拉克被拘留者被海豹特戰部隊帶到阿布格萊布，并在那里接受一位從未出現在正式記錄中的中情局情報員訊問。賈馬地被“刑求致死”，但是他的死因卻以不尋常的方式被掩蓋起來。

 

調查報道記者簡·邁爾(Jane Mayer)揭發了這位中情局人員在這樁殺人案中扮演的邪惡角色，以及湮滅事實的惡行。她在2005年11月14日的《紐約客》上發表了一篇極富感染力的報道《一次致命的訊問》，文中提出一個問題：“中情局可以合法殺死人犯嗎？”

 

我們努力想理解奇普和其他所謂“流氓軍人”在阿布格萊布工作時的行為背景，而賈馬地案對此格外重要。從這個案子中我們了解到他們深深陷入的環境；他們看到幽靈拘留者被殘酷地虐待、刑求，有些人甚至被殺，而這些事都成了家常便飯；他們親眼目睹加害者“逃脫謀殺罪行”，而這種事是千真萬確。

 

當然了，對照被稱為“冰人”(ice man)的幽靈被拘留者賈馬地的遭遇，他們對飽受折磨的人犯所做的事比較像“好玩跟游戲而已”。賈馬地被毆打、窒息致死，然后丟進一堆冰塊里，這件事他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賈馬地據稱提供爆裂物品給叛亂分子，因而被視為是具有極高價值的訊問對象。2003年11月4日凌晨2點，一組海豹特戰部隊在他位于巴格達城外的家中逮捕他。他被捕時一只眼睛淤青、臉龐有一道割痕，身上至少六根肋骨斷裂，顯然是劇烈掙扎后的下場。海豹特戰部隊將賈馬地交給中情局，中情局將他拘留在阿布格萊布接受訊問，由馬克·斯旺納(Mark Swanner)負責指揮。在一位翻譯的陪同下，這位中情局探員將賈馬地帶進該監獄中一處由中情局把持的牢房內，將他全身脫光，然后向他大吼大叫，要他說出武器在哪里。

 

根據邁爾在《紐約客》的報道，斯旺納接著交代憲兵把賈馬地帶到1A層級院區的淋浴間訊問。兩名憲兵接到(來自匿名民間人士)命令，將這名人犯銬在墻上，即使他當時幾乎動彈不得了。他們被告知將他從手臂懸吊起來，這是被稱為“巴勒斯坦懸吊法”的刑求姿勢(最早使用這種刑求方式的是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當時被稱作吊刑)。當他們離開房間時，一名憲兵回憶道，“我們聽見許多聲慘叫”，不到一小時后，曼那多·賈馬地就死了。

 

當時值班的憲兵沃爾特·迪亞茲(Walter Diaz)曾表示沒必要那樣把他吊起來，他已經被手銬銬住而且完全沒有抵抗動作了。當斯旺納命令他們把尸體從墻上卸下時，“血像水龍頭開了似的從他的鼻子和嘴里噴出來。”迪亞茲說道。

 

接著中情局該如何處置被害者遺體的問題？憲兵指揮官唐納德·里斯(Donnald Reese)上尉及軍情人員指揮官托馬斯·帕帕斯上校被告知這樁發生在他們當班時間的“不幸事件”，不過他們不必擔心，因為中情局的臟手會把事情處理好。賈馬地的尸體被放在淋浴間里直到隔天早上，他被透明膠帶捆住裝進冰塊堆里以延緩腐化速度。隔天來了一位軍醫，將靜脈注射針筒插進“冰人”賈馬地的手臂，假裝他還活著，然后像病人一樣放在擔架上抬出監獄。這樣做是為了不要影響其他拘留者的心情，他們被告知賈馬地是心臟病發作。接著一位當地的出租車司機把尸體運到一個不知名的地方棄尸。

 

所有的證據都被湮滅了，一點書面資料都沒留下，因為賈馬地這名字從來沒出現在任何官方記錄上。海豹特戰部隊以粗暴的手段對待賈馬地，無罪；軍醫沒被指認出來，逃過一劫；幾年后，馬克·斯旺納仍繼續為中情局工作，沒被起訴！案子差不多就此終結了。

 

在格拉納下士的數碼相機拍下的駭人照片中，其中的幾張非常像是“冰人”。首先有一張照片是專業軍士薩布里納·哈曼露出迷人的笑容，彎身在賈馬地傷痕累累的尸體上，比出大拇指朝上的手勢。接著在冰人被移走前，格拉納也加入留影行列，他在一張照片中對薩布里納·哈曼露出贊許的笑容作為回應。當然了，奇普和其他夜班憲兵都知道發生了什么事。這類事情發生以及嫻熟的處理方式，意味著1A院區牢房是個任何東西都可以不著痕跡靜悄悄消失的地方。如果不是他們拍下這些照片、如果不是達比敲響了警鐘，這個一度在秘密地方中發生的一切，將永遠不為人知。

 

然而中情局仍然繼續努力擺脫禁止刑求及謀殺的法律束縛，即使他們正在打一場全球反恐怖主義的戰爭也無法改變他們的做法。諷刺的是，斯旺納曾經承認，從那名被殺的幽靈人犯口中并沒有取得任何有用情報。

 

 

 

 

 

里卡多·桑切斯中將受審

 

 

里卡多·桑切斯中將跟拉姆斯菲爾德一樣曾大聲承認他的責任，“身為駐伊拉克最高指揮官，我承認必須為發生于阿布格萊布監獄的事件負起責任。”但是這類責任必須承受相當后果，不能只是拿來在公開場合惺惺作態。人權觀察協會將桑切斯中將列入必須為戰爭及刑求罪行受審的四大罪魁之一，該會在報告中指出：

 

桑切斯將軍應為身為戰爭菲及刑求罪的首謀，或身為“指揮官責任”的追究對象而受調查。桑切斯將軍授權使用違反日內瓦公約及反刑求公約的訊問技術。根據人權觀察協會調查，他明如或應知直屬其指揮權貴下的軍隊犯下刑求罪及戰爭罪，卻未采取有效手段阻止。

 

我在本書中安排桑切斯中將受審的原因是基于人權觀察協會報告中透露的這項事實，“他頒布了違反日內瓦公約和反刑求公約的訊問規則及技術，再者，他明知或應知直屬其指揮權責下的軍隊犯下刑求罪及戰爭罪。”

 

由于數個月以來在關塔那摩監獄進行的訊問并未得到“可采取行動之情報”，因此阿布格萊布的人都承受了莫大的壓力，不管要動用什么方法，他們都得從恐怖分子口中取得情報才行，而且是立刻就要。馬克·丹那曾經透露，軍事情報官威廉·龐塞(William Ponce)上尉曾寄出一封電子郵件給他的同僚，敦促他們在2003年8月中前交出一份“訊問志愿清單”。在這封郵件中，威廉上尉以陰沉的口吻預示了即將發生在阿布格萊布的惡行，“面對被拘留者絕不需要手下留情”。并接著表示：“博爾茨上校(位階第二高的駐伊拉克軍事情報指揮官)已經說得很清楚，他要這些人崩潰。我軍的傷亡人數不斷增加，我們得開始搜集情報好讓弟兄們能避免任何進一步的攻擊行動。”

 

2003年的8月到9月，新任關塔那摩拘留所指揮官杰弗里·米勒帶領了一個專業軍士參訪團造訪伊拉克。他的主要任務是要將這套新的鐵腕政策推廣給桑切斯、卡爾平斯基以及其他軍官，根據卡爾平斯基的說法，“米勒將軍明白告訴桑切斯，他要得到情報”，只有得到拉姆斯菲爾德和其他高階將領的明確支持，米勒才有辦法指揮其他軍官，而他所謂在關塔那摩的成功經驗則是他受到支持的原因。

 

桑切斯在2003年9月14日的一份備忘錄中正式列出了他的規定，提出的訊問手段比之前憲兵和軍情人員運用的辦法更極端。他清楚表示了他的目標，其中包括，“制造恐懼、讓被拘留者失去判斷力、造成被捕者的心理震撼”。這些由拉姆斯菲爾德通過米勒一路傳遞過來的新核準技術包括：

 

運用軍犬：在維護訊問過程的安全性同時也利用阿拉伯人的懼狗心理達到威嚇效果。犬只必須戴上嘴套，并由巡邏員隨時控制，以避免和被拘留者接觸。

 

睡眠管理：被拘留者24小時內最少可給予四小時睡眠，睡眠管理的持續時間勿超過72小時。

 

運用吼叫。響亮樂音及燈光控制囚犯：目的在制造恐懼、使被拘留者失去判斷力及延長被捕者的心理震撼期。應控制在不造成傷害的程度范圍內。

 

壓迫性姿勢：運用身體姿勢(坐、站、跪、趴等)達成體罰效果，每次不超過一小時。使用一或多種姿勢時，總時數不應超過四小時，每個體罰姿勢間應給予適當休息。

 

欺敵：讓被拘留者以為訊問他們的人不是美國人，而是來自其他國家。

 

施萊辛格報告指出，在桑切斯發布的訊問技術中有十幾種超出《美國陸軍戰地手冊》第三十四至五十二章中的容許范圍，甚至比關塔那摩軍事監獄里用的手法還要極端。2005年3月為回應來自FDIA的控訴，桑切斯的備忘錄被公之于世;而就在一年前(2004年5月)，桑切斯在對國會的宣誓證詞中撒謊，說他從未下令或批準實施包括運用狗來進行威嚇、睡眠剝奪、巨大噪聲或制造恐懼等訊問手法。基于上述所有理由，桑切斯應該要受到審判。

 

關于下令虐囚之事，軍方指揮層級到底直接參與到什么程度？英勇揭發虐囚惡行的喬·達比提供了來自士兵的觀點：“沒有一個負責指揮的人知道發生虐囚的事，因為那些人根本不想知道。這才是真正的問題。整個指揮層級的人都活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忘記自己該做什么。所以這根本不是什么陰謀，事情很明白，這完全是疏忽之過。他們該死地竟然完全不知情。”由于在阿布格萊布丑聞案中的角色，桑切斯被迫從最高軍事指揮官的位置上提前退職(2006年11月1日)，他坦承，“這是我提前退休的關鍵因素也是唯一的因素。”(引自2006年11月2日《衛報》報道《美國將領說阿布格萊布事件讓他提前出局》)

 

 

 

 

 

杰弗里·米勒少將受審

 

 

人權觀察基金會堅持，“身為受到嚴密控管之古巴關塔那摩監獄營地指揮官，杰弗里·米勒少將須為該地發生的戰爭罪及刑求罪罪行負起潛在責任并接受調查”。再者，“他明知或應知直屬其指揮權責下的軍隊對關塔那摩監獄被拘留者犯下刑求罪及戰爭罪罪行”。此外，“杰弗里可能建議伊拉克方面采取某些訊問手段，而這些訊問手段是導致發生在阿布格萊布監獄之戰爭罪及刑求罪罪行的最直接原因。”

 

杰弗里·米勒少將自2002年11月起擔任關塔那摩聯合特遣部隊指揮官，直至2004年4月成為伊拉克拘留任務副指揮將領，他擔任這個職務直到2006年。他被派往關塔那摩是為了取代里克·巴克斯（Rick Baccus)將軍，巴克斯將軍堅持必須嚴格遵守日內瓦公約的指導原則，因此被上級認為他把囚犯們“寵壞了”。于是在杰弗里少將的-聲令下，原本的“X光營”變成收容625名人犯、共]400名憲兵和軍情人員駐扎的“三角洲營”。

 

米勒是個革新者，他一手建立了專門的訊問團隊，這是首次結合軍事情報人員和憲兵防衛部隊的創舉，也模糊了過去在美國陸軍中牢不可破的界限。為了了解囚犯腦子里在想什么，米勒十分倚仗專家，“他帶進了心理學家、精神科學家等行為科學專家(來自民間和軍方)。他們找出人的心理弱點，研究如何操縱犯人心理使他們愿意合作，搜尋人的精神和文化等幾處脆弱面”。

 

米勒的訊問者利用犯人的醫療記錄，試圖讓被拘留者陷入憂郁、喪失判斷力，直到崩潰為止。犯人如果反抗，就讓他們挨餓，一開始至少有14個人自殺，而在接下來的幾年內，試圖自殺的人數更是高達數百人。光是最近就有3位關塔那摩監獄的被拘留者用牢房里的床單上吊，沒有一個人在被拘留多年后受到正式起訴。一位政府發言人沒有看出這些自殺行為想要傳達的訊息是絕望，反而譴責他們的做法是為了博取注意力的公關式舉動。一位海軍少將就極力主張這些行為不是絕望之舉，而是“向我們發動的不對稱戰爭”。

 

拉姆斯菲爾德部長正式授權使用連美軍都禁止運用的粗暴訊問技巧，米勒的訊問團隊變得更具侵略性。阿布格萊布于是成了米勒的新實驗室，測試的假設是需要用什么手段才能從反抗的囚犯口中獲取“可采取行動之情報”。拉姆斯菲爾德帶著他的助手斯蒂芬·坎伯內(Stephen Cambone)到關塔那摩和米勒會面，目的就是要確定他們都在玩同樣的把戲。

 

我回想起卡爾平斯基說米勒告訴她：“你得把犯人當狗看，如果……他們認為自己跟狗有絲毫不同，那么你從一開始就喪失對訊問過程的主控權了……這辦法有效，我們在關塔那摩灣就是這么做。”

 

記錄顯示卡爾平斯基將軍也說過米勒“到那里跟我說他要把拘留作業給‘關塔那摩化’(在阿布格萊布進行)。”帕帕斯上校也曾表示米勒告訴他用狗可以有效創造出有利于取得犯人情報的氣氛，而狗“戴或不戴嘴套”都可行。

 

為了確保他的命令被執行，米勒寫了一份報告并確保他所留下的團隊都收到一張光盤，其中詳盡列出必須遵守的指令。接著桑切斯將軍授權執行新的嚴酷規定，規定中詳盡說明許多被運用于關塔那摩的訊問技術。陸軍退役將領保羅·克思清楚指出將關塔那摩策略運用在阿布格萊布所造成的問題，“我認為這造成了困惑，我們在阿布格萊布的計算機里發現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備忘錄，但那是寫給關塔那摩的，不是給阿布格萊布。這造成了一些困惑。”基于上述所有理由，杰弗里·米勒將軍被我們加入審判被告名單中，他們的罪名是“違反人性”。

 

在必須為阿布格萊布虐刑負起系統性責任的指揮階層當中，位居頂端的是美國副總統迪克·切尼，以及總統喬治·布什，然而人權觀察協會的控訴卻在追究到這里之前卻步了。但我不會有所遲疑。等一下我將把這兩位加入我們在本書中舉行審判的被告清單中。他們設定重新定義刑求的議程、擱置國際法提供給犯人的保護，并鼓勵中情局對犯人運用一系列非法，致命的訊問技巧，只為了他們對所謂反恐戰爭的執著迷戀。

 

不過我們必須先進一步探討下列問題：1A院區發生的虐待行為是否只是少數害群之馬所為的單獨事件？或者他們的攻擊行為實屬于更大規模的虐行模式的一部分，這個模式受到高層默許并被許多軍方和民間干部廣為運用在包括暴動嫌犯的逮捕、拘留和訊問過程之中。我的論點是，這是個由上至下開始腐敗的墮落環境。

 

 

 

 

 

刑求無所不在，身體傷害當小菜

 

 

虐囚照片首次被公之于世的隔天，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理查德，邁爾斯堅持否認這類虐行是系統性犯罪行為，反而把所有責任都推到“阿布格萊布七嫌”身上。他公開表示(2005年8月25日)，“事實上我們針對阿布格萊布事件至少展開了15項調查行動，我們已經在處理了。我的意思是，不過就是幾張隨手拍下的照片，如果說這些事只發生在阿布格萊布夜班時間，事實也是這樣，參加的人就只有一小群守衛而已，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出這不是什么更普遍的問題。”

 

他真的讀過任何調查報告嗎？單從我在這里概述過的幾項獨立調查的部分內容，就能明白看出犯下虐行的遠不只是照片上出現的那幾個來自1A院區的憲兵．這些調查指出，軍事指揮官、民間訊問人員、軍事情報人員和中央情報局共同創造了醞釀出虐行的條件。更糟的是，他們甚至參與其中一些更致命的虐行。

 

我們也回想起施萊辛格調查小組曾仔細描述55件發生于伊拉克境內的虐囚事件，以及20件仍在緩慢調查中的被拘留者死亡案例。塔古巴報告也找到許多無法無天的虐行例子，說明了阿布格萊布監獄發生的“系統性、非法的虐囚行徑”。國際紅十字委員會也曾告訴美國政府，美國許多軍事監獄中被拘留者受的待遇已經涉及“等同于刑求”的身心壓迫。

 

此外，紅十字會的報告還指出，阿布格萊布的訊問人員用的方法“似乎是軍事情報人員標準作業程序的一部分，目的是用來取得自白和情報”。而我們剛剛才讀到最近的統計資料顯示，美國位于伊拉克、阿富汗和古巴境內的軍事監獄中曾發生超過600件以上的虐待案件。這些聽起來像是少數害群之馬在一個惡劣監獄的惡劣牢房里做出來的事嗎？

 

 

 

 

 

在阿布格萊布之前被揭露的性虐囚事件

 

 

盡管軍方和民間的行政指揮官都希望將伊拉克發生的虐待和刑求事件當作獨立事件，是2003年秋天在阿布格萊布1A院區值夜班的少數不良軍人的獨立作為，然而新的陸軍檔案記錄卻揭穿這不實宣稱。2006年5月2日，由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公布的陸軍檔案記錄透露，在阿布格萊布丑聞爆發的兩周前，政府高層官員已經得知這些極端的虐囚事件。一份題為《伊拉克及阿富汗虐囚指控案》(Allegations of Detainee Abuse of Iraq and Afghanistan)、日期注明為2004年4月2日的情報文件中，就詳盡記載了正在調查中的62件美軍虐待及殺害被拘留者案件。

 

這些案子包括傷害、用拳頭捶、用腳踢、痛毆、模仿死刑行刑、性侵害女囚、威脅要殺害一名伊拉克兒童以便“讓其他伊拉克人知道教訓”、把被拘留者衣服脫光、痛打一頓、用爆炸物嚇他們、向銬上手銬的伊拉克兒童丟擲石塊、用他們的圍巾綁成繩結讓他們窒息、訊問時用槍口對準被拘留者等。至少有26件的案子中涉及被拘留者死亡。在這些案子當中，有些幾乎已通過了軍法訴訟程序，虐行的范圍超出阿布格萊布監獄，而觸及美軍基地克羅帕營、布卡營及其他位于伊拉克摩蘇爾(Mosul)、薩馬拉(Samara)、巴格達、提克里特(Tikrit)等地的拘留中心，以及位于阿富汗的奧崗一E(Orgun-E)軍事基地。

 

針對由陸軍準將理查德，福爾米卡(Richard Formica)所領導的第十二項軍方虐囚調查結果，一份五角大樓的報告指出在2004年初，美國特種部隊持續運用嚴酷且未經授權的訊問手法對待被拘留者，為期長達四個月。這件事發生在2003年阿布格萊布虐囚案之后，而且這些訊問手法已經廢止了。有些受到虐待的拘留者在長達十七天的時間里只得到餅干和水充饑，全身一絲不掛地被關在小到只容站立或躺倒的牢房里一個禮拜，饑寒交迫，得不到睡眠，承受著極端的精神負荷。盡管這些虐行被揭發，但沒有一個軍人受到處罰或至少受到申誡處分。福爾米卡認為這些虐待行為既不是出于“蓄意”，也不能怪罪于“個人失誤”，而是“不當政策的失敗”使然。在這個粉飾太平的看法之后，他根據自己的觀察補充說，“沒人因為這樣的對待而看起來憔悴不堪。”他的發言真是太令人驚訝了！

 

 

 

 

 

海軍陸戰隊冷血謀殺伊拉克人民

 

 

我在本書中一直將焦點放在了解監獄的惡劣環境如何讓本性良善的獄卒墮落，但還有一個更大、后果更致命的環境，那就是戰爭。無論發生在什么時代、哪一個世紀，戰爭都會將平凡人、甚至是好人變成殺手。殺害他們的指定敵人，這就是士兵們受訓練的目的。然而在戰斗的極端壓力下，在疲憊、恐懼、憤怒、仇恨及復仇火焰的熊熊燃燒下，人可能會在道德邊界迷失，殺害敵軍以外的平民。除非是嚴格維持軍隊的紀律，每一個軍人都知道必須為自己的行動負起個人責任，并且行動受到上級的嚴密監督，否則一旦毫無節制地釋放出憤怒，他們就可能會做出強暴殺害敵方軍民的惡行。我們知道在越南美萊村以及其他不甚廣為人知的軍隊屠殺事件中，例如美軍猛虎部隊在越南所干下的屠殺行為里，這類人性迷失都真實地存在。上面提到的美軍精英戰斗部隊，在越戰期間曾以長達七個月的時間持續屠殺手無寸鐵的平民。悲哀的是，戰爭的殘酷從戰場蔓延到家鄉，并重新在伊拉克上演。

 

軍事專家警告，由于在不對稱的戰事中，軍人們作戰的對象往往是四處流竄的敵人，在這樣的壓力下，維持紀律會越來越困難。所有戰爭都曾發生過戰時殺戮，絕大多數的侵略部隊都曾犯下這類暴行，即便是高科技部隊也一樣。“戰斗會帶來壓力，以平民為對象的犯罪行為就是典型的戰斗壓力反應，如果你讓夠多的士兵參與夠多的戰斗，其中一些人就會開始謀殺平民。”這是一位華盛頓軍方的資深官員的說法。

 

我們必須承認軍人是訓練有素的殺手，他們在戰斗營中成功完成了密集的學習經驗，而戰場就是他們測試身手的地方。他們必須學會壓抑從前受到道德訓練--基督教十誡之一的“汝不可殺人”。新的軍事訓練就是將他們洗腦，以便讓他們接受在戰時殺人是種自然的反應，這就是所謂“殺人學”(killology)的科學內涵。殺人學這個名詞的英文是由一位退休中校戴夫·格羅斯曼(Dave Grossman)、現任西點軍校軍事科學教授所創，他在他的網站以及著作《論殺人》(On Killing)中對此有詳細說明。

 

然而這門“制造殺手的科學”有時候會失去控制，讓人把謀殺當成家常便飯。請想想一名二十一歲的美軍殺害一名伊拉克平民，只因為他拒絕在交通檢查哨前停下。“這好像不算什么。在那里殺死一個人就跟捻死一只螞蟻一樣容易。我是說，殺人就像是，‘來吧，我們吃點比薩’一樣，意思是原本我以為殺人會是什么改變你一生的經驗，結果我殺了人，感覺卻像是，‘好啊，那又怎樣。’”

 

2005年11月19日，在伊拉克一個叫做哈迪塞(Haditha)的小鎮上，一顆放在路旁的炸彈爆炸了，殺死了一名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并造成其他兩名士兵受傷。接下來幾小時中，根據一份海軍陸戰隊調查報告上的說法，有15名伊拉克平民被一枚臨時制成的爆炸物殺害。案子就這么結了，幾乎每天都有許多伊拉克人被這種方式殺害，這不是什么新鮮事。然而哈迪塞鎮上的一個居民塔希爾·薩比特(Taher Thabet)制作了一卷錄像帶，帶中記錄了死亡平民彈痕累累的尸體，并把它交給《時代》雜志位于巴格達的辦公室。這個舉動促使相關單位啟動了一個嚴格的調查行動，以查明24名平民被該海軍陸戰營殺害的事件真相。事情經過似乎是海軍陸戰隊隊員進入三戶民宅，并以步槍射擊和丟擲手榴彈的方式有條不紊地殺害了大多數居民，其中包括七名孩童和四名婦人。他們也射死了一名出租車司機，以及在附近路邊攔出租車的四名學生。

 

當海軍陸戰隊高級軍官知道陸戰隊隊員違反交戰信條無故殺害平民后，顯然曾企圖掩飾這件事。2006年3月，該海軍陸戰隊營的指揮官以及他的兩位排長被解除指揮權，其中一人聲稱自己是“政治犧牲者”。在本書撰寫時，仍有幾個行動在調查這起事件，可能會發現有更高層指揮官涉案。對于這個可怕的故事我們必須補充一個重點，來自第三排、基洛(Kilo)連的海軍陸戰隊員都是經驗豐富的軍人，而這是他們的第二或第三次任務。他們曾參加稍早在弗盧杰發生的激烈戰役，半數弟兄都在這場戰斗中身亡或受重傷。因此在哈迪塞鎮屠殺事件前，他們早已醞釀了巨大的憤怒與復仇情緒。

 

戰爭是軍人的地獄，但是戰場上的平民和兒童的處境更惡劣，尤其是軍人在道德的路徑上迷失、開始野蠻對付他們時。另一個最近發生并正在調查的事件中，美軍在伊拉克伊薩奇(Isaqui)的一個小村莊里殺害了13名平民。其中一些人被發現時全身被捆綁，由頭部槍擊射殺，包括幾名兒童在內。一位美軍高級官員承認有一些“非戰斗人員”被殺害，并把這些平民的傷亡稱為“附帶傷害”(我們再次看見與道德脫鉤息息相關的委婉詞標簽化機制)。

 

請想想，當一位高級官員允許士兵殺死平民，這時會發生什么事？四名美軍被控在伊拉克提克里特的一次民宅突擊行動中殺死三名手無寸鐵的伊拉克人，這次行動是由他們旅長邁克爾·斯蒂爾(Michael Steele)下令，指令是“所有男性暴動者、恐怖分子格殺勿論”。泄露這條新交戰守則的士兵曾被其他同袍威脅不準將這次槍擊死亡事件告訴任何人。

 

戰爭中最大的恐懼之一是軍人強暴無辜的一般女性，正如我們在第一章中曾經描述過發生于盧旺達胡圖族民兵屠殺圖西族女性的殘酷記錄。相似恐怖暴行的指控也出現在伊拉克，隸屬第101空降師的一群美軍在聯邦政府法庭上被控殺死一名十四歲女孩的父母及她四歲大的妹妹后強暴她，然后從頭部將她射殺，最后將所有人的尸體燒毀。明確證據顯示，這群美軍在交通檢查哨見到這名女孩后就開始計劃犯下這起血案，他們在行兇前先脫下了制服(以免被認出)，并在強暴她之前先殺死她的家人。而軍方卻在一開始將謀殺的責任怪罪給暴動分子。

 

讓我們現在告別抽象的概化、統計數字和軍方調查，來聽聽幾位陸軍訊問人員現身說法，關于他們的所見所聞以及他們如何虐待被拘留者。他們談到虐待行為普遍發生、目睹到的刑求模式，以及他們自己親自做過的事，這些都有公開記錄可查證。

 

我們也將簡短回顧新近揭露出在關塔那摩實行的計劃，這個計劃中被媒體昵稱為“拷問小姐”(torture chicks)的年輕女性訊問人員運用各種性誘惑，以作為訊問的技巧。這些女性訊問人員的出現以及她們所使用的策略，必然是經過指揮官許可，并不是她們自己主動決定要在古巴的監獄里賣弄風騷。我們將會知道，不只是1A院區的陸軍后備役憲兵們會犯下下流虐行，連精英士兵和軍方官員都會對囚犯做出更野蠻的傷害行為。

 

最后我們將看到刑求的范圍幾乎是無遠幾屆，因為在命名為“引渡”、“非常規引渡”甚至“反常規引渡”的計劃中，美國將刑求“向外輸出”至其他國家。我們會發現不只有薩達姆會刑求他的人民，美國也一樣這么做，而新的伊拉克政權也在伊拉克全境各秘密監獄內刑求其男女同胞。這些人在各種不同名目的包裝下來到，真實的面目卻只有一個--刑求者，了解到這點，我們只能為伊拉克人民感到無比傷痛。

 

 

 

 

 

證人現身說法

 

 

專業軍士安東尼·拉古拉尼斯(Anthony Lagouranis，已退休)曾擔任陸軍訊問人員長達五年(2001年至2005年)，并在2004年間前往伊拉克進行任務。雖然他是第一次派駐到阿布格萊布監獄，仍被安排進入一個特殊的情報搜集單位，該單位負責伊拉克全境拘留設施的訊問任務。當拉古拉尼斯談到伊拉克境內訊問單位中彌漫的“虐待文化”時，他的根據資料是來自全國各地，并不僅限于阿布格萊布監獄的1A院區。

 

下一位證人則是羅杰·布羅考(Roger Brokaw，已退休)，他自2003年春天起曾在阿布格萊布監獄擔任訊問員工作長達六個月。布羅考表示，在他曾經交談過的人當中，僅有少數者，比例約2％的人具有危險性或是暴動分子。他們大多數是由伊拉克警察逮捕或是指認，被找上的理由可能是因為跟某個伊拉克警察有嫌隙或是單純被討厭而已。這兩位證人都說情報搜集工作之所以缺乏效率，跟拘留所內人滿為患而且大多數人沒有什么好情報可提供有關。有些人只是住在暴動發生區域內，就被警察把一家男性全部逮捕回去。由于那里缺乏訓練有素的訊問者翻譯，就算這些被拘留者真的有什么情報，輪到他們被訊問時，情報也已經過時跟緩不濟急了。

 

花了這么多力氣卻只得到極少有用的結果，于是帶來許多挫折。而這些挫折又帶來許多侵犯行為，正如挫折感帶來侵略性的古老假設。隨著時間流逝，暴動愈演愈烈，來自軍方指揮官的壓力也越益龐大，因為指揮官也感覺得到指揮鏈上層行政部門長官心中的急切。情報的取得變得至關重要。

 

布羅考說：“因為他們得立刻找到人來問出點東西。他們有一定的配額，每個禮拜要訊問多少人，然后交報告給上面的人。”

 

拉古拉尼斯說；“我們很少從囚犯身上問到什么好情報，我覺得這都該怪我們凈抓一些沒有情報好給的無辜者。”

 

布羅考：“我說過話的人里面有98％的人都不該待在那里。把這些人抓來只是為了交差，他們突擊搜索民房，然后把房子里的人全都抓出來丟進拘留所里。帕帕斯上校(說)，他有得拿到情報的壓力。拿到情報，他說，如果我們拿到情報，我們就可以救其他人的命，你知道，像是找到武器，找到那些暴動分子的藏身處，我們就可以救士兵的命。’我想這造成一種想法，認為不管訊問人員或憲兵想做什么來軟化這些人，這些事都可以原諒。”

 

布羅考也說指揮鏈的人由上而下釋放出一個信息，“絕不手軟”。

 

布羅考：“‘我們要絕不手軟’我聽過這句話，某個晚上開會時喬丹中校說，‘我們要絕不手軟，我們要讓那些人知道，你知道我的意思，讓他們知道誰才是老大。’他指的就是被拘留者。”

 

隨著反抗聯軍的暴動事件致命性越來越高，范圍越來越廣，憲兵和軍情人員必須取得可采取行動的情報資料的壓力也越來越大。

 

拉古拉尼斯又做了更詳細的補充，“現在這種事在伊拉克到處都是，他們到人們的家中去刑求。步兵隊進到民家去刑求。他們會用一些工具，比方說像烙鐵。他們會用斧頭敲碎人們的腳，把骨頭、肋骨打斷。你知道，這是--這是很嚴重的事。”他又說，“當部隊出動到民宅里突擊時，他們會留在房子里刑求他們。”

 

為了取得情報，憲兵和軍情人員到底可被允許做到什么程度？

 

拉古拉尼斯：“這些虐刑部分是為了取得情報，也有部分只是單純的虐待狂發泄。你會越做越過分，沒辦法停手，想看看自己可以干到什么地步。對人們來說，如果你跟一個你覺得可以全權掌控。你的力量遠遠壓倒他的人坐在一起，然后你卻沒辦法教他照你說的去做，這時出現強烈的挫折感是很自然的事。然后你每天都做同樣的事，每天每天。有一天當你感覺到達某個點，你會開始想要玩點大的。”

 

當把高濃度的恐懼跟復仇情緒等心理催化劑加進這個反復無常的亂局時，會發生什么事？

 

拉古拉尼斯：“如果這些沒完沒了的轟炸真的讓你憤怒，我的意思是他們向我發射火箭炮，但你卻無能為力。于是你跟一個你覺得可能是干出這些好事的家伙待在訊問間里面，你就會想盡可能把氣出在他身上。”

 

他們真的做到什么地步？

 

拉古拉尼斯：“我記得有一個負責管理訊問所的陸軍準衛，他聽說過海豹特戰部隊的人怎么用冰水來降低犯人的體溫，然后你知道，他們會幫他量肛溫，確定他不會死。他們會讓他持續徘徊在低體溫狀態。”而交出他們所要的情報的報酬就是在人犯被凍死前幫他解凍！

 

于是我們見到強而有力的心理學策略“社會塑造”付諸實踐。這名訊問員運用類似的方法進行訊問--他一整個晚上都把一個冷冰冰的金屬集裝箱當作訊問間。

 

拉古拉尼斯：“我們讓犯人的體溫維持在低體溫，讓他待在我們叫做‘環境操控’的地方里面，用(吵鬧尖銳的)音樂聲和閃光燈轟炸他。然后我們會把軍用巡邏犬帶進來對付犯人。雖然這些狗都被控制住了，像是上了嘴套或由軍犬巡邏員牽著，可是犯人因為被眼罩遮住所以根本不知道。那些狗都是很高大的德國牧羊犬。然后我會問犯人問題，如果我不喜歡他的答案，我就跟軍犬巡邏員做個手勢，狗就會狂吠然后撲到囚犯身上，但其實它沒辦法咬人。有時候他們就會尿在連身衣上，因為實在太害怕了，你了解吧？尤其是他們的眼睛被蒙住，他們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你知道，這種處境會令人很恐懼。我被命令去做像這樣的事情，我叫那個準衛在他叫我做的每一件事情上簽名。”

 

某些平常會被有道德感的人自我譴責的行為舉動，現在卻成了道德脫鉤機制的運作方式。

 

拉古拉尼斯：“那是因為你真的覺得自己喜歡自外于正常社會，你了解嗎？你的家人、朋友，他們并沒有看見那里的事情經過。在這里的每個人都在某種程度上參與了這場我不知該怎么說，神經病妄想，或是如果想要好聽點的字眼，幻覺。原本完整的世界瞬間分崩離析了。我的意思是，我覺得心情很平靜。還記得我待在摩蘇爾的搬運箱里，你知道，我整個晚上都跟一個家伙(接受訊問的犯人)待在一起。感覺就像是徹底跟這世界隔絕了，包括道德隔絕，你覺得好像可以對這家伙做任何事，甚至你也想這么做。”

 

終其余生，這個年輕的訊問員都將記得他在為國服務時曾親身參與并認識了邪惡。他描述暴力的增長趨勢，以及暴力如何滋長暴力。

 

拉古拉尼斯：“你會越做越過分，沒辦法停手，想看看自己可以干到什么地步。那似乎是人性的一部分。我的意思是，我確定你讀過在美國監獄里面做過的研究，就是你把一群人放到監獄里讓他們管理里面的另一群人，讓他們可以支配他們，殘酷行為、刑求很快就會出現，你知道嗎？所以這種事很平常。”(我們可以認為他指的是斯坦福監獄嗎？如果是的話，斯坦福監獄實驗在都市神話里面已經變成一座“真的監獄了”。)

 

要減少虐待行為的發生，最基本需要的是強而有力的領導：

 

拉古拉尼斯：“我在我到過的每個拘留所里面都看到這種事(殘暴行為和虐待)。如果沒有真的很強的領導者，昭告所有人‘我們不容許虐待犯人’……每個拘留所都會有虐待行為發生。就連那些根本不打算取得情報的憲兵也一樣，他們只是有樣學樣，因為那里的人都是這么做。如果沒有自律或是上面的人來管理，大家就會變成那樣。”

 

而在親眼目睹來自“海軍陸戰隊兩棲偵察部隊在伊拉克北巴別(North Babel)所犯下的虐刑”之后，拉古拉尼斯再也無法忍受了。他開始寫報告揭發虐刑，用照片記錄囚犯身上的傷口、錄下他們的宣示證詞，接著把所有資料交給海軍陸戰隊的指揮鏈。但就像奇普·弗雷德里克也曾跟他的上級長官抱怨阿布格萊布監獄的種種不正常狀況，他們的抱怨下場都一樣，針對這位訊問員的來信，海軍陸戰隊的指揮部門中沒有人有任何回應。

 

拉古拉尼斯：“甚至沒有人來看看發生了什么事。沒有人來跟我談過。這些虐待報告就好像寄到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去了。沒有人來調查他們，或許是他們沒辦法，或許是不想。”(官方的沉默姑息讓所有異議都顯得惡心。)

 

關塔那摩監獄里的訊問團隊可以做到多過分？“063號犯人”這個特殊案例可以說明。這位犯人的名字是穆罕默德·蓋塔尼(Mohammed al-Qahtani)，他被認為是“9．11”恐怖攻擊中的“第二十名劫機者”。他受過各種你想象得到的虐待。他曾經被刑求到尿在自己身上，連續好幾天無法睡覺，被迫挨餓，被一只兇惡的警犬逼嚇。他的持續抵抗換來進一步的虐待。063號犯人被迫穿上女性胸罩，頭上被放了一條女用皮帶，訊問員拿他當取笑對象，說他是同性戀。他們甚至給他戴上狗鏈，然后叫他做一些狗常玩的把戲。一位女性訊問人員先是叉開大腿跨坐在他身上刺激他產生性反應，接著再斥責他違背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時代》雜志的調查記者幾乎巨細靡遺且詳盡生動地記錄了蓋塔尼長達一個月的秘密審訊生活。這段日子幾乎就是由各種殘暴野蠻的訊問策略，再加上一些精致復雜的技巧及許多可笑愚蠢的把戲組合而成。但事實上，任何經驗豐富的警探都可以在更短時間內運用不那么墮落的手法來問出更多情報。

 

海軍的法律顧問阿爾貝托·莫拉(Alberto Mora)聽聞這項訊問的事后極感震驚，在他的想法中，任何軍隊或政府均不該寬恕這些非法的訊問方式。莫拉發表了一份極具說服力的聲明，聲明中提出的基本架構使我們能正確了解到寬恕虐待式訊問代表了什么意涵：

 

假如我們不再宣布殘暴的行為是非法行為，反而將之納入政策當中運用，這樣的做法將會改變人民與政府之間的基本關系，并徹底摧毀人權概念。憲法指出人擁有天賦人權，并非國家或法律所賦予，人應擁有人格之尊嚴，人權概念中包含了免于殘酷待遇的掃利。人權是普世原則，而非僅限于美國--即便是那些被指為“引法武裝分子”的人也應享有人權。如果您做出了例外，整部憲法都將因此崩塌。這是個根本性轉變的議題。

 

親愛的讀者，我現在將要求你試著想象自己扮演陪審員的角色，請你就這些經過計劃的訊問策略，與那些被稱為“思想變態的”1A院區憲兵們在照片中的虐待行為做個比較。在許多張照片中，我們可看到被拘留者頭上被戴上女用內褲，但除此之外最可怕的還是琳迪·英格蘭用狗繩綁在一位犯人頸上牽著他在地板上爬的那張。現在我們似乎可以合理地做個結論，戴在頭上的女用內褲，狗繩以及慘無人道的場面，全都是借自最早運用過這些技巧的中情局及米勒將軍在關塔那摩的特別訊問團隊，這些策略后來成了普遍被接受的訊問方式，并在戰區內被廣泛運用，只是沒被允許拍下照片而已！

 

 

 

 

 

精銳軍人的虐行

 

 

我們對整個指揮結構提出的控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見證或許來自伊恩·菲什巴克上尉，菲什巴克是西點軍校的榮譽畢業生，并在服役于伊拉克的精英空降部隊擔任上尉。他在最近一封寫給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參議員抱怨虐囚事件猖獗的信中起首這樣寫道：

 

我是西點軍校畢業生，目前正于陸軍步兵服役，軍階是中尉。我和812空降師一起出過兩次戰斗任務，一次前往阿富汗，一次則是伊拉克。雖然我的任務是為全球反恐而戰，但是我的上級的行動與聲明卻讓我認為，美國的政策是日內瓦公約不適用于阿富汗或伊拉克。

 

在與人權觀察協會做多次訪談后，菲什巴克上尉又透露了更多特定細節，說明訊問員必須遵守的合法界限所產生的困惑造成了什么令人不安的結果。他的單位駐扎在靠近弗盧杰的水星營前哨作戰基地，兩位來自同單位的中士也對他的說法提出補充。(盡管我們在前一章中已經提及，但我還是要在這里呈現菲什巴克上尉的完整說法及事件背景。)

 

在寫給麥凱恩參議員的信中，菲什巴克證實了包括在訊問前慣例暖打犯人瞼部及身體、將沸騰的化學藥品倒在犯人臉上、例行將犯人鑄在讓人身體不支累倒的位置，以及讓犯人失去意識的強迫操練等虐行存在。他們甚至會將犯人疊咬金字塔，就像阿布格萊布的做法。在阿布格萊布丑聞案爆發前，這類虐行就已經存在，而且直到丑聞和爆發后從不曾間斷。

 

在水星前哨作戰基地里？我們讓犯人們疊成全字塔，不是裸體？但是是疊成全字塔狀。我們強迫犯人們做些充滿壓力的操練。一次至少兩小時……曾經有個情況是我們用冷水把一個犯人淋濕、然后把他整夜留在外頭。(這里又出現了拉古拉尼斯曾提劉過的，讓犯人暴露于極端情境的虐待技巧。)也曾經發生一個士兵拿棒球棒用力揍被拘留者的腿。這些方法都是我從我的士官長那里學來的。

 

菲什巴克也證實這些虐待行為是由指揮官下令并受到原諒，“他們會告訴我，‘這些家伙就是上個禮拜丟下應急爆炸裝置的那些人。’然后我們會狠狠教訓他們一番，讓他們吃苦頭……不過你會開始了解，這就是那里的做事法則。”(我們回想起之前曾討論過，一個特殊情境中會逐漸浮現新規范，新做法很快就會變成必須奉行的標準。)

 

令人驚訝的是，菲什巴克說他的士兵們也用數碼相機拍下他們的虐囚行徑。

 

(在水星前哨作戰基地)他們說他們也有類似阿布格萊布監獄的虐囚照片，因為這些照片之間的相似度太高，所以他們把照片銷毀了。他們是這么說的，“他們(阿布格萊布的軍人)固為那些我們也被交代去做的事情意上了麻煩，所以我們要銷毀這些照片。”

 

最后，菲什巴克上尉展開一趟長達十七個月的說明活動，向他的上級們解釋他對這一切虐行的關切與怨言，結果和訊問者安東尼·拉古拉尼斯以及弗雷德里克上士如出一轍，他并沒有收到任何下文。于是他只好將他的信寄給麥凱恩參議員將一切公之于世，這件事鞏固了麥凱恩參議員對于布什政府擱置日內瓦公約的反對立場。

 

 

 

 

 

“拷問小姐”：關塔那摩自白室里的膝上艷舞

 

 

我們的下一位證人透露丁軍方(或許與中情局合作)在關塔那摩監獄中發展出來的新墮落把戲。“性被拿來當武器，以便使拘留者和他的伊斯蘭信仰之間出現隔閡。”在該監獄營中工作的軍方翻譯人員埃里克·薩爾(Erik Saar)這么說道。這位年輕的士兵滿懷愛國主義熱忱來到關塔那摩灣，相信自己一定能對這場反恐戰爭有所貢獻。然而他很快地了解到他根本幫不上忙，在那里發生的事完全是“一場錯誤”。2005年4月4日，在艾美·古德曼(Amy Goodman)廣播節目“今日民主”的訪談中，薩爾以生動寫實的方式詳述了被用于對付囚犯的各種性策略，全部都是他親眼目睹。他在相當于一本書篇幅的丑聞告白《鐵網之內，一個軍情人員在關塔那摩的親身見聞》(Inside the Wire：A Militaryintellegence Soldier's Eyewitness Account of Life at Guantanamo)詳述了這次的訪談。

 

在他于該監獄服役的六個月期間，阿拉伯語十分流利的薩爾擔任翻譯工作，將官方訊問者的話和問題翻譯給犯人聽，再以英語將犯人的答復傳達給訊問人員。于是他得扮演“大鼻子情圣席哈諾式角色”，用適當的語言將符合訊問者和犯人動機的確切意思傳達給這兩個人。而這個新虐待把戲必須由富有性魅力的女性訊問員上場演出。薩爾說道，“這個女性訊問人員會用性誘惑的方式讓被訊問的犯人覺得自己是不潔的……她會在犯人背上揉搓自己胸部，談論關于自己身體部位的-些事……犯人十分震驚而且憤怒。”

 

薩爾辭掉了他的工作，因為他認為這樣的訊問策略“根本無效而且無助于維護我們的民主價值”。《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莫琳·多德(Maureen Dowd)于是創了一個昵稱“拷問小姐”，用來稱呼用性魅力從囚犯身上套取情報和自白的女訊問員。

 

薩爾曾說過一段特別戲劇性的邂逅，可以歸類在軍方命名為“女性空間進犯”的訊問技巧之下。主角是一位具有“高情報價值”的二十一歲沙特阿拉伯人，他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牢房里祈禱。在開始訊問前，負責的女性訊問人員，我們稱她為“布魯克”，布魯克和薩爾兩個人先經過一番“消毒”程序，把制服上的名字貼起來以免泄露身份。然后布魯克說：“要問供的被拘留者是個雜碎，我們得好好對付他。”原因她說得很明白，“不下猛藥那個雜碎不會招，所以今天晚上我要來試試新花樣。”軍方認為這個沙特阿拉伯人和“9·11”事件的劫機者一起接受飛行訓練，因此他有很高的情報價值。薩爾指出，“當軍方訊問者跟被拘留者問話時，如果他不合作，他們很快就會‘下猛藥’：對囚犯厲聲高叫、升高對抗情勢，或是表現出一副壞警察的嘴臉，完全忘記要跟犯人建立交情。”

 

布魯克繼續說：“我只要讓他覺得除了合作別無其他選擇就行了。我想讓他覺得自己很臟，臟到他沒臉回到牢房里花一整個晚上禱告。我們要在他和他的上帝中間設下障礙。”于是當犯人不愿意配合回答問題時，布魯克決定下點猛藥。

 

“出乎我意料，”薩爾高聲說，“她開始解開上衣的紐扣，動作很慢、很挑逗，就像脫衣舞娘一樣，露出在胸前撐得緊緊的合身棕色陸軍T恤……然后慢慢向他走過去，用她的胸部在他背上磨蹭。”她用誘惑的口吻說：“你喜歡這對美國大奶子嗎？我看到你下面開始硬了。你想你的阿拉真主會怎么說呢？”接著她轉了個圈坐到他正對面，把手放在他的胸前，挑逗地說：“你不喜歡這對大奶子嗎？”當那個犯人轉頭看薩爾時，她開始挑戰他的男子氣概，“你是同性戀嗎？為什么你一直看他？他覺得我的奶子很不賴，你呢？”(薩爾點頭贊成)

 

犯人抵抗她的動作，往她臉上吐了口口水。但她不為所動，開始發動另一波更強烈的攻勢。她開始解開褲子的扣子，一邊問那名犯人：

 

“法里克(Fareek)，你知道我現在是生理期嗎？我這樣碰你你有什么感覺？”(當她把手從她的內褲里抽出來時，她的手上看起來像是沾了經血，然后她最后一次問他，是誰教他去學開飛機、是誰送他去上飛行學校。)“你這賤人，”她用氣音一邊說，一邊把他以為是經血的東西擦到他臉上，“你想早上你的弟兄們看見你時會怎么想，如果他們知道你臉上沾的是個美國女人的經血？”布魯克說著站起身，“順便告訴你，我們把你牢房里的水給關了，所以你臉上的血得留到明天早上了。”當我們離開訊問間時，她掉頭就走……她用了她認為最可能拿到長官要的情報的辦法，她盡力了……我剛才到底做了什么鳥事？我們在這地方干的是什么勾當？

 

這的確是個好問題。對薩爾或其他人來說，卻不可能有清楚的答案。

 

 

 

 

 

關塔那摩監獄中的其他虐行

 

 

埃里克·薩爾透露了關塔那摩監獄中的其他做法，全都是欺詐、不道德、非法的。他和訊問團隊的其他成員都接受到嚴格命令，要求他們絕不可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觀察員交談。

 

當行程預定要參觀“典型”訊問過程的要人來訪時，監獄方面就會安排“演戲”。他們會弄一個假場景，讓場面看起來很正常、很一般。這讓我們想起納粹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特雷辛城(Thhereseinstadt)集中營的模式，他們也是這樣愚弄國際紅十字委員會的觀察員和其他人，讓他們以為里面的犯人都很滿意他們的重新安置。薩爾形容，在這個“萬事美好”的場景內，所有的東西都被“消毒”過了：

 

我加入這個情報團隊后所學到的事情之一就是，如果有重量級貴賓來訪，通常這類人指的可能是將軍、上級政府單位的執行長、情報局來的人，甚至是國會代表團，這時候所有人都會團結合作，他們會告訴訊問員去找一個之前表現很合作的人帶至到訊問間里，貴賓來訪的時候就讓他們坐在觀察室里觀察里面的訊問過程。基本上他們會找曾輕合作過的人，找可以面對面坐著正常交談的人，還有就是可能以前曾經提供過一些情報的人，然后他們就可以重新演一場戲給參觀的貴賓看了。

 

然后基本上，對于一個情報專家來說，這種做法根本是一種羞辱。老實跟你說，我不是唯一一個這樣覺得的人，因為在情報社群里面，你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就是提供做決策的人正確的信息，讓他們做正確的決定。這就是情報人員存在的唯一目的，提供正確的信息。弄出一個虛假世界好讓來參觀的人以為這里是某個樣子，可是實際上卻根本不是這樣，這種做法完全損害到我們身為專業情報工作者所盡的一切努力。

 

 

 

 

 

酷刑工作“外聘”

 

 

偷偷摸摸的刑求伎倆被當是用來對付頑抗嫌犯的工具，目的是迫使他們吐出情報，而我們從中情局的秘密計劃中可以得知這些手段的普遍程度，中情局利用這些秘密計劃將犯人迅速移送到愿意為美國做臟事的國家。在被稱為“引渡”計劃或“非常規引渡”計劃的政策中，數十甚至也許數百名“高情報價值恐怖分子”被中情局租賃的商用飛機載送到多個其他國家。布什總統顯然曾授權允許中情局讓拘留中的人犯“消失”，或是“引渡”至其他以刑求知名(且國際特赦組織記錄有案)的國家”。這類囚犯通常被單獨監禁在“秘密地點”的拘留所內與世隔絕。而在“反常規引渡”計劃中，甚至授權外國官方在非戰斗狀態及非戰爭地區逮捕“嫌犯”，然后將他們轉送到拘留地，通常是關塔那摩監獄，剝奪所有國際法提供的基本法律保護。

 

憲法權利中心董事長邁克爾·拉特納(Michael Ratner)談到這項計劃：

 

我把這叫做酷刑工作的外聘計劃，它的意思是在這場所謂的反恐戰爭里面，中情局可以從世界各地把想要的人抓起來，然后如果不想自己動手拷打或訊問犯人，不管你用什么詞來稱呼，就把他們送到和我們情治單位關系密切的其他國家，可能是埃及也可能是約旦。

 

負責這項引渡計劃的中情局高級長官是邁克爾·朔伊爾(Michael Scheuer)，他透露實情:

 

我們把這些人送回他們的出身地中東，前提是如果那些國家有專為他們成立的合法渠道并且愿意接受他們。他們會得到符合該國法律的待遇，不是根據美國法律，你可以挑，可能是摩洛哥、埃及或約旦的法律。

 

在這些國家所用的訊問技巧里頭，顯然包括了中情局不想要搞清楚的酷刑手段，他們只要能夠從被拘留者手中得到有用的“情報”就好。不過在我們這個高科技時代，這種計劃不可能被隱瞞太久。一些美國盟邦針對至少30架次的飛行記錄展開調查，這些飛機班次被懷疑被中情局用于酷刑輸出計劃。調查結果透露，重要嫌疑犯被送往曾屬于前蘇聯共和國的東歐國家。

 

依我的判斷，這項酷刑工作的外聘計劃顯示，并不是中情局和軍方情資間諜不愿意刑求囚犯，而是他們認為那些國家的特工知道怎么做才會更好。他們嫻熟運用“三級刑求”技術的時間比美國人還長。我在這里大致介紹的不過是其中一小部分，實際上虐行的對象遍及美國軍事監獄中各式各樣的拘留者，范圍遠較此普遍，我的目的是要駁斥美國政府宣稱這類虐待和刑求事件不是“系統性的”進行。

 

來自拘禁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拘留所內人犯的驗尸和死亡報告顯示，在44件死亡案件中，有一半是在海豹特戰部隊、軍情人員或中情局訊問過程中或訊問后發生。這些殺人事件是由虐待性刑求技巧造成，這些手法包括戴頭罩、噎住口部使其窒息、勒絞、用鈍器毆打、水刑、剝奪睡眠以及使犯人暴露于極端溫度下。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執行長安東尼·羅梅羅(Anthony Romero)清楚指出：“毫無疑問這些訊問過程導致死亡。那些知情卻坐視不管的高官，以及創造這些政策并為之背書的人應該負起責任。”

 

 

 

 

 

究辦到頂：切尼及布什的責任

 

 

在(阿布格萊布)照片被公開后幾個月內，情勢越來越清楚，這里面有一個虐行模式，而這不是幾個不守規矩士兵的個人行為能造成的。是布什政府決定要扭曲、忽視規定或對規定置之不理，才會導致這模式出現。美國政府的政策在阿布格萊布以及世界各地制造出不擇手段虐囚的風氣。

 

這是人權觀察協會在一份標題為《美國：動用酷刑不必受懲罰？》的報告中做的摘要聲明，這讓我們把注意力放到指揮鏈的最上層--副總統切尼和總統布什的責任。

 

 

 

 

 

反恐戰爭制定了刑求新典范

 

 

和他前一任期中針對“貧窮”和“毒品”所發動的毫無意義的名詞戰爭一樣，布什政府重蹈覆轍地在2001年的“9·11”攻擊過后宣布發動“反恐戰爭”。這場新戰爭的核心假設是，恐怖主義是對“國家安全”及“國土”的首要威脅，因此必須盡一切手段對付。事實上，所有國家部拿此種意識形態基礎當作取得人民和軍隊支持的手段，以遂行壓迫及侵略行動。在20世紀60和70年代，巴西、希臘及許多國家的右翼獨裁政權即曾隨心所欲地運用此種意識形態以正當化刑求，及處死被宣布為“國家公敵”的人民“。20世紀70年代晚期，意大利右翼的基督教民主黨也曾運用“緊張策略”的政治控制手段，加深人民對赤軍旅(Red Brigades，激進共產黨員)恐怖主義行動的恐懼。當然了，最經典的例子莫過于希特勒將猶太人標簽化，稱他們是造成20世紀30年代德國經濟崩潰的禍首。于是來自國家內部的威脅成為他們向外征服計劃的正當理由，因為他們必須在德國以及納粹占領的國家里終止這樣的邪惡行為。

 

恐懼是國家所握有的最特別的心理武器，利用恐懼，國家可以使人民為了交換萬能政府所許諾的安全生活，而愿意犧牲基本自由以及法治的保障。恐懼先是得到美國民意及國會多數支持對伊拉克發動先制戰爭，而接下來恐懼又讓他們繼續支持布什政府愚蠢堅持的各項政策。一開始恐懼的傳播方式帶有奧韋爾式味道，人們預測薩達姆持有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將對美國及美國盟邦發動核武器攻擊。例如在國會投票決議是否支持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前夕，布什總統告訴全國人民及國會，伊拉克是個威脅美國安全的“邪惡國家”。“了解這些事實后，”布什談到，“美國人不應該忽略這個集結起來對付我們的威脅。面對大難將至的明確證據，我們不該等待最后的結果證明--冒著煙的槍管出現才做決定，因為你看見的證據有可能是核武器攻擊的蘑菇云。”但是將這朵蘑菇云散布到全美國的人不是薩達姆，而是布什政府。

 

而在接下來幾年，所有布什行政團隊的主要成員都曾在一場接一場的演說中呼應這個悲慘的警告。政府改造委員會的特殊調查部為眾議員亨利·A.韋克斯曼(Henry A. Waxman)準備了一份報告，內容為布什政府對伊拉克議題的公開聲明。這份報告用的公共資料庫搜集了所有布什、切尼、拉姆斯菲爾德、國務卿科林·鮑威爾(Colin Powell)、國家安全顧問康多莉扎·賴斯(Condoleezza Rice)的公開聲明。根據這份報告，這五位官員在125次公開露面的場合中，共針對伊拉克的威脅發表了237次“錯謬且造成誤導”的具體聲明，每位平均為50次。在“9·11”恐怖攻擊屆滿一周年后的2002年9月，公開記錄顯示，布什政府發表了將近50次誤導和欺騙大眾的公開聲明。“

 

在普利策獎得主羅恩·薩斯金德(Ron Suskind)的調查分析中，薩斯金德追蹤布什政府對于反恐戰爭的計劃，發現早在“9·11”事件后不久，切尼發表的聲明中即初見端倪。切尼是這樣解釋的，“如果巴基斯坦科學家正協助基地組織建立或發展核武器有百分之一的機會，我們就必須當成確有其事來回應。重要的不是在于我們的分析……而是在于我們該如何回應。”薩斯金德在他《百分之一論》(One Percent Doctrine)一書中寫道，“所以我們可以說：有一種行動標準存在，它塑造了美國政府在未來數年內的表現與回應。”而薩斯金德也繼續指出：不幸的是，在這種新形式壓力--如反恐戰爭，再加上原以為會乖乖歸順的人民卻出乎意料不斷暴動、叛亂所造成的認知不協調，這一切使得龐大的美國聯邦政府無法以有效率或是有力的方式運作。

 

從布什政府的國土安全部對于恐怖攻擊警報(顏色代碼)系統的政治化，也可以看出另一種恐怖制造手法。我認為這個系統的目的-開始就像所有災難預報系統一樣，是為了動員人民防范恐怖威脅的采臨。但-是隨著時間過去，這11種模糊的警告從來沒有提供人民行動的實際建議。當接到颶風警報時，人們被告知要疏散，當接到龍卷風警報時，我們知道得撤退到避難室，但是當發出某個地方或某個時間將發生恐怖攻擊的警報時，政府只告訴人民要“更加警覺”，當然了，還有告訴我們要照常生活。盡管官方宣稱握有“可靠消息”，但是當許多這類威脅預報每一個都失靈落空后，卻從來沒有公開做出任何說明或簡報。動員全國力量對付每一個威脅危機，其代價至少是每個月十億美元，更帶給所有人民不必要的焦慮與壓力。到最后，與其說以顏色代表威脅程度的警報是有效的警報方式，倒不如說是政府在沒有任何恐怖攻擊的情況下為確保并維持國民對恐怖分子的恐懼所采取的昂貴辦法。

 

法國存在主義作家加謬曾說過，恐懼是一種手段，恐怖制造了恐懼，而恐懼則讓人民不再理性思考。恐懼讓人們只能用抽象方式來想象造成威脅的敵人、恐怖分子、暴動者，認為他們是必須被摧毀的力量。一旦我們把人想象為某一類別的實體、抽象的概念，他們的面目就會模糊，化為“敵人的臉”，即使是平常愛好和平的人也會升起一股想要殺戮、刑求敵人的原始沖動。

 

我曾在公開場合評論過，這類“幽靈警報”十分異常且危險，不過有證據明顯指出布什民意支持率的上升和這類警報的試探密切相關。這里的爭議是布什政府借著激起并持續人民對大敵當前的恐懼，而讓總統得以取得國家戰時最高統帥的地位。

 

于是在最高統帥的封號及大肆擴張國會所賦予權力的情況下，布什和他的顧問們開始相信他們可以凌駕于國法和國際法之上，只要用重新制定的官方合法詮釋來堅持他們的政策主張，任何政策都是合法。邪惡之花在阿布格萊市黑牢中盛開了，而它們的種子是由布什政府種。布什政府借由國家安全威脅，在人民心中種植出恐懼與脆弱感，訴諸訊問／劑求手法以求贏得反恐戰爭，正是這威脅、恐懼、刑求的三部曲種下了邪惡的種子。

 

 

 

 

 

“酷刑副總統”切尼

 

 

一位《華盛頓郵報》的編輯把切尼稱為“酷刑副總統”，因為他盡力廢除麥凱恩對于國防部的預算授權議案所提的修正案，并且終于使得這項修正案遭到變更。該項修正案要求給予美國軍事拘留所內的犯人人道待遇，為了讓中情局能夠放手運用其認為取得情報所必需的任何手段，切尼非常努力展開游說，以便使中情局的行動能夠不受限于法律。切尼主張，這樣的法案將會讓中情局情報人員綁手綁腳，并使他們在為全球反恐戰爭奮戰時承擔被起訴的潛在風險。(而我們對他們奮戰方式的殘忍性與危險性已經略有所知。)

 

這項法案通過完全沒有使切尼受挫，他仍然熱烈支持中央情報同任意運用任何手段從被秘密囚禁嫌疑恐怖分子口中取得自白和情報。當我們想到切尼在“9·11”攻擊后馬上發表的言論，對他的堅定立場就不會有任何驚訝了。切尼在美國國家廣播公司《與媒體有約》(Meet the Press)電視節目中接受訪談時，說出一段值得注意的發言：

 

我們得做一些事，一些雖然是黑暗面的工作，如果你要這么說。我們在情報世界的陰暗面里工作已經有一段時間。很多該故的事都得安安靜靜完成，如果想要把事情辦好就不要霧話，運岡我們情報人員可以取得的資源和手段悄悄地去做。這就是這種人的世界的造作方式，所以基本上為了達成我們的目標，我們必須要能按照我們的意思運用任何方法，這很重要。

 

在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的一次訪談中，前任國務卿鮑威爾以及勞倫斯威克爾森(Lawrence Wilkerson)上校曾指控由切尼--布什的新保守主義團隊所發布的指令，是造成伊拉克和阿富汗虐囚事件的主因。威克爾森概述了這些指令的下達路徑：

 

對我而言很清楚的是，查核追蹤記錄顯示這些來自副總統(切尼)辦公室的指令通過國防部(拉姆斯菲爾德)下達到戰場上的指揮官，對于戰場上的軍人而言，這些謹慎的圓滑措辭只意謂兩件事：我們得不到足夠的有用情報，你們得拿到證據才行，再者順道提一下，這里有一些辦法或許派得上用場。

 

威克爾森也指出切尼的顧問戴維·阿丁頓(David Addington)“是支持總統以最高統帥身份撇開日內瓦公約束縛的死硬派”。這番發言讓我們直接將矛頭對準了權力最高層。

 

 

 

 

 

“戰爭最高統帥”布什總統

 

 

在對抗全球恐怖主義看不見終點的戰爭中，布什總統身為最高指揮官，一直倚賴一個法律顧問團隊為他建立合法性基礎，這個團隊協助布什對伊拉克發動先制性的侵略戰爭，重新定義酷刑，制造出新的交戰守則，甚至通過所謂“愛國者法案”限制人民的自由，并授權各種方式的非法竊聽，包括偷聽、裝設竊聽裝置及電話監聽。如同往常，所有事情都是為了保護神圣國土之國家安全的名義，都是為了進行一場全球反“不用說大家都知道是什么”的戰爭。

 

 

 

 

 

刑求備忘錄

 

 

在2002年8月1日美國司法部發表的一份被媒體稱為“刑求備忘錄”的備忘錄中，以狹隘的方式定義“刑求”，刑求不再是指某些具體作為，而是由其最極端的后果來定義。這份備忘錄中主張身體疼痛的強度必須“等同于某些嚴重的受傷情形，如器官衰竭、身體功能障礙或甚至是死亡所帶來的疼痛”才叫做刑求。根據這份備忘錄的說法，如果要以酷刑罪名起訴任何人，必須要是被告具有造成“嚴重身心疼痛或受苦”的“特定意圖”才行。“心理折磨”則被狹隘定義為僅包括導致“具有持久性之重大心理傷害，例如持續數月或數年”的行為。

 

備忘錄中繼續堅稱早期批準的1994年反刑求法可被視為違憲，因為這個法令與總統的最高統帥權力互相抵觸。司法部的法學者們還提出其他指導方針賦予總統重新詮釋日內瓦公約的權力，以符合布什政府在反恐戰爭中的目的，在阿富汗被捕的好戰分子、塔利班士兵、基地組織嫌犯、暴動分子以及所有被圍捕并移送拘留所的人，都不被當成戰俘，因此無法享有任何戰俘的法律保護。身為“敵方非武裝分子”的他們會被無限期囚禁在世界上任何一座拘留所中，既沒有律師也不會以任何特定罪名起訴。此外，總統顯然批準了中央情報局的一個計劃，計劃的目的是讓高情報價值的恐怖分子從這世界上“消失”。

 

雖然我們只握有間接證據，但這些證據是可信的。舉個例子，詹姆斯，賴森在他《戰爭狀態：中央情報局及布什政府秘密的一頁》(State of War：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an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一書中做出結論，他指出關于中情局涉嫌使用極端的新訊問策略，“在層級非常高的政府官員之間有個秘密共識，他們將布什隔離開來，并讓他能夠推諉毫不知情”。

 

關于布什和他的法律顧問團隊的關系，另一個較不仁慈的說法來自法學家安東尼·劉易斯(Anthony Lewis)，他在完整回顧所有可參考的備忘錄后說道：

 

備忘錄讀來像是個流氓律師寫給黑手黨大佬，內容是建議如何規避法律而不被逮到監獄。這備忘錄的主題簡直就是怎樣避免被起訴……而另一個更令人深深感到不安的主題是總統可以下令對犯人動用酷刑，即使這受到聯邦法律以及國際反刑求公約禁止，而美國正是這公約的締約國之一。

 

讀者們已經和我一起讀過這里簡單介紹的相關資料(包括虐囚事件調查報告、國際紅十字委員會報告等資料)，現在將繼續一起閱讀這二十八個由布什的法律顧問、拉姆斯菲爾德、鮑威爾、布什以及其他人所發表的《刑求備忘錄》，這些文件為阿富汗、關塔那摩及伊拉克等地的刑求預先鋪設了一條合法之路。由卡倫·格林伯格(Karen Greenberg)和約書亞·德拉特爾(Joshua Dratel)將完整的備忘錄書面記錄編成一本長達1249頁的書，書名為《刑求報告：通往阿布格萊布之路》(The TorturePapers：The Road to Abu Ghraib)。這本書揭露了布什政府的法律顧問群對法律技術的曲解與誤用，它讓我們深刻了解到：“在這全世界最法治化的國家里為保護美國人民貢獻良多的法律技術，竟可被誤用于邪惡的目的。”

 

法律學教授喬丹·鮑斯特(Joadan Paust，前美國陸軍軍法處上尉)針對幫忙正當化刑求拘留者的布什法律顧問寫道：“從納粹時代以來，我們就再也沒有看過這么多法律專家如此明確涉及與戰俘待遇及訊問相關的國際罪行。”

 

在一長串的顧問名單中，排在最上頭的是總檢察長阿爾貝托·岡薩雷斯，他協助完成一份法律備忘錄，對于“刑求”做了如上述所言的重新詮釋。直到阿布格萊布虐囚照片被公之于世后，岡薩雷斯和布什總統才公開譴責這份備忘錄，認為它對于刑求的概念做了最極端的詮釋。岡薩雷斯對于在反恐戰爭架構下擴張總統權力所做的貢獻，并不亞于極具影響力的納粹法學家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施米特提出如何在非常時期讓執政者擺脫法律束縛的觀點，協助希特勒擱置德國憲法并賦予他獨裁權。岡薩雷斯的傳記書寫者指出，岡薩雷斯其實是個可愛的人，他向你走過來時的樣子就像個“普通人”，一點也看不出有什么虐待狂或心理病態傾向。然而，他的制度性角色所發表的備忘錄卻是造就公民自由被擱置以及殘酷訊問嫌疑恐怖分子的禍首。

 

 

 

 

 

國防部犯罪查緝行動中心反對關塔那摩訊問作業

 

 

根據最近微軟國家廣播公司(MSNBC)的報道，美國國防部犯罪查緝行動中心領導人說，他們曾再三警告五角大樓的高級官員(從2002年初開始持續數年)，個別獨立的情報單位運用嚴厲的訊問技術將得不到什么可靠情報，而且可能構成戰爭罪，一旦被公之于世更是讓國家蒙羞。然而經驗豐富的犯罪調查人員的關切與忠告大部分都被忽視了，指揮關塔那摩和阿布格萊布訊問作業的指揮鏈人員支持用他們偏愛的高壓、強制性訊問方式，因而對這些意見置若罔聞。前海軍法律顧問阿爾貝托·莫拉曾在公開記錄中支持犯罪查緝行動中心成員的看法，“讓我強烈地為這些人感到驕傲的是他們說，‘即使被命令這么做，我們也不愿意服從。’他們是英雄，這是最好的形容了。他們表現出無與倫比的個人勇氣與正直，捍衛了美國價值以及我們所賴以生存的體制。”但最后這些調查人員還是沒能中止虐行，他們做到的只有讓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收回對某些最嚴厲訊問技術的授權，因此緩和了情勢而已。

 

 

 

 

 

對反恐戰爭的執迷

 

 

我們可以看見，布什對反恐戰爭的執迷促使他走向一條危險的路，這是已故參議員名言所揭示的一條道路，“用極端手段捍衛自由，并非罪惡；以溫和步伐追求正義，不是美德”。于是布什在沒有任何法律明文依據的情況下授權美國國家安全局對美國人民進行國土內部監視。在這項龐大資料采集工程的任務中，國家安全局將自電話及網絡上監聽擷取的大量資料交給聯邦調查局分析，工作量實際上超出了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能力范圍，聯邦調查局根本無法負荷有效處理這類情報的工作量。

 

根據《紐約時報》在2006年1月的詳盡報道，這類監測工作必須“從后門進入”美國本土負責轉接國際電話的主要電信交換中心，因此須取得美國最大電信業者的秘密合作。《時代》雜志的揭弊報道透露出，在不受法律束縛或國會查核及平衡的情況下，將這樣的權力賦予總統的做法本身即是過度。這例子也被用來比較布什與尼克松，他們都認為總統可以凌駕法律，尼克松曾“在20世紀70年代解開拴住境內監視惡犬的皮帶”，而他為此辯解的理由是，“總統做一件事時，就表示那件事不是非法的”。布什和尼克松不僅說法類似，關于總統可不受懲罰的想法也如出一轍。

 

我們從布什首開先例使用了副署聲明，也可窺知布什認為總統職權凌駕于法律之上。副署聲明是指在對國會通過的法律行使同意權過程中，總統申明他有不服從他剛簽署這項法律的特權。布什運用這策略的頻率遠多于美國歷史上的其他總統，總次數超過750次：每當議會通過的法案和他對憲法的詮釋有沖突時，他就會運用此策略以違反議會決議，麥凱恩提出的反刑求修正案施予個人限制即是其中一例。

 

然而最近一項最高法院的判決限制了總統的職權，布什對行政權的主張也因而受到挑戰。這項判決公開譴責布什政府計劃讓關塔那摩監獄的被拘留者在軍事委員會(法官席)前受審，此做法既未曾受到聯邦法授權，同時也違反了國際法。《紐約時報》的報導指出：“這項判決是布什政府大肆擴張總統權力舉動以來所遭遇到的最大挫敗。”

 

矛盾的是，當布什政府亟欲將恐怖主義的邪惡掃出這世界時，所作所為卻讓自己成了“當權之惡”的最佳范例。這是個將痛苦加諸于人，使人受苦至死的政權，卻想要用官方，理性、有效率的程序來掩飾其行為本質--為達到他們自認為位階更高的目的而不擇手段。

 

 

 

 

 

陪審員們，你們做出什么裁定？

 

 

你們已經讀過多位證人的證詞、主要獨立調查小組摘要報告中的精華，部分人權觀察協會、國際紅十字委員會、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國際特赦組織的廣泛分析，以及美國公共電視網《前線》節目對美國軍事拘留所中虐待與刑求性質的報導。

 

你現在還認為弗雷德里克和夜班憲兵們在阿布格萊布1A層級院區犯下的虐行是行為脫軌，是由被稱為“流氓軍人”的少數“害群之馬”單獨犯下的單一事件嗎？

 

還有，你現在是否認為這類虐待和酷刑是強制訊問的“系統性”計劃的一部分？在這些訊問過程中發生的虐待和刑求事件，程度是否更深，時間、地點以及涉案者的范圍是否更大？

 

在被控犯下照片中虐行的憲兵們已經認罪的情況下，你現在是否認為由于情境性的力量(大染缸)以及情境性的壓力(制造這個染缸的人／在這些人身上的作用，因此應可減輕其刑？

 

對于阿布格萊布、許多其他拘留所以及中央情報局黑牢中的虐待事件，以下每一個軍事指揮鏈上的高階將領都該負有串謀之責：杰弗里·米勒少將、里卡多·桑切斯中將、托馬斯·帕帕斯上校以及斯蒂芬·喬丹中校，你是否愿意并且準備好對他們作出判決？“

 

對于阿布格萊布、許多其他拘留所以及中央情報局黑牢中的虐待事件，以下每一個政治指揮鏈上的高階官員都該負有串謀之責：前中情局局長喬治·特內特．國防部部長拉姆斯菲爾德，你是否愿意并且準備好對他們作出判決？

 

對于阿布格萊布，許多其他拘留所以及中央情報局黑牢中的虐待事件，以下海一個政治指揮鏈上的高階官員都該負有串謀之責：副總統迪克·切尼，總統喬治·布什，你是否愿意并且準備好對他們作出判決？

 

 

 

 

 

暫停起訴

 

 

(若想了解最近一場針對布什政府“違反人類罪行”的判決記錄，請參考注釋)

 

針對阿布格萊布監獄虐刑的指揮串謀罪行，你也可以到www．LuceferEffect.com的網絡投票區實際投票決定他們有罪或是無辜，拉姆斯菲爾德，切尼、布什都在那里接受審判，已經有許多美國人民投下他們的一票，現在是其他國家人民表達他們意見的時候了。

 

 

 

 

 

讓陽光照入

 

 

那么，現在我們已經一起走到這趟漫長旅途的終點。我要感謝你不畏懼面對某些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持續到最后。重訪斯坦福監獄實驗中的虐刑現場，對我來說特別困難。要去面對我在爭取奇普·弗雷德里克的案子有更好結果時所表現出的無能為力，也是艱難的。多年來，我一直是個樂觀主義者，面對所有種族滅絕、大屠殺、私刑、刑求以及人類對其他人所犯下的恐怖罪行，我始終在這樣的壓力下保持希望，認為在集體行動下，我們所有人都會更有能力對抗“路西法效應”。

 

在這段旅程的最后階段，我想讓陽光照亮人類心理最黑暗的角落。現在是抑惡揚善的時候了，我將運用兩種方式來達到這目的。首先，你們將會得到一些忠告，告訴你們如何抵抗你們不想也不需要的社會作用力轟炸。在承認情境力量在許多背景下會讓人們做出惡劣行為的同時，我也明白指出，我們并非這類力量的奴仆。通過了解情境力量的運作，我們才能夠抵抗、反對及避免它們帶領我們迷失于今人不快的誘惑中。這樣的認識可以使我們逃離包括順從、屈從、勸服及其他形式的社會作用力及社會壓迫的強大魔掌。

 

在這趟旅程中，我們沿途探索了人類性格的脆弱、不堪一擊和朝三暮四，而在最后我們將對英雄們獻上贊美來做結束。不過現在我希望你們會樂意接受一個前提：在強有力的系統及情境力量的支配下，普通的人，即使是好人也可能會被誘惑加入并做出惡行。如果你們接受，那么要準備好接受一個完全相反的前提：我們之中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英雄，我們都等待著一個情境出現，好可以證明自己身上有些“好東西”。

 

現在讓我們學習如何抵抗誘惑，并向英雄們獻上禮贊。

 

 

 

 

 

第16章 抗拒情境影響力，贊頌英雄人物

 

 

每個出口都是通往他方的入口。

 

--湯姆·司脫帕，《羅森克蘭茨與古爾登施特恩巳死》

 

(Tom Stoppard，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Dead)

 

我們已通過囚禁旅伴心靈的黑暗之地，來到了旅程的終點。我們曾目睹透瞄人性殘酷面的各色癥狀，驚訝于善人如何輕易被環境改變，成為十分殘酷的人，而且改變程度可以多劇烈。我們的概念焦點始終是嘗試要對人性轉變過程能有更好的理解。雖然邪惡存在任何環境中，但我們更近距離地檢視丁邪惡的繁殖地--監牢及戰場。它們總是成為人性的嚴峻考驗，在這兩個地方，權威、權力及支配彼此混雜，受到秘密的掩飾時，這股力量會讓我們擱置自己的人性，并從身上奪走人類最珍視的品質：關愛、仁慈、合作與愛。

 

我們把許多時間花在我和同事在斯坦福大學心理學系地下室創造的模擬監獄上。在那段短短的日子里，位于加州帕洛阿爾托市天堂般的斯坦福人學成了人間煉獄。健康的年輕人在身為囚犯的極端壓力、挫折及絕望下呈現病態癥狀。對應于他們被隨機指派擔任獄卒的學生，他們原本只是用輕佻的心態來扮演這角色，最后卻一再跨越界限開始認真虐待“他們的囚犯”。不到一個禮拜，我們小小“實驗”中的模擬監獄就融入集體意識的背景中，被囚犯、獄卒及監獄工作人員形成的逼真現實取代。而管理這座監獄的是心理學家，不是國家。

 

我十分仔細地審視了人性轉變的性質，在這之前從沒有人對此做過如此完整的描繪，而我的目的是要讓每一個讀者盡可能逼近制度力量壓倒個人力量的環境。我試著讓各位了解，許多看似無足輕重的情境變因，如社會角色、規定、規范、制服等，對于深陷于系統中的所有人來說卻有強而有力的影響，而這過程是如何一步步展開的。

 

在概念層次上，我提出當我們嘗試了解犯罪行為和表面上的人格變化時，應對情境和系統過程投注更勝于以往的關切與比重。人類行為總是易受情境力量影響。而這個背景往往鑲嵌于一個更大的整體中，通常是一個以自我持存為目的的特殊權力系統。包括法律、宗教和醫學界人士的大多數人慣于采用傳統的分析，認為行動者才是唯一的因果施為者。于是情境變數以及系統性決定因素要不是被小看就是被忽略，而它們卻是形塑人們行為以及改變行動者的元兇。

 

我希望在這本書中提供的例子和信息能夠挑戰將個人內在特質當做行動主要根由的想法，這是種死板的基本歸因錯誤。社會背景是由系統一手打造和維持的，我們認為也有必要辨識出系統提供的情境力量及行為的支撐力量。

 

我們的旅程從模擬監獄出發，來到了伊拉克阿布格萊布監獄夢魘般的現實中。令人驚訝的是，一個是模擬，一個是現實，然而這兩個監獄中竟然有相似的社會心理過程。在阿布格萊布監獄里，我們的分析焦點都放在伊萬·奇普·弗雷德里克中士這個年輕人身上，在他身上我們看到了雙重的轉變：從一個有為的軍人變成可惡的獄卒，然后讓囚犯們遭受莫大痛苦。我們的分析揭露一件事：弗雷德里克和軍方、民間人士加諸于被拘留犯的大量虐待與酷刑，是由天性、情境及系統性因素所促進、培育，在這之中都扮演了關鍵角色，情形和斯坦福監獄實驗一樣。

 

我的立場接著從力求中立的社會科學研究者轉變成檢察官的角色，同時向各位讀者裁判們揭發了軍方指揮高層和布什政府的罪行，他們共謀創造了一些條件，讓大多數的美國軍事監獄充斥著毫無節制的虐刑。正如我一再提及的，提出這些觀點的目的并不是為了要幫憲兵們推卸責任或脫罪，對這類惡行的說明與理解不能成為行為的借口。借助理解事件的發生經過以及體察在士兵身上發揮的情境力量，我的目的是要找出前瞻性的方法，讓我們能夠修正引誘出惡行的狀況。懲罰是不夠的。“惡劣系統”創造“惡劣情境”，“惡劣情境”造成“害群之馬”，“害群之馬”出現“惡劣行為”，就算是好人也無法免于受影響。

 

請容我最后一次定義個人，情境及系統。個人是生命舞臺上的一名演員，其行為自由度是由架構他的基因，生物，肉體及心理特質所賦予。情境是行為的背景，通過它的酬賞及規范功能，情境有力量針對行動者的角色和地位給予意義與認同。系統由個人及機構施為者組成，施為者的意識形態、價值和力量創造出情境，也規定了行動者的角色以及行為期許，要求在其影響范圍內的人扮演它規定的角色，做出被允許的行為。

 

在這趟旅程的最后階段，我們將思考如何避免負面的情境力量或與之對抗，這是我們所有人都時常得面對的。我們將探討怎樣抵抗我們不愿意、不需要卻每天不斷向我們施壓的影響力。我們不是情境力量的奴仆，但是得學會抵抗和對付的辦法才行。在一起探索過的所有情境中，始終都有極少數人能在情境力量底下仍能屹立不搖。現在是擴充這股力量的時候了，讓我想想他們是怎么辦到的，好讓更多人可以追隨他們的腳步。

 

如果我曾在某種程度上引導你去承認：在某些情況下，你也可能像書內介紹的研究參與者或像真實的阿布格萊布監獄里的人一樣，那么你是不是也能接受自己可能是個英雄？我們將贊揚人性美好的一面，歌頌在我們之中的英雄，以及所有人身上都有的英雄形象。

 

 

 

 

 

學會抗拒有害的影響

 

 

有妄想癥的人在順從、遵從或是回應勸說信息上有極大的困難，甚至當勸告來自善意的咨詢師或是他們所愛之人時也是如此。他們的犬儒心態和對人的不信任，會筑起一道孤立的藩籬，使他們從大多數社會場合中缺席。雖然他們需要付出極大的心理代價，但他們可以堅決地抵抗社會影響打，所以能提供免于受影響的極端例子。相對于這種人，過分容易被騙、無條件信任別人的人則是另一種極端，他們是所有騙子眼中的肥羊。

 

重點并不是要我們疏遠被假定身體具有負面天性--如愚蠢、天真等特質所欺騙--的人，我們需要做的是了解那些像我們一樣的人，為什么會被徹底誘惑，以及這過程如何發生。然后才能站在有利的位置上去抵抗這股力量，并且將對這類騙局的意識及抵抗方式傳播出去。

 

 

 

 

 

抽離與沉浸的二元對立

 

 

人類的處境中存在一個基本的二元性，即抽離(detachment)相對于沉浸(saturation)，或犬儒式懷疑(cynical suspicion)相對于參與(engagement)。盡管因為害怕被“卷入”而將自己從他人身邊抽離是種極端的防衛姿態，不過當我們越是對其他人勸說保持開放態度，就越有可能被他們支配，這倒也是事實。然而開放、熱情地與他人交往乃是人類幸福的基本條件，我們希望強烈地感覺到別人的存在，徹底地相信他人，希望自發地與人互動，并且與他人緊密相連。我們想要全然“沉浸”在生命當下，至少在某些時候，我們想要暫停評價機制，放棄原本的害怕與保留。我們希望跟著《希臘人佐巴》(Zorba the Greek)一起熱情起舞。

 

然而我們必須經常評估自己的人際投入是否值得。我們每個人都面對的挑戰是如何熟練自如地擺蕩于完全沉浸與適時抽離的兩極間。我們都常面對一個棘手的問題--該如何知道什么時候該和其他人站在一起，什么時候該支持并忠于某個目標或一段關系，而不是輕易離開。我們生存的世界中有些人打算利用我們，但也有一些人是真誠希望和我們分享他們認為對彼此都有正面意義的目標，而我們該如何分辨這兩種人？這正是親愛的哈姆雷特和奧費利婭所面對的難題。

 

在我們開始認識對抗心智控制力量的特定方法前，必須先考慮另一種可能性：“個人無懈可擊”(personal invulnerability)的古老幻想。我們總是認為只有別人會受到影響，自己則刀槍不入。錯！我們的心理學巡禮應該已經說服你承認，我們所強調的情境力量確實會讓大部分人淪陷其中。但是你并不在那些人的行列中，這是你的想法，對嗎？我們從知識性評估中所學到的教訓總是難以影響我們對自己行，為的規范，對抽象概念的“那些其他人”適用的教訓也往往不容易拿來適用于具體的自身。我們每個人都不一樣，就像沒有兩個一模一樣的指紋，沒有兩個人會擁有相同的基因、成長過程和人格模式。

 

個體差異應受到頌揚，但是我們經常見到，當面對強大、共通的情境力量時，個人的差異卻退縮、受到壓抑。這樣的情境發生時，行為科學家們只要知道行為的背景，即使對組成群體的特定個人一無所知，仍然能夠準確預測大多數人的未來行為。然而我們應該明白，即便是最好的心理學也無法預測每個個體在既定情境下的行為表現，因為一些我們不能掌握的個體變異性始終存在。也因此，你大可拒絕我們接下來要學的教訓，理由是它們不適用于你；你是特例、常態分布的尾端。不過你必須知道這么做的代價：你可能會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被情境力量席卷。

 

 

 

 

 

抗拒有害影響的十步驟

 

 

在這趟旅程中我們見到許多邪惡的果實，如果認真思考滋養、孕育它們的社會心理學原則，就能運用這些原則的不同版本強化人們生命中的光明面，排除其黑暗面。由于有各種不同類型的影響力存在，因此有必要針對每種類型發展出對應的抵抗方式。與錯誤的不和諧之舉戰斗時，需要不同的手法才有辦法反抗用來對付我們的“順從--酬賞”策略。在應付會將我們去人性化或去個人化的人時，往往會出現勸服性的言論以及有力的傳播者，強迫我們采取不同的原則，但這些原則卻不是我們需要的。切斷群體思維的做法，和減輕強力游說我們加入者的影響方式也有所不同。

 

我已經為你們制作了一本詳盡的說明手冊，不過它的內容過于深入，專門，無法在這一章中交代清楚。于是我把它放在我為這本書開通的網站上，讓你們所有人都可以免費讀到，網址是：www．LuciferEffect．com。用網絡發表的方式，好處是可以讓你在閑暇時閱讀、做筆記、查閱手冊內容根據的參考資料，并且好好思考在哪些情況下你會把這些抵抗策略實踐在生活中。同時當你遇到一些狀況，發現有某個特殊社會影響力策略被用在你或你認識的人身上時，也可以把這本方便使用的手冊拿出來，找出下次當你遇到同樣事情時可以有什么樣的解決辦法，就可以站在比較有利的位置上來應付挑戰。

 

以下就是我用來抵抗有害社會影響力的十步驟方案，它們同時也可以促進個人的彈性以及公民的德行。它所采用的觀點穿透了各種影響力方案，并提供簡單，有效的模式來處理。抵抗力的關鍵在于以下三種能力的發展：自我覺察力(self-awareness)、情境敏感度(situational sensitivity)。街頭智慧(street smarts)，我簡稱為“三S力”。你將會看見，這三種能力對許多一般性的抵抗策略十分重要。

 

 

 

 

 

步驟一：“我犯錯了！”

 

 

讓我們從承認自己的錯誤開始，先跟自己認錯，然后跟其他人認錯，讓我們接受“人皆有過”這句名言。你曾經判斷失誤，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當你做出決定時，你有十足的理由，但是現在你知道自己錯了，請你說出這三個神奇的句子：“對不起”、“我為我的過錯道歉”、“請原諒我”。請跟自己說你會吸取教訓，從錯誤中成為一個更好的人。不要再將你的時間、金錢和資源浪費在錯誤的投資上，向前走吧。當你公開這樣做時，就不再需要去正當或合理化你的錯誤，繼續支持惡劣或是不道德的行動。坦承錯誤，會讓降低認知失調的動機變小，當現實上的抑制物出現時，不和諧就消失了。發現錯誤時請你“當機立斷”，別頑固地非要“堅持到底”不可，雖然有一時的損失，但往往能得到長遠的回報。

 

 

 

 

 

步驟二：“我會很警覺。”

 

 

在很多情況下，聰明人會做出蠢事，那是因為他們沒有察覺影響力的施為者在言語或行動上的關鍵特質，忽略了明顯的情境線索。就像是我們太常依賴自動飛行模式，依賴經常派上用場的老套臺詞，卻從沒有停下來好好評估它們是否適用于這場合、這時間。

 

讓我們遵從哈佛大學研究者艾倫·蘭格(Allen Langer)的忠告，我們必須改變我們平常漫不經心的態度，變得更加警覺，處在新情境中尤其如此。我們在熟悉的情境中時，即使舊習慣已經過時或變錯誤了，它們仍會繼續支配我們的行為，所以不要猶豫給自己的大腦一點警告。我們得時常提醒自己不要用自動飛行模式來生活，而是要始終活在當下，要對當前情境的意義有所反思。絕對不要用不在乎的心態涉足高尚、有道德敏感度人們畏懼的場合。如果能夠在警覺性之外再加入“批判性思考”到你的抵抗策略里，結果會更好。要求任何主張都有證據支持，任何意識形態都必須被充分闡述，如此你才能區分什么是實質，什么是花言巧語。試著判斷別人建議的手段是不是能正當化具有潛在傷害性的目的。

 

在做任何事情的當下，試著想象未來的后果會是什么樣的局面。拒絕用迅速簡單的辦法來解決復雜的個人或社會問題。從孩子們小時候起就鼓勵他們批判性思考，提醒他們注意欺騙人的電視廣告、帶有偏見的主張，以及接收到的扭曲觀念。幫助孩子們成為更聰明、更謹慎的知識消費者。

 

 

 

 

 

步驟三：“我會負責任。”

 

 

無論如何，為自己的決定和行動負責，可以讓行動者成為駕駛座上的行動者。當你允許其他人削弱、分散自己應負的責任時，就等同讓他們坐到后座去開車，不必負責任的駕駛自然會開著車子不顧一切往前沖。當我們擁有個人責任感，并且愿意為自己的行動負責任時，就會比較有能力對抗有害的社會影響力。當我們越意識到責任分散只是種掩飾，使我們看不清自己在執行可疑行動的共謀角色，就會越不容易盲目服從權威。當你越不接受責任被轉嫁、被分散到黑幫、兄弟會、工廠、部隊或企業成員之中時，就越能抗拒順從反社會團體的規則。記得，當你今天在做一件不對的事情時，想象一下你未來站在法庭上受審的情景，想象一下當你說著“我只是聽命行事”、“每個人都這么做”時，沒有人接受你辯解的景象。

 

 

 

 

 

步驟四：“我會堅持自己的獨特性。”

 

 

不要允許其他人將你去個人化，不要讓他們把你放人某個分類、某個盒子、某個自動販賣機里，不要讓他們把你變成一個客體、一樣東西。請堅持你的個體性，禮貌地告訴他們你的名字和憑證，大聲清楚地讓他們知道你。請堅持讓別人也這么做。在互動時與人做視線接觸(拿掉遮掩住視線的太陽鏡)，釋放關于自己的信息以強化你獨一無二的個性。當身處影響力作用的情境中，尋找你和占據支配地位之人的共通性，并借助這共通點來強化你們之間的相似性。匿名性和秘密會掩蓋惡行，并且削弱人與人間的聯結。匿名性和秘密會變成去人性化的溫床，正如我們所知，去人性化會為霸凌者，強暴犯、刑求者、恐怖分子以及暴君提供殺戳戰場。

 

試著做些事，改變讓人們感覺匿名的社會狀態。另一-方面則是支持讓人們覺得自己特別的做法，因為人們可以從中得到個人價值感而提升自我價值。絕不要對人或讓人對你產生負而的刻板印象，嘲笑別人的字眼、標簽或玩笑都具有破壞力。

 

 

 

 

 

步驟五：“我會尊敬公正的權威人二亡，反抗不義者。”

 

 

在每一個情境中，試著分辨哪些人是真正擁有專業、智慧、資深資歷或特殊地位并值得尊重的權威者，哪些人則是只會要求別人服從卻說不出像樣道理的不公正權威。許多披上權威外衣的人其實只是善于推銷自己的冒牌領袖、烏龍先知或是過分自信的人，這些人不該受到尊重，反而應該別聽他們的話，讓他們受到公開的批判性檢驗才對。

 

父母、老師和宗教領袖們應該更積極教育孩子們有足夠的能力做出批判性的區別。當一個人的權威立場具有充分理由時，孩子們應該要有禮聽話，但是當權威并不值得尊敬時，反抗他們才叫做聰明的好孩子。對付優先性立場不符合我們最佳利益卻自稱為權威的人，這樣做可以減少我們盲從的機會。

 

 

 

 

 

步驟六：“我希望被群體接受，但也珍視我的獨立性。”

 

 

比起《魔戒》(Lord of the Rings)中神秘的金色指環誘惑，渴望被社會群體接受的誘惑力量更為強大。這股渴望被接受的力量會讓一些人幾乎愿意做任何事，只求被接納，而為了避免被群體拒絕，甚至會做出更極端的行為。人確實是社會性動物，通常我們的社會聯結都對我們有好處，而且能幫助我們達成獨自-人辦不到的重要目標。然而有時候，我們也會遇到該服從群體的規則時，卻傷害了社會整體利益的情形。因此重要的是要能夠判斷什么時候該服從，什么時候該拒絕。我們每個人終究都只活在自己的心靈中，活在孤獨之中，所以必須樂意并且也隨時準備好主張自己的獨立性，而不應擔憂被社會拒絕。

 

這件事并不容易，尤其對于自我形象尚未穩固的年輕人以及自我形象建立在工作之上的成年人來說更是如此。成為“團隊一分子”的壓力壓迫他們為了團隊利益犧牲個人道德，而這樣的壓力幾乎難以抗拒。這時你需要的是退后一步尋求局外人的意見，尋找支持你的獨立性、增進你的價值的新群體。永遠都有其他不同的、更好的群體等待你加入。

 

 

 

 

 

步驟七：“我會對架構化信息維持警覺心。”

 

 

創造架構化信息的人不是藝術家，就是舌燦蓮花的騙子。架構化的議題往往比小心翼翼在界限內進行說服的言論更有影響力。而且有效的架構化信息可以只是一些聲音、影片段落，或是標語、代表圖案，看起來一點也不像是在傳達特定意識形態。我們在完全沒有意識到它們的情況下受到影響，架構化信息形塑我們對于它們推廣的觀念或議題的態度。我們渴望被架構為“稀有”的東西，即使那些東西實際上是滿坑滿谷。我們嫌惡被架構為具有潛在損失的東西，偏愛似乎能讓我們獲得好處的，甚至當正負結果預測為相同時也一樣。

 

我們全都不希望扮演輸家，希望自己永遠是贏家。語言學家喬治·拉科福(George Lakoff)清楚指出，重要的是去意識到架構化信息的力量并且維持警覺心，才能夠抵消它們在不知不覺中對于我們情緒、思想和投票行為的影響。

 

 

 

 

 

步驟八：“我會平衡我的時間觀。”

 

 

當我們讓自己受困于延伸的現在式時間中時，可能會被引導做出并不真正認同的行為。當我們不再感受到過去的承諾及對未來的責任時，就等同于對情境誘惑敞開自我，你將可能做出像小說《蠅王》中一樣的暴行。如果身邊的人變得殘酷嗜虐或失去控制，請你不要“隨波逐流”，你還可以仰賴一個超越現在取向的享樂主義或宿命論的時間觀。

 

你可能會對你的行動的未來結果先做個損益分析。你或許充分意識到一個囊括你個人價值和行為標準的過去時間框架。借助發展出乎衡的時間觀，你可以根據情境和手邊的任務將過去、現在或未來用于行動評估上，相較于過分依賴單一或某兩個時間框架的時間觀，你將可以取得比較有利的位置，做出更負責任、更為理智的回應。當過去與未來結合起采時，將能抑制現在的暴行，從而削弱情境的力量。

 

舉例而言，研究顯示，協助荷蘭猶太人逃避納粹追捕的正直非猶太人，他們并沒有跟他們的鄰居一樣找理由說服自己不要伸出援手。這些英雄們倚賴的是從過去生活中建立起來的道德結構，同時堅守住未來的時間觀，他知道自己將會從未來回顧這個可怕情境，而他們將被迫回答這樣的問題：當他們選擇是否臣服于恐懼和社會壓力時，是否做了正確的事。

 

 

 

 

 

步驟九：“我不會為了安全感的幻覺而犧牲個人或公民自由。”

 

 

對安全感的需求是人類行為有力的決定因素。當面對所謂安全威脅或是面對讓我們遠離危險的承諾時，我們可能會受到操弄而做出無法贊同的事。那些兜售、傳播影響力的人借著提出一份浮士德式的契約而取得支配我們的權力，契約內容是：只要你交出部分自由給當局，不管是個人還是公民自由，我們就會保證你毫發無傷。扮演撒旦角色的誘惑者會跟你說，只有當所有人都犧牲一點小小的權利或自由時，他的力量才有辦法拯救你。請拒絕這樁交易。絕對不要為了安全的許諾犧牲基本的個人自由，因為你的犧牲是真實而且立即生效，但他的許諾卻是個遙遠的幻覺。

 

這原則不僅適用于傳統的婚姻安排，也同樣適用于一個好公民考慮是否對國家利益盡到責任，如果領導人承諾的個人和國家安全是以全民的集體犧牲為代價，要求擱置法律、犧牲隱私權和自由時，請拒絕這樁交易。弗洛姆的經典名著《逃避自由》提醒我們，這是法西斯領袖采取的第一步，即便是在名義上的民主社會也一樣。

 

 

 

 

 

步驟十：“我會反對不公正的系統。”

 

 

個人往往會在系統的強大力量面前退卻，這些系統包括我們曾形容過的軍隊和監獄系統，以及幫派、教派、兄弟會、企業，有時甚至是功能出問題的家庭。但如果與其他有相似想法和決心的人一起合作，將個人的抵抗能力結合起來，就有可能造成一些改變。

 

本章的下一節將要談到一些改變系統的個人的故事，他們有的人自愿承擔風險，擔任“吹哨人”的角色，揭發他們之中成員的惡行，有的人則是積極做一些事來挑戰系統。

 

抵抗系統的作為可以是指身體的出走，離開一個所有信息，賞罰都受到控制的總體情境；可以是指挑戰群體思維的心態，記錄下所有惡行的證據；也可以是指取得其他權威人士、咨詢者、調查記者或自愿者的協助。系統擁有巨大的力量，它可以抗拒改變，甚至連正當的抨擊都無法搖撼。在系統中，要挑戰不公不義系統和大染缸的制造者，個人英雄精神的最佳做法就是號召其他人一起加入行動。系統會把個人的反對重新定義為妄想癥發作，兩個人的反對當作一對瘋子在發聲，不過當有三個人站在你這邊時，你們的想法就會變成值得考慮的一股力量。

 

關于面對有害影響力以及不合法舉動的勸服言論時，如何建立個人及群體的抵抗力和彈性，以上這十個步驟其實只是初級工具。我們前面提到。完整的建議以及有研究基礎的相關資料可上“路西法效應”網站查詢。分類名稱為“抵抗影響力守則”。

 

在出發前往這趟旅程的最后一站之前，我想補充一個最后的建議：不要鼓勵小奸小惡，例如欺騙、說謊、八卦、散布流言、說有種族或性別歧視意味的笑話、捉弄別人或恃強凌弱。這些小惡可能會是犯下更嚴重惡行的踏腳石。極惡的罪行都是從看似不起眼的小惡開始。記住，通往邪惡之路是條濕滑的陡坡，一旦走上去，就很容易繼續往下滑。

 

 

 

 

 

英雄行為的吊詭

 

 

一名女性挑戰一位比她年長的權威人物，迫使他承認必須為在自己監督下發生的惡行負起共犯責任。她的作為有所進展，最后制止了虐待行為，使得無辜犯人不再受到獄卒的凌虐．如果有許多人曾經親眼目睹囚犯的痛苦遭遇，而他們明知系統犯下了暴行卻不曾出面對抗，那么她的行動是否有資格稱為“英雄式”行動？

 

我們希望能在這里頌揚曾經做出英雄之舉的特殊人物。但在被奉上臺面的英雄之中，大部分的人卻堅持他們只是做了每個人在那情境下該做的事，并沒有什么了不起。他們拒絕把自己當成“英雄”。也許他們的反應跟所有人根深蒂固的觀念有關--英雄應該是超人或女超人，不是凡夫俗子所能企及，這么想不只是謙遜使然，而是跟我們對于“何謂英雄行為”的錯誤概念有關。

 

讓我們來看看人性最好的一面，以及平凡人是如何變成英雄。我們將檢視其他關于英雄舉動的概念和定義，并提出辦法來分類不同的英雄行徑，接著再說明無法被囊括進分類的例子，最后會針對惡的平庸性與英雄行為做個對照表。不過還是先讓我們回到這位開啟本節討論主題、同時中止了斯坦福實驗的英雄及其事跡。

 

讓我們回想一下(第八章)，當時的克里斯蒂娜·馬斯拉什是從斯坦福心理系畢業的新科博士，而我和她之前就在交往了。當她看見一整排頭上罩著袋子的囚犯們被押往廁所，獄卒們則大吼大叫地對他們發號施令，而我卻對他們所受的苦顯然漠不關心時，她克制不住爆發了。

 

她后來說明了她當時的感受，而她對于自己行動的詮釋，則讓我們更加了解英雄行為的復雜現象。

 

我對他(津巴多)大發雷霆(我一向是相當自持的人)，我又怒又怕地流下了眼淚，說了類似“你對這些孩子們所做的事太可怕了！”的話。

 

身為斯坦福監獄實驗的“終結者”，我這個角色會說出什么重要的故事呢？我想我會想要強調幾個重點。首先讓我說說哪些故事不是真的。相對于美國標準(也是陳腐的)迷思，斯坦福監獄實驗不是個人獨自對抗多數的故事，而是關于多數的故事--和監獄研究有接觸的每個人(包括實驗參與者、研究者、觀察者、顧問及家人和朋友們)如何完全陷入這研究的故事。這個故事主要敘述的是這股情境力量如何壓倒人的人格和善念。

 

那么，為什么我的反應特別不同？我想在兩樣事實中可以找到答案：我是后期才進入那情境當中的“局外人”。跟其他人都不同的是，我在這個研究中從來就不持贊成意見。跟其他人都不同的是，我在監獄中沒有一個社會定義的角色。跟其他人都不同的是，我沒有每天都待在那里，隨著情境改變以及虐待氣氛升高而漸漸深陷。所以我在周末時進入的情境和其他人進入的情境并不真的是“同一個”情境--我并不了解他們先前共同經驗的事情和地方、共有的觀點。對他們而言，那個情境仍被認為在正常范圍內，但對我來說，那里根本是個瘋人院。

 

作為一個局外人，我也沒辦法選擇不服從特定的社會規則，所以我采取很不一樣的抗議形式--直接挑戰情境本身。從某些人的角度來看，這個挑戰是英雄式的舉動，但是在那時候，我并不覺得這樣做有什么特別。相反的，成為一個越軌的人并且同時要懷疑自己對情境和人們的判斷，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夠格當個社會學心理學研究者，這實在是非常可怕而且孤獨的經驗。

 

克里斯蒂娜接著提出了一個資格性問題。一個有資格被稱為“英雄行為”的個人反叛，它的目的必須是嘗試改變系統，糾正不公正的行為、改正錯誤：

 

我私底下必須考慮的問題還有一個：如果菲利普不接受我的堅決反對還是決定繼續實驗，我該怎么做？我該找地位更高的人，像是系主任、院長或人體受試者研究委員會申訴？我該當告密的人嗎？我無法確定自己會這么做，也很高興最后我不必面對這抉擇。不過回顧整件事，我必須這樣做才能把我的價值觀轉化為有意義的行動。當有人抱怨某件事不正義，而這些抱怨最后只造成表面上的改變，情境本身卻還是原封不動時，抗議和不服從就沒有什么意義了。

 

她詳細說明了我們在米爾格倫研究中曾討論的一個論點，當時我們主張口頭抗議只不過是“老師”的自我療傷藥，好讓他對自己正在對“學生”做的事感覺好過點。挑戰權威時，必要做到行為上拒絕服從。然而在米爾格倫實驗中，我們只看到教師加害者們在離開令人痛苦的情境時，個個顯得沉默而退縮，除此之外，他們沒有做出任何更明顯的違抗舉動來試圖改變什么。針對扮演英雄的少數人在反對權威人物后到底該做什么，克里斯蒂娜做出一個空前有力的回應：

 

在經典的原始米爾格倫研究中，有三分之一的實驗參與者違反指令并拒絕完成實驗，而這件事到底有何意義？假設這不是一個實驗，假設米爾格倫跟他們說的“幌子故事”是真的，也就是有一些研究者正在研究懲罰對于學習和記憶力的影響，他們將舉辦多場實驗，測試1000名實驗參與者，參與者必須回答關于明智的懲罰所具有的教育價值的實際問題。如果不服從研究者指令，拒絕完成研究，你拿到了酬勞，不吭一聲一走了之，那你的英雄式舉動還是沒辦法阻止接下來999人遭受同樣的痛苦。如果你沒有做下一步動作，去挑戰整個結構和研究的預設，那就只會是一個獨立事件，不會產生任何社會沖擊。個人的拒絕服從必須要能夠轉化成為系統性的違抗，迫使情境或是施為者做出一些改變才行，不能只安于改變某些操作性條件。邪惡情境太容易吸收異議者，甚至英雄反抗人物的善意了，他們只要頒個獎章鼓勵他們的作為，再發張證書當甜頭，自然就可以讓他們保持沉默，不再公開表示意見。

 

 

 

 

 

什么舉動是英雄式行為，什么樣的人是英雄？

 

 

當一個人做了一件有資格稱為英雄之舉(根據我們即將說明的標準)的行動，卻沒有被認為是“英雄”，那是怎么一回事？再進一步問，在什么樣的情況下，他或她的行為不但不會被視為英勇，而且還被認為是懦弱的表現？

 

克里斯蒂娜的舉動產生的正面結果是中止了某個逐漸失控的情境，這情境造成的傷害越演越烈已經偏離了初衷。她不認為自己是英雄，因為她只是表達個人的感受和信念，而這些情緒與信念的表達又(被我這位主要調查者)轉變成她想要的結果。她不需要當“吹哨人”去跟更高層的權威人士告狀以要求他們介入，停止這場脫軌的實驗。

 

我們將她的情況和研究中的兩個潛在英雄--克萊416和“中士”相比較，克萊416和“中士”都曾公然反抗獄卒的權威，并因此吃了不少苦頭。克萊的絕食抗議以及拒絕吞下壞掉的香腸，徹底挑戰了囚犯的支配，原本應該能夠號召獄友們站起來捍衛他們的權利才對。事實卻不然。雖然受到獄卒“約翰·韋恩”騷擾，“中士”還是拒絕公開對一位囚犯罵臟話，他的行為原本應該要被他的獄友們視為英雄式反抗，并且號召他們拒絕對這樣的虐待行為讓步才對。事實卻不然。為何不？

 

在這兩個案例中，他們都是單獨行動，并未和其他犯人們分享他們的價值觀和善念，也沒有要求他們支持和認同這項舉動。因此獄卒們可以輕易地為他們貼上“麻煩制造者”的標簽，污蔑他們，使他們成為造成其他囚犯權益被剝奪的罪魁禍首。他們的行為本來應該要被視為英雄之舉，但因為他們沒有把其他異議者帶出來一起改變整個虐待行為的系統，所以沒被當成英雄。

 

他們的例子也提出了關于英雄之舉的另一面向。英雄式行為和英雄地位都是社會賦予的。行動者以外的某個人將這份榮耀賦予這個人和他的所作所為。某個行為之所以被視為英雄式舉動而做出這行為的人被視為英雄，表示這行為的重要性及其產生的有意義結果必然符合社會共識。等等！話別說太快！一個謀殺無辜猶太平民的巴勒斯坦自殺炸彈客在巴勒斯坦會被視為英雄，但是在以色列卻會被人當成惡魔。同樣地，壓迫者可能被當成是英勇的自由斗士，也可能被當成懦弱的恐怖主義代理人，要視賦予他們地位的人是誰而定。

 

這意味著，英雄式行為的定義始終受到文化和時間的限制。直到今日，木偶師仍在土耳其偏遠鄉村的孩童面前演出亞歷山大大帝的傳奇故事。亞歷山大曾在那些鄉鎮設置司令部，他的士兵們則和村里人通婚。對他們來說，亞歷山大大帝是個偉大的英雄，但是對遭到他無情鐵蹄所征服的鄉鎮而言，即便在他過世數千年后，亞歷山大仍被描繪為最可惡的惡棍。

 

除此之外，一個英雄的作為要成為任何文化的歷史，必須先被讀書識字的人，以及有權力寫歷史的人記錄、保存下來，或是透過口傳傳統代代相傳。窮人、土著、被殖民者或是文盲的人們因為無法為他們的行為留下記錄，因此他們的英雄人物往往鮮為人知。

 

 

 

 

 

定義英雄人物和英雄式行為

 

 

行為科學領域從不曾針對英雄式行為做過系統性調查。文學、藝術、神話和電影中對于英雄和英雄式行為的探討似乎最完整和充分。許多不同資料來源都記錄下人類存在的黑暗面：殺人和自殺、犯罪率、監獄人口、貧窮水準以及既定人口數中的精神分裂癥基本率。正面人類活動的相同量化資料則不那么容易取得。我們并沒有逐年記錄一個社群中的人做了多少慈善、仁愛或是同情心的活動。我們只有偶爾會聽到某個英雄式行為。由于這些正面人類活動的基本率顯然相當低，導致我們相信英雄式行為很少見，而英雄人物則十分與眾不同。

 

然而，正向心理學運動的新研究和經驗嚴格性，又再度引發研究強調人性光明面的重要性。由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及其同僚為先鋒的正向心理學運動，開創了強調正向人性的典范，縮小了心理學長期以來以負面人性為焦點的傾向。

 

目前英雄式行為被接受的概念主要都在強調其身體上的風險，并未充分討論這類行為的其他內涵，例如目的崇高性，以及個人犧牲的非暴力行為。從正向心理學者對人類美德的分析中，可歸納出一組包含六個主要類別的美德行為，幾乎可以得到跨文化的普遍認同。這六個類別包括：智慧、勇氣、人道、正義、節制、超越。在這六個類別中，勇氣、正義和超越都是英雄式行為的核心特質。超越指的是超出自我限制的信念與行動。

 

英雄式行為主要的焦點是人性的善良面。我們關心的是英雄故事，因為它們是強而有力的提醒，提醒人們有能力對抗邪惡勢力，提醒人們不要對誘惑讓步，提醒人們超越自己的平庸性，提醒人們注意行動的呼吁，并且在其他人怯于行動時踏出第一步。

 

許多現代字典中將英雄式行為描寫為“英勇”和“勇敢”，而這些詞又接著被形容為“勇氣”，而勇氣的解釋又讓我們再次回到“英雄式的”形容。然而較早的字典卻努力要打破這概念，并且將描寫英雄式行為的字眼區分得更細膩。例如1913年版的《韋氏辭典》就將英雄式行為和勇氣、勇敢、堅毅、無畏、英勇和勇猛聯結起來。

 

 

 

 

 

軍事英雄

 

 

歷史上大多數英雄作為的例子，強調的都是有勇氣的行為，指的是表現出勇敢、英勇以及冒著受重傷或死亡的風險。根據心理學家艾麗斯·伊格麗(Alice Eagly)和塞爾溫·貝克爾(Selwyn Becket)的看法，勇氣以及目的崇高性的結合，較有可能讓一個人被視為英雄而不僅是勇士。但是在英雄式行為的崇高性經常以沉默、難以捉摸的姿態出現。一般來說，冒著生命或身體損傷的危險或是冒著個人犧牲的風險就引人注目多子。從古代史詩到現代的新聞報道寫作，戰爭英雄的英雄典范一直長盛不衰。

 

特洛伊戰爭的希臘軍隊指揮阿喀琉斯就經常被舉為戰爭英雄的典型。阿喀琉斯的戰爭功績是建立在他對軍規的篤行上，而軍規又將他的行動定義為英勇。然而盡管他的行為是英雄式，但是他的壓倒性動機只是為了追求榮耀與名聲，追求世人記憶中的不朽。

 

歷史學者露西·休斯一哈利特(Lucy Hughes-Hallett)曾主張：“一個英雄應該犧牲自己讓其他人活下來，這樣一來，他就能在其他人記憶中永遠長存……。阿喀琉斯會獻上一切，包括生命，以顯示他的獨一無二，賦予生命意義，逃離被遺忘的命運。”以個人肉體存在為賭注交換世世代代的追念，這欲望似乎已是另一個時代的遺俗了，然而當我們評價現代的英雄行為時，這想法仍然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關于英雄的歷史觀點也指出英雄人物有某些天生特質。休斯一哈利特寫道，“亞里士多德曾寫到，有些人天生就超凡脫俗、氣宇非凡，由于他們與眾不同的天賦才能，因此自然而然就能超出凡人的思維或是體能上的限制：‘沒有任何律則足以說明這群非凡之人，他們本身就是律則。’”亞里士多德式概念的英雄式行為定義是，“是一種偉大精神的表達，和勇氣及正直相關，鄙棄非英雄人物的絕大多數人賴以維生之鉗制性妥協、--是廣受認可的崇高美德……(英雄人物)有能力達成豐功偉業--打敗一支軍隊、拯救一個民族、保存一個政治體制、完成一趟旅程--而且沒有其他任何人能辦到。”(強調部分由我加上)

 

 

 

 

 

平民英雄

 

 

如果阿喀琉斯是戰爭英雄的原型，那么平民英雄蘇格拉底則和他一樣偉大。他的教誨對于雅典當權者如此具有威脅性，以至于他成了政府譴責的目標，最后因拒絕放棄他的觀點而受到審判并被處以死刑。如果比較阿喀琉斯的軍人英雄和蘇格拉底的平民英雄，我們就可以清楚看到，英雄式行為通常是為了服務其他人或是為了捍衛社會的基本道德原則，而英雄通常在建設性和毀滅性力量的拉鋸核心登場。休斯一哈利特指出：“死亡的鴻毛逐漸豐滿了機會之翼。”她提出一個看法：英雄將自己暴露于生命危險下以追求永生。阿喀琉斯和蘇格拉底之死成為英雄精神的強有力示范，均是因為他們為了獻身于他們選擇的異于主流的行為規范。

 

蘇格拉底選擇為了自己的理想而死，這是民間英雄力量的基準，將受到永恒緬懷。我們都曾聽說蘇格拉底在聆聽宣判時，曾召喚阿喀琉斯的形象以捍衛自己的決心，寧死不屈從于欲壓制他反對體制聲音的專橫律法。

 

平民百姓從事英雄式舉動時，必須冒的身體風險不同于軍人和第一線救護人員，因為職業人士受到職責和行為準則束縛，也因為他們受過訓練。若考慮責無旁貸或是非職責所需的身體風險，英雄作為的標準也有所不同，不過兩者對于承諾形式和潛在犧牲行動的要求則十分類似。

 

 

 

 

 

“身體風險式英雄”與“社會風險式英雄”

 

 

一個心理學家提供的定義指出，身體風險是定義英雄人物的特質之一。對貝克爾和伊格麗而言，英雄是“選擇為某個人或更多人冒險的人，盡管他們的行動可能帶來死亡或是嚴重的身體傷害”。他們也承認構成英雄行為的動機，例如受到原則驅使的英雄之舉，但并未詳細說明。令人好奇的是，心理學家們會推動如此狹隘的英雄式行為模范，卻排除其他或許有資格稱為英雄行徑的個人冒險形式，例如冒著失業、被監禁或是喪失地位的風險等。

 

塞利格曼及其同僚也將英雄式行為的概念粗分為包括“勇氣”，“正義”和“超越”等幾個觀點，這是他們美德和力量分類系統中的一部分。舉例而言，“勇氣”的美德乃是建立在四個品格力上：誠實性、勇敢(大抵類似于無畏)、不屈不撓(類似堅毅)以及熱情。“正義”被視為另一種德行，底下包含了公正、領導能力和合群等品格力。在實踐上，為達到崇高目的概念或理想的通常最終都是正義，例如廢除奴隸制度。最后，“超越”也是涉及英雄式行為的德行，超越是強迫個人與更大宇宙聯結的一股力量，并能賦予我們的行動和存在意義。盡管英雄式行為的文學作品中并未清楚表達超越性，或許可將之與1913年版《韋氏辭典》關于英雄作為中的堅毅性概念相連。超越性可以允許從事英雄式行為的個人與其行為所產生的負面后果分離開來，無論后果是事先預料到或是事后才察覺。為了成為英雄人物，一個人必須能超越英雄之舉必然帶來的立即風險與危害，做法或許是改造風險的性質，或許是將風險與“更高秩序的”價值關聯以改變風險的意義。

 

 

 

 

 

英雄式行為的新分類

 

 

受到與斯坦福監獄實驗相關的英雄式行為的思考啟發，我開始就這引人入勝的議題與我的心理學同事澤諾·佛朗哥對話，以便對這主題有更完整的探討。我先是擴大了英雄式風險的概念，接著提出一個關于英雄式行為的強化定義，最后才產生一個新的英雄作為分類法。“風險”或“犧牲”顯然不該只限于對身體完整性或死亡的立即威脅。英雄作為的風險可能是指任何對于生活品質的嚴重威脅。舉例而言，英雄式行為可以包括面對健康的長期威脅或是嚴重的財務損失：失去社會或經濟地位，或是被放逐。由于這樣做大幅放寬了英雄作為的定義，因此我們有必要排除某些英雄式行為的形式，這些行為事實上可能不屬于真英雄而是“偽英雄”。

 

并不是所有異議分子、戰士或圣人都是英雄。英雄必須同時體現出深思熟慮的崇高理想以及潛在的犧牲。有時候個人被賦予并非他們的行動所應得的英雄地位，因為這樣做可以滿足某個機構或是政府的目的，這些“偽英雄”是由強有力的系統力量操控的媒體創造出的產物。

 

英雄從事的英雄事跡會通過許多不同方式得到補償，若他們在行動當下曾經預期得到這些附加收獲，他們就必然沒有資格成為英雄。如果附加收獲是在行動后逐漸累積起來，并不在事前預期之中，也不是推動行動的動力，它們就仍然是英雄式行動。這里的重點是，英雄之舉是以社會為中心，而非自我為中心。

 

英雄式作為應該被定義為擁有以下四種關鍵特質：第一，必須出于自愿;第二，必須涉及冒險或如生命威脅之類的潛在犧牲、對于身體健全性的立即威脅，或是對健康的長期危害、可能造成個人生活品質嚴重下降;第三，必須服務于某個或某些他人，或是服務一整個社群；第四，行動當下必須不預期有附帶性或外在性的收獲。

 

為了某個崇高理念而獻身的英雄式行為通常不像冒著身體風險的英雄之舉一樣戲劇化。然而身體風險性的英雄作為經常是瞬間決定的結果，是片刻間的行動。此外，身體風險性英雄作為通常都涉及重傷或死亡的可能性，但并不確定。一般而言，從事這項行動的個人不久后就會離開該情境。但另一方面，可能會有人主張某些形式的平民英雄作為比冒著身體風險的英雄作為還要更偉大。例如曼德拉、馬丁·路德·金及史懷哲均志愿將自己的壯年時期投身于日復一日的民間活動中，他們的作為即可稱為英雄。就此意義而言，與身體風險性的英雄作為相關的風險應稱為危險較恰當，而平民式的英雄作為所冒的風險則應稱為犧牲。

 

犧牲所帶來的代價不受時間限制。一般來說，平民英雄較有機會仔細回顧他們的行動，衡量斟酌他們所做決定的后果。他們每個人原本都可能選擇放棄捍衛自己的主張，因為行動的代價已經不勝負擔，卻沒有這么做。他們每一位都冒著降低生活質量標準的風險。他們的行動會帶來嚴重后果：被捕，監禁、刑求，讓家人生活于危險中，甚至被暗殺。

 

我們可以說，當面對危險時堅持最高的平民理念乃是英雄作為的概念核心。為從事英雄式行為所遇到的危險冒身體風險，僅是面對威脅的一種方式。平民英雄的作為提醒我們，英雄式行為“是蔑視危險，而不是無知或不知輕重，它是出于對某個偉大目標的崇高奉獻(強調部分由我加上)，是對自己能以為目標奉獻的精神面對危險的自信。”危險可能是立即的生命危險，也可能是潛伏性的。讓我們思考一下曼德拉因反對種族隔離暴政而開啟他長達27年的牢獄生涯時發表的聲明：

 

終其一生，我獻身為非洲人民而奮斗。我曾經對抗過白人統治，也曾經對抗過黑人統治。我珍惜民主和自由社會的理想，所有人能和平共處，擁有均等的機會。這是我愿意去活出的理想，愿意去實現的理想。但如果有必要，我也隨時準備好為此理想而獻身。

 

以這個更彈性的英雄式行為定義為基礎，佛朗哥和我倆人制作了一個暫行的分類表，表中共包含了12種英雄式行為的子類，其中兩個子類乃以軍事、身體風險性的英雄類型區別之，剩下10個子類則以平民，社會風險性的英雄類型區別。此外，這個分類表也指出了這12種英雄類型的特征差別，以及他們所遭遇到的風險形式，并從歷史及當代資料中找到的一些例子。

 

我們是從推理過程以及回顧文學作品中演繹發展出這個分類表。它既不是以經驗為基礎，也沒有經過經驗確認，只是個暫行的模型，我們愿意接受來自新研究發現或讀者們的認證與補充而修正。我們提供的這些子類、定義、風險形式以及例子，很明顯都受到文化和時間限制。它們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歐美、中產階級、成人、后現代觀點。其他觀點的加入勢必能擴充及豐富這個分類表。

 

 

 

 

 

英雄式行為分類表

 

 

類別 軍事英雄式行為：英勇、勇敢、勇猛

 

次類別 1、軍事及其他職責所在之身體風險性英雄

 

定義 個人因從事軍職或其他緊急狀況之職業，而需要一再出入高風險情境中：必須有超出職責所需的作為才符合英雄式作為條件

 

風險/犧牲 ·重傷·死亡

 

范例人物 阿喀琉斯美國最高榮譽勛章受獎者休·湯普森 海軍上將詹姆斯·斯托克代爾

 

 

 

類別 平民英雄式行為

 

次類別 2、平民英雄：非責無旁貸之身體風險性英雄

 

定義 明知將冒生命危險之情況下仍試圖拯救他人免于身體傷害或死亡之平民

 

風險/犧牲 ·重傷·死亡

 

范例人物 獲卡內基英雄基金會授獎之英雄人物

 

 

 

類別 社會英雄式行為：堅毅、勇氣、無畏

 

次類別 3、宗教人物

 

定義 終身奉獻于體現最高原則之宗教性服務，或開辟宗教/精神上之新境界。通常具有導師地位，或稱為助人活動之公共典范

 

風險/犧牲 ·以禁欲苦行方式犧牲自我·顛覆宗教正統

 

范例人物 佛陀 穆罕默德 圣方濟各 特里薩修女

 

 

 

次類別 4、政治或宗教人物

 

定義 轉而從事政治事業以推動更大規模變革的宗教領袖，或是擁有推動政治實踐之深刻精神信念體系的政治人物

 

風險/犧牲 ·暗殺·受監禁

 

范例人物 甘地 馬丁·路德·金 曼德拉

 

 

 

次類別 5、異議人士

 

定義 明知(有時候是經深思熟慮)危險而不顧生命安危致力于實踐某個目標的政治或宗教人物

 

風險/犧牲 ·為致力于某一目標或理想而犧牲生命或幾近喪命

 

范例人物 耶穌 蘇格拉底 圣女貞德 荷西·馬蒂

 

 

 

次類別 6、政治或軍事領袖

 

定義 通常為領導一個國家或人群渡過艱苦時期的人物，致力于統一國家、提出共同愿景，并可體現出族群之存續不可或缺之特質。

 

風險/犧牲 ·暗殺 ·落選 ·受抹黑 受監禁

 

范例人物 林肯 羅伯特·愛德華 李將軍 羅斯福總統 英國前首相丘吉爾

 

 

 

次類別 7、冒險者/探險家/發現者

 

定義 地理上未知世界的探索者、運用創新、未被證實為可行的交通方式的人

 

風險/犧牲 ·身體健康 ·重傷 ·死亡 ·機會成本（旅途全程）

 

范例人物 奧德賽 亞歷山大大帝 阿梅莉亞·埃爾哈特 尤里·加加林

 

 

 

類別 社會英雄式行為：堅毅、勇氣、無畏

 

次類別 8、科學（發現）英雄

 

定義 科學上未知世界的探索者，運用創新、未被證實為可行的研究方法的人，對人類具價值之新科學信息的發現者

 

風險/犧牲 ·如法說服他人研究發現的重要性 ·受到職業上的排斥或放逐 ·遭受財務損失

 

范例人物 伽利略 愛迪生 居里夫人 愛因斯坦

 

 

 

次類別 9、救人于危難的行善者

 

定義 助人于危難者，涉及強烈抑制利他行為發生的情境，不見得有立即的身體風險

 

風險/犧牲 ·受到權威人士的懲罰性制裁 ·被捕 ·受刑求 ·死亡 ·機會成本 ·被放逐

 

范例人物 納粹猶太人大屠殺中的援救者 哈麗雅特·塔布曼 史懷哲 理查德·克拉克 伊雷妮·桑德勒

 

 

 

次類別 10、生命斗士/受迫害者

 

定義 克服殘障或逆境之個人，無論環境與條件如何仍獲得成功，并未他人提供了示范榜樣

 

風險/犧牲 ·失敗 ·被拒絕 ·受蔑視 ·受嫉妒

 

范例人物 霍拉修·阿爾杰 海倫·凱勒 埃莉諾·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 羅莎·帕克斯

 

 

 

次類別 11、科層體制中的英雄

 

定義 任職于內部機構間或機構內出現紛爭的大型組織：在強烈壓力下仍堅守原則

 

風險/犧牲 ·危及細心經營的職業生涯 ·職業上受到的排斥或放逐 ·遭受財務損失 ·失去社會地位 ·失去信用 ·遭到危及身體安全的報復 路易·巴斯德

 

 

 

次類別 12、糾舉內部不法者

 

定義 意識到組織內之非法或不道德作為之個人，在不預期得到酬賞的心態下將這些作為報道出來

 

風險/犧牲 ·危及細心經營的職業生涯 ·職業上受到的排斥或放逐 ·遭受財務損失 ·失去社會地位 ·失去信用 ·遭到危及身體安全的報復 羅恩·賴德諾爾

 

范例人物 戴比·萊頓 克里斯蒂娜·馬斯拉什 喬·達比

 

 

 

 

 

英雄榜點名

 

 

為了更具體說明英雄式行為的概念，并說明不同形式的英雄作為，我將點名幾位特別令人感興趣或是我個人熟識的英雄人物，在這里概略介紹他們的故事。我曾主張是時勢造英雄，因此可以用幾個主要情境標志將其中一些英雄人物分在同一類，例如種族隔離政策以及瓊斯鎮的大規模自殺／謀殺事件。

 

 

 

 

 

種族隔離英雄

 

 

在推動自由和人性尊嚴的前鋒部隊中有一群特殊的英雄，他們自愿終身對抗系統性壓迫。甘地和曼德拉各自走上一條英雄式道路．朝向拆除種族隔離系統的理想終點邁進。1919年，甘地開始他對英國殖民印度的消極抗爭。他因此入獄兩年。此后的20年中，甘地持續為印度解放而奮斗，為印度階級社會內每個人能享有平等待遇而奮斗，也為宗教的包容性而奮斗。第二次世界大戰耽擱了印度民族自覺運動的腳步，但印度終于在1948年自大不列顛帝國手中獨立。甘地在印度獨立后不久就遭到暗殺，但他以非暴力抗爭手段對抗壓迫而成為世人的典范。

 

1948年，南非正式實施了合法的種族隔離制度，從此后直到1994年廢除為止，南非的黑人成為被奴役的一群。1962年，曼德拉因煽動罷工和示威抗議集會以及其他罪名遭審判。接下來27年中，他一直被囚禁于惡名昭彰的羅本島監獄(Robben lsland Prison)中。坐牢期間曼德拉和追隨他的政治犯們利用監獄系統創造出一個真實且具有象征意義的抵抗情境，激起南非人民和全世界要求結束種族隔離制度的聲浪與行動。他轉變了好幾代囚犯們自我產生的認同，帶領他們了解到他們是政治犯，可以有尊嚴地以行動來支持一個正義的目標。在過程中，他也幫助改變了許多獄卒的態度和信念，同時挑戰了整個監獄系統。

 

 

 

 

 

越戰英雄

 

 

在極端受迫下，詹姆斯·斯托克代爾(James Stockdale)和休·湯普森(Hugh Thompson)的行動呈現兩種截然不同的軍事英雄類型。斯托克代爾是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同事(我的心智控制課程的客座講師)，他在2005年以八十一歲高齡過世，同時被晉升為海軍二級上將。在許多人心目中，斯托克代爾無疑是20世紀的軍事英雄典范，他曾反復承受極端殘酷的刑求拷問長達七年之久，卻沒有對俘虜他的越南人絲毫讓步。他生存下來的關鍵原因是依賴他早年受到的哲學訓練，在戰俘的歲月中，始終謹記斯多葛主義哲學家的教誨。斯托克代爾的思想使得他得以哲學式地將自身從他無法控制的刑求和痛苦中抽離，專注于思考在周遭環境中所能控制的事物。他為自己以及和他一起囚禁的人創造出以自我意志為出發點的行為規范。一個人的意志必須不被敵人打倒，才能在極度創傷的狀況中生存，這正是數千年前伊壁鳩魯被羅馬統治者刑求時親身示范的教誨。

 

休·湯普森曾在一場逼近死亡的戰役中表現出無與倫比的勇氣，因而成為杰出的英雄人物，而他要對抗的竟然是自己的士兵！美國軍事史上最慘絕人寰的事件之一莫過于1968年3月16日越戰的美萊村大屠殺。估計約504名越南村民遭到美軍和查理連長官歐內斯特·梅迪納上尉、小威廉·卡利中尉的圍捕及屠殺。為了報復因埋伏和地雷造成的美軍死傷，威廉·卡利下令摧毀在代號中被稱為“粉紅村”的村莊，該村被懷疑窩藏越共。但因為沒有找到任何越共蹤影，因此美軍把所有村民集中起來，再以機關槍掃射至死(有些人被他們活活燒死、強暴，甚至剝去頭皮)，連老弱婦孺和嬰兒都不放過。

 

當大屠殺正展開時，一架由休·湯普森準尉駕駛的直升機正好為了掩護任務而在村子上空，他目睹地面上發生的暴行，于是降落下來救了一群還活著的越南村民。當湯普森和他的兩名機組員發出煙霧信號彈后回到直升機時，還看見梅迪納上尉和其他美軍一邊跑過來一邊向傷者開槍。湯普森駕駛他的直升機飛回到美萊村時，美軍正準備炸毀一間里頭塞滿受傷越南人的茅屋，于是他下令停止屠殺行為，并且威脅如有任何士兵或軍官違抗他的命令，直升機的重機關槍就會向他們開火。

 

盡管兩位尉官的軍階都比湯普森還高，但軍階并沒有阻止他伸張自己的道德感。當他下令將土坑里的越南人抬出來時，一位中尉反對，表示他們可能會引爆手榴彈，湯普森回答他：“我會做得比他們還過火。叫你的士兵不要輕舉妄動。我的槍口正對著你們。”他接著又命令另外兩架直升機飛來將十一位受傷的越南平民撤離就醫。而他的直升機則回頭救起一個還攀在死去母親身上的小嬰兒。一直到湯普森向他的上級報告這場大屠殺后，他們才得到停火命令。

 

由于湯普森戲劇性地介入，以及這事件所受到的媒體矚目，他后來在軍中成了不受歡迎的人物，為了懲罰他，他一再被要求出最危險的飛行任務。他的飛機曾五次被擊落，他曾摔斷脊骨，并且長期承受這場夢魘般經驗帶來的心靈創傷。而美國軍方花了30年的時間才愿意承認他和他的機組伙伴--格倫·安德烈奧塔(Glenn　Andreotta)和勞倫斯·科爾伯恩(Lawrence　Colburn)的英雄事跡，而頒給他們國軍英雄勛章，這是軍方對于未直接參與對敵作戰軍人的最高榮譽。休·湯普森于2006年1月辭世。(詭異的是，卡利中尉則在某些地方受到英雄般的待遇，甚至有首向他致敬的歌曲曾登上1991年美國流行金曲排行榜前40名。)

 

 

 

 

 

戰火中的“吹哨人”

 

 

這是較不戲劇化的英雄式行為，涉及的是個人迫使系統正視其不愿面對的事實：自己的高級官員和其他軍人對平民施虐。我這里要說的是喬·達比的英雄事跡，一位勇敢揭發阿布格萊布虐囚事件的后備役憲兵。

 

對于憲兵及情治人員在阿布格萊布屏護區1A層級牢房中犯下的大量虐待情事，我們都已經知之甚詳。當酷刑、羞辱動作和暴力行為的戲劇性照片迫使軍事指揮官再也無法視而不見時，令人憤慨的可恥行為終于迅速中止了。阻止這些恐怖事情繼續發生的，卻是一個再平凡不過的年輕人做出的非凡之舉。根據我在軍方的聯絡人的說法，喬·達比的確發揮了巨大的個人毅力才能做出這樣的舉動，因為他只是一個低階的后備役軍士，卻迫使他的上級長官注意到自己轄下所發生的恐怖暴行。

 

當達比第一次看見他的弟兄查理·格拉納給他的光碟片上的照片時，他覺得那些照片有趣極了。“對我來說，第一次看到脫光光的伊拉克人疊成的金字塔，還蠻好笑的……那些照片實在很新奇，所以我笑出來了。”在最近一次訪談中他這樣回憶到。但是當他看到越來越多照片時(明顯有性羞辱意味的照片，還有展示毆打痕跡的照片)，他開始覺得不一樣了。“好像有什么東西不對勁，我無法停止想這件事。大概三天后，我決定向上級檢舉這些照片。”這對達比來說是個困難的決定，因為他非常清楚自己面對的道德沖突，“你必須了解，我不是會出賣別人的人……但是這件事超出我的界限。我必須做出選擇，是要做一件在道德上對的事，還是要對其他士兵維持忠誠。兩者不可能兼顧。”

 

除非他可以用匿名身份檢舉，否則達比還是擔憂會受到同袍報復。于是達比復制了一份照片光碟，用打字方式寫了一封匿名信，然后把所有東西放進一個黃色信封袋里交給一位犯罪查緝處的干員，只說是在辦公室里撿到的。不久后，特殊干員泰勒·皮朗(Tyler Pieron)找到達比質問他，并讓他承認，“我就是把東西放在那里的人”。接著他提出一份宣示證詞。達比的身份一直維持匿名，直到2004年國防部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在一場有關虐囚事件的國會聽證會上意外“說漏嘴”，泄露了他的身份，當時達比正在餐廳里和好幾百名軍人一起吃晚飯。他迅速被帶離現場，并且在接下來好幾年都被藏在軍方的保護拘留所里。“但是我一點也不后悔。我在檢舉這些照片前對自己所做的決定感到心安理得。我知道如果被發現是我的話，我一定會被討厭。”

 

照片揭露導致政府開始調查阿布格萊布監獄及其他收容被拘留者之軍事設施內的虐行。達比的行動阻止了許多虐待和刑求事件繼續發生，井使得阿布格萊布監獄的管理方式產生重大改變。

 

我協助讓達比在2004年接受美國心理學學會之會長獎表揚，但他無法親自出席領獎。由于他本人以及他的妻子、母親接到許多的報復恐嚇，幾乎有三年的時間都必須待在軍方的保護拘留所內。達比在2005年獲頒肯尼迪勇氣人物獎，直到那時，他的英雄作為才終于獲得全國肯定。肯尼迪圖書館基金會董事長卡羅琳·肯尼迪(Caroline Kennedy)在頒獎時曾說道，“愿意冒個人風險增進國家利益并維護美國民主價值的人，該受到政府各部門的肯定與鼓勵。美國感激陸軍軍士喬·達比所做的一切，他維護了我們奉為立國根本的法治精神。”

 

 

 

 

 

瓊斯鎮英雄

 

 

1978年11月18日，圭亞那的瓊斯鎮發生一場大規模的自殺及謀殺事件，在那次悲劇當中共有913位美國人罹難，而其中戴比·萊頓(Debbie Layton)和理查德·克拉克(Richard Clark)幸存了下來。戴比來自加州奧克蘭市一個相對富裕、受過教育的白人家庭，理查德則來自舊金山，出身于密西西比州一個貧微的非裔美國人家庭。他們逃離瓊斯鎮的可怕夢魘，抵達舊金山灣區后，都成了我的朋友。他們兩位都夠格稱為英雄，盡管方式不同；戴比扮演吹哨人，理查德則是個好心的見義勇為者。

 

戴比在十八歲那年加入牧師吉姆·瓊斯創立的宗教團體“人民圣殿”。許多年來，她一直是個忠誠的信徒，最后還成了神殿的財務干事。也因為職務的關系，她被委托從瓊斯鎮轉出數百萬美元存到瑞士銀行的秘密賬戶中。她的母親和兄長拉里也都是神殿的成員。但是隨著時間過去她逐漸了解到，比起瓊斯向信眾們許諾的種族和諧共處、生活自給自足的烏托邦，瓊斯鎮更像個集中營。近一千名的忠實信徒被迫從事沉重的勞動工作，經常處于半饑餓狀態，并受到身體和性方面的虐待。他們身邊被武裝警衛包圍，間諜滲透進生活中。瓊斯甚至強迫他們固定做自殺操演，稱之為“白夜”計劃：這也讓戴比心生恐懼，并且開始了解到，他做這些事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準備讓信徒們集體自殺。

 

在受到人身安全的極大威脅下，戴比決定逃離瓊斯鎮，并將那里潛在的毀滅力告知擔心他們安危的親人及政府。她甚至無法將她的潛逃計劃事先讓母親知道，只因為擔心抱病中母親的情緒反應會讓瓊斯得知她的計劃。戴比終于運用了種種復雜策略逃離了瓊斯鎮，她立即盡她所能通知當局瓊斯鎮中的虐待情形，并警告他們，她相信一場悲劇已經迫在眉睫。

 

1978年6月，她向美國政府發出了一份宣誓文件，警告可能將有一場集體自殺行動。這份宣誓文件中包含了37個詳細要點，一開始即指出，“關于，人民圣殿成員集體自殺之威脅及可能性，我戴比·萊頓·布萊基(Deborah Layton Blakey)以下所言句句屬實，如有造假愿受偽證罪處罰：這份宣誓書的目的是為喚起美國政府注意一個已存在的情況，該情況已威脅到生活于圭亞那瓊斯鎮之美國公民的生命安全。”

 

六個月后，她的災難性預言竟恐怖地應驗了。悲哀的是她呼吁援助的請求遇上多疑的政府官員，他們拒絕接受如此怪異的故事是真的。盡管如此，某些憂心的家屬確實相信她的話，促使加州國會議員里奧·瑞安(Leo Ryan)展開調查，陪同瑞安前往圭亞那的還有一位記者、一位攝影師及一些家屬。當瑞安被欺騙相信那里是理想生活環境，并準備帶著正面評價回到美國時，有幾個決定在他保護下脫逃的家庭加入了瑞安一行人。不過為時已晚，當時瓊斯已深陷進偏執妄想中，認為叛逃者一定會將瓊斯鎮的真實情況泄露給外界。于是瓊斯指使人謀殺了國會議員及一些隨行人員，接著下令將摻人氰化物的含糖飲料發給厭倦而疲憊不堪的信徒。我在第十二章中摘錄過他惡名昭彰的最后一小時演說，完整版本的演說可上網至瓊斯鎮網站上查詢。

 

戴比·萊頓曾寫過一本十分有說服力的書，說明為什么她和這么多人會受到這惡魔般的傳教士勸誘與蠱惑而掉人他的陷阱。吉姆·瓊斯如何從一個善意的神職人員變成了死亡天使，這令人不寒而栗的路西法式轉變過程在其書《誘人之毒》(Seductive Poison)中有完整呈現。我曾在別處主張，瓊斯運用的心智控制策略和喬治·奧韋爾的經典小說《一九八四》中描繪的策略明顯相似，這使得瓊斯鎮成為研究田野，而瓊斯鎮現象則是我們所能想象得到最極端心智控制手法的一場實驗--也許甚至受到美國中情局贊助。

 

理奎德是個單純，實際的人，他雖然說話溫吞，卻對于人群和地方有敏銳的觀察力。他曾說，當他一抵達瓊斯鎮時，就察覺到有某些事情非常不對勁。在這個許諾之地里，沒有一個人的臉上帶著笑容，在這個想象中應該十分富足的地方，每個人都在挨餓。人們竊竊私語，從不高聲談笑，游戲前不但得先工作，甚至除了工作外根本沒有時間玩樂。不分晝夜都聽得到瓊斯的聲音在耳邊嗡嗡作響，他不是親自發表演說，就是通過錄音帶放送談話。男女分別住在不同營房內，已經結婚的夫婦們若沒有經過瓊斯允許，甚至也不能行房。沒有人有辦法離開，除非他們能夠在離家幾千英里外的異國叢林里找到出路。

 

理查德·克拉克構想了一個計劃。他自愿擔任沒人愿意接下的“豬圈”工作，那是個臭味四溢的地方，獨立位于瓊斯鎮的不規則院區中，但對理查德而言是個理想地方，他可以從這里逃離瓊斯令人頭腦發昏的演講轟炸，從叢林中找出通往自由之路。當他開始緩慢、謹慎地進行脫逃計劃時，他把這件事告訴了黛安娜，并說等到時機成熟，他們兩個人就可以一起離開。為了挑戰瓊斯布下的大量眼線，理查德做出十分危險的決定，把他的計劃告訴極少數家庭的成員。

 

11月8日星期天早晨，瓊斯下令所有人都放一天假，以便慶祝瑞安參議員帶著在這農業社會主義烏托邦中看到的美好成果信息歸國。這正是理查德的脫逃信號。他召集了八名同伙假裝要出去野餐，然后帶著他們逃出叢林到達安全的地方。當他們抵達圭亞那的首都喬治敦時，他們所有親朋好友都已命喪黃泉。

 

理查德·克拉克最近因自然原因過世，他一直知道，相信自己的直覺，街頭智慧以及自己對“不一致性的察覺力”是個正確決定。最重要的是，他欣慰自己拯救了跟隨他逃離黑暗之心的人：理查德·克拉克，一位平凡的英雄人物。

 

 

 

 

 

拯救猶太兒童逃出納粹毒手的英雄

 

 

波蘭婦女伊雷妮·森德勒(Irene Sendler)曾拯救了近2500名原本必死無疑的猶太兒童逃出納粹魔手，她與二十名波蘭天主教徒組織成個團體，協助將住在華沙猶太區的猶太兒童們裝在籃子或救護車里偷渡出去。雖然她明知在納粹占領下的波蘭，任何幫助猶太人的人被逮到，就可能會連同家庭成員一起槍殺。森德勒最后在1943年被納粹逮捕，盡管一再受到刑求折磨，卻始終拒絕透露安置在非猶太家庭中的孩子姓名。她最近因為她的英雄行為得到波蘭參議院表揚，但高齡九十七歲的她已經虛弱得無法親自參與頒獎典禮。不過森德勒曾經寄了一封信給她所拯救的其中一位孩子，她在信中說道：“我和那些如今已不在人世的偉大秘密信差們一起拯救的每個孩子，都是我存在的理由，而不是光榮的頭銜。”

 

 

 

 

 

英雄行為的四維坐標模型

 

 

以勇氣的概念以及這里所舉的英雄式行為例子為根據，我制作了一個英雄式行為的基本模型。在某個特殊個人的總體動機架構中，英雄式行為可被描繪入三維模型：風險／犧牲類型、參與形式或方式、追尋目標。在“風險／犧牲類型”的橫軸上，一端可固定為人身危險，另一端則是社會犧牲。同樣地，在“參與形式或方式”的縱軸上，一端固定為采取主動(英勇特質)，另一端則是采取被動(堅毅特質)。而在第三個維度上，“追尋目標”則可以用以保全性命還是堅持理想為目的來形容。盡管這兩個目標在某些方面是同樣的意思--顧全性命也是個高貴的想法，不過在這個背景中，此一區分還是重要。下頁描繪了英雄式行為的三維坐標模型。

 

本模型中要加入的第四個維度為時間性(chronicity)。英雄可以是在立即作為下產生，也可能要隨著時間積累才能看出他們的偉業。在戰爭的背景下，在單一行為中展現的英雄作為會被形容為勇敢之舉--在單場戰斗中表現出勇氣的行為。對比之下，慢性的英雄式行為則叫做卓絕之舉，是在長期抗戰中所表現出的勇氣。還沒有對應的詞可用來指稱持久的平民英雄作為，也許是因為在民間領域里，在險境中表現英雄之舉的戲劇性特質不是那么容易辨認的緣故。

 

 

 

 

 

英雄的對照：非凡與平凡

 

 

貪生怕死的土壤上孕育不出盛名之木。

 

--約翰·彌爾頓

 

傳統概念中，英雄是優異卓越的人種，現在我們要加入一個相反的觀點--有些英雄只是做出非凡之舉的平凡人。第一種英雄的形象比較浪漫，也比較受到古代神話和現代媒體的歡迎和喜愛。這種觀點認為英雄做的事情是平凡人異地而處時不會做，或是做不到的。這些超級明星一定是生來就帶著英雄的基因，英雄不是常規，是異例。

 

第二種觀點，我們可以稱為“規則就是例外”，這種想法導引我們去檢視情境和人之間的互動，檢視在特殊時間和空間中推動人做出英雄之舉的動態。情境的作用或許是激發行動的催化劑，也可能是扮演降低行動阻礙的角色，社會支持網絡的形成就是其中一種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數例子中，參與英雄式行動的人都一再拒絕被冠以英雄美譽，正如克里斯蒂娜的案例。

 

這些行英雄事跡的人認為他們只是采取在那時候看似必要的行動而已。他們相信任何人都會做出一樣的舉動，要不然會難以理解為什么其他人沒有這么做。曼德拉曾說過：“我不是圣人，我只是因為處于非比尋常的環境中，所以變成領袖的平凡人。”我們常從做出英雄之舉的人們口中聽到這類話，這些人來自社會各階層，他們會說“這沒什么”、“我做了我該做的”。這些是“平凡”或日常生活中的勇士們的謙抑之詞，是我們的“平庸英雄”。接下來讓我們將正面的平庸性和漢娜·阿倫特教給我們的所謂“邪惡的平庸性”做個對照。

 

 

 

 

 

論邪惡的平庸性

 

 

邪惡的平庸性概念來自阿倫特對于阿爾道夫·艾希曼受審時的觀察，艾希曼被控犯下侵害人權的罪行，協助策劃歐洲猶太人的人種滅絕行動。在《艾希曼受審于耶路撒冷：關于邪惡的平庸性的一份報告》書中，阿倫特系統地闡述了這觀點，她認為不應該將這類人視為例外，把他們當成禽獸或是變態的虐待狂。她主張，這類典型被用于詮釋邪惡罪行加害者的天性式歸因，作用只是將加害者和人類社群成員隔絕而已。但是漢娜·阿倫特說，我們應該揭露的是艾希曼和那些跟他類似的人身上的平凡性。了解到這點后，就會更加意識到這類人是所有社會中普遍而潛藏的一股危險力量。艾希曼抗辯他只是按照命令行事而已。關于這位集體屠殺劊子手的動機與良知，阿倫特指出，“就他的基本動機來說，他相當確定自己不是他所稱‘內心卑劣的人’，意思是他內心深處藏著一個下流混賬；就他的良知而言，他記得非常清楚，如果說他會覺得良心不安的話，唯一的原因只會是因為他沒有服從指令--以極度熱誠和一絲不茍的手法將數百萬男女老幼送上斷魂路。”

 

在阿倫特對艾希曼的描繪中，最令人震驚的是從各方面來說，艾希曼似乎是個極端正常而且徹底平凡的人：

 

共有半打的精神病學家鑒定艾希曼的精神狀態屬于“正常”，據說其中一位更是宣稱：“無論如何，他的精神狀態比做完他精神鑒定之后的我還要正常。”而另一位則發現，就他的整體心理狀態，他對妻小、父母、兄弟姊妹及友人的態度來評估，他“不僅是個正常人而且還非常討人喜歡”。

 

阿倫特提出她至今仍維持經典地位的結論：

 

艾希曼的問題正是在于，他跟太多人其實沒有兩樣，他們既不是變態也不是虐待狂，而且他們過去是、現在也仍是可怕且駭人地正常。從法律制度及道德判斷標準而言，這種正常性比所有暴行總和都還令人震驚，因為這意味著……此一新類型犯罪者的確是人類公敵……在他幾乎不可能知道或不覺得自己做錯的環境下犯下這些罪行。

 

接著阿倫特寫下了這段鏗鏘有力的話語，她形容艾希曼帶著尊嚴步向絞刑架：

 

仿佛在生命的最后幾分鐘，他用他的一生總結了人性之惡這門漫長課程曾給我們的教訓--邪惡那令人喪膽、蔑視一切言語和思想的平庸性。

 

我們前面提過“平凡人”犯下暴行的觀點，歷史學家克里斯多弗·布朗寧已做出完整的探討。他揭露了由數百名來自德國漢堡的男性所組成的101后備隊，在遙遠的波蘭村莊中犯下的滅猶罪行，而這些罪行或是屬于系統性行為，或是由個人所為。這些屬于工人及中下階層的中年居家男子槍殺了數千名手無寸鐵的猶太人，不分男女老幼，并且將另外數千名猶太人強制送往死亡集中營。然而布朗寧在他的書中堅決聲稱他們全都是“平凡人”。他認為納粹政權的大規模屠殺政策“并非少數攪亂日常生活寧靜的失常或特殊事件，正如101后備隊的故事指出，集體謀殺成了例行公事。正常性本身最后變成極度反常”。

 

心理學者歐文·斯托布也持同樣觀點。他的研究使得他逐漸導出結論，“邪惡從平凡思維中滋長并由普通人付諸實行，這向來是通則，不是例外。”根據齊格蒙特·鮑曼(Zygmumt Bauman)對猶太人大屠殺的分析，殘酷的行為應該從社會根源來歸因，而不是歸咎于“性格分析學式的”決定因素或是“人格缺陷”。鮑曼更進一步認為，有能力聲張道德自主性以抗拒破壞性權威指令的少數個人，才是通則中的例外。在面對試煉之前，這樣的人極少能意識到他或她擁有的力量。

 

邪惡平庸性的另一種特質將我們引進拷問者巢穴，這類人的任務是運用一切必要手段來摧毀受害者意志、抵抗力及尊嚴，而我們得思考的是，他們和病態性罪犯是否有任何差異。研究拷問者的人的共同看法是，總體而言我們無法從拷問者的背景看出他們和一般大眾的差別，在他們從事這個骯臟工作之前并不具備性格上的特殊性。約翰·康羅伊(John Conroy)曾在愛爾蘭、以色列和芝加哥三個不同事件地研究參與拷問的人，他得出的結論是：在所有案例中，那些“最惡劣的行徑”都是由“一般人”犯下。他主張拷問者在鎮壓敵人的過程中表達了他們所代表的社群意志。

 

我的同事希臘心理學者米卡·哈里托斯一法圖羅斯曾深度分析受希臘軍政府訓練擔任官方許可刑求者的軍人(1967-1974)，她得到的結論是：拷問者不是天生，而是后天訓練而成。針對“誰有辦法成為有效率的拷問者？”這問題，她的答案是“任何人的兒子都辦得到”。只需要短短幾個月，來自農村的普通年輕男性就可以被訓練成“兇器”，做得出牲畜一樣的殘暴行為，他有能力使用最可怕的手法來羞辱、傷害任何被貼上“敵人”標簽的人--當然了，那些人全都是自己的同胞。這類結論不是僅適用于某個國家，許多極權政體中都有出現過共通現象。我們曾研究過巴西的“暴力工作者”，這些警察為統治巴西的軍政府刑求、謀殺巴西人民。而從我們所能搜集到的所有證據中顯示，他們也都是些“平凡人”。

 

 

 

 

 

論英雄之舉的平庸性

 

 

我們現在可以準備考慮這樣的觀點：大部分成為惡行加害者的人可以和做出英雄之舉的人直接相比較，因為他們有一個共通點--都只是平凡的一般人。邪惡的平庸性與英雄之舉的平庸性之間有許多相似性。兩者都不能直接歸因于獨一無二的天性傾向：無論在基因或是內在心理面上，做出這兩類事情的人都不具有病態或良善的特殊內在特質。兩種狀況都是在特殊時間、特殊時間中才浮現，在這之中，情境性力量扮演著強制的角色，推促著特定個人跨過不行動到行動之間的決定界限。當個人被行為脈絡中產生的牽引力量攫獲時，會有做出決定的決定性時刻。這些力量結合起來，增加了個人做出傷害他人或幫助他人行為的機會。他們的決定或許是有意為之，或許是無意識中做成。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強烈的情境力量經常會強力驅使人行動。情境的行動引導力包括：群體壓力和群體認同、行動責任的分散、只考慮眼前不顧后果、社會模式的出現，以及對某個意識形態的承諾。

 

在猶太大屠殺期間對猶太人伸出援手的歐洲基督徒的說法中，有個共有的主題，總結說就是“善良的平庸性”。這些做了正確的事卻絲毫不以英雄自居的拯救者，認為自己只是表現了何謂正派合宜言行的共通感受，這樣的人數量多得令人注目再三。而在納粹絕世空前的系統性種族滅絕行動背景下，他們的善良平庸性格外使人印象深刻。

 

我在這趟旅程的路上已嘗試告訴各位，阿布格萊布監獄的虐囚憲兵獄卒和斯坦福監獄實驗中的虐囚獄卒都說明了《蠅王》類型的暫時性人格變化，亦即從尋常人變成邪惡的加害者。我們必須將這些人和持續執行大規模暴行的暴君對照并列，后者包括阿明將軍、希特勒和薩達姆。我們也應該將一時的英雄和終身英雄對照觀察。

 

在美國阿拉巴馬州的一輛公交車上，羅薩·帕克斯(Rosa Parks)拒絕坐到公交車后方的“有色人種”座位區，喬·達比揭發阿布格萊布虐囚事件：應聲趕往救援危難中受害者的英雄之舉，是指發生在特定時間、地點的勇敢作為。對照于此，甘地或是特里薩修女的英雄之舉則是終身篤行的英勇作為。慢性英雄和急性英雄的對照正如同勇敢與英勇的對照一般。

 

這意味著，我們之中任何人都能輕易成為英雄或是邪惡加害人，一切端視我們如何受到情境力量影響而定。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找出如何限制、約束及避免促使我們做出社會病態行為的情境性及系統性力量。此外同樣不可少的是，每個社會都要在公民之中培養出“英雄形象”意識。我們可以透過傳達這樣的信息來培養英雄形象的公民意識：每個人都在等待成為英雄的時刻到來，而在時候到來時期望人們做出正確的事。對每個人來說，決定性的問題是：是否采取行動幫助他人？是否要避免傷害他人？還是該什么事都不做？我們應該要預備許多桂冠頒發給發現自己潛藏力量和美德，并讓勇氣和美德推促他們對抗不公正和殘忍行為、始終堅持節操的人。

 

我們已回顧過大量反社會行為的情境性決定因素的研究，特別是米爾格倫對權威力量的調查，以及斯坦福監獄實驗中揭露的制度性力量，這些研究透露出，正常的一般人可以被引導對無辜的他者做出殘酷的行為，而這改變可以到達什么程度。盡管在這些研究以及許多其他的研究中，大多數人或是服從，順從、屈從，或是被勸服，受到誘惑而做了不該做的事，但始終有少數人抗拒，抗議、拒絕服從不符合人性的指令。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面對輕易讓大多數人淪陷的強有力情境力量，一個人的抵御能力也就是英雄精神所在。

 

抵抗情境力量之人的人格，是否不同于盲目服從者？一點也不。相反的，英雄之舉的平庸性概念堅持認為，在重要時刻做出英雄之舉的人和輕易受到誘惑的大多數人并沒有根本上的差異。但并沒有足夠的經驗研究可支持這主張。這是因為英雄式行為并不是可以做系統性研究的單純現象，它難以被清楚定義，也無法當場進行資料搜集。英雄式行為瞬間即逝，難以預料，完全只能通過回溯的方式評價。也由于英雄們通常是在英雄行為發生后數個月或數年后才接受訪談，因此這些也許會被攝影家亨利·卡蒂埃--布雷松(Henri Cartier-Bresson)稱為“決定性瞬間”的英雄作為，我們也找不到相關回溯性研究。總而言之，我們并不了解在英雄們決定冒險的那一刻，他們的決定基礎是什么。

 

 

 

 

 

英雄作為證實了人類之間的關聯

 

 

世界各地每個國家中都有成千上萬的平凡人一旦身處特殊環境中會決定做出英雄之舉，其原因至今尚未完全了解。表面上看來，我們所采取的觀點似乎戳破了英雄神話，把原本稀有特殊的事物變得稀松平常。不過實情并非如此，因為我們的立場仍然承認英雄作為特殊而稀有。英雄式行為維護了一個社群的理想，并提供非比尋常的指引，也為有利社會的行為提供了角色示范。英雄式行為的平庸性代表著我們所有人都是等待中的英雄，是我們所有人在某個時間點上都可能面對的選擇。

 

我認為，若我們將英雄之舉當成是人人皆有的人性，而不是被選中的少數才有的稀少特質，將更能增進每個社群中的英雄式行為。根據記者卡羅爾·迪皮諾(Carol Depino)的說法：“每個人都有能力成為某種程度上的英雄。有時候你可能不了解。對某個人來說，一個英雄之舉可能只是把門敞開然后跟他打聲招呼。我們所有人都是某個人的英雄。”

 

關于平凡英雄的普遍性，將可激勵我們重新思考我們之中的尋常英雄，那些用他們的日常犧牲豐富我們生命的人們。

 

于是，我們來到這次深入黑暗之心的漫長旅程尾聲，而我們將帶著最終的信息返回：應當贊頌英雄式行為和英雄人物。我們將以集體心靈中更巨大的良善，以及凡夫俗子們立志成為個人英雄的決心，打擊并最終戰勝存在于人與人之間的邪惡。這并不是個抽象概念，而是如俄羅斯詩人、斯大林時代的勞改營囚犯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提醒的，“善惡之界存乎一心，誰愿意摧毀自己心中的一部分？”

 

感謝你與我分享這次旅程。

 

再會！

 

菲利普·津巴多